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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2016·青年学者圆桌会议分享之二: 青年学者与新时代的考古
发布时间:2016-07-27    文章出处:考古河山    作者:常怀颖    点击率: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看今天要发言的人和周围坐着的这些友朋们,看似都是“青年学者”,但其实是一群走向未来大时代的不同年代、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生年看,可能要分好几期——1976年以前是一拨人,1976年以后是一拨人;1980后至少也得分作三个时间段。刚才陈晓露博士说到一个“八零后”的学术沙龙,我听到后就觉得很悲伤,这“八零后”的论坛,听起来我们七零后就没有资格参加了。
 
  大家不要小看岁数的差别,这样的几期几段,不仅仅是年岁上的代沟差别,也是接受的学术训练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对考古学认知的理解上可能也有些许的区别。
 
  就我们这些七零后人所受的教育来说,在本科时候的考古学基础训练,还是两年半“五大段”的教学——从旧石器到宋元明,研究时代的界限壁垒或者说研究思维范式的区分,从“五大段”的教学中就已经种下了。但在2005年教学改革之后,全国考古专业教学体制陆续又变成“三段”——“中国考古学一”、“中国考古学二”和“中国考古学三”,一年半时间基本可以上完。
 
  从学位论文的选择看,今天的本科或者硕士论文,大部分选择的题目不会像20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学生那样,基于洛阳烧沟汉墓、洛阳中州路等学科范式,来进行基础的类型学研究。学生自己总觉得这种研究“太土”。因为很多学生觉得,假若研究不涉及科技检测,不穿“白大褂”,研究可能就不够科学,即便按类型学研究分出来,别人可能也不信。而很多本科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从知网和考古学年鉴的统计看,有很多“初步研究”、“初步研究”,“再研究”、“再研究”,但实际上研究完之后也就没有下文,没有了继续研究的可能。作者自己可能在三五年之后,自己都忘记自己写的是什么了,这似乎成了这个时代学生培养中的一个常态。实际上,这其实说明了本科和研究生论文培养中的不成功。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反映的是在学科范式正在发生转圜的时候,青年学者如何去面对。我们所接受的传统研究方式,如何与多学科获取的信息有效结合,接受传统学术训练的青年人,又该如何补充自己知识背景的缺陷,跟上学科发展的脚步。
 
  就我个人来说,在面临现在这样一个每年原始资料疯狂公布的时代,怎样去整合这些资料和数据,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努力去学习,很可能就要落伍。
 
  而同样面临的问题是田野工作的压力比以前大多了。可能在1980、1990年代,在座的刘国祥、顾万发先生刚刚毕业的时代,考古发掘可能基本都是主动的科研项目。而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青年研究者,进了各地的考古所之后,面对更多的会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每年一个接一个的田野考古项目,让青年人停不下来去思考、去充电。甚至,大部分主动项目的田野任务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较过去更加匆忙、繁重。这里不举李飞先生的例子——他一个人长夜青灯,在海龙囤山巅上,在繁重的田野工作之余,还能有文艺诗性的语言,从海龙屯慢慢地流淌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在山上的人,就是石峁遗址的负责人邵晶先生。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我第二次上石峁的时候,邵晶先生带我们参观完东城门发掘现场后绕到后边去看皇城台的时候,忽然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下,那里有三孔窑,发电机正在发着电。我们的车停下来,从窑洞里走出来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抱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儿不到半岁,是邵晶的千金。后来才知道,邵晶当时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只好在孩子刚生出来不久便带着夫人、孩子和岳母住到了石峁的山上。
 
  邵晶兄的这个例子,是这个时代青年研究者的缩影。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可能比我们的前辈要大很多:在一个学科知识要更新、田野任务更繁重的时代,我们要面对前辈们不会更多考虑的诸如职称考核、养老婆孩子、买房子等等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的问题,这些压力叠加在一起,同时还得时刻想着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青年学者的压力怎么能不大?
 
  在这样的时代,怎样去面向未来,我觉得可能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努力。一方面,未来的考古学研究方向一定是时段和专业界限比较模糊的。比方在我斜对角坐着的林永昌先生,他原来是做商周考古出身的,做着做着,研究重点成了性别考古;硕士论文专注性别考古之余,他又“多才多艺”地兼顾了动物考古;等硕士毕业去了哈佛之后,他又开始做冶金考古。这里不是在吹捧林永昌,而是从他的研究历程中,我似乎看到了未来考古研究者的前进方向。
 
  现代考古对于身处学科转型期的青年考古者,要求具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一个新时代的考古队长,如果发掘前的学术设计不充分,又怎么能挖到之前考虑不到的遗存细节?新时代的考古队长需要去寻找各种学科的学者,组织成一个合理的研究团队,去处理一个相对复杂的遗址。今日的考古发掘,绝不会再仅限于数陶片、拼陶片、分类型的时代了,而是走向了一个数据和信息都越来越丰沛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即将或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人,要求越来越高。知识背景在变化,时代也在变化,社会的诱惑也在变化,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青年人首先要想的问题,不应该是今天好几位学长提及的学科的“纯洁性”问题,而是我们青年研究者自身对于如何从事这个学科的信心纯洁性问题和如何令自身知识背景更加完善的问题。
 
  在信息和资料碎片化,且不断膨胀扩充的时代,我们需要找到一根合理的线,把各种学科与技术手段获取的“碎片”串联起来,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和更合理的问题意识。我自己很可能没这个能力,但我愿意和各位在座的青年人一起学习、一起探索。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考古河山授权转载,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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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2016·青年学者圆桌会议分享之二: 青年学者与新时代的考古

发布时间: 2016-07-27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看看今天要发言的人和周围坐着的这些友朋们,看似都是“青年学者”,但其实是一群走向未来大时代的不同年代、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从生年看,可能要分好几期——1976年以前是一拨人,1976年以后是一拨人;1980后至少也得分作三个时间段。刚才陈晓露博士说到一个“八零后”的学术沙龙,我听到后就觉得很悲伤,这“八零后”的论坛,听起来我们七零后就没有资格参加了。
 
  大家不要小看岁数的差别,这样的几期几段,不仅仅是年岁上的代沟差别,也是接受的学术训练和思维模式的不同,对考古学认知的理解上可能也有些许的区别。
 
  就我们这些七零后人所受的教育来说,在本科时候的考古学基础训练,还是两年半“五大段”的教学——从旧石器到宋元明,研究时代的界限壁垒或者说研究思维范式的区分,从“五大段”的教学中就已经种下了。但在2005年教学改革之后,全国考古专业教学体制陆续又变成“三段”——“中国考古学一”、“中国考古学二”和“中国考古学三”,一年半时间基本可以上完。
 
  从学位论文的选择看,今天的本科或者硕士论文,大部分选择的题目不会像20世纪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学生那样,基于洛阳烧沟汉墓、洛阳中州路等学科范式,来进行基础的类型学研究。学生自己总觉得这种研究“太土”。因为很多学生觉得,假若研究不涉及科技检测,不穿“白大褂”,研究可能就不够科学,即便按类型学研究分出来,别人可能也不信。而很多本科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从知网和考古学年鉴的统计看,有很多“初步研究”、“初步研究”,“再研究”、“再研究”,但实际上研究完之后也就没有下文,没有了继续研究的可能。作者自己可能在三五年之后,自己都忘记自己写的是什么了,这似乎成了这个时代学生培养中的一个常态。实际上,这其实说明了本科和研究生论文培养中的不成功。但从另一个方面讲,反映的是在学科范式正在发生转圜的时候,青年学者如何去面对。我们所接受的传统研究方式,如何与多学科获取的信息有效结合,接受传统学术训练的青年人,又该如何补充自己知识背景的缺陷,跟上学科发展的脚步。
 
  就我个人来说,在面临现在这样一个每年原始资料疯狂公布的时代,怎样去整合这些资料和数据,就成为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努力去学习,很可能就要落伍。
 
  而同样面临的问题是田野工作的压力比以前大多了。可能在1980、1990年代,在座的刘国祥、顾万发先生刚刚毕业的时代,考古发掘可能基本都是主动的科研项目。而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青年研究者,进了各地的考古所之后,面对更多的会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项目。每年一个接一个的田野考古项目,让青年人停不下来去思考、去充电。甚至,大部分主动项目的田野任务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变得较过去更加匆忙、繁重。这里不举李飞先生的例子——他一个人长夜青灯,在海龙囤山巅上,在繁重的田野工作之余,还能有文艺诗性的语言,从海龙屯慢慢地流淌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在山上的人,就是石峁遗址的负责人邵晶先生。有一件事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我第二次上石峁的时候,邵晶先生带我们参观完东城门发掘现场后绕到后边去看皇城台的时候,忽然在一个地方停了一下,那里有三孔窑,发电机正在发着电。我们的车停下来,从窑洞里走出来两位女士,其中一位抱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儿不到半岁,是邵晶的千金。后来才知道,邵晶当时没有办法照顾孩子,只好在孩子刚生出来不久便带着夫人、孩子和岳母住到了石峁的山上。
 
  邵晶兄的这个例子,是这个时代青年研究者的缩影。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可能比我们的前辈要大很多:在一个学科知识要更新、田野任务更繁重的时代,我们要面对前辈们不会更多考虑的诸如职称考核、养老婆孩子、买房子等等计划经济时代不存在的问题,这些压力叠加在一起,同时还得时刻想着要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青年学者的压力怎么能不大?
 
  在这样的时代,怎样去面向未来,我觉得可能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努力。一方面,未来的考古学研究方向一定是时段和专业界限比较模糊的。比方在我斜对角坐着的林永昌先生,他原来是做商周考古出身的,做着做着,研究重点成了性别考古;硕士论文专注性别考古之余,他又“多才多艺”地兼顾了动物考古;等硕士毕业去了哈佛之后,他又开始做冶金考古。这里不是在吹捧林永昌,而是从他的研究历程中,我似乎看到了未来考古研究者的前进方向。
 
  现代考古对于身处学科转型期的青年考古者,要求具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一个新时代的考古队长,如果发掘前的学术设计不充分,又怎么能挖到之前考虑不到的遗存细节?新时代的考古队长需要去寻找各种学科的学者,组织成一个合理的研究团队,去处理一个相对复杂的遗址。今日的考古发掘,绝不会再仅限于数陶片、拼陶片、分类型的时代了,而是走向了一个数据和信息都越来越丰沛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即将或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青年人,要求越来越高。知识背景在变化,时代也在变化,社会的诱惑也在变化,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青年人首先要想的问题,不应该是今天好几位学长提及的学科的“纯洁性”问题,而是我们青年研究者自身对于如何从事这个学科的信心纯洁性问题和如何令自身知识背景更加完善的问题。
 
  在信息和资料碎片化,且不断膨胀扩充的时代,我们需要找到一根合理的线,把各种学科与技术手段获取的“碎片”串联起来,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和更合理的问题意识。我自己很可能没这个能力,但我愿意和各位在座的青年人一起学习、一起探索。
 
(本文由微信公众号:考古河山授权转载,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作者:常怀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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