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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会各专委会分组研讨
【原创】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纪要
发布时间:2016-06-14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沈丽华    点击率:
 
  2016年5月20至24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按照会议安排,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自5月21日下午开始,至5月22日结束,来自19所国内高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4位特邀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合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作为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的首次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提交论文数量,与会代表均积极主动,期待这将成为专委会的第一次盛会。
 

齐东方教授开幕辞
 
  会议讨论分为三个专题:都市考古、陵墓考古、宗教与边疆考古,与会学者分别围绕这三个专题进行了精彩的学术讲演,先后共有26名国内学者和3名国外学者进行了发言。
 
  5月21日下午为都市专题,除5位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3位国外学者进行了发言。本专题发言先后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主持。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研究员以《流沙半掩统万城——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为题发表讲演。首先他分别从地理位置、保存状况、历史沿革三个方面介绍了统万城遗址概况。随后他从测绘、外郭城调查、城门及外城的确认等十二个方面介绍了近年考古工作概况。最后,他从东城的年代、统万城的防御体系和统万城的祭祀三个方面对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助理研究员和日本金泽大学吕梦博士以《从邺城遗址核桃园五号建筑发掘论建筑遗迹瓦制品的整理与分析方法》为题代表邺城考古队进行了发言。邺城遗址是位于河北省临漳县曹魏至北齐时期的六朝故都。发言人对核桃园五号建筑基址发掘工作中新的尝试进行了介绍,在建筑基址发掘中通过有目的解剖工作获得了对建筑结构和建造技术的全面认知;同时通过对文化层出土砖瓦残片完全采集和测量、记录,为细化和深入的整理统计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对瓦制品整理、分析还处于尝试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积累。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由考古资料试论隋唐园林中假山及假山石的使用情况》。通过对考古发现假山材料和历史文献的梳理,他指出:(1)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以后,假山石景早已成为庭园或园林布置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造园技艺达到了中国园林建筑史上的一个高峰。(2)隋唐时期假山石景的布局组景手法已基本成熟,造景技法主要有筑山、掇山、塑山三种。(3)隋唐时期的造法自然的假山石景的广泛使用,前承继南北朝等时期造园技法,后启宋元时期建筑山水园林的基础。(4)隋唐假山石景造园技法影响还远及统一新罗时期的朝鲜半岛、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对当时东亚地区园林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与会人员发言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发言题目是《隋唐东都武周明堂的考古观察》。他指出:(1)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明堂的位置、遗址层位关系、历史沿革、形制规模与文献所记武周明堂一致。(2)从汉至隋关于明堂的争论一直未断,明堂成为武周时期政治和宗教活动的象征,表现出了革故鼎新的气势。(3)明堂的形制和规模在诸多方面与唐高宗时期的详定内样比较一致,与武则天宣称完成高宗遗愿的文献记载相符,说明唐高宗时期永徽、总章的明堂方案可能亦是武则天曾参与制定的。(4)明堂八边形台基的形制虽有《周礼》“玉琮礼”的理论来源,但与同时期的八边形佛塔台基形制极为相似,推测明堂的建筑理念或许包含某些佛教因素。
 
  5、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的涅斯捷罗夫先生就《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中世纪早期居民住宅结构类型》进行了发言。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中世纪早期,与米哈伊洛夫文化北室韦有关的房屋建筑基础理念十分明显的在早期铁器时代的塔拉坎文化的结束时期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建筑结构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他将已发掘的20间米哈伊洛夫文化(3~5世纪)房址分为四种类型:阿尔哈拉类型、西米契类型、布金类型、别罗别廖佐夫斯基类型。通过与8世纪末塔拉坎类型的比较,认为:主要框架的存在证明黑水靺鞨使用了米哈伊洛夫文化北室韦建筑传统的结构元素,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发掘的十余处8世纪房址证明了渤海粟末靺鞨与北室韦的民族交往。
 
  6、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敏汗•赛义多夫发言的题目是《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粟特人城镇房址》。他主要对2010年开始进行的西喀喇汗王国撒马尔罕都城阿夫拉西阿卜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房址进行了介绍。房址综合区位于城址东北部,目前已发现30多个房间(房址)。房址综合区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公元6至7世纪,第二期为公元11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2世纪,第三期为公元12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初。三个时期中第二期相较于其他两期更加开放,
 
  7、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桑迪巴耶夫•阿里西尔发言题目是《中世纪早期的粟特陶窑》。粟特地区的手工业始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包括陶窑制造在内的各个手工业门类,粟特中心区最早的窑址包括萨拉兹姆(青铜时代)、萨拉捷佩(铁器时代)和阿夫拉西亚卜(古典时期)等。中世纪早期的陶窑址在粟特中心区的很多遗址都有发现,他将不同地域发现陶窑进行比较发现:这些陶窑结构大致相同,但在分布数量和大小方面,村庄均低于城市。陶窑一般为直焰式升温窑,由上下两层组成,下层用于加热,上层用于烧制陶器。7至8世纪,大型陶瓷作坊在粟特中心区突然出现,并且陶瓷制造分成两支,一支延续生产传统器物,一支则模仿金属器物。
 

与会人员发言
 
  5月22日上午为陵墓考古专题,先后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主持,共有9位学者进行了发言。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吴晋魂瓶形制初探》。他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吴晋魂瓶总体上是一个宇宙模型,魂瓶上的宫殿楼阁、佛像胡人、鸟兽鱼鳖等堆塑表现的主题是蓬莱仙境。
 
  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发言题目是《西曲歌与文康舞——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乐舞图新释》。他结合近年附近新发现的画像砖材料和相关文献记载,对邓县学庄画像砖墓的图像主题及配置方式进行了重新审视,将其中二幅乐舞图分别释读为西曲歌和文康舞,认为它们与荆襄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
 
  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张志忠副研究员发言题目是《大同云波路北魏石椁墓相关问题研究》。大同市考古研究所2014年发现一座出土有精美的仿木石椁和种类丰富的随葬器物的墓葬。该墓是大同地区继宋绍祖墓、智家堡石椁墓、尉迟定州墓之后于2014年在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用地范围发现的一处北魏石椁墓。墓室内仿木结构石椁,其三角梁在前檐处向外出挑,上置散斗承托檐枋,把檐枋向外挑出一定距离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建筑斗拱向外出挑较早的实物资料。石椁内置木棺的现象是平城北魏墓葬首次出现,反映了北魏早期平城埋葬习俗逐渐接受了汉晋以来的许多内容。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发言题目是《北周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有关问题探讨》。该墓位于长安区大兆街道郭庄村西南、唐韩休夫妇合葬墓以北20米处,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吐谷浑晖华公主与茹茹骠骑大将军乞伏孝达。他分别就墓主人的身份、相关人物的关系、墓葬时代的判定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该墓墓葬年代应为北周早期,公主为二次合葬,以悼公主之姨的身份陪嫁到长安。
 
  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副教授以《唐李寿墓壁画的“贞观探索”》为题进行了发言。初唐时期,关中京畿地区形成一种普遍流行、规范化的墓葬壁画模式。这种壁画模式在太宗贞观后期出现,高宗时期达到成熟。李寿墓壁画囊括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政治意图,表现形式显得相当繁复。李寿墓的“贞观探索”并不止于墓葬壁画,其龟形墓志、石椁纹饰等都是不同以往的设计,都应属于“贞观探索”的表现形式。李寿与太宗之间关系匪浅,是李寿墓能够体现“贞观探索”表现形式的重要原因。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春长研究员发言题目是《田庄大墓墓门复原初探》。曲阳田庄大墓于2011至2013年发掘。墓葬时代约在唐后期至五代,墓葬墓门高阔宏伟,结构独特。在墓道北端及前庭内层出土大量砖雕构件残块,根据残块拼合情况的整理分析,墓门上部存在仿木结构门楼建筑。他结合其它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初步推断墓门顶部可能为歇山式,并尝试对墓门的形制结构进行了复原。
 
  7、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副研究馆员发言题目是《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研究》。在北魏分裂至隋唐统一的过渡性历史时期内,帝王陵墓和皇室成员的墓葬中汉魏传统,作为一种汉族文化和礼仪的正统以复古的方式被传承和恢复。她认为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分为三个阶段:(1)北魏太和改制后形成了墓葬中的汉魏传统,(2)隋代汉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汉魏传统的中继,(3)武周时期至盛唐墓葬中的汉魏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被灵活运用。
 
  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发言题目《生与死——两个世界的徘徊》。他通过对西汉至宋元时期墓葬材料的梳理,认为:墓葬是生与死的对接,也是联系死者和生人的情感纽带。它的可视性,将抽象的生死观鲜活地展现,在不同时代、地区、信仰的差别中,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国古代丧葬活动,牢不可破的原则是“事死如事生”。这一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长久的遵循,墓葬被也称之为“阴宅”。死者 “阴宅” 的营造、壁画雕刻、随葬品,展示的既细致入微又奇幻丰富的创造,给死亡赋予了很多意义。当了解了人们的生死观后,不会感到墓葬阴森恐怖,那里虽是悲情的结尾,却是美妙故事的开始。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伟馆员的发言题目《湖南六朝墓葬分期研究》。他对湖南已发表的资料的238座墓葬的墓葬形制和器物演变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同时参考文献资料以复原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面貌,试图确立湖南六朝时期各阶段典型器物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对六朝这一历史时期进行阶段划分。
 

与会人员发言
 
  5月22日下午为宗教与边疆考古专题,围绕宗教考古有5位学者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主持;围绕边疆考古有7位学者发言,由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田立坤研究员主持。
 

 
  1、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南京钟山上定林寺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兼说中国南朝与韩国百济的佛寺考古文化关系》。他对中国南朝佛教考古资料与韩国百济佛寺考古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要包括出土瓦当资料及其谱系、相关佛塔资料、出土泥陶佛像的特征分析、出土“帝王礼佛”陶塑作品等方面,在对比分析中他还兼顾了日本飞鸟时代遗迹和遗物。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发言题目是《隋唐长安城的佛寺遗迹与遗物》。隋唐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长安城佛寺数量众多,但是隋唐长安城经勘探、发掘的佛寺数量很少,仅有积善尼寺、青龙寺、西明寺等十余座,且大多仅为局部发掘和勘探。他对上述发掘资料进行了搜罗汇集,认为其中可以确定寺院名称的有正觉寺、静法寺、慈悲寺、懿德寺、先天寺、定水寺等。
 
  3、陕西法门寺博物馆馆长姜捷研究员以《唐代的香具—以法门寺地宫出土实物为例》为题进行发言。法门寺唐塔地宫自1987年发现以来,因出土大量来自唐皇室的各类供奉器物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一批香具的发现意义重大,这批香具在以往多被误认为茶具。他对这批材料进行重新判读,发现地宫出土的香具多为金银制品,也有少量铜制品,器型可分为四大类。他还指出:香具的类型学、年代学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资料积累和分类定名阶段,因此,香具的考古学研究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4、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常一民研究馆员发言题目是《试论太山龙泉寺塔基遗址的建筑时代与瘗埋背景》。发现于2008年的太山龙泉寺塔基地宫,是中国佛塔地宫瘗埋舍利的早期实例。他根据塔基地宫形制、石函中的武则天造字和开元通宝钱币以及龙泉寺唐代石碑等出土资料的比对研究,认为龙泉寺塔基地宫的建筑时代应在公元八世纪初期。
 

与会人员发言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副研究员发言题目是《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布局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他通过比较公元5~8世纪中、韩、日佛教寺院布局的类型和演变轨迹,论证了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建筑格局以中国为源头向东辐射的脉络。纵观5~8世纪中期的东亚佛教寺院,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向以殿为中心、由单院式向多院式转变的总趋势和主轴线是始终如一的。从建筑空间与宗教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寺院布局由“前塔后殿单院式”向“多院多殿式”的演变则反映了中国北方佛学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晚期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转变的趋势。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研究员发言题目是《高句丽南北道及相关问题考辨》。他对高句丽南北道的含义、行经路线、形成的历史、沿线重要考古发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最终确定高句丽南北道实际上指的是慕容鲜卑征伐高句丽的两条主要道路,而这两条道路是由若干条河流水系连接起来,起点分别是当时的辽东郡和玄菟郡治,此二郡也是高句丽发展壮大过程中交往最频繁的二郡。
 
  7、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宋玉彬教授发言题目是《高句丽、渤海瓦当的纹饰构图》。他结合学术命题开展了三个层次的学术讨论。首先以宏观的学术视野考察了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圆形瓦当的总体形制特点,藉此明确了圆形瓦当纹样形制、构图理念、构图模式的阶段性发展和变化。其次,针对高句丽、渤海瓦当分别开展了分期研究。最后得出了初步学术认识:由于高句丽、渤海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两者瓦构建筑的形成过程存在差别。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助理研究员以《辽宁盖州市青石岭镇高句丽山城考古新收获》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主要介绍了2015年度在青石岭镇高句丽山城的考古新收获,主要包括城墙、城门和大型建筑基址等。
 
  9、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郑春颖教授以《高句丽壁画墓服饰的识读、剖析与演绎》为题进行发言。她通过对现存的119座高句丽壁画墓逐一分析,确定了996个较为清晰的个体作为服饰研究对象。从中国和朝鲜两地系统探究中国高句丽壁画服饰与朝鲜高句丽壁画服饰的时空差异及其成因,试图深入阐释高句丽壁画服饰的民族性差异、地域性差异和阶段性差异与公元一至八世纪高句丽族、高句丽社会及高句丽国家沧桑巨变之间的因果关系。
 
  10、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俊杰副教授发言题目是《“范式”内外——高句丽王城变迁再思》。高句丽山城主要有山城和平地城两类,以往学者多认为高句丽王城存在山城与平地城组合的“范式”。他认为不能用由晚推早的推论模式,机械地认定早期王城也存在山城与平原城的组合。在高句丽王城的发展序列中,山城与平原城的组合只在中期偏晚阶段与后期早段被采用,在此之后王城已经趋于都城化,而在此之前本不存在这种组合,甚至是否存在王城亦不能确认,这种所谓的“范式”其实并不存在,高句丽王城可能经历了“王邑——王城——都城”的发展历程。
 
  1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以《敦煌249、285窟图像新释》为题发言。他重新考辨了敦煌249、285窟窟顶图像的组合,通过系统梳理北朝墓葬所见图、像,进一步阐明了后者对前者构图的影响及其意义。
 
  1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晓露讲师发言题目是《鄯善佛教与酒》。戒酒是佛教五戒之一,然而在西域早期佛教中心之一的鄯善国,僧侣中却普遍流行着饮酒的习俗,而且在佛教艺术中可见到大量与希腊酒神相关的图像,与佛教戒律明显相违背。她认为:西域佛教直接来自中亚犍陀罗,而后者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鄯善佛教对酒的这一特殊态度反映出,佛教对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实际情况、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
 
  最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此次会议讲演呈现出“四多”:新发现多、佛教考古研究多、新的观点和认知多、青年学者多,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1)城市考古方面多围绕都城展开,除涉及高句丽山城外,缺乏对北方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中小型城址的考古工作,(2)陵墓考古专题缺少关于帝陵的讨论,(3)宗教与边疆考古专题偏于东北地区,而缺少对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以及西南边疆等地区的关注。随后,他还指出:今后专业委员会要加强与其他专业委员会,特别是秦汉专业委员会、宋辽金元明清专业委员会等专委会的合作交流,并组织有针对性的相关研讨会。
 
与会人员发言
 
  三国至隋唐专业委员会一天半的分组会议上共进行了28场学术报告,精彩的发言吸引了众多旁听学者。会议开展期间,与会学者也积极与发言人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场众多旁听学者


会场学者进行热烈的讨论
 
  (撰稿:沈丽华 审核:齐东方、朱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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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纪要

发布时间: 2016-06-14

 
  2016年5月20至24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按照会议安排,三国至隋唐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自5月21日下午开始,至5月22日结束,来自19所国内高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以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4位特邀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人员合照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作为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的首次学术研讨会,无论是参加人数,还是提交论文数量,与会代表均积极主动,期待这将成为专委会的第一次盛会。
 

齐东方教授开幕辞
 
  会议讨论分为三个专题:都市考古、陵墓考古、宗教与边疆考古,与会学者分别围绕这三个专题进行了精彩的学术讲演,先后共有26名国内学者和3名国外学者进行了发言。
 
  5月21日下午为都市专题,除5位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的3位国外学者进行了发言。本专题发言先后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主持。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研究员以《流沙半掩统万城——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为题发表讲演。首先他分别从地理位置、保存状况、历史沿革三个方面介绍了统万城遗址概况。随后他从测绘、外郭城调查、城门及外城的确认等十二个方面介绍了近年考古工作概况。最后,他从东城的年代、统万城的防御体系和统万城的祭祀三个方面对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进行了总结。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沈丽华助理研究员和日本金泽大学吕梦博士以《从邺城遗址核桃园五号建筑发掘论建筑遗迹瓦制品的整理与分析方法》为题代表邺城考古队进行了发言。邺城遗址是位于河北省临漳县曹魏至北齐时期的六朝故都。发言人对核桃园五号建筑基址发掘工作中新的尝试进行了介绍,在建筑基址发掘中通过有目的解剖工作获得了对建筑结构和建造技术的全面认知;同时通过对文化层出土砖瓦残片完全采集和测量、记录,为细化和深入的整理统计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对瓦制品整理、分析还处于尝试阶段,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积累。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由考古资料试论隋唐园林中假山及假山石的使用情况》。通过对考古发现假山材料和历史文献的梳理,他指出:(1)隋唐时期,特别是中唐以后,假山石景早已成为庭园或园林布置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造园技艺达到了中国园林建筑史上的一个高峰。(2)隋唐时期假山石景的布局组景手法已基本成熟,造景技法主要有筑山、掇山、塑山三种。(3)隋唐时期的造法自然的假山石景的广泛使用,前承继南北朝等时期造园技法,后启宋元时期建筑山水园林的基础。(4)隋唐假山石景造园技法影响还远及统一新罗时期的朝鲜半岛、奈良平安时期的日本,对当时东亚地区园林发展具有引领作用。
 

与会人员发言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石自社副研究员发言题目是《隋唐东都武周明堂的考古观察》。他指出:(1)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明堂的位置、遗址层位关系、历史沿革、形制规模与文献所记武周明堂一致。(2)从汉至隋关于明堂的争论一直未断,明堂成为武周时期政治和宗教活动的象征,表现出了革故鼎新的气势。(3)明堂的形制和规模在诸多方面与唐高宗时期的详定内样比较一致,与武则天宣称完成高宗遗愿的文献记载相符,说明唐高宗时期永徽、总章的明堂方案可能亦是武则天曾参与制定的。(4)明堂八边形台基的形制虽有《周礼》“玉琮礼”的理论来源,但与同时期的八边形佛塔台基形制极为相似,推测明堂的建筑理念或许包含某些佛教因素。
 
  5、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的涅斯捷罗夫先生就《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中世纪早期居民住宅结构类型》进行了发言。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中世纪早期,与米哈伊洛夫文化北室韦有关的房屋建筑基础理念十分明显的在早期铁器时代的塔拉坎文化的结束时期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建筑结构更加合理,更加适应当地自然条件,他将已发掘的20间米哈伊洛夫文化(3~5世纪)房址分为四种类型:阿尔哈拉类型、西米契类型、布金类型、别罗别廖佐夫斯基类型。通过与8世纪末塔拉坎类型的比较,认为:主要框架的存在证明黑水靺鞨使用了米哈伊洛夫文化北室韦建筑传统的结构元素,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西部发掘的十余处8世纪房址证明了渤海粟末靺鞨与北室韦的民族交往。
 
  6、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穆敏汗•赛义多夫发言的题目是《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粟特人城镇房址》。他主要对2010年开始进行的西喀喇汗王国撒马尔罕都城阿夫拉西阿卜城址的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房址进行了介绍。房址综合区位于城址东北部,目前已发现30多个房间(房址)。房址综合区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公元6至7世纪,第二期为公元11世纪下半叶至公元12世纪,第三期为公元12世纪末至公元13世纪初。三个时期中第二期相较于其他两期更加开放,
 
  7、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桑迪巴耶夫•阿里西尔发言题目是《中世纪早期的粟特陶窑》。粟特地区的手工业始于新石器时代,之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包括陶窑制造在内的各个手工业门类,粟特中心区最早的窑址包括萨拉兹姆(青铜时代)、萨拉捷佩(铁器时代)和阿夫拉西亚卜(古典时期)等。中世纪早期的陶窑址在粟特中心区的很多遗址都有发现,他将不同地域发现陶窑进行比较发现:这些陶窑结构大致相同,但在分布数量和大小方面,村庄均低于城市。陶窑一般为直焰式升温窑,由上下两层组成,下层用于加热,上层用于烧制陶器。7至8世纪,大型陶瓷作坊在粟特中心区突然出现,并且陶瓷制造分成两支,一支延续生产传统器物,一支则模仿金属器物。
 

与会人员发言
 
  5月22日上午为陵墓考古专题,先后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主持,共有9位学者进行了发言。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吴晋魂瓶形制初探》。他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吴晋魂瓶总体上是一个宇宙模型,魂瓶上的宫殿楼阁、佛像胡人、鸟兽鱼鳖等堆塑表现的主题是蓬莱仙境。
 
  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教授发言题目是《西曲歌与文康舞——邓县南朝画像砖墓乐舞图新释》。他结合近年附近新发现的画像砖材料和相关文献记载,对邓县学庄画像砖墓的图像主题及配置方式进行了重新审视,将其中二幅乐舞图分别释读为西曲歌和文康舞,认为它们与荆襄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相关。
 
  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张志忠副研究员发言题目是《大同云波路北魏石椁墓相关问题研究》。大同市考古研究所2014年发现一座出土有精美的仿木石椁和种类丰富的随葬器物的墓葬。该墓是大同地区继宋绍祖墓、智家堡石椁墓、尉迟定州墓之后于2014年在云波路华宇商业中心用地范围发现的一处北魏石椁墓。墓室内仿木结构石椁,其三角梁在前檐处向外出挑,上置散斗承托檐枋,把檐枋向外挑出一定距离的做法是我国古代建筑斗拱向外出挑较早的实物资料。石椁内置木棺的现象是平城北魏墓葬首次出现,反映了北魏早期平城埋葬习俗逐渐接受了汉晋以来的许多内容。
 
  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刘呆运研究员发言题目是《北周吐谷浑公主与茹茹大将军合葬墓有关问题探讨》。该墓位于长安区大兆街道郭庄村西南、唐韩休夫妇合葬墓以北20米处,据墓志记载,墓主为吐谷浑晖华公主与茹茹骠骑大将军乞伏孝达。他分别就墓主人的身份、相关人物的关系、墓葬时代的判定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指出该墓墓葬年代应为北周早期,公主为二次合葬,以悼公主之姨的身份陪嫁到长安。
 
  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倪润安副教授以《唐李寿墓壁画的“贞观探索”》为题进行了发言。初唐时期,关中京畿地区形成一种普遍流行、规范化的墓葬壁画模式。这种壁画模式在太宗贞观后期出现,高宗时期达到成熟。李寿墓壁画囊括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政治意图,表现形式显得相当繁复。李寿墓的“贞观探索”并不止于墓葬壁画,其龟形墓志、石椁纹饰等都是不同以往的设计,都应属于“贞观探索”的表现形式。李寿与太宗之间关系匪浅,是李寿墓能够体现“贞观探索”表现形式的重要原因。
 
  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春长研究员发言题目是《田庄大墓墓门复原初探》。曲阳田庄大墓于2011至2013年发掘。墓葬时代约在唐后期至五代,墓葬墓门高阔宏伟,结构独特。在墓道北端及前庭内层出土大量砖雕构件残块,根据残块拼合情况的整理分析,墓门上部存在仿木结构门楼建筑。他结合其它考古资料对比研究,初步推断墓门顶部可能为歇山式,并尝试对墓门的形制结构进行了复原。
 
  7、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效俊副研究馆员发言题目是《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研究》。在北魏分裂至隋唐统一的过渡性历史时期内,帝王陵墓和皇室成员的墓葬中汉魏传统,作为一种汉族文化和礼仪的正统以复古的方式被传承和恢复。她认为中古墓葬中的复古现象分为三个阶段:(1)北魏太和改制后形成了墓葬中的汉魏传统,(2)隋代汉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汉魏传统的中继,(3)武周时期至盛唐墓葬中的汉魏传统成为一种文化资源而被灵活运用。
 
  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发言题目《生与死——两个世界的徘徊》。他通过对西汉至宋元时期墓葬材料的梳理,认为:墓葬是生与死的对接,也是联系死者和生人的情感纽带。它的可视性,将抽象的生死观鲜活地展现,在不同时代、地区、信仰的差别中,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国古代丧葬活动,牢不可破的原则是“事死如事生”。这一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得到广泛的认同和长久的遵循,墓葬被也称之为“阴宅”。死者 “阴宅” 的营造、壁画雕刻、随葬品,展示的既细致入微又奇幻丰富的创造,给死亡赋予了很多意义。当了解了人们的生死观后,不会感到墓葬阴森恐怖,那里虽是悲情的结尾,却是美妙故事的开始。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袁伟馆员的发言题目《湖南六朝墓葬分期研究》。他对湖南已发表的资料的238座墓葬的墓葬形制和器物演变进行考古类型学研究,同时参考文献资料以复原当时的社会和文化面貌,试图确立湖南六朝时期各阶段典型器物的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对六朝这一历史时期进行阶段划分。
 

与会人员发言
 
  5月22日下午为宗教与边疆考古专题,围绕宗教考古有5位学者发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龚国强研究员主持;围绕边疆考古有7位学者发言,由辽宁省文物保护中心田立坤研究员主持。
 

 
  1、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贺云翱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南京钟山上定林寺遗址考古的主要收获——兼说中国南朝与韩国百济的佛寺考古文化关系》。他对中国南朝佛教考古资料与韩国百济佛寺考古资料进行了对比研究,主要包括出土瓦当资料及其谱系、相关佛塔资料、出土泥陶佛像的特征分析、出土“帝王礼佛”陶塑作品等方面,在对比分析中他还兼顾了日本飞鸟时代遗迹和遗物。
 
  2、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发言题目是《隋唐长安城的佛寺遗迹与遗物》。隋唐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隋唐长安城佛寺数量众多,但是隋唐长安城经勘探、发掘的佛寺数量很少,仅有积善尼寺、青龙寺、西明寺等十余座,且大多仅为局部发掘和勘探。他对上述发掘资料进行了搜罗汇集,认为其中可以确定寺院名称的有正觉寺、静法寺、慈悲寺、懿德寺、先天寺、定水寺等。
 
  3、陕西法门寺博物馆馆长姜捷研究员以《唐代的香具—以法门寺地宫出土实物为例》为题进行发言。法门寺唐塔地宫自1987年发现以来,因出土大量来自唐皇室的各类供奉器物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其中一批香具的发现意义重大,这批香具在以往多被误认为茶具。他对这批材料进行重新判读,发现地宫出土的香具多为金银制品,也有少量铜制品,器型可分为四大类。他还指出:香具的类型学、年代学和功能等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资料积累和分类定名阶段,因此,香具的考古学研究仍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4、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常一民研究馆员发言题目是《试论太山龙泉寺塔基遗址的建筑时代与瘗埋背景》。发现于2008年的太山龙泉寺塔基地宫,是中国佛塔地宫瘗埋舍利的早期实例。他根据塔基地宫形制、石函中的武则天造字和开元通宝钱币以及龙泉寺唐代石碑等出土资料的比对研究,认为龙泉寺塔基地宫的建筑时代应在公元八世纪初期。
 

与会人员发言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利群副研究员发言题目是《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布局的主要类型及其演变》。他通过比较公元5~8世纪中、韩、日佛教寺院布局的类型和演变轨迹,论证了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建筑格局以中国为源头向东辐射的脉络。纵观5~8世纪中期的东亚佛教寺院,布局从以塔为中心向以殿为中心、由单院式向多院式转变的总趋势和主轴线是始终如一的。从建筑空间与宗教功能的相互关系分析,寺院布局由“前塔后殿单院式”向“多院多殿式”的演变则反映了中国北方佛学由早期的“释迦崇拜”和重视禅修向晚期宗派分立和崇拜对象多元化转变的趋势。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新全研究员发言题目是《高句丽南北道及相关问题考辨》。他对高句丽南北道的含义、行经路线、形成的历史、沿线重要考古发现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最终确定高句丽南北道实际上指的是慕容鲜卑征伐高句丽的两条主要道路,而这两条道路是由若干条河流水系连接起来,起点分别是当时的辽东郡和玄菟郡治,此二郡也是高句丽发展壮大过程中交往最频繁的二郡。
 
  7、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宋玉彬教授发言题目是《高句丽、渤海瓦当的纹饰构图》。他结合学术命题开展了三个层次的学术讨论。首先以宏观的学术视野考察了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圆形瓦当的总体形制特点,藉此明确了圆形瓦当纹样形制、构图理念、构图模式的阶段性发展和变化。其次,针对高句丽、渤海瓦当分别开展了分期研究。最后得出了初步学术认识:由于高句丽、渤海文化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两者瓦构建筑的形成过程存在差别。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助理研究员以《辽宁盖州市青石岭镇高句丽山城考古新收获》为题进行了发言。他主要介绍了2015年度在青石岭镇高句丽山城的考古新收获,主要包括城墙、城门和大型建筑基址等。
 
  9、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研究所郑春颖教授以《高句丽壁画墓服饰的识读、剖析与演绎》为题进行发言。她通过对现存的119座高句丽壁画墓逐一分析,确定了996个较为清晰的个体作为服饰研究对象。从中国和朝鲜两地系统探究中国高句丽壁画服饰与朝鲜高句丽壁画服饰的时空差异及其成因,试图深入阐释高句丽壁画服饰的民族性差异、地域性差异和阶段性差异与公元一至八世纪高句丽族、高句丽社会及高句丽国家沧桑巨变之间的因果关系。
 
  10、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赵俊杰副教授发言题目是《“范式”内外——高句丽王城变迁再思》。高句丽山城主要有山城和平地城两类,以往学者多认为高句丽王城存在山城与平地城组合的“范式”。他认为不能用由晚推早的推论模式,机械地认定早期王城也存在山城与平原城的组合。在高句丽王城的发展序列中,山城与平原城的组合只在中期偏晚阶段与后期早段被采用,在此之后王城已经趋于都城化,而在此之前本不存在这种组合,甚至是否存在王城亦不能确认,这种所谓的“范式”其实并不存在,高句丽王城可能经历了“王邑——王城——都城”的发展历程。
 
  1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以《敦煌249、285窟图像新释》为题发言。他重新考辨了敦煌249、285窟窟顶图像的组合,通过系统梳理北朝墓葬所见图、像,进一步阐明了后者对前者构图的影响及其意义。
 
  12、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陈晓露讲师发言题目是《鄯善佛教与酒》。戒酒是佛教五戒之一,然而在西域早期佛教中心之一的鄯善国,僧侣中却普遍流行着饮酒的习俗,而且在佛教艺术中可见到大量与希腊酒神相关的图像,与佛教戒律明显相违背。她认为:西域佛教直接来自中亚犍陀罗,而后者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鄯善佛教对酒的这一特殊态度反映出,佛教对外传播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实际情况、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
 
  最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研究员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指出此次会议讲演呈现出“四多”:新发现多、佛教考古研究多、新的观点和认知多、青年学者多,但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1)城市考古方面多围绕都城展开,除涉及高句丽山城外,缺乏对北方中原地区和南方地区中小型城址的考古工作,(2)陵墓考古专题缺少关于帝陵的讨论,(3)宗教与边疆考古专题偏于东北地区,而缺少对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以及西南边疆等地区的关注。随后,他还指出:今后专业委员会要加强与其他专业委员会,特别是秦汉专业委员会、宋辽金元明清专业委员会等专委会的合作交流,并组织有针对性的相关研讨会。
 
与会人员发言
 
  三国至隋唐专业委员会一天半的分组会议上共进行了28场学术报告,精彩的发言吸引了众多旁听学者。会议开展期间,与会学者也积极与发言人就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场众多旁听学者


会场学者进行热烈的讨论
 
  (撰稿:沈丽华 审核:齐东方、朱岩石)

 
 

作者:沈丽华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