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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5日下午第五场演讲摘要
发布时间:2017-09-27    文章出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作者: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点击率:
中国早期玉器扉牙内涵及相关问题研究
 
顾万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顾先生赞同林巳奈夫认为扉牙与羽翼有关的想法,认为中国早期扉牙的起源与高庙文化密切相关,并可上诉至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时期文化。
    
  顾先生通过类型学分析,对板状玉器如钺、圭、戈、璋等,以及西周玉柄形器等的扉牙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中国早期玉器扉牙排列方向有基本的规律,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并对牙璋中扉牙排列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以几类特殊器物如玉璇玑、牙璋、大石铲及其扉牙的含义进行了深入介绍。其中玉璇玑应该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光气之形,整个旋臂表现的是日冕,扉牙表现的即为太阳旋转时四周形成的光气。牙璋扉牙也是光气,整个牙璋总体上与太阳大气光象造型有关,其中的神兽应与幻日神有关。大石铲来源与农具,即使成为礼仪之器,可能还是应用于与农业有一定联系的场合,蕴含太阳光气的扉牙附属大石铲,可以使得大石铲获得太阳或太阳大气光象的光气能量,促使农业丰收之好出现或存续,或也衍生其意义,并衍生大石铲的象征范围,使得生殖等更多的与生产有关的事能够更好或吉祥。
    
  玉器扉牙上出现的拟人或拟动物形象,本质上仍可视为光气的组合。各类玉器的扉牙特征是应该有阴阳之分的,有的与太阳大气光象之光气或阴阳之阳气密切相关,也有的与月亮大气光象之光气或阴阳之阴气或关联明确。中国古代的早期神物神人与光气有密切的关联,羽翅之形不仅构形这类神人,还会构形神龙、猪、鸟等诸多神物,在当时的逻辑或视觉形象中,也即是光气构成这些神人神物,由此我们可知这应是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中的所谓的“气生说”之最早思维之重要源头。
    
  早期玉器扉牙在不同文化系统有不同的特征。最为主要的图像之扉牙在龙山时代呈现高度繁荣的情况,尤其在石家河文化中。到了三代,表示光气的羽翼构成或参与神面构形的情况非常多见,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大量的三代玉器上依然有诸多来自早期文化特征的扉牙。直到汉时,虽然这类羽翼参与神圣图像构形的情况没有早期明显,但是当时的“气生说”可以说是光气构形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
 
 
龙山时代玉器中的人神表现
 
陆建芳(南京博物院)

 
  陆先生运用图像学、类型学等研究方法,对大量出土玉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羽冠和面具形象来区分人和神,这些玉器背后蕴含了龙山时代的人神观念,即天有多层,具体来说,良渚文化中有17层,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删减为5层。人可以升天,且在升天场景中常有神鸟接引,后期转变为龙接引。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龙门形象,最早或可追溯至龙山时代。
 
 
金沙、福泉山、海丰良渚文化玉琮探索
 
江美英(台湾南华大学
 
  金沙遗址共出土有27件玉琮,包含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因素,通过对它们的讨论,可以探索新石器到商末周初时期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江先生在讲座中对金沙玉琮、福泉山M9:21玉琮及广东海丰三舵村1号玉琮、2号玉琮进行了比较分析,除福泉山玉琮外,其余三件器表均有磨痕,部分线纹长期使用已磨损不见。这四件玉琮均为玉质较好的青玉质地,玉料为黄绿色透闪石,器形较大,纹饰精美,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时代方面有先后,福泉山玉琮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墓葬,金沙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处时期,海丰玉琮则发现于贝丘遗址。
 
  有学者认为发现于金沙遗址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能是随着良渚的一支先民迁徙至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而带来的。至于良渚人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有学者认为应该是走中原路线,经过河南进入四川;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山东、经过中原路线,再进入成都平原。
 
 
玉器、绿松石与海贝——BC2000-1000年之间的地域间交流
 
秦小丽(日本金沢大学)
 
  秦先生首先对二里头、大甸子、三星堆及云南兴义遗址遗址概况及发现玉器、海贝、绿松石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其他遗址如陶寺遗址、下靳遗址、宗日遗址、卡诺遗址、新庄坪遗址、大河庄遗址、朱家寨遗址、尕马台遗址、东灰山遗址、磨沟遗址、石峁遗址、盘龙城遗址也有相关的考古发现。
    
  海贝的产地有印度洋说和南海说两种,有学者提出红海作为海贝的产地值得思考。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早期青铜时代在西北内陆地区出现,其产地与流通线路均体现稀有品的长距离交流关系。
    
  新石器时代的玛瑙产品目前发现较少,仅在大何庄、宗日遗址和西藏的像雄、卡诺发现。但是若关注早期青铜时代的大甸子遗址、朱家寨遗址以及再晚一些的西周时期,玛瑙珠在王朝国家贵族中的盛行状况则值得我们做更多的前期研究。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南亚印度河流域的 Ravi period就已经存在着玛瑙珠的贸易网络。这一交流网开始于3300BC年左右。Harappa 遗址出土的玛瑙珠和天青石珠可能把玛瑙产地与天青石产地的 Gujarat 和 Rajasthan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因为Gujarat和Rajasthan 有丰富的玛瑙矿藏,使得成为南亚玛瑙经济交易的中心。南亚的玛瑙珠的地域间交易网,既有大型手工业作坊产品,也有家庭式个人作坊的产品,以此维持长距离贸易与近距离的地方间交流。并一直延续到其后的the Kot Diji phase(2800-2600BC) 。
    
  镶嵌技术始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并延续到齐家文化、陶寺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绿松石装饰品与镶嵌技术出现初期,应该出于人们对于饰品装饰色彩多样化的需求,因而骨质、海贝、河蚌、红色玛瑙、黑色粘着物可能都可以纳入选择的范畴,这一时期绿松石嵌片呈现不规则形,镶嵌本体的材质有骨质、陶质、漆木器等。这也促使人们为了获得必要的原材料而进行某种长距离交易。当这一技术成熟之后,特别是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绿松石镶嵌被应用在牌饰、龙形器、铜铃、玉钺等礼器上,成为彰显权利的象征。镶嵌片开始整齐划一,并根据形状灵活改变,镶嵌技术达到高峰。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盛行的东西文化交流是BC2000年中国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礼仪性遗物均反映了这种东西交流对中原王朝国家成立的影响,特别是绿松石镶嵌技术的应用。然而在中原王朝国家确立之后,这种交流则转变为南北地域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原对南方地区的影响,比如牙璋就是这种政治影响的象征物之一。
 
 
古蜀玉器与越南玉器之关系
 
陈显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对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牙璋研究,并根据其形式和加工工艺,初步认为越南冯源文化中的牙璋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玉器,在越南发现的陶高柄豆也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在河内发现的蜀式青铜戈也证实了古蜀文化在越南的存在。由此可以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十四纪前,古蜀人中的一支已来到越南,而不是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
 
 
山西商代玉器概述
 
马金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地区的商代文化可分为早商二里冈时期和晚商殷墟时期两个阶段。其中早期文化包括中条山及漳河流域,代表性遗址有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平陆前庄村遗址,长子北高庙。晚期殷墟时期包括晋东南、晋南等地区,与殷墟相邻,出土文物和殷墟相一致。太行山以西、黄河沿岸、汾河、滹沱河和吕梁山地区,出土文物有着浓厚地方特点,属商王朝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早商时期出土玉器较少,品种单一,工艺简单,光素无纹。东下冯遗址出土玉器有玉笄、绿松石珠、坠、小玉锛、带齿玉器。垣曲商城出土玉器有柄形器、玉铲、残玉饰。长子北郊北高庙坡蓄水池出土玉器有玉柄形器、玉镞。
    
  晚商时代(盘庚迁殷至纣亡),晋南-浮山桥北南疙瘩墓地出土玉器有觹、佩饰、玉玦、石圭、石璜、玉鹰、玉虎头(玉卷龙)、玉扣、锛、玉鹦鹉、玉鱼、松石玉玦等。晋中-灵石旌介两座商墓出土玉器有鱼、管、璜、鸟、鹿头、兔、虎、蝉,蚕、燕、鸟、璧等。吕梁山石楼桃花庄出土有玉凿、玉璜、玉璧、玉玦、玉刀等玉器20件。石楼后蓝家、义牒、诸家峪等地点也发现有零星玉器出土。保德林遮峪发现石琮2件,串饰18件,包括琥珀、松石、玉、骨制品。
    
  总的来说山西出土的商代玉器数量不多,主要有三大类型:礼仪类的环、圭;仪仗类的矛、戚、刀等;工具类的凿、刀、纺轮及小刻刀,这些大多并非实用器具仅作象征之物;用具类的玉弭;装饰类分两类,一类是专用于人身的装饰如头饰、冠饰、臂饰、佩挂在人身上的坠饰、牌饰及串珠等,另一部分是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的玉件,如柄形饰、长条形饰、圆形饰等。
    
  山西地区商代方国众多,后来更是戎狄聚居的地区,直到春秋时期,这里还是种姓繁多,不相统属。其中灵石旌介商代墓葬出土的器物,更多的含有草原文化特色,属于商文化的地方分支,旌介商民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灵石以南、汾河以东,即洪洞、浮山及晋东南地区,属于商系文化系统,该地区与殷墟相邻,出土文物和殷墟相一致,他们是与商王朝友好的诸方国。从灵石往北往西不远,即已进入以石楼、保德等为代表的另一支文化分布范围,他们与商文化并行发展、互为影响,与商王朝是敌对的诸方国。这种情况同甲骨文、古籍记载相符合,在商王朝西部和北部地区有着许多方国的存在,即有友好的邻邦也有敌对征伐的敌方。
 
 
山东馆藏商周玉器概述
 
周婀娜(山东博物馆)
 
  山东出土商代玉器的地点主要有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此外在滕县井亭、薛国故城、黄县归城和周家村、枣庄二疏城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总体看山东地区商时期玉器的出土地点较多,重要遗址墓葬相对比较集中。初步统计有鸟形玉饰出土的遗址大概有5 处,其中包括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
    
  山东地区出土的玉鸟从造型来说可以大体分为燕雀类、玉鹦鹉、璜式玉鸟、玉怪鸟、水禽类、玉鸱鸮六类。其中燕雀类,即我们所说的玄鸟,《诗•商颂•玄鸟》中商民族就把自己看作是玄鸟的后裔,直到东周时期,商民族的后裔宋人还以玄鸟为自己的始祖。玉鹦鹉应该是高等级身份的象征的凤鸟,古时头戴高冠的巫觋通天地要依靠一定媒介,鹦鹉可以模仿人类语言,那么古时巫觋作法时嘴里发出的声音,想必鹦鹉也是能模仿出来的,所以鹦鹉作为通灵的神物是最合适不过的。璜式玉鸟也应属于高冠凤鸟一类,以阴线雕刻出凤鸟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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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5日下午第五场演讲摘要

发布时间: 2017-09-27

中国早期玉器扉牙内涵及相关问题研究
 
顾万发(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顾先生赞同林巳奈夫认为扉牙与羽翼有关的想法,认为中国早期扉牙的起源与高庙文化密切相关,并可上诉至河姆渡文化、崧泽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等时期文化。
    
  顾先生通过类型学分析,对板状玉器如钺、圭、戈、璋等,以及西周玉柄形器等的扉牙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认为中国早期玉器扉牙排列方向有基本的规律,也存在例外的情况,并对牙璋中扉牙排列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
    
  并以几类特殊器物如玉璇玑、牙璋、大石铲及其扉牙的含义进行了深入介绍。其中玉璇玑应该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光气之形,整个旋臂表现的是日冕,扉牙表现的即为太阳旋转时四周形成的光气。牙璋扉牙也是光气,整个牙璋总体上与太阳大气光象造型有关,其中的神兽应与幻日神有关。大石铲来源与农具,即使成为礼仪之器,可能还是应用于与农业有一定联系的场合,蕴含太阳光气的扉牙附属大石铲,可以使得大石铲获得太阳或太阳大气光象的光气能量,促使农业丰收之好出现或存续,或也衍生其意义,并衍生大石铲的象征范围,使得生殖等更多的与生产有关的事能够更好或吉祥。
    
  玉器扉牙上出现的拟人或拟动物形象,本质上仍可视为光气的组合。各类玉器的扉牙特征是应该有阴阳之分的,有的与太阳大气光象之光气或阴阳之阳气密切相关,也有的与月亮大气光象之光气或阴阳之阴气或关联明确。中国古代的早期神物神人与光气有密切的关联,羽翅之形不仅构形这类神人,还会构形神龙、猪、鸟等诸多神物,在当时的逻辑或视觉形象中,也即是光气构成这些神人神物,由此我们可知这应是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中的所谓的“气生说”之最早思维之重要源头。
    
  早期玉器扉牙在不同文化系统有不同的特征。最为主要的图像之扉牙在龙山时代呈现高度繁荣的情况,尤其在石家河文化中。到了三代,表示光气的羽翼构成或参与神面构形的情况非常多见,春秋战国时期依然存在,大量的三代玉器上依然有诸多来自早期文化特征的扉牙。直到汉时,虽然这类羽翼参与神圣图像构形的情况没有早期明显,但是当时的“气生说”可以说是光气构形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升华。
 
 
龙山时代玉器中的人神表现
 
陆建芳(南京博物院)

 
  陆先生运用图像学、类型学等研究方法,对大量出土玉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羽冠和面具形象来区分人和神,这些玉器背后蕴含了龙山时代的人神观念,即天有多层,具体来说,良渚文化中有17层,石家河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删减为5层。人可以升天,且在升天场景中常有神鸟接引,后期转变为龙接引。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龙门形象,最早或可追溯至龙山时代。
 
 
金沙、福泉山、海丰良渚文化玉琮探索
 
江美英(台湾南华大学
 
  金沙遗址共出土有27件玉琮,包含有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黄河流域文化因素,通过对它们的讨论,可以探索新石器到商末周初时期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江先生在讲座中对金沙玉琮、福泉山M9:21玉琮及广东海丰三舵村1号玉琮、2号玉琮进行了比较分析,除福泉山玉琮外,其余三件器表均有磨痕,部分线纹长期使用已磨损不见。这四件玉琮均为玉质较好的青玉质地,玉料为黄绿色透闪石,器形较大,纹饰精美,是良渚文化最具特色的器物。时代方面有先后,福泉山玉琮出土于新石器时代墓葬,金沙遗址时代为商末周处时期,海丰玉琮则发现于贝丘遗址。
 
  有学者认为发现于金沙遗址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能是随着良渚的一支先民迁徙至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而带来的。至于良渚人进入四川盆地的通道,有学者认为应该是走中原路线,经过河南进入四川;也有学者认为是从山东、经过中原路线,再进入成都平原。
 
 
玉器、绿松石与海贝——BC2000-1000年之间的地域间交流
 
秦小丽(日本金沢大学)
 
  秦先生首先对二里头、大甸子、三星堆及云南兴义遗址遗址概况及发现玉器、海贝、绿松石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此外,其他遗址如陶寺遗址、下靳遗址、宗日遗址、卡诺遗址、新庄坪遗址、大河庄遗址、朱家寨遗址、尕马台遗址、东灰山遗址、磨沟遗址、石峁遗址、盘龙城遗址也有相关的考古发现。
    
  海贝的产地有印度洋说和南海说两种,有学者提出红海作为海贝的产地值得思考。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早期青铜时代在西北内陆地区出现,其产地与流通线路均体现稀有品的长距离交流关系。
    
  新石器时代的玛瑙产品目前发现较少,仅在大何庄、宗日遗址和西藏的像雄、卡诺发现。但是若关注早期青铜时代的大甸子遗址、朱家寨遗址以及再晚一些的西周时期,玛瑙珠在王朝国家贵族中的盛行状况则值得我们做更多的前期研究。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南亚印度河流域的 Ravi period就已经存在着玛瑙珠的贸易网络。这一交流网开始于3300BC年左右。Harappa 遗址出土的玛瑙珠和天青石珠可能把玛瑙产地与天青石产地的 Gujarat 和 Rajasthan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因为Gujarat和Rajasthan 有丰富的玛瑙矿藏,使得成为南亚玛瑙经济交易的中心。南亚的玛瑙珠的地域间交易网,既有大型手工业作坊产品,也有家庭式个人作坊的产品,以此维持长距离贸易与近距离的地方间交流。并一直延续到其后的the Kot Diji phase(2800-2600BC) 。
    
  镶嵌技术始于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并延续到齐家文化、陶寺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绿松石装饰品与镶嵌技术出现初期,应该出于人们对于饰品装饰色彩多样化的需求,因而骨质、海贝、河蚌、红色玛瑙、黑色粘着物可能都可以纳入选择的范畴,这一时期绿松石嵌片呈现不规则形,镶嵌本体的材质有骨质、陶质、漆木器等。这也促使人们为了获得必要的原材料而进行某种长距离交易。当这一技术成熟之后,特别是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绿松石镶嵌被应用在牌饰、龙形器、铜铃、玉钺等礼器上,成为彰显权利的象征。镶嵌片开始整齐划一,并根据形状灵活改变,镶嵌技术达到高峰。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盛行的东西文化交流是BC2000年中国初期王朝国家形成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各类礼仪性遗物均反映了这种东西交流对中原王朝国家成立的影响,特别是绿松石镶嵌技术的应用。然而在中原王朝国家确立之后,这种交流则转变为南北地域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原对南方地区的影响,比如牙璋就是这种政治影响的象征物之一。
 
 
古蜀玉器与越南玉器之关系
 
陈显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通过对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牙璋研究,并根据其形式和加工工艺,初步认为越南冯源文化中的牙璋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不仅是玉器,在越南发现的陶高柄豆也深受古蜀文化的影响。在河内发现的蜀式青铜戈也证实了古蜀文化在越南的存在。由此可以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十四纪前,古蜀人中的一支已来到越南,而不是文献记载的“秦汉之际”。
 
 
山西商代玉器概述
 
马金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地区的商代文化可分为早商二里冈时期和晚商殷墟时期两个阶段。其中早期文化包括中条山及漳河流域,代表性遗址有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平陆前庄村遗址,长子北高庙。晚期殷墟时期包括晋东南、晋南等地区,与殷墟相邻,出土文物和殷墟相一致。太行山以西、黄河沿岸、汾河、滹沱河和吕梁山地区,出土文物有着浓厚地方特点,属商王朝偏远地区少数民族文化。
    
  早商时期出土玉器较少,品种单一,工艺简单,光素无纹。东下冯遗址出土玉器有玉笄、绿松石珠、坠、小玉锛、带齿玉器。垣曲商城出土玉器有柄形器、玉铲、残玉饰。长子北郊北高庙坡蓄水池出土玉器有玉柄形器、玉镞。
    
  晚商时代(盘庚迁殷至纣亡),晋南-浮山桥北南疙瘩墓地出土玉器有觹、佩饰、玉玦、石圭、石璜、玉鹰、玉虎头(玉卷龙)、玉扣、锛、玉鹦鹉、玉鱼、松石玉玦等。晋中-灵石旌介两座商墓出土玉器有鱼、管、璜、鸟、鹿头、兔、虎、蝉,蚕、燕、鸟、璧等。吕梁山石楼桃花庄出土有玉凿、玉璜、玉璧、玉玦、玉刀等玉器20件。石楼后蓝家、义牒、诸家峪等地点也发现有零星玉器出土。保德林遮峪发现石琮2件,串饰18件,包括琥珀、松石、玉、骨制品。
    
  总的来说山西出土的商代玉器数量不多,主要有三大类型:礼仪类的环、圭;仪仗类的矛、戚、刀等;工具类的凿、刀、纺轮及小刻刀,这些大多并非实用器具仅作象征之物;用具类的玉弭;装饰类分两类,一类是专用于人身的装饰如头饰、冠饰、臂饰、佩挂在人身上的坠饰、牌饰及串珠等,另一部分是装饰在各种器物上的玉件,如柄形饰、长条形饰、圆形饰等。
    
  山西地区商代方国众多,后来更是戎狄聚居的地区,直到春秋时期,这里还是种姓繁多,不相统属。其中灵石旌介商代墓葬出土的器物,更多的含有草原文化特色,属于商文化的地方分支,旌介商民与商王朝有着较为稳定的臣属关系。灵石以南、汾河以东,即洪洞、浮山及晋东南地区,属于商系文化系统,该地区与殷墟相邻,出土文物和殷墟相一致,他们是与商王朝友好的诸方国。从灵石往北往西不远,即已进入以石楼、保德等为代表的另一支文化分布范围,他们与商文化并行发展、互为影响,与商王朝是敌对的诸方国。这种情况同甲骨文、古籍记载相符合,在商王朝西部和北部地区有着许多方国的存在,即有友好的邻邦也有敌对征伐的敌方。
 
 
山东馆藏商周玉器概述
 
周婀娜(山东博物馆)
 
  山东出土商代玉器的地点主要有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此外在滕县井亭、薛国故城、黄县归城和周家村、枣庄二疏城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总体看山东地区商时期玉器的出土地点较多,重要遗址墓葬相对比较集中。初步统计有鸟形玉饰出土的遗址大概有5 处,其中包括青州苏埠屯、济阳刘台子、滕州前掌大、济南大辛庄、济南刘家庄等遗址。
    
  山东地区出土的玉鸟从造型来说可以大体分为燕雀类、玉鹦鹉、璜式玉鸟、玉怪鸟、水禽类、玉鸱鸮六类。其中燕雀类,即我们所说的玄鸟,《诗•商颂•玄鸟》中商民族就把自己看作是玄鸟的后裔,直到东周时期,商民族的后裔宋人还以玄鸟为自己的始祖。玉鹦鹉应该是高等级身份的象征的凤鸟,古时头戴高冠的巫觋通天地要依靠一定媒介,鹦鹉可以模仿人类语言,那么古时巫觋作法时嘴里发出的声音,想必鹦鹉也是能模仿出来的,所以鹦鹉作为通灵的神物是最合适不过的。璜式玉鸟也应属于高冠凤鸟一类,以阴线雕刻出凤鸟的轮廓。
 
 

作者: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文章出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