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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会各专委会分组研讨
【原创】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讨论纪要
发布时间:2016-06-0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贾鑫    点击率:
  2016年5月21日下午及22日全天,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在郑州黄河迎宾馆第六会议室举行了分组讨论。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志军研究员首先致辞,他指出,植物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一门新兴的学科,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思路、方法和技术。植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促进了植物考古工作的开展,今后植物考古的研究目标仍然是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探讨古代文化的发展与过程。其中在解决农业起源与传播方面,植物考古要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为解决相关人类学、考古学问题服务。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等23个单位的30人参会(正式代表20人,列席代表10人)。与会学者分别进行了20场讲演,5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与了讨论。

  演讲分为“南方稻作农业起源”、“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和“专题与历史时期植物考古研究”三个主题,分别由主任委员赵志军和秦岭、吕厚远和顾海滨、郑云飞和靳桂云主持。与会学者交流了新的观点和见解,展示了植物考古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从长城之外的西辽河到海天相隔的海南岛,从高耸遥辽的青藏高原到秀美富饶的江南水乡,演讲者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各时段的植物考古工作。演讲既有从人、地、物的角度对古代人类社会的高度概括,也有对某一考古遗址丰富植物遗存的再考量;有的学者高度总结植物隐喻的文化特征属性,有的学者深挖植物考古内涵;不但有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等植物大遗存的丰硕成果,也有植硅石、植钙体、淀粉粒等植物微小遗存在方法学上的再探讨。与会者感慨于金色小米丰收的欢欣雀跃,流连于小麦东延的无尽沧桑,艳羡于一代王侯(海昏侯)的奢靡浮夸,徘徊在茶叶西进的悠悠故道。每位演讲之后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通过提问、补充和探讨,与会学者相互交流,对今后植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设想。
 
  南方稻作农业起源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顾海滨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湖南新石器早期炭化水稻的研究-从彭头山文化炭化水稻形态数据的分析看水稻的驯化速度》。为探讨狩猎-采集到稻作农业的经济形态转变发展过程,中美联合发掘队对澧阳平原新石器早期彭头山文化的杉龙岗、宋家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目前出土的植物遗存资料来看,彭头山文化时期炭化水稻不但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粒形及胚坑的形态与现代野生稻相比,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进一步对该区域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炭化水稻的分析后认为,彭头山文化早期人类对水稻的驯化行为已经导致22%的炭化水稻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彭头山文化中、晚这一比例逐渐提高至44-47%。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妍副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植硅体视角下的稻作起源与扩散》。她使用植硅体分析的方法统计分析了从上山文化时期到河姆渡文化时期(12,000 to 7000 cal. BP)时间跨度上水稻植硅体不同形态数量分布频率、形态变化频度、三维形态参数变化规律。水稻植硅体的驯化特征在上山文化层阶段出现,暗示11000BP可能已有早期驯化稻存在,其水稻遗存更偏向于粳稻;随着时间推移,呈现的趋势是野生稻植硅体比率不断减少,驯化稻不断增多;更为重要的是,野生稻向驯化稻过渡植硅体的大量存在,既折射出水稻驯化的中间过程,又使人们认识到水稻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上山文化的荷花山遗址(10,000 cal. BP?)生土层中发现有野生性状特征的水稻扇型和水稻双峰型植硅体,一定程度暗示人类活动之前遗址所在地可能有稻分布,即全新世早期可能野生稻曾分布与此,为稻作起源提供了必备条件。此外,植硅体证据暗示了5000BP时水稻扩散到海南,为稻作传播提供新的证据。同时,吴研老师也报道了海南万宁钻孔的植硅体分析结果,认为5600年前,水稻已经在海南地区大规模栽培。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潘艳博士的演讲题目为《跨湖桥遗址的人类生态学分析》。她从跨湖桥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出发,从理论层面探讨人类社会的生态学问题。分析表明跨湖桥时期的先民除了已经栽培水稻以外,还可能以多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干预许多物种的生命周期,以增加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可靠性,维持人类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这启示农业起源研究除了关注驯化物种证据以外,还应深入理解物种驯化的长期过程和人类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观察视野放宽到动植物物种出现明显驯化性状以前的阶段。这一观察也对理解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长时段演进具有承上启下的启示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演讲题目为《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及其生产力水平》。郑云飞老师认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具有国家、城池等文明社会的因素,是以稻作为特征的区域性文明代表之一。业已发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有水稻、葫芦、甜瓜、桃、梅、杏、柿、南酸枣、菱角、芡实等,基本勾勒出良渚稻作农业文化的生业形态特点:稻米生产发达,瓜、果、蔬菜等种植业结构完备,采集食物作为补充。以河道、水渠、田塍为基本要素的灌溉农业的成熟,以翻耕、除草为代表的栽培技术的改进,以选留良种和无性繁殖为特点的品种选育和繁育的进步等促进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表现为农作物驯化历程基本完成,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分工和复杂进程化,以及开展大型工程建设的能力,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邱振威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太湖流域史前水田的植物考古研究-以姜里遗址和朱墓村遗址为例》。邱振威博士选取太湖流域的姜里遗址和朱墓村遗址为代表,结合大植物遗存和微体植物遗存提取,分析了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的几十块水田堆积。莎草属、酸模属、眼子菜属、小二仙草科、马齿苋、苔草属、酸模叶蓼、狐尾藻属、稗属等植物构成了典型湿地或水田杂草。崧泽文化时期(姜里遗址)水田杂草的种类和数量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姜里遗址)显著增多,推测是由于水田农业生产活动的强化减少了其它类型杂草和植物种属的构成,也可能是新开垦的水田曾为湿地杂草繁茂之地;而良渚文化时期(朱墓村遗址)水田杂草的比重明显降低,应系人为田间管理措施加强所致。此外,水田自身的形态与水田堆积中的水稻扇型植硅体也表现出阶段性的演变特征。邱振威博士指出对古水田的判断与研究涉及其自身结构形态、大植物遗存分析和微体植物遗存分析等方法,但各自所起的作用应有所区别。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结构形态特征应是判断水田与否的主要证据,而微体植物遗存(水稻扇型植硅体、水稻型花粉)则是验证性依据。最后,我们尝试为古水田研究提供一些建议。考虑水田堆积厚度可能存在差异,且植硅体一般主要沉积于水田上层堆积中,建议发现疑似水田遗迹后采取科学合理的发掘方法。与此同时,对于从实验角度从事古水田研究而言,研究对象的选择、样品采集部位的设定以及研究方法的选取尤为重要。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唐丽雅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屈家岭-石家河时期江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唐丽雅博士通过对江汉地区城子山、叶家庙、谭家岭、三房湾、计家湾、大寺、青龙泉、沟湾、八里岗等多处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综合分析,将江汉地区划分为南部稻作农业区和北部稻旱混作农业区。植物遗存结果显示出上述格局内部又存在差异。总体上,自北向南至长江南岸一带,旱作农业的影响逐渐减弱,稻作农业影响逐渐加大。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南麓一线应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小米生长的南缘,长江以南地区基本不受旱作农业影响,可看做是比较单纯的稻作农业区。从宏观上看,该农业生产格局与南、北文化的态势、格局大体一致。这可能缘于南、北地区大的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文化的传播、分布态势和文化传统在一定条件下上可以超出自然因素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大格局内部的农业经济特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罗武宏博士的演讲题目为《淮河流域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新进展》。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结合AMS14C年代测定,对安徽巢湖岩芯中部、河南许昌灵井遗址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地层2份土样,以及该遗址出土的10件器物表面残留物进行分析。巢湖岩芯更新世末-全新世中期地层以及灵井遗址地层及多个器物表面都发现有水稻特征性植硅体。更新始末至全新世初,淮河上游及巢湖地区存在野生稻资源的分布,并有可能已经被人类采集或栽培利用了。该成果可以为探寻更新世末全新世初中国野生稻分布范围,淮河流域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提供新的线索与证据。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海岱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考古学研究显示,农业可能是海岱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的考古学文化、与植物生产和加工有关的工具、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同位素古人食谱等综合研究表明,海岱地区史前生业经济发展经历了由低水平食物生产到强化型农业形成的过程,其中对稻资源的利用和稻的栽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稻粟混作农业的发展奠定了海岱史前文明的基础。91个遗址中的稻遗存显示,最早的稻资源利用始于后李文化时期,之后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稻资源利用方式变化不大,龙山时代稻作农业发展超过了以前各个阶段,但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明显衰落。

  南京博物院吴文婉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北方地区裴李岗时代生业经济初探》。通过对北方五支考古学文化生业经济进行横向对比认为,采集渔猎经济在裴李岗时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食物生产行为已明确存在,初期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是北方各地先民进行食物生产的主要内容。食物生产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属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以驯化物的存在为界,或可将中国北方的低水平食物生产划分为两大阶段。但囿于材料的局限,尚无法对裴李岗时代再进一步明确细分,不同文化群体进行食物生产可能有早晚之分,但差距应不大。影响社会经济方式转变的因素有自然和人为两方面,自然条件和环境气候的变化激发了社会经济方式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全新世的气候波动进一步强化了食物生产。某些地区强流动性的采集狩猎群体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社会经济方式发生转变。中国北方经历了数千年的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但与西亚地区相比,整个过程更迅速和紧凑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雪香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岳石文化先民与植物的互动关系》。自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海岱地区气候较之前趋于冷干,温度下降与降水量的减少,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现有植物考古资料显示,岳石文化遗址出土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大豆、小麦和大麦,延续了龙山文化的农作物种类,但在作物比重上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稻作农业趋于萎缩,粟类遗存所占比重则相应提高,以粟类为主的旱作农业占绝对优势地位。但整体看大粒旱地作物(麦类和豆类)的推广较为局限。岳石文化农作物结构的调整,是自然环境和文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烟台庙后等遗址植硅体分析显示,随着气候变化,原有低地被开发利用。相应地,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面积收缩,这是限制岳石文化稻作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龙山晚期海岱地区人口有较大规模迁徙,岳石文化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与中原地区兴起的二里头文化相比,社会组织结构更为分散,社会上层的控制力不强。反映在文化上,表现为蛋壳黑陶等技术含量高、耗时耗力多的奢侈品罕见。种植技术要求较高的稻作农业,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应属于投入高、回报低的粮食作物,不是岳石文化社会重点维持生产的对象。同理,小麦种植受到灌溉条件制约,劳动力回报率低,因而到岳石文化时期也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此外,从几处遗址的黍亚科杂草出土情况看,粟作种植也表现出粗放或单位面积低产的趋势,或许与适宜旱作的人均土地面积增加有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葛威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石刀表面植物微体遗存的初步发现与分析》。48件石刀的残留物发现了淀粉粒、植硅体和植物纤维等多种微体植物遗存。经过与现代标本对比,其中所发现的淀粉粒与小麦族(Triticeae tribe)、薏苡(Coixlacryma-jobi)和粟(Setariaitalica)等植物的种子胚乳淀粉粒相类,而植硅体多来自薏米的茎杆。所发现植物纤维呈现类似被切割的形态,经过模拟实验,对这种形态可能的考古学意义进行了分析。这些植物微体遗存的发现为我们理解石刀功能及新砦期的植物利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贾鑫博士的演讲题目为《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多个考古遗址的植物浮选样品分析鉴定出的炭化植物种子。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的人类从事粟、黍为主的农业。全新世适宜期的气候条件促进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粟、黍农业的发展,古人类占据海拔较低的西辽河各支流两岸,以便于农业活动的开展。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转型,气候恶化导致人类生业模式分异。承袭了前期的生业模式(农业为主)的史前人类依然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南部黄土丘陵地区(略有南迁);西部低山地区的人类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不得不选取畜牧业、狩猎经济补充食物来源。同时还报道了西拉沐沦河南岸考古遗址点分布和气候、地貌的关系,新石器时代受小米农业的温度限制难以北越等相关问题。
 
  专题与历史时期植物考古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人、地、物的相互依赖性》。她从介绍Ian Hodder的Entanglement理论入手,意图给出一个讨论人、地(生态环境)、物(植物/作物)相互依赖性的理论框架和工作方案,以期进一步深化现有的植物考古及相关领域研究。在人和物的认知基础上,再加入“地”即生态环境这个变量,尝试用Entanglement理论构建并解释作物驯化与农业起源的历史进程。在比较中国主要的两类农作物稻和粟黍、以及西亚麦类作物的驯化起源模式时,通过下述五个方面考察人、地、物的交织互动关系:1)野生祖本和作物的生态环境特点;2)土地利用;3)收割储存行为;4)聚落;5)传统。上述每个方面均能体现出人、地、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人和物都无法脱离这种依赖性出现单线发展和变化;正是这种依存关系限制了人与物在选择与改变上的可能性,因而这种人地物的关联(entanglement)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ity)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提出植物考古角度的entanglement解释,不仅益于将考古学资料同植物考古资料进行有机整合,拓展中国农业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深度;更能借助相互依赖性理论,审视和检验已有的植物考古分析手段,特别是在作物驯化标准的研究上提供启发和线索。

  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的金原正明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东亚的古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金原正明教授分别分析了长江下游地区跨湖桥遗址和日本九州绳文时代大分Yokoo遗的址古环境和植物。跨湖桥遗址黏土层代表的淡水环境以及硅藻代表的海洋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时期,海平面上升,但淡水和海相环境的互层沉积证明了该地区曾经历多次的海侵和海退。日本绳文时代的海侵导致大分Yokoo遗址被埋入海底,而7200年前后Akahoya火山的喷发带来大量的火山灰堆积,又导致海退。佐贺Higasimyp贝丘遗址内,贝壳层低于海面2m,贝丘上大量存储孔内保留了大量的橡果、种子、贝壳和鱼骨,但该时期日本遗址未发现稻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地取代了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目前已见报道的有关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多达数十例,这些新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而且很有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考古证据还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即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地区。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1800年前丝绸之路穿越青藏高原的茶叶证据》。茶(Camellia sinensis L.)是全世界最流行的非酒精型饮料之一,由于它的清新的味道、香气、疗效和温和刺激性的品质,被超过全球三分之二的人所饮用。通过对距今1800年和2100年前分别从西藏西部阿里和长安(中国古都)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腐烂碳化的古植物遗存的分析,发现这些植物样品含有只有茶叶才具有的茶氨酸、咖啡因、及茶-植钙体等系统证据,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西藏阿里地区,作为最早的实物证据,揭示了丝绸之路可能有一个分支在当时曾经穿越青藏高原。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汉代王陵的植物考古—以南昌海昏侯墓地为例》。利用浮选法在海昏侯墓陵园中的水井、车马坑及主墓内收集到了大量的植物遗存。经过系统地鉴定,我们共发现桃(Amygdaluspersica)、甜瓜(Cucumismelo)、侧柏(Platycladusorientalis)等29种植物。这些植物可细分为食用类、观赏类、建材类及药用类等。海昏侯墓出土的植物遗存均为江西地区的常见植物,反映了该地区西汉时期的农作物及果树栽培,以及先民对野生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情况,对研究西汉先民的农业活动、植物利用方式,以及海昏侯墓陵园景观的恢复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周云老师的演讲题目为《唐宋大邑青龙镇的发现及其植物考古新进展》。2012-2013年通过浮选法获得了该遗址四个时期的样品,包括唐代2份、北宋29份、南宋46份、明代19份、隆平寺塔基范围7份。出土各类植物种子及果实5854颗,另有水稻基盘4094个。大量水稻种子和部分麦类作物的出现证实了历史文献中该地区“稻麦轮作”的传统。同时还发现有大麦和高粱。大量的稗的出现可能会反映出新的农业问题。其他的植物种子还有芝麻、菱、野大豆、野燕麦、龙胆、各类莎草科、蓼科等植物种子共计79种。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和天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北京地区植物考古新发现-大兴三合庄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大兴三合庄遗址南部区域壁画墓附近探方炭化高粱种子的碳十四测年认为,年代约在金代早期到中期。植物种子包括高粱、栽培稗、水稻、小麦、大麦、大豆、豌豆、绿豆、粟、黍、甜瓜、芝麻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业产品情况。高粱的发现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栽培稗在三合庄炭化遗址区的大量出现也值得关注。为胡汉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的全面融合提供了生业经济和农业依据。炭化物地层多分布在辽金墓的南侧。辽金墓的墓道旁边大多都有种树的遗迹现象。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邬如碧同学的演讲题目为《史前菱角的驯化-来自田螺山遗址的考古证据》。分别统计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果体的长度、果体高度等,将其与现代菱角样本的相关参数对比,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均值统计和独立样本t检验等。研究认为田螺山出土的菱角大多无腰角、肩角圆钝、果体饱满,与野菱类形态差异显著,与栽培类型更为接近。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遗存已经脱离自然环境,生长发育可能存在部分人为干预,早期栽培驯化已经开始。该遗址出土的菱角可能是史前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菱角栽培成为稻作农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遗址地层自下至上,菱角有形态承袭、体积增大和趋于稳定的趋势。
 
  经过一天半的学术讲演和热烈讨论,与会者分别对植物考古学的核心问题、植物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植物考古学的目标的任务等问题进一步明确。植物考古要为认识人类、复原历史方面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植物考古学专业委员会今后的主要工作,首先是为考古学服务,为考古学提供人类在植物利用方面的必要证据;其次,在解决农业起源与传播方面,植物考古要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为解决相关人类学、考古学问题服务。
 
撰稿:贾鑫      审核:赵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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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6-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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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等23个单位的30人参会(正式代表20人,列席代表10人)。与会学者分别进行了20场讲演,5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学生、公众聆听了讲演并参与了讨论。

  演讲分为“南方稻作农业起源”、“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和“专题与历史时期植物考古研究”三个主题,分别由主任委员赵志军和秦岭、吕厚远和顾海滨、郑云飞和靳桂云主持。与会学者交流了新的观点和见解,展示了植物考古学领域新的研究成果。从长城之外的西辽河到海天相隔的海南岛,从高耸遥辽的青藏高原到秀美富饶的江南水乡,演讲者介绍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历史时期各时段的植物考古工作。演讲既有从人、地、物的角度对古代人类社会的高度概括,也有对某一考古遗址丰富植物遗存的再考量;有的学者高度总结植物隐喻的文化特征属性,有的学者深挖植物考古内涵;不但有浮选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等植物大遗存的丰硕成果,也有植硅石、植钙体、淀粉粒等植物微小遗存在方法学上的再探讨。与会者感慨于金色小米丰收的欢欣雀跃,流连于小麦东延的无尽沧桑,艳羡于一代王侯(海昏侯)的奢靡浮夸,徘徊在茶叶西进的悠悠故道。每位演讲之后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通过提问、补充和探讨,与会学者相互交流,对今后植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设想。
 
  南方稻作农业起源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顾海滨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湖南新石器早期炭化水稻的研究-从彭头山文化炭化水稻形态数据的分析看水稻的驯化速度》。为探讨狩猎-采集到稻作农业的经济形态转变发展过程,中美联合发掘队对澧阳平原新石器早期彭头山文化的杉龙岗、宋家岗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从目前出土的植物遗存资料来看,彭头山文化时期炭化水稻不但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其粒形及胚坑的形态与现代野生稻相比,也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进一步对该区域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炭化水稻的分析后认为,彭头山文化早期人类对水稻的驯化行为已经导致22%的炭化水稻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彭头山文化中、晚这一比例逐渐提高至44-47%。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吴妍副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植硅体视角下的稻作起源与扩散》。她使用植硅体分析的方法统计分析了从上山文化时期到河姆渡文化时期(12,000 to 7000 cal. BP)时间跨度上水稻植硅体不同形态数量分布频率、形态变化频度、三维形态参数变化规律。水稻植硅体的驯化特征在上山文化层阶段出现,暗示11000BP可能已有早期驯化稻存在,其水稻遗存更偏向于粳稻;随着时间推移,呈现的趋势是野生稻植硅体比率不断减少,驯化稻不断增多;更为重要的是,野生稻向驯化稻过渡植硅体的大量存在,既折射出水稻驯化的中间过程,又使人们认识到水稻驯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上山文化的荷花山遗址(10,000 cal. BP?)生土层中发现有野生性状特征的水稻扇型和水稻双峰型植硅体,一定程度暗示人类活动之前遗址所在地可能有稻分布,即全新世早期可能野生稻曾分布与此,为稻作起源提供了必备条件。此外,植硅体证据暗示了5000BP时水稻扩散到海南,为稻作传播提供新的证据。同时,吴研老师也报道了海南万宁钻孔的植硅体分析结果,认为5600年前,水稻已经在海南地区大规模栽培。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潘艳博士的演讲题目为《跨湖桥遗址的人类生态学分析》。她从跨湖桥遗址的动植物遗存出发,从理论层面探讨人类社会的生态学问题。分析表明跨湖桥时期的先民除了已经栽培水稻以外,还可能以多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干预许多物种的生命周期,以增加其丰富性、多样性和可靠性,维持人类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这启示农业起源研究除了关注驯化物种证据以外,还应深入理解物种驯化的长期过程和人类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观察视野放宽到动植物物种出现明显驯化性状以前的阶段。这一观察也对理解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长时段演进具有承上启下的启示意义。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云飞研究员演讲题目为《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生业形态及其生产力水平》。郑云飞老师认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具有国家、城池等文明社会的因素,是以稻作为特征的区域性文明代表之一。业已发掘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有水稻、葫芦、甜瓜、桃、梅、杏、柿、南酸枣、菱角、芡实等,基本勾勒出良渚稻作农业文化的生业形态特点:稻米生产发达,瓜、果、蔬菜等种植业结构完备,采集食物作为补充。以河道、水渠、田塍为基本要素的灌溉农业的成熟,以翻耕、除草为代表的栽培技术的改进,以选留良种和无性繁殖为特点的品种选育和繁育的进步等促进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表现为农作物驯化历程基本完成,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等。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加速了社会分工和复杂进程化,以及开展大型工程建设的能力,为文明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邱振威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太湖流域史前水田的植物考古研究-以姜里遗址和朱墓村遗址为例》。邱振威博士选取太湖流域的姜里遗址和朱墓村遗址为代表,结合大植物遗存和微体植物遗存提取,分析了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时期的几十块水田堆积。莎草属、酸模属、眼子菜属、小二仙草科、马齿苋、苔草属、酸模叶蓼、狐尾藻属、稗属等植物构成了典型湿地或水田杂草。崧泽文化时期(姜里遗址)水田杂草的种类和数量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姜里遗址)显著增多,推测是由于水田农业生产活动的强化减少了其它类型杂草和植物种属的构成,也可能是新开垦的水田曾为湿地杂草繁茂之地;而良渚文化时期(朱墓村遗址)水田杂草的比重明显降低,应系人为田间管理措施加强所致。此外,水田自身的形态与水田堆积中的水稻扇型植硅体也表现出阶段性的演变特征。邱振威博士指出对古水田的判断与研究涉及其自身结构形态、大植物遗存分析和微体植物遗存分析等方法,但各自所起的作用应有所区别。通过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遗迹结构形态特征应是判断水田与否的主要证据,而微体植物遗存(水稻扇型植硅体、水稻型花粉)则是验证性依据。最后,我们尝试为古水田研究提供一些建议。考虑水田堆积厚度可能存在差异,且植硅体一般主要沉积于水田上层堆积中,建议发现疑似水田遗迹后采取科学合理的发掘方法。与此同时,对于从实验角度从事古水田研究而言,研究对象的选择、样品采集部位的设定以及研究方法的选取尤为重要。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唐丽雅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屈家岭-石家河时期江汉地区的农业生产格局》。唐丽雅博士通过对江汉地区城子山、叶家庙、谭家岭、三房湾、计家湾、大寺、青龙泉、沟湾、八里岗等多处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综合分析,将江汉地区划分为南部稻作农业区和北部稻旱混作农业区。植物遗存结果显示出上述格局内部又存在差异。总体上,自北向南至长江南岸一带,旱作农业的影响逐渐减弱,稻作农业影响逐渐加大。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南麓一线应是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小米生长的南缘,长江以南地区基本不受旱作农业影响,可看做是比较单纯的稻作农业区。从宏观上看,该农业生产格局与南、北文化的态势、格局大体一致。这可能缘于南、北地区大的自然环境的差异。而文化的传播、分布态势和文化传统在一定条件下上可以超出自然因素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大格局内部的农业经济特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罗武宏博士的演讲题目为《淮河流域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新进展》。利用植硅体分析方法,结合AMS14C年代测定,对安徽巢湖岩芯中部、河南许昌灵井遗址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期地层2份土样,以及该遗址出土的10件器物表面残留物进行分析。巢湖岩芯更新世末-全新世中期地层以及灵井遗址地层及多个器物表面都发现有水稻特征性植硅体。更新始末至全新世初,淮河上游及巢湖地区存在野生稻资源的分布,并有可能已经被人类采集或栽培利用了。该成果可以为探寻更新世末全新世初中国野生稻分布范围,淮河流域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地点等问题提供新的线索与证据。
 
  北方旱作农业起源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靳桂云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海岱地区史前稻遗存研究》。海岱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重要源头之一。考古学研究显示,农业可能是海岱地区史前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近年来的考古学文化、与植物生产和加工有关的工具、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和同位素古人食谱等综合研究表明,海岱地区史前生业经济发展经历了由低水平食物生产到强化型农业形成的过程,其中对稻资源的利用和稻的栽培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稻粟混作农业的发展奠定了海岱史前文明的基础。91个遗址中的稻遗存显示,最早的稻资源利用始于后李文化时期,之后的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时期稻资源利用方式变化不大,龙山时代稻作农业发展超过了以前各个阶段,但到岳石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明显衰落。

  南京博物院吴文婉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北方地区裴李岗时代生业经济初探》。通过对北方五支考古学文化生业经济进行横向对比认为,采集渔猎经济在裴李岗时代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食物生产行为已明确存在,初期的植物栽培和动物驯养是北方各地先民进行食物生产的主要内容。食物生产始终处于辅助地位,属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以驯化物的存在为界,或可将中国北方的低水平食物生产划分为两大阶段。但囿于材料的局限,尚无法对裴李岗时代再进一步明确细分,不同文化群体进行食物生产可能有早晚之分,但差距应不大。影响社会经济方式转变的因素有自然和人为两方面,自然条件和环境气候的变化激发了社会经济方式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全新世的气候波动进一步强化了食物生产。某些地区强流动性的采集狩猎群体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社会经济方式发生转变。中国北方经历了数千年的低水平食物生产阶段,但与西亚地区相比,整个过程更迅速和紧凑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雪香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岳石文化先民与植物的互动关系》。自龙山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海岱地区气候较之前趋于冷干,温度下降与降水量的减少,对农业生产造成明显影响。现有植物考古资料显示,岳石文化遗址出土农作物包括粟、黍、稻、大豆、小麦和大麦,延续了龙山文化的农作物种类,但在作物比重上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稻作农业趋于萎缩,粟类遗存所占比重则相应提高,以粟类为主的旱作农业占绝对优势地位。但整体看大粒旱地作物(麦类和豆类)的推广较为局限。岳石文化农作物结构的调整,是自然环境和文化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烟台庙后等遗址植硅体分析显示,随着气候变化,原有低地被开发利用。相应地,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面积收缩,这是限制岳石文化稻作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龙山晚期海岱地区人口有较大规模迁徙,岳石文化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与中原地区兴起的二里头文化相比,社会组织结构更为分散,社会上层的控制力不强。反映在文化上,表现为蛋壳黑陶等技术含量高、耗时耗力多的奢侈品罕见。种植技术要求较高的稻作农业,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应属于投入高、回报低的粮食作物,不是岳石文化社会重点维持生产的对象。同理,小麦种植受到灌溉条件制约,劳动力回报率低,因而到岳石文化时期也没有得到大的发展。此外,从几处遗址的黍亚科杂草出土情况看,粟作种植也表现出粗放或单位面积低产的趋势,或许与适宜旱作的人均土地面积增加有关。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葛威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出土石刀表面植物微体遗存的初步发现与分析》。48件石刀的残留物发现了淀粉粒、植硅体和植物纤维等多种微体植物遗存。经过与现代标本对比,其中所发现的淀粉粒与小麦族(Triticeae tribe)、薏苡(Coixlacryma-jobi)和粟(Setariaitalica)等植物的种子胚乳淀粉粒相类,而植硅体多来自薏米的茎杆。所发现植物纤维呈现类似被切割的形态,经过模拟实验,对这种形态可能的考古学意义进行了分析。这些植物微体遗存的发现为我们理解石刀功能及新砦期的植物利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贾鑫博士的演讲题目为《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多个考古遗址的植物浮选样品分析鉴定出的炭化植物种子。西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的人类从事粟、黍为主的农业。全新世适宜期的气候条件促进了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粟、黍农业的发展,古人类占据海拔较低的西辽河各支流两岸,以便于农业活动的开展。全新世适宜期的结束导致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文化转型,气候恶化导致人类生业模式分异。承袭了前期的生业模式(农业为主)的史前人类依然生活于海拔较低的南部黄土丘陵地区(略有南迁);西部低山地区的人类难以开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不得不选取畜牧业、狩猎经济补充食物来源。同时还报道了西拉沐沦河南岸考古遗址点分布和气候、地貌的关系,新石器时代受小米农业的温度限制难以北越等相关问题。
 
  专题与历史时期植物考古研究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岭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人、地、物的相互依赖性》。她从介绍Ian Hodder的Entanglement理论入手,意图给出一个讨论人、地(生态环境)、物(植物/作物)相互依赖性的理论框架和工作方案,以期进一步深化现有的植物考古及相关领域研究。在人和物的认知基础上,再加入“地”即生态环境这个变量,尝试用Entanglement理论构建并解释作物驯化与农业起源的历史进程。在比较中国主要的两类农作物稻和粟黍、以及西亚麦类作物的驯化起源模式时,通过下述五个方面考察人、地、物的交织互动关系:1)野生祖本和作物的生态环境特点;2)土地利用;3)收割储存行为;4)聚落;5)传统。上述每个方面均能体现出人、地、物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人和物都无法脱离这种依赖性出现单线发展和变化;正是这种依存关系限制了人与物在选择与改变上的可能性,因而这种人地物的关联(entanglement)是有方向性(directionality)和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的。提出植物考古角度的entanglement解释,不仅益于将考古学资料同植物考古资料进行有机整合,拓展中国农业起源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深度;更能借助相互依赖性理论,审视和检验已有的植物考古分析手段,特别是在作物驯化标准的研究上提供启发和线索。

  日本奈良教育大学的金原正明教授的演讲题目为《东亚的古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金原正明教授分别分析了长江下游地区跨湖桥遗址和日本九州绳文时代大分Yokoo遗的址古环境和植物。跨湖桥遗址黏土层代表的淡水环境以及硅藻代表的海洋环境表明,河姆渡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时期,海平面上升,但淡水和海相环境的互层沉积证明了该地区曾经历多次的海侵和海退。日本绳文时代的海侵导致大分Yokoo遗址被埋入海底,而7200年前后Akahoya火山的喷发带来大量的火山灰堆积,又导致海退。佐贺Higasimyp贝丘遗址内,贝壳层低于海面2m,贝丘上大量存储孔内保留了大量的橡果、种子、贝壳和鱼骨,但该时期日本遗址未发现稻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中国,并逐步地取代了粟和黍两种小米,成为了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形成了现今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目前已见报道的有关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多达数十例,这些新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而且很有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考古证据还揭示,小麦传入中国至少有两个途径,即草原通道和绿洲通道。草原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欧亚草原诸青铜文化-中国北方文化区-黄河中下游地区;绿洲通道的传播路线是:西亚-中亚-帕米尔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两侧的绿洲-河西走廊-黄土高原地区。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的演讲题目为《1800年前丝绸之路穿越青藏高原的茶叶证据》。茶(Camellia sinensis L.)是全世界最流行的非酒精型饮料之一,由于它的清新的味道、香气、疗效和温和刺激性的品质,被超过全球三分之二的人所饮用。通过对距今1800年和2100年前分别从西藏西部阿里和长安(中国古都)考古遗址中发现的腐烂碳化的古植物遗存的分析,发现这些植物样品含有只有茶叶才具有的茶氨酸、咖啡因、及茶-植钙体等系统证据,表明至少在1800年前,茶叶已经被输送到西藏阿里地区,作为最早的实物证据,揭示了丝绸之路可能有一个分支在当时曾经穿越青藏高原。

  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蒋洪恩副教授的演讲题目为《汉代王陵的植物考古—以南昌海昏侯墓地为例》。利用浮选法在海昏侯墓陵园中的水井、车马坑及主墓内收集到了大量的植物遗存。经过系统地鉴定,我们共发现桃(Amygdaluspersica)、甜瓜(Cucumismelo)、侧柏(Platycladusorientalis)等29种植物。这些植物可细分为食用类、观赏类、建材类及药用类等。海昏侯墓出土的植物遗存均为江西地区的常见植物,反映了该地区西汉时期的农作物及果树栽培,以及先民对野生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情况,对研究西汉先民的农业活动、植物利用方式,以及海昏侯墓陵园景观的恢复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周云老师的演讲题目为《唐宋大邑青龙镇的发现及其植物考古新进展》。2012-2013年通过浮选法获得了该遗址四个时期的样品,包括唐代2份、北宋29份、南宋46份、明代19份、隆平寺塔基范围7份。出土各类植物种子及果实5854颗,另有水稻基盘4094个。大量水稻种子和部分麦类作物的出现证实了历史文献中该地区“稻麦轮作”的传统。同时还发现有大麦和高粱。大量的稗的出现可能会反映出新的农业问题。其他的植物种子还有芝麻、菱、野大豆、野燕麦、龙胆、各类莎草科、蓼科等植物种子共计79种。

  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和天博士的演讲题目为《北京地区植物考古新发现-大兴三合庄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大兴三合庄遗址南部区域壁画墓附近探方炭化高粱种子的碳十四测年认为,年代约在金代早期到中期。植物种子包括高粱、栽培稗、水稻、小麦、大麦、大豆、豌豆、绿豆、粟、黍、甜瓜、芝麻等,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农业产品情况。高粱的发现更是具有重要意义,栽培稗在三合庄炭化遗址区的大量出现也值得关注。为胡汉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的全面融合提供了生业经济和农业依据。炭化物地层多分布在辽金墓的南侧。辽金墓的墓道旁边大多都有种树的遗迹现象。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邬如碧同学的演讲题目为《史前菱角的驯化-来自田螺山遗址的考古证据》。分别统计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果体的长度、果体高度等,将其与现代菱角样本的相关参数对比,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均值统计和独立样本t检验等。研究认为田螺山出土的菱角大多无腰角、肩角圆钝、果体饱满,与野菱类形态差异显著,与栽培类型更为接近。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菱角遗存已经脱离自然环境,生长发育可能存在部分人为干预,早期栽培驯化已经开始。该遗址出土的菱角可能是史前先民的重要食物来源,菱角栽培成为稻作农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遗址地层自下至上,菱角有形态承袭、体积增大和趋于稳定的趋势。
 
  经过一天半的学术讲演和热烈讨论,与会者分别对植物考古学的核心问题、植物考古学的发展方向、植物考古学的目标的任务等问题进一步明确。植物考古要为认识人类、复原历史方面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植物考古学专业委员会今后的主要工作,首先是为考古学服务,为考古学提供人类在植物利用方面的必要证据;其次,在解决农业起源与传播方面,植物考古要发挥自己特有的功能,为解决相关人类学、考古学问题服务。
 
撰稿:贾鑫      审核:赵志军


作者:贾鑫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