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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辽墓
发布时间:2016-05-1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M1墓室
 
鎏金铜潭斗
 
三节莲花形铜灯
 
银鎏金双龙纹马具饰片
 
    2015年6月—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
 
  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
 
  M1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5.6米。其中墓道总长19.8米、宽1.5—4.6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11级,每阶高18厘米、宽28—34厘米,长2.1米;墓门木质,拱形,上为仿木结构,并用砖砌出五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内填朱、黄等彩,斗拱的间隔处又以朱、墨、褐等彩勾勒出三朵阔叶团花图案,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拱上方承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饰以狮纹图案。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过洞长1.75米、宽2.1米、残高3米,过洞与甬道又以木门相隔(木门残朽,仅见部分遗迹);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60米、宽2.1米;墓室砖砌圆形,直径4.80—5.22米,并以墓椁为饰,椁室由方木搭建的八角形结构。顶部已无存,墓室底部方砖铺地,方砖磨光,铺砌平整,并用红、白两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朱彩勾勒莲瓣花纹,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
 
  墓葬多经盗扰,墓主人尸骨无存,位于墓室北部,现存一木质棺箱,箱盖四边用青铜包裹,并饰以铜泡,角部装饰如意纹,箱底部四角也用青铜包裹,制作考究,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三节莲花形铜灯、手持柄式莲花香炉,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原因,大多已无存,但仍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马具构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
 
  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为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
M
  2由墓道、前庭、仿木结构墓门、过洞、甬道、主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2—7米;前庭青砖垒成,长15、宽4—5.1米、深11米;墓门为砖券拱形,上承斗拱等仿木结构,并用红、褐、蓝、白等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圆形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92—4.28米,青砖砌制,并用木椁为饰,穹窿顶。墓葬全长40余米,最深处11米。
 
  位于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尸床正面砌出七朵莲瓣图形,其内涂彩,棺床上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柏木制成,材质厚重,上髹黑褐色漆,头西脚东,遗骨仅见一指骨,棺内还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木枕,木棺周围饰以木帐,棺床东部殉牲犬一只。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因此仍出土了银、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金花银高翅凤纹镂花冠,金花银凤纹镂花高靿靴、包金框龙纹玉銲腰,银鎏金龙纹鞘玛瑙柄短刀、银链白玉组佩、金流苏,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六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鸿雁,为墓葬顶部悬镜,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仰覆莲纹白釉定瓷罐、鹦鹉纹影青执壶、金釦青瓷盏托、银鎏金卷荷叶纹白瓷盖罐等,都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墨、褐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执壶等,器形较大,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墓葬中还发现墓志一盒,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盝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膄,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据墓志及结合相关史料,该贵妃为圣宗妃,出自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萧阿古只一系。
 
  两座墓葬应同属一个家族墓地,其中M2据出土墓志可知,属辽代中期圣宗统和年间。M1从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装饰等分析,应属辽代中晚期墓葬,最可能为辽兴宗晚期至辽道宗时期。M2的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这次发掘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而M1虽未有墓志出土,墓主人身份不详,但从其宏大的墓葬规模,高等级的随葬品,特别是用琉璃砖加饰墓门等可以看出,墓主人亦应是辽代显赫的大贵族 ,或为辽贵妃家族重要的成员。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对辽代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M2出土墓志有对后族萧氏姓氏来源的相关记载,称辽皇族耶律氏汉室之宗,刘氏也。后族系出兰陵,而兰陵萧氏之祖为汉宰相萧何子孙,辽代后族萧氏也世选为辽宰相,此记载与《辽史》所载相同。关于辽代后族萧氏的来历,学界多有争论今几可成定论。辽代皇族追慕汉高祖以称刘,后族比萧何而为萧,其虽有附会的成份,但这也反映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
 
  贵妃曾祖名迷骨德,职大国舅,皮室大将军。迷骨德即应为《辽史》所载之“眉古德”,眉古德与迷骨德应为同音异译。眉古德在辽穆宗即位之初,谋南奔,被诛杀。这是辽代早期历史著名的事件,并见于《资治通鉴》的记载,惟《资治通鉴》称眉古德为“萧海真”,概一为契丹名,一为汉名。另外《辽史•阿古只传》载其一子“名安圑,右皮室大将军”,其中安圑之所历、官职、世系皆同于迷骨德,故《辽史》中所载“安圑”与“眉古德”也应为一人,至此,贵妃家族世袭清矣。贵妃出于辽代第一任北府宰相阿古只一系,其家族在辽代九帝中共出过四位皇后,是辽代外戚最为显赫的一支。
 
  墓葬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属滦河流域,史载为辽奚族的世居之地之一。而契丹贵族又有归葬祖茔的习俗,因此辽后族萧氏与奚族的关系,也当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结合墓葬发掘所做的考古调查,在距墓地不远处,发现有高规格的辽代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应与贵妃萧氏家族是有相当关系的。
 
  《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九月载“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统和十九年三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检《辽史》所见,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但现囿于墓志等资料尚未整理,结论有待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墓葬资料整理的深入,对辽代历史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困惑,将有望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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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内蒙古多伦小王力沟辽墓

发布时间: 2016-05-16

M1墓室
 
鎏金铜潭斗
 
三节莲花形铜灯
 
银鎏金双龙纹马具饰片
 
    2015年6月—12月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锡林郭勒盟文物站、多伦县文物局对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蔡木山乡铁公泡子村小王力沟辽代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辽代大型墓葬两座(编号M1、M2),取得了重大收获。
 
  两座墓葬位于一个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巨大簸箕形山谷中,山谷中部有一山梁,将其分隔成高低错落的两个簸箕形山洼,北面山势高峻,向南渐开阔,并形成缓坡,两座墓葬就分别坐落于这两个山洼的缓坡上。山洼向南有几座小山与此相望,下有一河穿绕中间,名吐力根河(吐力根,蒙古语,迅急之意),属典型的辽代贵族墓地。
 
  M1由墓道、墓门、过洞、甬道、墓室几部分组成,全长25.6米。其中墓道总长19.8米、宽1.5—4.6米,呈长方形斜坡阶梯状,前为土质斜坡,后接砖砌台阶,阶梯计11级,每阶高18厘米、宽28—34厘米,长2.1米;墓门木质,拱形,上为仿木结构,并用砖砌出五个斗拱,斗拱以墨勾勒轮廓,内填朱、黄等彩,斗拱的间隔处又以朱、墨、褐等彩勾勒出三朵阔叶团花图案,皆色彩艳丽,手法细腻,斗拱上方承绿色琉璃瓦当,当头呈黄色并饰以狮纹图案。用琉璃瓦加饰墓门,是辽代考古发现中所罕见的,也反映了墓葬的高规格。整个墓门显得富丽堂皇;过洞长1.75米、宽2.1米、残高3米,过洞与甬道又以木门相隔(木门残朽,仅见部分遗迹);甬道平面呈长方形,长2.60米、宽2.1米;墓室砖砌圆形,直径4.80—5.22米,并以墓椁为饰,椁室由方木搭建的八角形结构。顶部已无存,墓室底部方砖铺地,方砖磨光,铺砌平整,并用红、白两彩绘制璧形图案,内以朱彩勾勒莲瓣花纹,色彩华丽。在地面上装饰花纹彩绘,为以往辽墓发掘所仅见。
 
  墓葬多经盗扰,墓主人尸骨无存,位于墓室北部,现存一木质棺箱,箱盖四边用青铜包裹,并饰以铜泡,角部装饰如意纹,箱底部四角也用青铜包裹,制作考究,其内殉牲一完整马匹。
 
  该墓虽经多次盗扰,但仍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遗物,主要有铜、铁、瓷、琥珀、银等几大类,其中鎏金铜渣斗、三节莲花形铜灯、手持柄式莲花香炉,皆为铸造,造型精美,为不可多得的辽代文物精品。随葬马具由于盗扰原因,大多已无存,但仍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马具构件,其中双龙纹银鎏金马具饰片为其代表。
 
  还出土了大量的随葬瓷器,以影青瓷为主,纹饰华丽,胎质细腻,器型主要为瓶、罐等。还出土有定窑白瓷,釉色光洁,器型以碗、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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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墓道、前庭、仿木结构墓门、过洞、甬道、主墓室组成。墓道呈斜坡式,长23米、宽2—7米;前庭青砖垒成,长15、宽4—5.1米、深11米;墓门为砖券拱形,上承斗拱等仿木结构,并用红、褐、蓝、白等彩勾勒轮廓图案,唐风浓郁;甬道平面略呈长方形,砖券拱顶,北接圆形墓室;主室平面呈圆形,直径3.92—4.28米,青砖砌制,并用木椁为饰,穹窿顶。墓葬全长40余米,最深处11米。
 
  位于墓室北部,砖砌尸床,尸床正面砌出七朵莲瓣图形,其内涂彩,棺床上放置一髹漆木棺,木棺以柏木制成,材质厚重,上髹黑褐色漆,头西脚东,遗骨仅见一指骨,棺内还随葬有一银片团窠对蝶纹木枕,木棺周围饰以木帐,棺床东部殉牲犬一只。
 
  该墓虽近期被盗,但由于墓室椁木等坍塌,将随葬品掩盖,因此仍出土了银、银、铜、铁、玉、琥珀、玻璃、木、泥、丝绸等大量文物。其中金花银高翅凤纹镂花冠,金花银凤纹镂花高靿靴、包金框龙纹玉銲腰,银鎏金龙纹鞘玛瑙柄短刀、银链白玉组佩、金流苏,与辽陈国公主墓出土遗物相似,但制作更为考究,工艺也更臻完美,属辽代文物之珍。
 
  墓葬中还清理出铜镜两只,其中一只为六角菱花镜,圆钮,周围环绕几只凤鸟,造型生动,为墓主人生前的实用镜。另一只为圆镜,亦饰多只鸿雁,为墓葬顶部悬镜,两只铜镜皆为辽代铜镜的精品之作。
 
  墓葬出土瓷器为大宗,以定窑白、越窑青瓷为主,间有影青瓷,所出土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器口、足多包金饰,且加有金、银盖,是辽代釦器出土最为集中的一次,反映出辽代宫廷用瓷气派。其中仰覆莲纹白釉定瓷罐、鹦鹉纹影青执壶、金釦青瓷盏托、银鎏金卷荷叶纹白瓷盖罐等,都胎质细腻,釉色明亮,纹饰华丽、生动,反映出了当时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还出土了五件玻璃器,玻璃器呈绿、墨、褐等色,器型主要有瓶、执壶等,器形较大,据质地分析应为伊斯兰玻璃,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特别是墓葬中还发现墓志一盒,墓志为汉白玉质,略呈方形,边长89厘米。志盖盝顶,四周围绕十二生肖人物,人物面部丰膄,神态传神,颇具唐风。中部阴刻篆书“故贵妃萧氏玄堂志铭”几字;志石阴刻正书,首行撰“大契丹故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并序”,其上详细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身世等情况,洋洒千余言。据墓志及结合相关史料,该贵妃为圣宗妃,出自辽代后族最为显赫的萧阿古只一系。
 
  两座墓葬应同属一个家族墓地,其中M2据出土墓志可知,属辽代中期圣宗统和年间。M1从出土遗物及墓葬形制、装饰等分析,应属辽代中晚期墓葬,最可能为辽兴宗晚期至辽道宗时期。M2的墓主人为辽圣宗贵妃,这次发掘是辽代贵妃墓葬的首次发现。而M1虽未有墓志出土,墓主人身份不详,但从其宏大的墓葬规模,高等级的随葬品,特别是用琉璃砖加饰墓门等可以看出,墓主人亦应是辽代显赫的大贵族 ,或为辽贵妃家族重要的成员。
 
  这两座墓葬的发掘意义重大,对辽代历史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填补了辽代历史研究的某些空白,取得了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几点:
 
  M2出土墓志有对后族萧氏姓氏来源的相关记载,称辽皇族耶律氏汉室之宗,刘氏也。后族系出兰陵,而兰陵萧氏之祖为汉宰相萧何子孙,辽代后族萧氏也世选为辽宰相,此记载与《辽史》所载相同。关于辽代后族萧氏的来历,学界多有争论今几可成定论。辽代皇族追慕汉高祖以称刘,后族比萧何而为萧,其虽有附会的成份,但这也反映出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契丹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
 
  贵妃曾祖名迷骨德,职大国舅,皮室大将军。迷骨德即应为《辽史》所载之“眉古德”,眉古德与迷骨德应为同音异译。眉古德在辽穆宗即位之初,谋南奔,被诛杀。这是辽代早期历史著名的事件,并见于《资治通鉴》的记载,惟《资治通鉴》称眉古德为“萧海真”,概一为契丹名,一为汉名。另外《辽史•阿古只传》载其一子“名安圑,右皮室大将军”,其中安圑之所历、官职、世系皆同于迷骨德,故《辽史》中所载“安圑”与“眉古德”也应为一人,至此,贵妃家族世袭清矣。贵妃出于辽代第一任北府宰相阿古只一系,其家族在辽代九帝中共出过四位皇后,是辽代外戚最为显赫的一支。
 
  墓葬位于今内蒙古多伦县,属滦河流域,史载为辽奚族的世居之地之一。而契丹贵族又有归葬祖茔的习俗,因此辽后族萧氏与奚族的关系,也当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之内。结合墓葬发掘所做的考古调查,在距墓地不远处,发现有高规格的辽代建筑遗址,这些遗址应与贵妃萧氏家族是有相当关系的。
 
  《辽史•圣宗本纪》统和四年九月载“皇太妃以上纳后,进衣物、驼马,以助会亲颁赐”;统和十九年三月:“皇后萧氏以罪降为贵妃。”检《辽史》所见,圣宗仅此一个贵妃。因此我们怀疑,墓主人即为辽圣宗第一位皇后,但现囿于墓志等资料尚未整理,结论有待探讨。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墓葬资料整理的深入,对辽代历史研究存在的许多问题、困惑,将有望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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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