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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重要考古发现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发布时间:2016-06-03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墓园结构
 
主墓(M1)平面图
 
M1主椁室功能分区
 
车马坑
 
  2011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即派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博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从盗洞到出土葬具构件看,该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这段历史有关。鉴于该墓当时不属于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且又由于该墓地处偏僻,加之该地区盗墓现象严重,被盗墓葬保护难度极大,江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的申请。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4月6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了新建县墎墩墓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研究后批准了江西省文物局申请,并要求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江西新建墎墩古墓考古发掘项目的批复》精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江西新建墎墩墓葬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和《江西新建墎墩墓葬考古发掘工地安全保卫工作预案》,确立了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2011年在对南昌海昏侯墓进行抢救发掘前,对其周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对南昌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了重点调查和钻探。2012、2013年在建设、落实好南昌海昏侯墓安全防范监控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确保考古发掘过程中工地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解剖了2 座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2014年开始发掘主墓,完成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发掘。2015年开始进行椁室回廊、主椁室的发掘、清理、现场出土文物的提取和保护工作,现主棺已安全套箱提取进实验室,正在进行实验室考古工作。
 
  2011年4月15日至今,历时近5年时间,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确认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址即为汉代海昏侯都城,紫金城城址西面和南面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贵族和平民墓地。紫金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位于城区东部,为宫殿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约20亩)。对目前墓葬区钻探资料的初步分析,花骨墩、祠堂岗、墎墩、苏家山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海昏侯墓葬区外围还发现岭上、戴家山、五房山、龙坑、狗卵地、先发山、轿子山、夹山谷、北娘山、台盘子、杨家山、邹家墎、双墎岬、竹子山、万家山约13处贵族墓地和大量的平民墓葬。墓葬区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海昏侯墓园以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建成。墓园呈梯形,南北宽约141~186、东西长约233 ~248米,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有的祔葬墓前还建有祠堂。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同茔异穴,占据了墓园最高亢、中心的位置,两墓共用一个东西长约100、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其中寝边长约10米;祠堂东西长约14(相当于汉代6丈)、南北宽约10米。
 
  海昏侯墓由墓葬本体及其西侧的一个外藏车马坑组成。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侯墓本体规模宏大。上有高达7米(相当于汉代的3丈)的覆斗形封土,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墓穴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从整体上看,其结构呈居室化倾向,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   
 
  首先,椁室设计严密、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回廊形藏椁由北、东、西三面构成;在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将主椁室与藏椁分隔开,过道宽约0.7米;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甬道东西两侧用带榫卯结构的立柱栽入椁底板,与东、西两侧部分相分隔。主椁室东西长约6.9、南北宽约6.7、高约2.4、通高约3米,高出其周围回廊形藏椁约0.6米,面积约50平方米。由东、西室两部份构成,被隔墙分开,中间为门道。其中东室宽约3.7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西室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1.4米。初步分析,东、西室南部数量众多的豪华随葬品大部分与日常起居用具有关。藏椁按功能区分,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钱库、粮库、乐器库。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食官”库,包括酒具库和厨具库。甬道主要为乐车库,其东、西两侧为车马库。
 
  其次,椁室结构复杂,建筑科学。承重的椁侧板均榫卯结构,椁室内并有木桩支护。椁侧板与墓壁之间的熟土二层台宽约1.2米,采用砂、木碳、粘土分层夯筑而成。椁顶板上面用木碳、砂、白胶泥封护,厚约0.7米。椁板上刻有工匠的姓氏、编号等文字和记号。墓道南部与椁室相连区域用竹编护壁。椁底板上一般都铺有一层竹席或草席。
 
  第三,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其侧出有帷帐帐钩,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和周代以来“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棺椁制度相符合。其中外棺南北长约3.71、东西宽约1.44、残高0.46-0.96米,根据倒塌前颌板,后挡板的高度,推测棺柩原高度约为1.36米。棺床高约0.26米,下安4个木轮。外棺盖上有漆画痕迹,并放置三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随葬大量金器、精美玉器和漆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椁室早年已坍塌,且有地下水,历次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遗物基本未被盗,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中是十分少见的。到目前为止,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回廊约6000余件,主椁室约1000余件,车马坑约3000余件。
 
  第一,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其中《悼亡赋》中出现描写冢墓的文字等;《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的涵义,然后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选择类《日书》类似,它虽然在排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又在内容上和传世《易经》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二者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记述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木牍大约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的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
 
  第二,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第三,外藏车马坑出土的五辆实用安车和二十匹马、甬道内出土的属于导车性质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甬道东、西两侧车马库出土的属于从车性质的多部偶车马、仪仗类随伺木俑,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特别是两辆偶乐车,一辆为配有一件实用的青铜錞于和四件青铜铙的金车,一辆为配有建鼓的鼓车,这种“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为西汉列侯的车輿、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而且这种出行制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
 
  第四,出土的大量青铜、漆皮陶酒器和厨具,特别是带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的青铜鼎、灯,反映了西汉时期的“食官”系统、饮食文化和“重农”的祭祀制度。
 
  第五,出土的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反映了西汉王朝的“赙赠”制度。
 
  第六,378件马蹄和麟趾金、金饼、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358件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分别出在主椁室西室北部和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而20块金板仅出在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主椁室西室北部为一盒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马蹄金15件、麟趾金10件;二盒金饼,分别为88件和99件以及另外2件金饼;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出马蹄金33件、麟趾金15件。马蹄金和麟趾金为西汉皇帝“协祥瑞”而制颁赐给诸侯王的纪念品,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有的分别带有“上”、“中”、“下”三字,有的还镶嵌琉璃(玻璃)。金饼和金板则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8月天子献酎饮酎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的酎金制度有关。
 
  第七,大量工艺精湛的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如车马器、乐器、博山炉、连枝灯、雁鱼灯、鼎、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铜镇等;玉器,如透雕龙、虎、凤纹饰的韘形佩、玉璧、玉环、玉剑具、组玉佩、玉耳杯、玉印等;图案精美的漆器,如绘制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屏风、围棋盘、耳杯、扣银边的漆盘、贴金片的漆奁、漆樽、镶玉石和玛瑙的几案等;均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是西汉列侯“事死如事生”的典型标本。特别是带有器物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用工、原料用量、制造时间等文字的漆器、铜器和椁板,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的“物勒工名”制度。另外在一件青铜豆形灯座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
 
  海昏侯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发掘。在海昏侯墓发掘和保护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的要求,坚持预案先行,专家现场指导,并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摆在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参与了实验室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纺织品、金属器、漆木器、简牍、漆皮陶等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与实施。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航空拍摄、三维扫描、延时摄影、数据库建设等数字化采集和记录工作,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专家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巨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标本,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根据文献记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地处文献记载西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的封地,历史背景清楚。发现的实用车马陪葬坑出土了雕刻精美纹饰鎏金、错银青铜车马器,与《后汉书•舆 服志》所载“龙首衔轭”的“王青盖车”相似。墓园内还发现了多处等级很高的礼制性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带有“食官”、“脯酹”、“籍田”、“海”、“南昌”、“昌邑二年造”、“昌邑九年造”、“昌邑十一年造”、“元康三年十月”、“元康四年六月”、“大刘记印”等文字的漆器、青铜器、印章和木牍。墓主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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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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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结构
 
主墓(M1)平面图
 
M1主椁室功能分区
 
车马坑
 
  2011年3月23日,江西省文物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在南昌市新建县(现为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老裘村民小组东北约500米的墎墩山上,一座古代墓葬遭到盗掘。该事件立即引起了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即派员会同南昌市和新建县文博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文物局做了汇报。从盗洞到出土葬具构件看,该墓葬规模较大,等级较高,很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这段历史有关。鉴于该墓当时不属于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特殊性且又由于该墓地处偏僻,加之该地区盗墓现象严重,被盗墓葬保护难度极大,江西省文物局向国家文物局提出对该墓进行抢救发掘的申请。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4月6日在南昌主持召开了新建县墎墩墓保护问题专家论证会,研究后批准了江西省文物局申请,并要求对墓葬周边区域开展考古调查。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江西新建墎墩古墓考古发掘项目的批复》精神,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江西新建墎墩墓葬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方案》和《江西新建墎墩墓葬考古发掘工地安全保卫工作预案》,确立了南昌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技术路线。2011年在对南昌海昏侯墓进行抢救发掘前,对其周围方圆5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并对南昌海昏侯墓及其墓园进行了重点调查和钻探。2012、2013年在建设、落实好南昌海昏侯墓安全防范监控设施和安全保卫措施,确保考古发掘过程中工地和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先后发掘了1座车马坑、3座祔葬墓,解剖了2 座园门、门阙及各式墓园建筑基址,还发现了墓园的排水和道路系统。2014年开始发掘主墓,完成封土和墓室内填土的发掘。2015年开始进行椁室回廊、主椁室的发掘、清理、现场出土文物的提取和保护工作,现主棺已安全套箱提取进实验室,正在进行实验室考古工作。
 
  2011年4月15日至今,历时近5年时间,共勘探约100万平方米,发掘约1万平方米,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通过对海昏侯墓周边5平方公里区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发现了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结合文献记载,基本确认面积达3.6平方公里的紫金城址即为汉代海昏侯都城,紫金城城址西面和南面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贵族和平民墓地。紫金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分内城和外城。内城位于城区东部,为宫殿区,面积约12万平方米(约20亩)。对目前墓葬区钻探资料的初步分析,花骨墩、祠堂岗、墎墩、苏家山为几代海昏侯的墓葬区,海昏侯墓葬区外围还发现岭上、戴家山、五房山、龙坑、狗卵地、先发山、轿子山、夹山谷、北娘山、台盘子、杨家山、邹家墎、双墎岬、竹子山、万家山约13处贵族墓地和大量的平民墓葬。墓葬区总面积约1.4平方公里。
   
  海昏侯墓园以海昏侯和侯夫人墓为中心建成。墓园呈梯形,南北宽约141~186、东西长约233 ~248米,共占地约4.6万平方米。由两座主墓、七座祔葬墓、一条外藏坑和园墙、北、东门及其门阙、寝、祠堂及园寺吏舍等建筑构成,内有完善的道路系统和排水设施,有的祔葬墓前还建有祠堂。侯墓和侯夫人两座主墓同茔异穴,占据了墓园最高亢、中心的位置,两墓共用一个东西长约100、南北宽约40米,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的礼制性高台建筑。该礼制性建筑由东西厢房、寝和祠堂构成,其中寝边长约10米;祠堂东西长约14(相当于汉代6丈)、南北宽约10米。
 
  海昏侯墓由墓葬本体及其西侧的一个外藏车马坑组成。车马坑为真车马陪葬坑,出土实用高等级安车5辆,马匹20匹。侯墓本体规模宏大。上有高达7米(相当于汉代的3丈)的覆斗形封土,下有坐北朝南的甲字形墓穴,墓穴内建有面积达400平方米的方形木结构椁室。从整体上看,其结构呈居室化倾向,属于西汉中晚期采用“汉制”埋葬的列侯墓葬。   
 
  首先,椁室设计严密、布局清晰,功能明确。由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和甬道构成。椁室中央为主椁室;周围环绕以回廊形藏椁,回廊形藏椁由北、东、西三面构成;在主椁室与藏椁之间辟有过道,将主椁室与藏椁分隔开,过道宽约0.7米;主椁室和墓道之间由甬道相连接,甬道东西两侧用带榫卯结构的立柱栽入椁底板,与东、西两侧部分相分隔。主椁室东西长约6.9、南北宽约6.7、高约2.4、通高约3米,高出其周围回廊形藏椁约0.6米,面积约50平方米。由东、西室两部份构成,被隔墙分开,中间为门道。其中东室宽约3.7米,南部东、西两侧为窗,中间为门;西室宽约2.9米,南部西侧为窗,东侧为门,门宽约1.4米。初步分析,东、西室南部数量众多的豪华随葬品大部分与日常起居用具有关。藏椁按功能区分,北藏椁自西向东分为钱库、粮库、乐器库。西藏椁从北往南分为衣笥库、武库、文书档案库、娱乐用器库。东藏椁主要为“食官”库,包括酒具库和厨具库。甬道主要为乐车库,其东、西两侧为车马库。
 
  其次,椁室结构复杂,建筑科学。承重的椁侧板均榫卯结构,椁室内并有木桩支护。椁侧板与墓壁之间的熟土二层台宽约1.2米,采用砂、木碳、粘土分层夯筑而成。椁顶板上面用木碳、砂、白胶泥封护,厚约0.7米。椁板上刻有工匠的姓氏、编号等文字和记号。墓道南部与椁室相连区域用竹编护壁。椁底板上一般都铺有一层竹席或草席。
 
  第三,棺柩位于主椁室的东室东北部,其侧出有帷帐帐钩,使用内、外两重棺,与主椁室、过道、回廊形藏椁共同构成五重棺椁形式,和周代以来“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的棺椁制度相符合。其中外棺南北长约3.71、东西宽约1.44、残高0.46-0.96米,根据倒塌前颌板,后挡板的高度,推测棺柩原高度约为1.36米。棺床高约0.26米,下安4个木轮。外棺盖上有漆画痕迹,并放置三把玉具剑。内棺盖上彩绘漆画,并有纺织品痕迹。内、外棺之间的南部随葬大量金器、精美玉器和漆器。
 
  从目前发掘情况看,椁室早年已坍塌,且有地下水,历次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遗物基本未被盗,这在全国汉代高等级墓葬的发掘中是十分少见的。到目前为止,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牍、木牍(签牌和奏章副本)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其中回廊约6000余件,主椁室约1000余件,车马坑约3000余件。
 
  第一,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江西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其中《悼亡赋》中出现描写冢墓的文字等;《易经》的经文首先解释卦名的涵义,然后自《彖》传以下的内容与选择类《日书》类似,它虽然在排序上与传世《易经》相同,但又在内容上和传世《易经》差别较大;医书的内容与养生和房中术有关,它在马王堆帛书《天下至道谈》中记述的“八道”之上,增加“虚”“实”二者而成为“十道”;《五色食胜》记述是以五种颜色代表相应食物,类比于“五行”相生相克的方术类内容。木牍大约包括属遣策类的签牌和奏牍。签牌是系在竹木笥或漆箱上的标签,上面写有盛器的编号及所盛物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奏牍是墓主人上奏皇帝、皇太后的奏章副本。
 
  第二,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规定“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第三,外藏车马坑出土的五辆实用安车和二十匹马、甬道内出土的属于导车性质的两辆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甬道东、西两侧车马库出土的属于从车性质的多部偶车马、仪仗类随伺木俑,反映了西汉列侯车舆、出行制度。特别是两辆偶乐车,一辆为配有一件实用的青铜錞于和四件青铜铙的金车,一辆为配有建鼓的鼓车,这种“金车、鼓车并用”的搭配组合为西汉列侯的车輿、出行制度作了全新的诠释,而且这种出行制度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军乐有关。
 
  第四,出土的大量青铜、漆皮陶酒器和厨具,特别是带有“昌邑食官”、“籍田”等文字的青铜鼎、灯,反映了西汉时期的“食官”系统、饮食文化和“重农”的祭祀制度。
 
  第五,出土的10余吨、约200万枚五铢钱,反映了西汉王朝的“赙赠”制度。
 
  第六,378件马蹄和麟趾金、金饼、金板的出土是我国汉墓考古史上保存最完整、数量最集中的一次发现。358件马蹄金、麟趾金和金饼分别出在主椁室西室北部和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而20块金板仅出在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主椁室西室北部为一盒马蹄金和麟趾金,其中马蹄金15件、麟趾金10件;二盒金饼,分别为88件和99件以及另外2件金饼;主棺柩内、外棺之间的南部出马蹄金33件、麟趾金15件。马蹄金和麟趾金为西汉皇帝“协祥瑞”而制颁赐给诸侯王的纪念品,采用花丝镶嵌等细金工艺制作,有的分别带有“上”、“中”、“下”三字,有的还镶嵌琉璃(玻璃)。金饼和金板则是具有储藏功能的硬通货,它们作为墓主生前的储备黄金与西汉时期每年8月天子献酎饮酎祭祀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所献黄金份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的酎金制度有关。
 
  第七,大量工艺精湛的错金银、包金、鎏金铜器,如车马器、乐器、博山炉、连枝灯、雁鱼灯、鼎、染炉、火锅、蒸馏器、铜镜、铜镇等;玉器,如透雕龙、虎、凤纹饰的韘形佩、玉璧、玉环、玉剑具、组玉佩、玉耳杯、玉印等;图案精美的漆器,如绘制孔子及其弟子画像和记载他们生平的漆屏风、围棋盘、耳杯、扣银边的漆盘、贴金片的漆奁、漆樽、镶玉石和玛瑙的几案等;均显示出西汉时期手工业高超的工艺水平,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是西汉列侯“事死如事生”的典型标本。特别是带有器物制造者名字、机构、器物大小、重量、用工、原料用量、制造时间等文字的漆器、铜器和椁板,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生产的“物勒工名”制度。另外在一件青铜豆形灯座上,清晰刻有“南昌”二字,这是关于“南昌”城的最早、最珍贵实物资料。
 
  海昏侯墓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江西省委、省政府、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局的高度重视,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现场指导发掘。在海昏侯墓发掘和保护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一流的考古,一流的保护,一流的展示”的要求,坚持预案先行,专家现场指导,并始终将文物的现场保护工作摆在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参与了实验室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纺织品、金属器、漆木器、简牍、漆皮陶等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与实施。地理信息系统(GIS系统)、航空拍摄、三维扫描、延时摄影、数据库建设等数字化采集和记录工作,在整个考古和保护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
 
  专家认为: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园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对于研究西汉列侯的园寝制度价值巨大;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带有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本体规模宏大,椁室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明确,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标本,对于研究、认识西汉列侯等级葬制具有重大价值;迄今已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以紫金城城址、历代海昏侯墓园、贵族和平民墓地等为核心的海昏侯国一系列重要遗存,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遗址单元,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根据文献记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地处文献记载西汉昌邑王(海昏侯)刘贺的封地,历史背景清楚。发现的实用车马陪葬坑出土了雕刻精美纹饰鎏金、错银青铜车马器,与《后汉书•舆 服志》所载“龙首衔轭”的“王青盖车”相似。墓园内还发现了多处等级很高的礼制性建筑基址。出土了大量带有“食官”、“脯酹”、“籍田”、“海”、“南昌”、“昌邑二年造”、“昌邑九年造”、“昌邑十一年造”、“元康三年十月”、“元康四年六月”、“大刘记印”等文字的漆器、青铜器、印章和木牍。墓主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可能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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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