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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会各专委会分组研讨
【原创】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暨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2016-06-0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侯彦峰 吕鹏 王娟    点击率:
  2016年4月21-22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动植物重点科研基地联合承办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暨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22家学术机构的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外,出席此次考古学大会的专家学者也旁听了学者发言。
 
  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包含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法医学、生态学、动物学、动物医学、农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等学科因素的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领域广泛,内容多样,可用于探讨城市化、营养摄取、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肉食资源交换、动物驯化和饲养、狩猎方式、生业模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祭祀、动物饲养技术、动物群演替、气候变化等课题。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隶属于中国考古学会,于2014年成立。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自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第一届,此后基本上是每年举办一次,其旨在增进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和合作,探讨动物考古学在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和发展,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推进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参加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本此研讨会开幕式、口头学术汇报、海报展讲、本次研讨会闭幕式、考察东赵遗址和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以及参加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闭幕式。
 
  本届研讨会开幕式由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研究员主持。
 
  在开幕式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贾连敏研究员代表承办单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欢迎;他首先介绍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基本情况,特别介绍了该院动物考古研究近年来取得的一些工作业绩和发展状况;他希望各位专家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相互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积极探索合作途径,为河南动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全国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袁靖研究员代表全国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和与会学者致辞,他真诚地感谢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举办此次会议的支持,讲述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现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他希望各位代表能够在本次研讨会上能够积极交流,积极拓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渠道,为中国考古视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开幕式
 
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本次研讨会的学术宣讲共19场,宣讲的研究内容涉及动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骨器手工业等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动物图像学研究、古代畜牧与生业模式、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个案研究、祭祀用牲习俗研究、动物考古数据库建设和应用、食性分析与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等8个方面,展现了近年来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各位学者宣讲内容摘要如下:
  
与会学者发言
 
  1)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域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探讨(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区系类型的思路和具体认识从宏观上把握了位于全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探讨各个考古学文化范围及其来龙去脉,对于开展属于各个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阐述分布于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各个考古学文化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特征,必须建立在归纳属于同一文化的多个遗址中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研究结果之上,结合植物考古学等研究的成果进行整合和分析,比较各个考古学文化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的异同,揭示其形成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当今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2)近年中国骨器研究进展(马萧林,河南省文物局):中国骨器研究近年已经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呈现,在分析方法和研究理念方面取得长足进展。骨器研究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器物描述,而是更多地通过分析骨器制作流程、生产规模、组织方式、专业化程度,进而加深对骨器生产者和消费者及其所处社会境况的认识和理解。对近年来中国骨器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并对今后骨器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
 
  3)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研究(李志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梳理了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该遗址至少存在2处制骨作坊,其中1号作坊的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2号作坊的使用时间可能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里头遗址的骨器加工过程中的备料、加工、再利用都有一定的章法,骨器加工多选取黄牛的骨骼,包括长骨、肋骨和下颌骨;角器加工则选取鹿角。骨骼截取多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经使用铜质工具。大致经过了预成形、细部加工(切割、镂刻、刮削、剔挖等环节)、打磨、抛光等流程,部分器物局部采用管钻、掏挖等技术。二里头遗址的骨器制作中零星生产和集中生产并存,制骨手工业已经相对成熟,作坊生产有“官工”特征,以满足日常所用为主,但与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时期相比其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4)中国牧业经济源起的动物考古学观察(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游牧是畜牧业的一种最极端、最发达的类型,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依赖动物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考古学者立足于考古文化现象,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认为中国北方游牧经济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动物考古学以动物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为中国原始畜牧业起源研究提供直接证据。本次研究涉及的地域为内蒙古和甘青地区(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这是牧区畜牧业的主要分布区,就考古学研究而言,也是中国原始牧区畜牧业的起源区域,探讨时代为东周之前(距今约2000年前)。研究方法借助畜牧业研究的畜群结构的概念,通过量化哺乳动物中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数量和相对比例,特别是以猪和绵羊为代表的家养哺乳动物的比例来动态考察中国北方地区狩猎、初级农耕畜牧、稳定农耕畜牧、初级牧区畜牧、农牧结合等5种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的转变,由此对中国原始牧业起源的历史进程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

与会学者发言
 
  5)鹿角传奇:欧亚草原鹿造型的动物考古学观察(罗运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动物图像相关遗存是见证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历史的关键资料,这些动物形象的种属确认对理解其起仪式功能与起源传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这方面的鉴定研究尚未展开,特别作为草原文化标志性遗产的鹿石,其鹿类造型的种属鉴定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多泛称为鹿,或随意指认为大角鹿、扁角鹿甚至麋鹿等。通过对欧亚草原古代鹿造型的宏观考察,以特征鲜明的鹿角为鉴定依据,可知欧亚草原流行的鹿造型基本集中为驯鹿、马鹿和驼鹿。参考同类鹿形象的造型特征,结合鹿类生态习性及伴出动物群组合,可确认鹿石上写实形的鹿图像基本上为驼鹿,个别可能是马鹿,而图案化的鹿图像其角部以马鹿角为原型。鹿石图像中的动物选择应与早期游牧民族的狩猎生计活动有关。
 
  6)农业人群与游牧人群埋葬习俗的比较研究--八里岗、磨沟和火烧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的证据(王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墓葬中埋葬动物骨骼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类的生业模式和埋葬行为模式。八里岗、磨沟和火烧沟三个遗址均存在着墓葬中埋葬大量动物骨骼的现象。通过对三个遗址墓葬中出土动物骨骼的种属、骨骼部位、年龄结构、埋藏情况等进行研究,对古代人类埋葬动物的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试图了解不同生业模式下人类埋葬行为的差异和共性。八里岗遗址流行墓葬中随葬大量猪下颌骨的现象,反映的是一种农业定居人群的埋葬行为;火烧沟遗址墓葬中随葬动物以绵羊为主,反映的是一种游牧人群的埋葬行为;而磨沟遗址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墓葬中随葬的动物骨骼中猪骨、羊骨和牛骨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反映了一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同时,从早期到晚期可能存在的经济模式的转变会带来埋葬行为的变化。另外,动物遗存分析还表明,三处遗址古代人群埋葬动物的行为,在骨骼部位、年龄结构的选择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7)饭稻羹鱼: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渔猎经济与稻作农业模式(张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关于“饭稻羹鱼”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这应当是对西汉时期长江流域人民生活状况的写照。上溯至新石器时代,鱼在长江下游生业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提及,但是由于受到发掘和取样方法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仍缺少对鱼类遗存的系统研究。以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为主,着重于将鱼类、水稻以及其他水生生物置于大的生态系统背景中,寻找其中的联系,从而还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鱼类遗存的全面分析,发现尽管六七千年前遗址距离海岸线并不远,但绝大多数都是淡水鱼,并进一步发现它们主要来自遗址附近的淡水湿地环境。对季节性的分析则表明捕鱼活动是连续的,全年都在进行,可见鱼被当做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稳定的食物来源。目前关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水稻驯化进程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为这次综合讨论提供了重要材料。通过对两组研究材料的整合,鱼类和水稻之间的联系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首先,它们都出自同样的生态环境,即淡水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彼此相连的基础;第二,捕鱼活动集中的季节与收获水稻和其他植物果实的季节被有序地安排在不同月份,而且与各种动植物的生命史特征密切相关,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了解,又反映了对劳动力资源合理安排与管理;第三,鱼类遗存的构成随时间而变化,相对应的则是驯化稻比例的逐步增加,这或许是由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对遗址周围的环境和景观产生了影响,从而间接导致了鱼类种群的变化。
 
  8)动物考古学量化研究新探索——以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例(莫林恒,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量化研究是通过动物考古学统计方法对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各种数量统计,评估各种动物在肉食结构中的重要性。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在量化研究中采用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小个体数(MNI)、骨骼重量、肉量等4种统计方式,结合实际情况指出目前各种统计方式忽视了不同大小种类动物骨骼在考古遗址中保存采集的几率不一致的局限性,强调动物考古学量化研究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数据比较,而是在综合考虑出土动物骨骼特点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统计数据的判读。对此,根据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特点,重点探讨使用一种分类型方式来进行量化研究。通过设立比较的原则,将同一类型或相近的动物放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发挥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势,分析各种动物的消费数量、消费肉量和重要性三项指标,较为全面的探讨各类型动物在肉食结构中的地位。

与会学者发言
 
  9)李家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分析(赵静芳,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郑州新密市,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剖面,以及大量具有过渡阶段特征的文化遗物,填补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动物遗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对2009年发掘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细石器文化层动物种类包括麋鹿、斑鹿、狍、牛、马、獐或麝、猪等偶蹄类,以及食肉类、鸟类等;李家沟文化层包括斑鹿、狍、马、獐或麝、猪等偶蹄类,以及貉、猫科等食肉类和鸟类。李家沟文化层还出土烧骨、骨料等遗物。李家沟遗址动物遗存对于认识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以及人类行为特点等考古学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0)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第I地点动物遗存的初步研究(汤卓炜,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大山前遗址是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保存状况很好的动物遗存,对于揭示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经济形态,遗址周围的环境特征,以及人地关系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全面开展系统的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来自动物遗存的重要信息。利用比较解剖学、统计学原理和方法,结合各单位动物遗存的分布情况,开展了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研究表明,动物遗存主要出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中,以家养动物为主的动物群构成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现象,从夏家店下层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甚至到战国时期,并未表现出流动性较强的畜牧经济成分的增加,农耕经济支持下的家畜饲养业在人类开发和利用动物资源方面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1)江苏顺山集遗址动物考古学分析(陈杰,上海博物馆):顺山集出土的动物骨骼全部属于脊椎动物,共计9种,分别为龟、狗、猫、虎、猪、麋鹿、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和水牛,其中,猪和鹿科动物是顺山集遗址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狩猎行为而获得的。根据狗下颌骨的形态分析,可以证实该遗址的狗已经属于驯化动物。根据齿列扭曲和年龄结构等特征,证明该遗址应该已经存在了家猪饲养,但是此时家猪饲养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早期阶段,猪的下颌第3臼齿的长度明显大于后来饲养成熟阶段的家猪个体。动物除了用于肉食外,还是重要的工具原料。顺山集遗址发现了大量带有加工痕迹的动物骨骼,以鹿角为主,加工痕迹主要有砍斫痕、削痕、锯痕和折断痕,带有加工痕迹的骨骼应该是当时先民为了制作骨角器取料后废弃物,它们为顺山集遗址古代先民早期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12)青海都兰热水遗址动物骨骼分析(杨苗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青海都兰热水遗址吐蕃时期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最少有11个属种的鸟类和19个属种的哺乳动物,包括金雕、秃鹫、猫头鹰、雕鸮、沙丘鹤、天鹅、赤麻鸭、环颈雉、鸽形目、秧鸡科、鸵鸟、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褐家鼠、狗、藏狐、狗獾、虎、猞猁、家马、藏野驴、骆驼属、白唇鹿、牦牛属、鹅喉羚、藏羚、岩羊、盘羊、绵羊、山羊等动物种属。出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反映出遗址周围的环境以高寒、高原荒漠草原为主,其次为稀疏的灌丛草原。该遗址的农业相对滞后,以游牧业为主。
  
与会学者发言
 
  13)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动物考古研究(宋艳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丁公遗址历年发掘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动物遗存共13911件,种属包括蟹、多种丽蚌、矛蚌、扭蚌、裂嵴蚌、楔蚌、珠蚌、蚬和多种淡水螺类;脉红螺、青蛤、文蛤等海洋贝类;草鱼、鲫鱼、鳡鱼、鲤鱼、鲢鱼、青鱼、乌鳢、鲈鱼等咸淡水鱼类;龟、鳖、鳄鱼等爬行动物;不同体型的鸟类;豪猪、竹鼠、猪、黄牛、獐、梅花鹿、麋鹿、绵羊、兔、狗、猪獾、貉、猫等哺乳动物。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丁公先民以饲养家猪来获取稳定的肉食来源,家猪在先民肉食结构中所占比重极高;以獐和梅花鹿为主的野生哺乳动物、以淡水软体动物和鱼类为主的水生动物资源,仍是先民肉食资源的重要补充。随葬动物种属和部位并未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猪类遗存的出现频率要高于其它动物。
 
  14)河南瓦店遗址出土软体动物研究(王良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者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软体动物进行了初步的动物考古学鉴定和分析。首先对中国圆田螺和铜锈环棱螺的壳高、壳宽、重量等数据进行测量统计,然后通过壳高分析解释软体动物可能的采集季节,通过重量分析还原软体动物可以提供的肉食量和蛋白质含量,最后综合分析古代居民获取和食用软体动物的相关历史背景,分析结果显示瓦店遗址出土的软体动物采集于春季和秋季。
 
  15)河南淇县宋庄墓地祭牲(食)研究(侯彦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淇县宋庄墓地为东周时期墓葬群,于2009年发掘了墓葬17座,其中16座有祭牲现象,且随葬了大量的动物。动物种属鉴定、死亡年龄判断和碳氮稳定性同位素分析等研究结果表明,祭牲种属和骨骼部位主要为牛、猪、鹿(梅花鹿和小型鹿)的左前肢,以及完整的狗和鱼。其中用牛的数量最多,猪次之,鹿、兔、鱼等野生动物较少。不同等级(或时期)的墓葬,所用动物的数量和摆放位置有所变化。还提取了不同随葬动物的骨胶原,进行了碳氮稳定性同位素分析,发现同一墓葬内相同动物部分个体的碳氮值离散度较小,初步推测当时宰杀的动物可能来自同一个群体(或相似养殖模式)。宋庄墓地出土的这批祭祀动物为研究东周时期畜牧史、用牲礼制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16)河南巩义天玺尚城宋代M230出土动物骨骼研究(王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针对河南巩义天玺尚城宋墓2015年发掘M230出土的动物骨架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形态学研究和骨骼测量分析,鉴定M230中陪葬的动物个体包括黄牛1头,山羊至少12只。其中,山羊多为1岁以下幼年个体,而较为年长的个体基本可鉴定为雌性。这是首次在宋代墓葬中发现数量如此多、骨架保存较完整的山羊遗骸。对研究宋代的食羊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也为山羊和绵羊的骨骼鉴别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与会学者发言
 
  17)后套木嘎遗址新石器时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蔡大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考古发掘,初步构建起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在持续发掘中,陆续发现埋葬有大量动物骨骼的沟和灰坑,以野牛骨骼为主,但是种属尚不确定。经过分子考古分析,确定这些野牛属于原始牛(Bos primigenius),而不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在北方的东北野牛(Bison exiguus),为中国黄牛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18)关系模型数据库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余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关系模型数据库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实例,认识建立数据库的重要作用,譬如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传播路线和传播速度等)。 
 
  19)4000BP前后黄河中上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的分化(陈相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和上游地区的生业经济开始发生分化:以黍和粟的种植与家猪饲养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业仍是中原地区生计方式的主体,而以畜养牛和羊为主要特点的草原畜牧经济却在甘青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不同的生业方式势必导致资源开发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等生产关系层面产生变化,进而引起社群组织结构乃至社会复杂化发展道路出现巨大差异。因此,要全面认识黄河中上游地区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发展道路产生差异的原因,有必要对中原和甘青地区生业经济分化的过程进行对比研究。鉴于此,在梳理近年来发表的稳定同位素数据的基础上,以家畜饲养方式为主要切入点,结合先民食谱状况,系统比较中原和甘青地区生业经济的特点,以期为深入认识两个地区社会复杂化发展过程提供参考
 
  此外,还对4份壁报的内容进行了讲解,主要内容如下:

与会学者发言
 
  1)河南淅川下寨遗址H380出土熊骨研究(侯彦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淅川下寨遗址西周晚期H380内出土一具完整的熊骨进行了研究。通过齿式、牙齿形态、头骨和下颌骨的尺寸、骨端愈合、牙齿切片、X光射线和稳定同位素等对该熊的种属、年龄、性别、死亡季节、骨骼疾病和食性等进行了鉴定和分析。
 
  2)马家浜遗址鱼骨的初步研究(王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对马家浜遗址出土鱼骨的数量、骨骼部位、种属进行了详细阐述,鱼骨可鉴定标本数为11282件,种类有鲤鱼、乌鳢、鲫鱼、黄颡鱼、鲶鱼、鲈鱼、鲢鱼、青鱼。并对鲤鱼和乌鳢的体长进行了复原。
 
  3)啮齿类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王运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庆师范大学):以啮齿类的“属”为基本对象,统计在大陆和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遗址中的出现频率及地理分布。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投机性的肉食采集行为,北方以兔类、南方以竹鼠和豪猪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性肉食来源。竹鼠、豪猪和河狸古今分布发生了变迁。
 
  4)河南新砦遗址牛、羊牙齿的序列稳定C、O同位素及饲养策略研究的序列稳定C、O同位素及饲养策略研究(戴玲玲,安徽大学历史系):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牛和羊牙齿为材料,提取牙釉质序列样本,进行了稳定碳氧同位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代末期郑州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气降水氧同位素低值出现于夏季和冬季,高值出现于春季。鹿常年以C3类野生植物为食。牛常年摄取大量C4类植物,但个体差异显著。羊摄取C4类植物季节变化大,集中在夏秋。
 
  在2016年5月22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研究员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主要内容为:本次研讨会共举行了19场口头学术报告和4次海报展讲,会上各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成果出发,对骨器、不同考古遗址出土动物、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动物图像遗存、关系模型数据库、祭祀动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研究,交流和分享了动物考古学领域最新的方法和成果。本次会议加强了同行相互了解,扩大了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考古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考古界对动物考古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进展。
 
撰稿:侯彦峰、吕鹏、王娟   摄影:聂凡    审稿:马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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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研讨会暨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发布时间: 2016-06-03

  2016年4月21-22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动植物重点科研基地联合承办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2016年年会暨第七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考古研究院、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22家学术机构的40位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外,出席此次考古学大会的专家学者也旁听了学者发言。
 
  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包含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法医学、生态学、动物学、动物医学、农学、地理学和地质学等学科因素的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领域广泛,内容多样,可用于探讨城市化、营养摄取、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关系、肉食资源交换、动物驯化和饲养、狩猎方式、生业模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祭祀、动物饲养技术、动物群演替、气候变化等课题。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隶属于中国考古学会,于2014年成立。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自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行第一届,此后基本上是每年举办一次,其旨在增进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交流和合作,探讨动物考古学在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和发展,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推进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考古学中的广泛应用。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程包括参加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本此研讨会开幕式、口头学术汇报、海报展讲、本次研讨会闭幕式、考察东赵遗址和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以及参加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闭幕式。
 
  本届研讨会开幕式由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研究员主持。
 
  在开幕式中,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贾连敏研究员代表承办单位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表达了诚挚的欢迎;他首先介绍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基本情况,特别介绍了该院动物考古研究近年来取得的一些工作业绩和发展状况;他希望各位专家以此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相互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积极探索合作途径,为河南动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全国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袁靖研究员代表全国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和与会学者致辞,他真诚地感谢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举办此次会议的支持,讲述了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现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向,他希望各位代表能够在本次研讨会上能够积极交流,积极拓展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渠道,为中国考古视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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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讨会的学术宣讲共19场,宣讲的研究内容涉及动物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骨器手工业等系统性的专题研究、动物图像学研究、古代畜牧与生业模式、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个案研究、祭祀用牲习俗研究、动物考古数据库建设和应用、食性分析与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等8个方面,展现了近年来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各位学者宣讲内容摘要如下:
  
与会学者发言
 
  1)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域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探讨(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区系类型的思路和具体认识从宏观上把握了位于全国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探讨各个考古学文化范围及其来龙去脉,对于开展属于各个考古学文化的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阐述分布于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各个考古学文化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特征,必须建立在归纳属于同一文化的多个遗址中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研究结果之上,结合植物考古学等研究的成果进行整合和分析,比较各个考古学文化获取动物资源方式的异同,揭示其形成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深入探讨考古学文化,是当今考古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2)近年中国骨器研究进展(马萧林,河南省文物局):中国骨器研究近年已经引起了考古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不断呈现,在分析方法和研究理念方面取得长足进展。骨器研究不再局限于一般的器物描述,而是更多地通过分析骨器制作流程、生产规模、组织方式、专业化程度,进而加深对骨器生产者和消费者及其所处社会境况的认识和理解。对近年来中国骨器研究的状况进行了回顾,并对今后骨器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
 
  3)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与制骨手工业研究(李志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梳理了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该遗址至少存在2处制骨作坊,其中1号作坊的使用时间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至第四期,2号作坊的使用时间可能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里头遗址的骨器加工过程中的备料、加工、再利用都有一定的章法,骨器加工多选取黄牛的骨骼,包括长骨、肋骨和下颌骨;角器加工则选取鹿角。骨骼截取多采用片状工具切割截取,应该已经使用铜质工具。大致经过了预成形、细部加工(切割、镂刻、刮削、剔挖等环节)、打磨、抛光等流程,部分器物局部采用管钻、掏挖等技术。二里头遗址的骨器制作中零星生产和集中生产并存,制骨手工业已经相对成熟,作坊生产有“官工”特征,以满足日常所用为主,但与二里冈文化、殷墟文化时期相比其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
 
  4)中国牧业经济源起的动物考古学观察(吕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游牧是畜牧业的一种最极端、最发达的类型,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依赖动物来获得主要生活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考古学者立足于考古文化现象,并结合相关学科的研究,认为中国北方游牧经济大体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动物考古学以动物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可为中国原始畜牧业起源研究提供直接证据。本次研究涉及的地域为内蒙古和甘青地区(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和宁夏),这是牧区畜牧业的主要分布区,就考古学研究而言,也是中国原始牧区畜牧业的起源区域,探讨时代为东周之前(距今约2000年前)。研究方法借助畜牧业研究的畜群结构的概念,通过量化哺乳动物中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的数量和相对比例,特别是以猪和绵羊为代表的家养哺乳动物的比例来动态考察中国北方地区狩猎、初级农耕畜牧、稳定农耕畜牧、初级牧区畜牧、农牧结合等5种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的转变,由此对中国原始牧业起源的历史进程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

与会学者发言
 
  5)鹿角传奇:欧亚草原鹿造型的动物考古学观察(罗运兵,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动物图像相关遗存是见证欧亚草原早期游牧民族历史的关键资料,这些动物形象的种属确认对理解其起仪式功能与起源传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这方面的鉴定研究尚未展开,特别作为草原文化标志性遗产的鹿石,其鹿类造型的种属鉴定目前还是一个空白——多泛称为鹿,或随意指认为大角鹿、扁角鹿甚至麋鹿等。通过对欧亚草原古代鹿造型的宏观考察,以特征鲜明的鹿角为鉴定依据,可知欧亚草原流行的鹿造型基本集中为驯鹿、马鹿和驼鹿。参考同类鹿形象的造型特征,结合鹿类生态习性及伴出动物群组合,可确认鹿石上写实形的鹿图像基本上为驼鹿,个别可能是马鹿,而图案化的鹿图像其角部以马鹿角为原型。鹿石图像中的动物选择应与早期游牧民族的狩猎生计活动有关。
 
  6)农业人群与游牧人群埋葬习俗的比较研究--八里岗、磨沟和火烧沟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的证据(王华,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墓葬中埋葬动物骨骼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类的生业模式和埋葬行为模式。八里岗、磨沟和火烧沟三个遗址均存在着墓葬中埋葬大量动物骨骼的现象。通过对三个遗址墓葬中出土动物骨骼的种属、骨骼部位、年龄结构、埋藏情况等进行研究,对古代人类埋葬动物的行为模式进行探讨,试图了解不同生业模式下人类埋葬行为的差异和共性。八里岗遗址流行墓葬中随葬大量猪下颌骨的现象,反映的是一种农业定居人群的埋葬行为;火烧沟遗址墓葬中随葬动物以绵羊为主,反映的是一种游牧人群的埋葬行为;而磨沟遗址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墓葬中随葬的动物骨骼中猪骨、羊骨和牛骨都占有相当的比例,反映了一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同时,从早期到晚期可能存在的经济模式的转变会带来埋葬行为的变化。另外,动物遗存分析还表明,三处遗址古代人群埋葬动物的行为,在骨骼部位、年龄结构的选择上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7)饭稻羹鱼: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渔猎经济与稻作农业模式(张颖,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关于“饭稻羹鱼”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这应当是对西汉时期长江流域人民生活状况的写照。上溯至新石器时代,鱼在长江下游生业经济中的重要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提及,但是由于受到发掘和取样方法等客观因素的限制,目前仍缺少对鱼类遗存的系统研究。以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为主,着重于将鱼类、水稻以及其他水生生物置于大的生态系统背景中,寻找其中的联系,从而还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鱼类遗存的全面分析,发现尽管六七千年前遗址距离海岸线并不远,但绝大多数都是淡水鱼,并进一步发现它们主要来自遗址附近的淡水湿地环境。对季节性的分析则表明捕鱼活动是连续的,全年都在进行,可见鱼被当做人们日常生活中一项稳定的食物来源。目前关于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地区水稻驯化进程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了,为这次综合讨论提供了重要材料。通过对两组研究材料的整合,鱼类和水稻之间的联系可以总结为如下三点:首先,它们都出自同样的生态环境,即淡水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彼此相连的基础;第二,捕鱼活动集中的季节与收获水稻和其他植物果实的季节被有序地安排在不同月份,而且与各种动植物的生命史特征密切相关,既反映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了解,又反映了对劳动力资源合理安排与管理;第三,鱼类遗存的构成随时间而变化,相对应的则是驯化稻比例的逐步增加,这或许是由于稻作农业的发展对遗址周围的环境和景观产生了影响,从而间接导致了鱼类种群的变化。
 
  8)动物考古学量化研究新探索——以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为例(莫林恒,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量化研究是通过动物考古学统计方法对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各种数量统计,评估各种动物在肉食结构中的重要性。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例,在量化研究中采用可鉴定标本数(NISP)、最小个体数(MNI)、骨骼重量、肉量等4种统计方式,结合实际情况指出目前各种统计方式忽视了不同大小种类动物骨骼在考古遗址中保存采集的几率不一致的局限性,强调动物考古学量化研究的核心不是简单的数据比较,而是在综合考虑出土动物骨骼特点等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统计数据的判读。对此,根据老司城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特点,重点探讨使用一种分类型方式来进行量化研究。通过设立比较的原则,将同一类型或相近的动物放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发挥不同统计方法的优势,分析各种动物的消费数量、消费肉量和重要性三项指标,较为全面的探讨各类型动物在肉食结构中的地位。

与会学者发言
 
  9)李家沟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分析(赵静芳,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李家沟遗址位于河南郑州新密市,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剖面,以及大量具有过渡阶段特征的文化遗物,填补了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之间的缺环。动物遗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对2009年发掘出土动物遗存进行鉴定和研究。细石器文化层动物种类包括麋鹿、斑鹿、狍、牛、马、獐或麝、猪等偶蹄类,以及食肉类、鸟类等;李家沟文化层包括斑鹿、狍、马、獐或麝、猪等偶蹄类,以及貉、猫科等食肉类和鸟类。李家沟文化层还出土烧骨、骨料等遗物。李家沟遗址动物遗存对于认识旧-新石器过渡时期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以及人类行为特点等考古学问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0)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第I地点动物遗存的初步研究(汤卓炜,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大山前遗址是东北地区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保存状况很好的动物遗存,对于揭示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的经济形态,遗址周围的环境特征,以及人地关系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全面开展系统的环境考古研究提供了来自动物遗存的重要信息。利用比较解剖学、统计学原理和方法,结合各单位动物遗存的分布情况,开展了系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研究表明,动物遗存主要出土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战国时期的灰坑中,以家养动物为主的动物群构成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现象,从夏家店下层文化至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甚至到战国时期,并未表现出流动性较强的畜牧经济成分的增加,农耕经济支持下的家畜饲养业在人类开发和利用动物资源方面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1)江苏顺山集遗址动物考古学分析(陈杰,上海博物馆):顺山集出土的动物骨骼全部属于脊椎动物,共计9种,分别为龟、狗、猫、虎、猪、麋鹿、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和水牛,其中,猪和鹿科动物是顺山集遗址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它们主要是通过狩猎行为而获得的。根据狗下颌骨的形态分析,可以证实该遗址的狗已经属于驯化动物。根据齿列扭曲和年龄结构等特征,证明该遗址应该已经存在了家猪饲养,但是此时家猪饲养还处于比较原始的早期阶段,猪的下颌第3臼齿的长度明显大于后来饲养成熟阶段的家猪个体。动物除了用于肉食外,还是重要的工具原料。顺山集遗址发现了大量带有加工痕迹的动物骨骼,以鹿角为主,加工痕迹主要有砍斫痕、削痕、锯痕和折断痕,带有加工痕迹的骨骼应该是当时先民为了制作骨角器取料后废弃物,它们为顺山集遗址古代先民早期工艺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12)青海都兰热水遗址动物骨骼分析(杨苗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青海都兰热水遗址吐蕃时期出土的大量动物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最少有11个属种的鸟类和19个属种的哺乳动物,包括金雕、秃鹫、猫头鹰、雕鸮、沙丘鹤、天鹅、赤麻鸭、环颈雉、鸽形目、秧鸡科、鸵鸟、喜马拉雅旱獭、高原兔、褐家鼠、狗、藏狐、狗獾、虎、猞猁、家马、藏野驴、骆驼属、白唇鹿、牦牛属、鹅喉羚、藏羚、岩羊、盘羊、绵羊、山羊等动物种属。出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反映出遗址周围的环境以高寒、高原荒漠草原为主,其次为稀疏的灌丛草原。该遗址的农业相对滞后,以游牧业为主。
  
与会学者发言
 
  13)丁公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动物考古研究(宋艳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研究院):丁公遗址历年发掘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动物遗存共13911件,种属包括蟹、多种丽蚌、矛蚌、扭蚌、裂嵴蚌、楔蚌、珠蚌、蚬和多种淡水螺类;脉红螺、青蛤、文蛤等海洋贝类;草鱼、鲫鱼、鳡鱼、鲤鱼、鲢鱼、青鱼、乌鳢、鲈鱼等咸淡水鱼类;龟、鳖、鳄鱼等爬行动物;不同体型的鸟类;豪猪、竹鼠、猪、黄牛、獐、梅花鹿、麋鹿、绵羊、兔、狗、猪獾、貉、猫等哺乳动物。量化分析结果显示丁公先民以饲养家猪来获取稳定的肉食来源,家猪在先民肉食结构中所占比重极高;以獐和梅花鹿为主的野生哺乳动物、以淡水软体动物和鱼类为主的水生动物资源,仍是先民肉食资源的重要补充。随葬动物种属和部位并未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猪类遗存的出现频率要高于其它动物。
 
  14)河南瓦店遗址出土软体动物研究(王良智,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者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软体动物进行了初步的动物考古学鉴定和分析。首先对中国圆田螺和铜锈环棱螺的壳高、壳宽、重量等数据进行测量统计,然后通过壳高分析解释软体动物可能的采集季节,通过重量分析还原软体动物可以提供的肉食量和蛋白质含量,最后综合分析古代居民获取和食用软体动物的相关历史背景,分析结果显示瓦店遗址出土的软体动物采集于春季和秋季。
 
  15)河南淇县宋庄墓地祭牲(食)研究(侯彦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淇县宋庄墓地为东周时期墓葬群,于2009年发掘了墓葬17座,其中16座有祭牲现象,且随葬了大量的动物。动物种属鉴定、死亡年龄判断和碳氮稳定性同位素分析等研究结果表明,祭牲种属和骨骼部位主要为牛、猪、鹿(梅花鹿和小型鹿)的左前肢,以及完整的狗和鱼。其中用牛的数量最多,猪次之,鹿、兔、鱼等野生动物较少。不同等级(或时期)的墓葬,所用动物的数量和摆放位置有所变化。还提取了不同随葬动物的骨胶原,进行了碳氮稳定性同位素分析,发现同一墓葬内相同动物部分个体的碳氮值离散度较小,初步推测当时宰杀的动物可能来自同一个群体(或相似养殖模式)。宋庄墓地出土的这批祭祀动物为研究东周时期畜牧史、用牲礼制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16)河南巩义天玺尚城宋代M230出土动物骨骼研究(王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针对河南巩义天玺尚城宋墓2015年发掘M230出土的动物骨架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形态学研究和骨骼测量分析,鉴定M230中陪葬的动物个体包括黄牛1头,山羊至少12只。其中,山羊多为1岁以下幼年个体,而较为年长的个体基本可鉴定为雌性。这是首次在宋代墓葬中发现数量如此多、骨架保存较完整的山羊遗骸。对研究宋代的食羊文化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也为山羊和绵羊的骨骼鉴别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材料。

与会学者发言
 
  17)后套木嘎遗址新石器时代黄牛分子考古学研究(蔡大伟,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考古发掘,初步构建起嫩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汉代的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在持续发掘中,陆续发现埋葬有大量动物骨骼的沟和灰坑,以野牛骨骼为主,但是种属尚不确定。经过分子考古分析,确定这些野牛属于原始牛(Bos primigenius),而不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在北方的东北野牛(Bison exiguus),为中国黄牛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18)关系模型数据库在动物考古学中的应用(余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通过地理信息系统与关系模型数据库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实例,认识建立数据库的重要作用,譬如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传播路线和传播速度等)。 
 
  19)4000BP前后黄河中上游地区家畜饲养方式的分化(陈相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和上游地区的生业经济开始发生分化:以黍和粟的种植与家猪饲养为主要内容的粟作农业仍是中原地区生计方式的主体,而以畜养牛和羊为主要特点的草原畜牧经济却在甘青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不同的生业方式势必导致资源开发方式、生产组织方式等生产关系层面产生变化,进而引起社群组织结构乃至社会复杂化发展道路出现巨大差异。因此,要全面认识黄河中上游地区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发展道路产生差异的原因,有必要对中原和甘青地区生业经济分化的过程进行对比研究。鉴于此,在梳理近年来发表的稳定同位素数据的基础上,以家畜饲养方式为主要切入点,结合先民食谱状况,系统比较中原和甘青地区生业经济的特点,以期为深入认识两个地区社会复杂化发展过程提供参考
 
  此外,还对4份壁报的内容进行了讲解,主要内容如下:

与会学者发言
 
  1)河南淅川下寨遗址H380出土熊骨研究(侯彦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河南淅川下寨遗址西周晚期H380内出土一具完整的熊骨进行了研究。通过齿式、牙齿形态、头骨和下颌骨的尺寸、骨端愈合、牙齿切片、X光射线和稳定同位素等对该熊的种属、年龄、性别、死亡季节、骨骼疾病和食性等进行了鉴定和分析。
 
  2)马家浜遗址鱼骨的初步研究(王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对马家浜遗址出土鱼骨的数量、骨骼部位、种属进行了详细阐述,鱼骨可鉴定标本数为11282件,种类有鲤鱼、乌鳢、鲫鱼、黄颡鱼、鲶鱼、鲈鱼、鲢鱼、青鱼。并对鲤鱼和乌鳢的体长进行了复原。
 
  3)啮齿类考古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王运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重庆师范大学):以啮齿类的“属”为基本对象,统计在大陆和台湾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遗址中的出现频率及地理分布。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投机性的肉食采集行为,北方以兔类、南方以竹鼠和豪猪作为一种重要的补充性肉食来源。竹鼠、豪猪和河狸古今分布发生了变迁。
 
  4)河南新砦遗址牛、羊牙齿的序列稳定C、O同位素及饲养策略研究的序列稳定C、O同位素及饲养策略研究(戴玲玲,安徽大学历史系):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出土牛和羊牙齿为材料,提取牙釉质序列样本,进行了稳定碳氧同位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代末期郑州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大气降水氧同位素低值出现于夏季和冬季,高值出现于春季。鹿常年以C3类野生植物为食。牛常年摄取大量C4类植物,但个体差异显著。羊摄取C4类植物季节变化大,集中在夏秋。
 
  在2016年5月22日下午举行的闭幕式上,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马萧林博士/研究员进行了总结性发言。主要内容为:本次研讨会共举行了19场口头学术报告和4次海报展讲,会上各位专家学者从各自的研究成果出发,对骨器、不同考古遗址出土动物、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动物图像遗存、关系模型数据库、祭祀动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和研究,交流和分享了动物考古学领域最新的方法和成果。本次会议加强了同行相互了解,扩大了动物考古学研究在考古学的影响,提高了中国考古界对动物考古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进展。
 
撰稿:侯彦峰、吕鹏、王娟   摄影:聂凡    审稿:马萧林



 

作者:侯彦峰 吕鹏 王娟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