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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奖背后的故事
【原创】袁靖:揭秘动物与人同行历史的学术人生——金鼎奖背后的故事(四)
发布时间:2016-05-26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袁靖    点击率:
  编者按: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项研究成果奖(金鼎奖)。诚然,在大众眼里考古学家的工作略微神秘,他们知识渊博,在田野的泥土和一砖一瓦中寻找远古真相,其实真正走近他们,你却会发现他们又是那么普通。为了发掘众多考古学者背后触动心灵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和中国考古网联合策划“金鼎奖背后的故事”专题报道,细致解读这些研究成果。

2010年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测量鸟骨
 
  中国考古网:袁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首先恭喜您的专著《中国动物考古学》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请您谈谈此次获奖的感受吧?
 
  袁靖:在人类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不知道是谁先想出了“奖”这个创意。奖来自他人、来自集体、代表了一种肯定和鼓励。如果要说我此刻内心的感受,我更觉得“金鼎奖”是一种精神的托举。我要感谢中国考古学会、感谢考古界的同仁们、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我的学生们。
 
  中国考古网:作为国内动物考古研究的著名学者,您能简单谈谈目前国内动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吗?与国外相比,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袁靖:目前国内的动物考古主要是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形态学和统计学的研究,进行年代测定、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结合考古背景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人与动物的关系,研究不同自然和人文环境下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追踪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及动因,认识家养动物的饲养方式、过程及机制,研究古代人类利用动物进行祭祀、随葬、劳役和战争等行为和作用,分析古代人类对动物资源进行多种开发的特征及缘由等等。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环境、农业、畜牧、手工业、礼制、习俗、战争和交通等多个方面。
 
  动物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既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即各个国家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所属的绝大多数种类在世界上是共有的动物种属,大家的科学鉴定结果容易取得共识;另外,也包括基本研究思路和基础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即各个国家的研究人员考虑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国内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相互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如果要强调不同,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量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古人利用动物的记载,涉及到肉食、礼仪、军事、交通和饲养等多个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类利用动物的许多行为提供线索与启示。二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外的前沿研究相比,在创新思路、具体方法、人员结构、成果积淀等方面还有差距。真正要走到世界的前列,需要我们与国外的同行开展更多的交流,做好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和长期实践,这个过程可能需要经过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中国考古网:《中国动物考古学》一书可以说或是第一部中国动物考古研究集大成之作,您能就本书中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之处做一简单的概述吗?
 
  袁靖:这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集成创新”四个字。
 
  书中强调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和思路为指导,根据均变论的理论,依据“将今论古”的原则研究动物遗存。根据动物分类学认定动物种属、组成及演化关系;根据动物解剖学判断动物的形态特征;对照动物地理学确定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根据动物生态学判断各种动物的多种行为特征。而埋藏学和文化生态学则为我们探讨古代动物遗存的出土背景、研究古代人类与动物相关的各种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和社会学的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考古发掘过程中对动物遗存的采集开始阐述,依据具体遗址的发掘状况设定全面采集、抽样采集和整体提取等方案;室内的工作包括形态学的观察、测量和分析以及仪器的检测和分析,然后结合考古出土背景及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探讨。鉴于家养动物研究的重要性,书中还系统论述了判断家养动物的系列依据。全部研究方法涉及到考古学、动物学、统计学、病理学、生命科学和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
 
  中国考古网:您如何看待动物考古和传统考古之间的关系?
 
  袁靖: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始阶段,对于动物遗存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早在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的《考古学会简章》中,就明确提出“人类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等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的第七章,专门讨论了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遗存。1936年,德日进和杨钟健两位先生通过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出版了专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动物考古研究有过一段沉寂的阶段。最近20多年来,动物考古重新活跃起来,其研究成果不但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人与动物相互关系的内涵,而且努力把握其发展和变化产生的背景,全部的研究内容都与人与动物同行的历史演进过程密切相关。如果说“传统考古”是指考古文化史的构建,那么动物考古研究中关于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开发方式、祭祀和随葬动物的特点等相关内容的探讨都应该建立在考古文化谱系的格局及其演变的基础之上,丰富对古代社会生活史的认识,从而为古史重建这一考古学终极目标贡献力量。

2009年在日本长野“博古研究会”做学术报告
 
  中国考古网:综合您多年的研究经验,您能谈谈动物考古研究如何才能透物见人,通过动物遗存对多种动物在古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应用进行阐述?
 
  袁靖: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动物考古学就是从研究古代人类遗留的动物遗存这个角度,探讨古代社会历史,依据动物遗存认识古人与动物相关的行为。动物遗存除少量作为祭祀用牲或随葬品,其骨架或某一部分骨骼保存完好之外,大部分都是残破的,我们的研究就是通过对这些破碎的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及相关测试和分析,结合考古发掘背景和研究结果,科学地重建古代人与动物同行的历史。
 
  比如,农业起源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共同聚焦的热点问题。家养动物的起源则是农业起源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据迄今为止的资料,我确定了狗、猪、绵羊、黄牛、马和鸡这六种主要家养动物在中国起源或出现的最早时间和地点。我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古人根据需要对其逐步加以控制、最终将其驯化成家畜,这类家养动物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成为家畜的种类,其中以马、牛和羊为代表。中国古代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出现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不但保证了人类稳定地获取多种肉食资源及蛋、奶等副产品,扩大人口的数量和增强人的体质,而且在促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增强军事作战能力、推动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中也有独到的用途。
 
  其次,自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末期,各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当时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状况、自然环境特征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古人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经历了从完全以渔猎活动为主的依赖型,到以渔猎活动为主、饲养活动为辅的初级开发型,再到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开发型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在肉食需求量的增加和原来的动物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冲突中被动地形成的,实际上就是人口增加带来资源的缺乏、因而促使技术的进步,其结果则是社会的复杂化,这个过程对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我们在探究早期国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动因过程中,揭示出当时存在包括多种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加入新的农作物、家畜种类等生产力要素这一史实,对比其他地区经济基础发展过程的不稳定性,我们勾勒出中原地区在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轮廓。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地区延续了开发型的传统,农业持续发展,一直到隋唐为止,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都在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一直到很晚的时期才出现主要以开发型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现象,尽管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吴国和越国等已经在包括家畜饲养业在内的农业经济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到了三国时代的东吴,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区域间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部分区域以开发型为主的方式不能代表整个地区的状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局限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程度。整个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家畜饲养业的全面发展,明显地与东晋和南朝时期中国农业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相关。人口的数量、居住地周围野生动物资源的状况、新的家畜品种和饲养技术的引入、上层建筑的强化等因素直接影响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动物资源的获取方式,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其三,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有一个关注的重点是利用动物进行祭祀与随葬这类属于精神领域的活动。现在可以证实,猪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随葬和埋葬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个地区在随葬和埋葬活动中使用猪的形式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除猪之外,在随葬和埋葬活动中还使用狗,但是这种行为在地域上远不及使用猪那么普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出现在随葬和埋葬活动中使用绵羊和黄牛的现象。在商周时期,在部分规格较高的墓葬中一直存在随葬家猪、黄牛和绵羊的前肢的习俗。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加剧和等级制度的巩固,在商代都城一级的遗址里,马、黄牛、绵羊、猪和狗等动物似乎也成为等级的象征物,分别在不同种类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周代聚落里,当时的百姓似乎依然保持着自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用猪和狗进行祭祀的传统,与统治阶层的祭祀用牲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总结出这些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些行为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四,通过对与骨器制作有关的动物遗存的分析来探讨制骨手工业的发展、借助典型动物遗存及文化遗物中的动物形象探讨当时的家畜品种改良、役力使用、战争或交通工具、图腾或精神象征、文化禁忌等,这些都属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这些开发和利用动物的行为,涉及到古代农业、手工业、军事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尽管古代文献中已经记载了这些方面的内容,但其中还存在不少空白或相互矛盾之处。相比之下,通过对动物骨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更具科学性;对于古代历史的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采访:李连娣;策划:乔玉;审核:刘国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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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奖背后的故事

【原创】袁靖:揭秘动物与人同行历史的学术人生——金鼎奖背后的故事(四)

发布时间: 2016-05-26

  编者按:为促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奖励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2016.郑州)评选出11项研究成果奖(金鼎奖)。诚然,在大众眼里考古学家的工作略微神秘,他们知识渊博,在田野的泥土和一砖一瓦中寻找远古真相,其实真正走近他们,你却会发现他们又是那么普通。为了发掘众多考古学者背后触动心灵的故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和中国考古网联合策划“金鼎奖背后的故事”专题报道,细致解读这些研究成果。

2010年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测量鸟骨
 
  中国考古网:袁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首先恭喜您的专著《中国动物考古学》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请您谈谈此次获奖的感受吧?
 
  袁靖:在人类漫长的发展道路上,不知道是谁先想出了“奖”这个创意。奖来自他人、来自集体、代表了一种肯定和鼓励。如果要说我此刻内心的感受,我更觉得“金鼎奖”是一种精神的托举。我要感谢中国考古学会、感谢考古界的同仁们、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我的学生们。
 
  中国考古网:作为国内动物考古研究的著名学者,您能简单谈谈目前国内动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吗?与国外相比,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袁靖:目前国内的动物考古主要是通过对考古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形态学和统计学的研究,进行年代测定、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分析,结合考古背景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探讨不同时空范围内人与动物的关系,研究不同自然和人文环境下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追踪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及动因,认识家养动物的饲养方式、过程及机制,研究古代人类利用动物进行祭祀、随葬、劳役和战争等行为和作用,分析古代人类对动物资源进行多种开发的特征及缘由等等。研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的环境、农业、畜牧、手工业、礼制、习俗、战争和交通等多个方面。
 
  动物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既包括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即各个国家发掘出土的动物遗存所属的绝大多数种类在世界上是共有的动物种属,大家的科学鉴定结果容易取得共识;另外,也包括基本研究思路和基础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即各个国家的研究人员考虑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国内外动物考古研究人员相互之间的对话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如果要强调不同,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我们不同历史时期的大量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古人利用动物的记载,涉及到肉食、礼仪、军事、交通和饲养等多个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古代人类利用动物的许多行为提供线索与启示。二是我们的研究与国外的前沿研究相比,在创新思路、具体方法、人员结构、成果积淀等方面还有差距。真正要走到世界的前列,需要我们与国外的同行开展更多的交流,做好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思想准备和长期实践,这个过程可能需要经过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中国考古网:《中国动物考古学》一书可以说或是第一部中国动物考古研究集大成之作,您能就本书中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之处做一简单的概述吗?
 
  袁靖:这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主要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集成创新”四个字。
 
  书中强调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和思路为指导,根据均变论的理论,依据“将今论古”的原则研究动物遗存。根据动物分类学认定动物种属、组成及演化关系;根据动物解剖学判断动物的形态特征;对照动物地理学确定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根据动物生态学判断各种动物的多种行为特征。而埋藏学和文化生态学则为我们探讨古代动物遗存的出土背景、研究古代人类与动物相关的各种行为提供科学依据和社会学的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则从考古发掘过程中对动物遗存的采集开始阐述,依据具体遗址的发掘状况设定全面采集、抽样采集和整体提取等方案;室内的工作包括形态学的观察、测量和分析以及仪器的检测和分析,然后结合考古出土背景及对人工遗迹和遗物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探讨。鉴于家养动物研究的重要性,书中还系统论述了判断家养动物的系列依据。全部研究方法涉及到考古学、动物学、统计学、病理学、生命科学和生物化学等多个学科。
 
  中国考古网:您如何看待动物考古和传统考古之间的关系?
 
  袁靖:在中国考古学的开始阶段,对于动物遗存重要性的认识是十分到位的。早在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的《考古学会简章》中,就明确提出“人类遗留之家畜或食用之动物之骸骨等均在调查、保存、研究范围之内。”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第一本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的第七章,专门讨论了墓葬中出土的人骨和动物遗存。1936年,德日进和杨钟健两位先生通过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出版了专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动物考古研究有过一段沉寂的阶段。最近20多年来,动物考古重新活跃起来,其研究成果不但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人与动物相互关系的内涵,而且努力把握其发展和变化产生的背景,全部的研究内容都与人与动物同行的历史演进过程密切相关。如果说“传统考古”是指考古文化史的构建,那么动物考古研究中关于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开发方式、祭祀和随葬动物的特点等相关内容的探讨都应该建立在考古文化谱系的格局及其演变的基础之上,丰富对古代社会生活史的认识,从而为古史重建这一考古学终极目标贡献力量。

2009年在日本长野“博古研究会”做学术报告
 
  中国考古网:综合您多年的研究经验,您能谈谈动物考古研究如何才能透物见人,通过动物遗存对多种动物在古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的应用进行阐述?
 
  袁靖: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动物考古学就是从研究古代人类遗留的动物遗存这个角度,探讨古代社会历史,依据动物遗存认识古人与动物相关的行为。动物遗存除少量作为祭祀用牲或随葬品,其骨架或某一部分骨骼保存完好之外,大部分都是残破的,我们的研究就是通过对这些破碎的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分析及相关测试和分析,结合考古发掘背景和研究结果,科学地重建古代人与动物同行的历史。
 
  比如,农业起源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共同聚焦的热点问题。家养动物的起源则是农业起源的一项重要内容。依据迄今为止的资料,我确定了狗、猪、绵羊、黄牛、马和鸡这六种主要家养动物在中国起源或出现的最早时间和地点。我的研究表明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和出现过程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在与一些野生动物长期相处的过程中,古人根据需要对其逐步加以控制、最终将其驯化成家畜,这类家养动物以狗和猪为代表。另一种是通过文化交流,直接从其他地区引进已经成为家畜的种类,其中以马、牛和羊为代表。中国古代各种家养动物的起源、出现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不但保证了人类稳定地获取多种肉食资源及蛋、奶等副产品,扩大人口的数量和增强人的体质,而且在促进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增强军事作战能力、推动交通运输等方面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另外,在人类的精神领域中也有独到的用途。
 
  其次,自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至末期,各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当时各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状况、自然环境特征密切相关。从整体上看,古人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经历了从完全以渔猎活动为主的依赖型,到以渔猎活动为主、饲养活动为辅的初级开发型,再到以饲养活动为主、渔猎活动为辅的开发型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是在肉食需求量的增加和原来的动物资源不能满足需求的冲突中被动地形成的,实际上就是人口增加带来资源的缺乏、因而促使技术的进步,其结果则是社会的复杂化,这个过程对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具有特殊的作用。我们在探究早期国家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动因过程中,揭示出当时存在包括多种家畜饲养在内的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加入新的农作物、家畜种类等生产力要素这一史实,对比其他地区经济基础发展过程的不稳定性,我们勾勒出中原地区在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轮廓。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地区延续了开发型的传统,农业持续发展,一直到隋唐为止,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都在黄河流域。而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一直到很晚的时期才出现主要以开发型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现象,尽管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吴国和越国等已经在包括家畜饲养业在内的农业经济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到了三国时代的东吴,农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区域间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部分区域以开发型为主的方式不能代表整个地区的状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局限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程度。整个长江流域和岭南地区家畜饲养业的全面发展,明显地与东晋和南朝时期中国农业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相关。人口的数量、居住地周围野生动物资源的状况、新的家畜品种和饲养技术的引入、上层建筑的强化等因素直接影响到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动物资源的获取方式,影响到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其三,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有一个关注的重点是利用动物进行祭祀与随葬这类属于精神领域的活动。现在可以证实,猪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随葬和埋葬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个地区在随葬和埋葬活动中使用猪的形式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除猪之外,在随葬和埋葬活动中还使用狗,但是这种行为在地域上远不及使用猪那么普遍。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出现在随葬和埋葬活动中使用绵羊和黄牛的现象。在商周时期,在部分规格较高的墓葬中一直存在随葬家猪、黄牛和绵羊的前肢的习俗。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加剧和等级制度的巩固,在商代都城一级的遗址里,马、黄牛、绵羊、猪和狗等动物似乎也成为等级的象征物,分别在不同种类的祭祀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周代聚落里,当时的百姓似乎依然保持着自新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用猪和狗进行祭祀的传统,与统治阶层的祭祀用牲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总结出这些规律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产生这些行为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四,通过对与骨器制作有关的动物遗存的分析来探讨制骨手工业的发展、借助典型动物遗存及文化遗物中的动物形象探讨当时的家畜品种改良、役力使用、战争或交通工具、图腾或精神象征、文化禁忌等,这些都属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范畴。这些开发和利用动物的行为,涉及到古代农业、手工业、军事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尽管古代文献中已经记载了这些方面的内容,但其中还存在不少空白或相互矛盾之处。相比之下,通过对动物骨骼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更具科学性;对于古代历史的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采访:李连娣;策划:乔玉;审核:刘国祥

 

作者:袁靖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