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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5日上午第三场演讲摘要
发布时间:2017-09-27    文章出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作者: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点击率: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玉器浅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方向明

 
  报告介绍了安阳殷墟花园庄M54的发掘背景,墓葬形制,出土玉器,将M54的年代定在殷墟文化二期偏晚,绝对年代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该墓随葬玉器222件,分为礼器类、兵器类、工具类、装饰品类及杂器类,约占随葬总数的38.5%,与妇好墓39.2%大体相当。
    
  认为玉器中的部分兵器与安阳刘家庄墓地及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同类器物较为相似,相互之间的异同反应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墓主头部的玉钺(玉圭)、玉璧戚均是是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
    
  装饰品上的兽头饰与西周时期玉牌联珠串饰中的玉牌的功能相似。
    
  商代玉器中数量众多的兽面饰、兽头饰造型来源,可能与车马器中的羁饰有关。
    
  虽然商代柄形器在玉器中的地位并不显著,但是柄形器可能是唯一以形来体现精神观念中多层次的玉器,无论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平顶、神人、花瓣(羽)、神人、花瓣、龙首,还是商代的多层次花瓣(羽)柄形器,乃至西周时期镶嵌介字形冠结构的复杂柄形器,都是其它类玉器所部不具备的。它们承载着的特别意义。
 
    报告还强调了玉器出土场景的重要性,强调不同层位和组合配伍及倒塌之后移位的复原。
 
 
夏至商早商玉器形纹特征初探
 
上海震旦博物馆  吴棠海

 
  夏至商早期的品类主要是玉璋、玉戈、玉刀、玉钺、玉镞、玉斧、玉璜、玉环及柄形器等,其器形品类与龙山时期大致相似,至于象生动物题材则十分罕见。部分器物的纹饰风格也延续到了商代晚期,可见夏至商早期玉器处于龙山时期和晚商之间,具有承前启后之关系。
 
    报告从龙山玉器的范围、纹饰比较、琢纹工法比较、镂空工法比较、夏-商早期玉器的判别、出土物和传世品的鉴定、形纹特征排比归纳7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虽然早商时期玉器出土不多,但是透过龙山时期玉器与晚商玉器的排比分析,可以归纳出龙山玉器和晚商玉器在造型、纹饰及工艺技法上的特征。将此特征做为时代的符号,检视可靠的考古出土品,从中掌握玉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同步现象,然后以此局部转变的特色作为鉴定早商时期玉器的基础,厘清早商玉器在承先启后的过程中所具有符号特征,与其所形塑而成的时代风格。此一时代符号的整理与判读,不仅可以用来鉴定早商时期玉器,更能推广到其他品项,帮助我们精准的掌握古代文物的特色,是「料工形纹-古器物学」的核心理念与应用。
 
 
古、仿古与变古: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发展
 
台南艺术大学 黄翠梅

 
  玉琮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长江下游地区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漫长发展过程,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又在遥远的齐家文化再度短暂复兴。到了商周时期,玉琮虽然持续出现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的遗址或墓葬之中,然而它们多数属于遗留自新石器时代的前期旧玉,这些玉琮或被重新改制,或被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物或珍贵物品留传下来。
    
  报告梳理了晚商—商周之际玉琮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状况,系统分析了殷墟地区商代墓葬出土玉琮、黃河中下游地区商周之交至西周早期墓葬玉琮的出土位置、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琮和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玉琮。认为各地区玉琮造形多样,来源也相当多元,除了遗留自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的玉琮外,部分玉琮的外形与新石器时代玉琮有比较大的区别,应是模仿自前期玉琮的当地制品,或是与同时期其他地区交流下的产物。再通过比较各地区出土玉琮形制与功能的异同,进而探讨它们可能的流传路径。
 
    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发展的三种模式—遗古、仿古和变古。
 
 
关于商代玉戚功用的浅析

故宫博物院 杨晶

 
  报告对商代玉戚的名称和用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商代玉戚的考古发掘背景。
    
  对商代的玉戚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其分成长方形戚和壁形戚两类,并对其在商代的演变规律进行总结。由形制特征与出土位置来看,玉戚的装柄应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横向装柄,即将柄的上端一侧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一侧;纵向装柄,即把柄的顶端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上方。
    
  在系统梳理玉戚资料的基础上,推定横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短兵器,纵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长兵器,至于不装柄的玉戚或许应为一种祭祀用器。
    
  报告考察了商代玉戚上的扉棱,一般为双数,左右对称,按照齿数的多少,可以划分为六齿和四齿两种样式,并梳理了扉棱这一特殊装饰从史前—西周时期的演变轨迹。
 
    报告还深入研究了商代玉戚的源流问题,认为商代玉戚是由二里头文化玉戚演变而来,西周玉戚则是在继承商代玉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玉璧的象征——以三星堆与金沙的玉璧为例
 
孙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报告首先对玉璧的造型渊源和用壁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赞同学术界玉壁可能是模仿太阳形态的观点。
    
  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片及铜制的带柄三鸟纹有领壁形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铜树树干和数枝上的壁形铜环的研究,认为在金沙和三星堆代表的两种文化中,玉壁中央的圆孔具有太阳的象征,而壁轮则很可能代表太阳周边的气团,神话中托付太阳的神鸟正是在这个气团中绕着太阳飞翔。
    
  同时认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壁形玉器和铜器、包括其上的纹饰对于我们认识玉璧这类器物为何会取得“礼天”的祭祀礼器的功能将会大有帮助。
 
    报告还强调了玉器抽象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问题。
 
妇好墓玉器纹饰见新现象的考察与研究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张照根

 
  “妇好墓出土玉器自然老化特征的考察与研究”一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考古出土玉器科学研究”课题的子课题。
    
  报告归纳了玉器纹饰见新基本定义,划分了玉器纹饰见新的类别,概括了玉器见新的对象,梳理了8种玉器纹饰见新痕迹识别方法,并对玉器纹饰见新成因及见新工艺时间节点进行了阐释。
    
  报告对玉器纹饰见新痕迹发现的意义进行总结,认为玉器纹饰见新现象是客观存在,其发现对古代玉器研究、丧葬习俗、考古学理论甚至文物鉴定学理论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玉器纹饰见新工艺是玉器工艺流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从广义见新的角度有助于识别古代玉器流转过程中自残、改制和修复的时间节点和特征。其玉器纹饰见新现象是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终极关怀的体现。玉器纹饰见新的发现不仅将考古地层学引向微观,完善了考古理论,同时,也为文物鉴定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微观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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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5日上午第三场演讲摘要

发布时间: 2017-09-27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玉器浅析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方向明

 
  报告介绍了安阳殷墟花园庄M54的发掘背景,墓葬形制,出土玉器,将M54的年代定在殷墟文化二期偏晚,绝对年代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该墓随葬玉器222件,分为礼器类、兵器类、工具类、装饰品类及杂器类,约占随葬总数的38.5%,与妇好墓39.2%大体相当。
    
  认为玉器中的部分兵器与安阳刘家庄墓地及广汉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同类器物较为相似,相互之间的异同反应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
    
  墓主头部的玉钺(玉圭)、玉璧戚均是是墓主身份等级的象征。
    
  装饰品上的兽头饰与西周时期玉牌联珠串饰中的玉牌的功能相似。
    
  商代玉器中数量众多的兽面饰、兽头饰造型来源,可能与车马器中的羁饰有关。
    
  虽然商代柄形器在玉器中的地位并不显著,但是柄形器可能是唯一以形来体现精神观念中多层次的玉器,无论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平顶、神人、花瓣(羽)、神人、花瓣、龙首,还是商代的多层次花瓣(羽)柄形器,乃至西周时期镶嵌介字形冠结构的复杂柄形器,都是其它类玉器所部不具备的。它们承载着的特别意义。
 
    报告还强调了玉器出土场景的重要性,强调不同层位和组合配伍及倒塌之后移位的复原。
 
 
夏至商早商玉器形纹特征初探
 
上海震旦博物馆  吴棠海

 
  夏至商早期的品类主要是玉璋、玉戈、玉刀、玉钺、玉镞、玉斧、玉璜、玉环及柄形器等,其器形品类与龙山时期大致相似,至于象生动物题材则十分罕见。部分器物的纹饰风格也延续到了商代晚期,可见夏至商早期玉器处于龙山时期和晚商之间,具有承前启后之关系。
 
    报告从龙山玉器的范围、纹饰比较、琢纹工法比较、镂空工法比较、夏-商早期玉器的判别、出土物和传世品的鉴定、形纹特征排比归纳7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认为虽然早商时期玉器出土不多,但是透过龙山时期玉器与晚商玉器的排比分析,可以归纳出龙山玉器和晚商玉器在造型、纹饰及工艺技法上的特征。将此特征做为时代的符号,检视可靠的考古出土品,从中掌握玉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不同步现象,然后以此局部转变的特色作为鉴定早商时期玉器的基础,厘清早商玉器在承先启后的过程中所具有符号特征,与其所形塑而成的时代风格。此一时代符号的整理与判读,不仅可以用来鉴定早商时期玉器,更能推广到其他品项,帮助我们精准的掌握古代文物的特色,是「料工形纹-古器物学」的核心理念与应用。
 
 
古、仿古与变古: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发展
 
台南艺术大学 黄翠梅

 
  玉琮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长江下游地区经历了由盛转衰的漫长发展过程,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又在遥远的齐家文化再度短暂复兴。到了商周时期,玉琮虽然持续出现在黄河及长江流域的遗址或墓葬之中,然而它们多数属于遗留自新石器时代的前期旧玉,这些玉琮或被重新改制,或被作为具有特殊意义的纪念物或珍贵物品留传下来。
    
  报告梳理了晚商—商周之际玉琮在全国范围内分布状况,系统分析了殷墟地区商代墓葬出土玉琮、黃河中下游地区商周之交至西周早期墓葬玉琮的出土位置、三星堆遗址出土玉琮和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玉琮。认为各地区玉琮造形多样,来源也相当多元,除了遗留自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的玉琮外,部分玉琮的外形与新石器时代玉琮有比较大的区别,应是模仿自前期玉琮的当地制品,或是与同时期其他地区交流下的产物。再通过比较各地区出土玉琮形制与功能的异同,进而探讨它们可能的流传路径。
 
    通过分析研究,总结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玉琮的发展的三种模式—遗古、仿古和变古。
 
 
关于商代玉戚功用的浅析

故宫博物院 杨晶

 
  报告对商代玉戚的名称和用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商代玉戚的考古发掘背景。
    
  对商代的玉戚进行了类型学分析,将其分成长方形戚和壁形戚两类,并对其在商代的演变规律进行总结。由形制特征与出土位置来看,玉戚的装柄应有横向和纵向两种方式:横向装柄,即将柄的上端一侧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一侧;纵向装柄,即把柄的顶端同戚身连接在一起,使锋刃朝向上方。
    
  在系统梳理玉戚资料的基础上,推定横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短兵器,纵向装柄的玉戚应属于仪仗性的长兵器,至于不装柄的玉戚或许应为一种祭祀用器。
    
  报告考察了商代玉戚上的扉棱,一般为双数,左右对称,按照齿数的多少,可以划分为六齿和四齿两种样式,并梳理了扉棱这一特殊装饰从史前—西周时期的演变轨迹。
 
    报告还深入研究了商代玉戚的源流问题,认为商代玉戚是由二里头文化玉戚演变而来,西周玉戚则是在继承商代玉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玉璧的象征——以三星堆与金沙的玉璧为例
 
孙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报告首先对玉璧的造型渊源和用壁的象征意义的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赞同学术界玉壁可能是模仿太阳形态的观点。
    
  通过对金沙遗址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片及铜制的带柄三鸟纹有领壁形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铜树树干和数枝上的壁形铜环的研究,认为在金沙和三星堆代表的两种文化中,玉壁中央的圆孔具有太阳的象征,而壁轮则很可能代表太阳周边的气团,神话中托付太阳的神鸟正是在这个气团中绕着太阳飞翔。
    
  同时认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壁形玉器和铜器、包括其上的纹饰对于我们认识玉璧这类器物为何会取得“礼天”的祭祀礼器的功能将会大有帮助。
 
    报告还强调了玉器抽象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问题。
 
妇好墓玉器纹饰见新现象的考察与研究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张照根

 
  “妇好墓出土玉器自然老化特征的考察与研究”一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考古出土玉器科学研究”课题的子课题。
    
  报告归纳了玉器纹饰见新基本定义,划分了玉器纹饰见新的类别,概括了玉器见新的对象,梳理了8种玉器纹饰见新痕迹识别方法,并对玉器纹饰见新成因及见新工艺时间节点进行了阐释。
    
  报告对玉器纹饰见新痕迹发现的意义进行总结,认为玉器纹饰见新现象是客观存在,其发现对古代玉器研究、丧葬习俗、考古学理论甚至文物鉴定学理论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玉器纹饰见新工艺是玉器工艺流程不可或缺的环节,从广义见新的角度有助于识别古代玉器流转过程中自残、改制和修复的时间节点和特征。其玉器纹饰见新现象是中国传统丧葬习俗终极关怀的体现。玉器纹饰见新的发现不仅将考古地层学引向微观,完善了考古理论,同时,也为文物鉴定学理论的建立提供了微观的证据。
 
 

作者: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文章出处: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