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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发布时间:2016-05-1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位置示意图

遗址发掘区航拍照
 
遗址T1探方南壁剖面照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 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深入了解遗址地层堆积、文化特征和年代等信息,尽可能科学全面地复原遗址整体埋藏情况和文化面貌, 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了5×5米探方两个,面积50平方米。 此次发掘在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考古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收获。
 
  发掘方法和研究思路
 
  发掘依据沉积物自然堆积变化划分地层,各个地层按厚度5-15厘不等水平层逐层进行发掘,每个水平层又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亚区进行发掘。发掘中每个水平层各亚区选取20升土样进行水筛,取土样6升进行浮选,主要用于收集植物种子、木屑、小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碎屑等。每个水平层发掘完成后,用ATK测量标本坐标,并记录标本长轴、倾向、倾角、风化、磨蚀等信息,用摄影、摄像技术保留下每件标本的原生状况,并运用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制作了每一个发掘水平层的三维模型,准确而直观地展示了遗迹、遗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标本坐标、考古工地领队日、探方日记、照片、图表等以电子档案的形式将存入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保存。发掘中注意采集年代、植物、环境等样品。
 
  通过多学科综合手段进行考古,利用各个学科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考古学问题,最终得到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是本次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目前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地质考古、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合作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学科和科研单位加入。
 
  地层堆积和埋藏情况
 
  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沉积。此次发掘平均深度6米左右,地层堆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地层共划分了20层位,1层-13层地层沉积颗粒较细,为细砂、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粘土层,较纯净,偶含锰铁结核、砾石、动物、植物化石。14-19层为文化层,其平均厚度近3米,自上而下分别为: 14层为黑褐色细砂层,发现用火遗迹,出土了少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厚8—40厘米;15层为深褐色含砾细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少量动物化石、骨器。厚4—38厘米;16层灰褐色粘土质粉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少量骨器、木器。厚98—192厘米;17层为黄褐色粉砂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10—52厘米;18层为黄褐色砂砾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8—44厘米;19层为灰褐色砂砾层,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厚6-30厘米。文化层地层沉积颗粒相对较粗,地层中还包含有大量植物枝叶和碎屑、炭屑、植物种子、小砾石、钙质结核等,局部有胶结较硬层状板块。20层是基底层,为含砾青灰色粘土,结构致密,土质软,没有文物遗物出土。
 
  地层堆积显示湖水有间歇性涨落,古人类随着湖水的进退而迁移,遗留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化石等被迅速覆盖掩埋。相对湿润的埋藏环境以及粘土等细颗粒物沉积,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空气,防止氧化作用,使遗址的有机质遗物得以很好地保存。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其在长轴、倾向、倾角方面的分布区间均显得较为分散和平均,无某项指标明显分布比例较高。绝大多数标本风化和磨蚀程度都较轻。遗址应该为一个埋藏环境相对稳定的原生堆积遗址。
 
  文化遗迹和遗物
 
  遗址发现一处用火遗迹。出土石制品 25153 件,其中石核 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 192 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  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十多件。此外,还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
 
  遗址文化层上部发现的用火遗迹为一篝火遗存,木柴向心堆积,木柴近中心部位碳化严重,中心积碳。在遗存内及其周边未发现其它文化遗物,也未发现堆积明显的灰烬层、红烧土,初步判断为一临时用火遗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工用火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火的证据多来源于用火产生的相关遗留物,如: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缺乏保存完整的直接用火证据。甘棠箐遗址这种保存较好的旷野用火遗存非常少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史前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石制品以小型为主,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残片等。石制品岩性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砸击法是生产石器毛坯的主要方法,而绝大多数石器则用锤击法加工制作。石器的类型包括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中以刮削器占绝对主体。上述特征与周口店第1地点、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与华南其他地区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工具组合的技术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小石片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发现,极有可能改变以前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认识。
 
  石制品形态特征显示存在两种砸击技术。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砸击法”,砸击方向多沿砾石长轴方向,通常产生典型两端石片或典型砸击石核,如枣核形、多棱柱状。这种技法在旧石器时代曾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但多不是主流方式。而出现的另一种砸击法其砸击方向多沿砾石的短轴方向,方法是将砾石置于石砧上,以较平一面朝下放稳,一手握住(或不握),另一只手执石锤,猛烈砸击砾石上端,一下或几下砸碎砾石,得到不规则石片和石块,石块可再转向放置,继续砸击,产生新的石片、块。这种砸击方法简单粗糙,砸出的石制品形态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废品率极高,它可能是早期人类除从自然界捡拾天然石质工具外最为原始而实用的石制品生产技术。此砸击法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中未见报道,为甘棠箐遗址独有的加工技术。两种砸击技法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甘棠箐遗址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

遗址出土的石核

 
遗址出土的骨制品和角制品
 
  遗址出土的骨、角制品和木制品,加工形态多为尖、铲状,丰富了该遗址以石器文化为主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骨制品保存有锤击和敲砸痕迹,木制品则保留有刮削痕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原料丰富,易于加工,工具用途广泛,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曾大量使用木制品。但由于年代久远,有机质易腐烂,木制品难以保存,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零星实物被发现。甘棠箐遗址由于其特殊的埋藏环境,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制品,此发现不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对研究东南亚地区存在“竹木文化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遗址动、植物化石保存较好,种类丰富。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象、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大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这些动、植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行为方式以及古人类食物来源和种类等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遗址年代
 
  甘棠箐遗址海拔高出抚仙湖水面约115米,遗址所处的更新世地层沉积在上新世湖相地层之上,局部地段还产褐煤,时代可能较早。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江川猕猴、玉溪剑齿象、真角鹿、祖鹿、似山西轴鹿、云南水鹿、原始麅、湖麂等上新世残存物种,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遗址原始的石器工业面貌也符合这一时代特征。2005年曾与香港大学合作采样测定了光释光年代,结论是样品年代超出了测年范围,可能大于20万年。目前,遗址古地磁、铝铍法和光释光测年工作仍在进行中,绝对年代有待确定。
 
  重要意义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有几十处,这些重要发现对人类传统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许多重要发现由于因地层、年代或材料属性等存有一定的争议,区域文化的演化和发展对比研究又存在很多时空缺环,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能达成科学的共识。新材料、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考古技术方法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甘棠箐遗址地层清楚且有多个文化层位,文化遗存和伴生动、植物遗存丰富,文化面貌原始而独特,埋藏与保存状况极佳,对研究早期人类生存模式、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古环境背景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发掘中获得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并完整收集遗址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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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云南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

发布时间: 2016-05-16


江川甘棠箐旧石器遗址位置示意图

遗址发掘区航拍照
 
遗址T1探方南壁剖面照
 
  江川甘棠箐遗址位于云南省江川县路居镇上龙潭村西南约1.5公里处。 1984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89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和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初步判断为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为深入了解遗址地层堆积、文化特征和年代等信息,尽可能科学全面地复原遗址整体埋藏情况和文化面貌, 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遗址进行了主动性发掘。发掘了5×5米探方两个,面积50平方米。 此次发掘在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考古的理念和方法运用于考古发掘工作中,取得了突破性收获。
 
  发掘方法和研究思路
 
  发掘依据沉积物自然堆积变化划分地层,各个地层按厚度5-15厘不等水平层逐层进行发掘,每个水平层又分为东北、东南、西南、西北4个亚区进行发掘。发掘中每个水平层各亚区选取20升土样进行水筛,取土样6升进行浮选,主要用于收集植物种子、木屑、小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碎屑等。每个水平层发掘完成后,用ATK测量标本坐标,并记录标本长轴、倾向、倾角、风化、磨蚀等信息,用摄影、摄像技术保留下每件标本的原生状况,并运用Agisoft Photoscan 软件制作了每一个发掘水平层的三维模型,准确而直观地展示了遗迹、遗物之间的位置关系。标本坐标、考古工地领队日、探方日记、照片、图表等以电子档案的形式将存入考古工地数字化管理系统保存。发掘中注意采集年代、植物、环境等样品。
 
  通过多学科综合手段进行考古,利用各个学科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优势,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考古学问题,最终得到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是本次考古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目前已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植物研究所,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开展了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地质考古、年代测定等方面的合作研究,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会有更多学科和科研单位加入。
 
  地层堆积和埋藏情况
 
  遗址地处古抚仙湖山间凹地,地层为湖滨沼泽相沉积。此次发掘平均深度6米左右,地层堆积连续且清晰,自上而下出现了5个由粗变细的沉积旋回。地层共划分了20层位,1层-13层地层沉积颗粒较细,为细砂、粉砂、粘土质粉砂及粘土层,较纯净,偶含锰铁结核、砾石、动物、植物化石。14-19层为文化层,其平均厚度近3米,自上而下分别为: 14层为黑褐色细砂层,发现用火遗迹,出土了少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厚8—40厘米;15层为深褐色含砾细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少量动物化石、骨器。厚4—38厘米;16层灰褐色粘土质粉砂层,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动物化石,少量骨器、木器。厚98—192厘米;17层为黄褐色粉砂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10—52厘米;18层为黄褐色砂砾层,出土了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厚8—44厘米;19层为灰褐色砂砾层,出土了少量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厚6-30厘米。文化层地层沉积颗粒相对较粗,地层中还包含有大量植物枝叶和碎屑、炭屑、植物种子、小砾石、钙质结核等,局部有胶结较硬层状板块。20层是基底层,为含砾青灰色粘土,结构致密,土质软,没有文物遗物出土。
 
  地层堆积显示湖水有间歇性涨落,古人类随着湖水的进退而迁移,遗留的文化遗物和动、植物化石等被迅速覆盖掩埋。相对湿润的埋藏环境以及粘土等细颗粒物沉积,起到了很好的隔绝空气,防止氧化作用,使遗址的有机质遗物得以很好地保存。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动物化石、骨器、木器等,其在长轴、倾向、倾角方面的分布区间均显得较为分散和平均,无某项指标明显分布比例较高。绝大多数标本风化和磨蚀程度都较轻。遗址应该为一个埋藏环境相对稳定的原生堆积遗址。
 
  文化遗迹和遗物
 
  遗址发现一处用火遗迹。出土石制品 25153 件,其中石核 658件、石片564件、初级砸击断块102件、石器 192 件、废品(含断块、断片和碎屑等)  23637件。出土骨制品28件,木制品十多件。此外,还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化石。
 
  遗址文化层上部发现的用火遗迹为一篝火遗存,木柴向心堆积,木柴近中心部位碳化严重,中心积碳。在遗存内及其周边未发现其它文化遗物,也未发现堆积明显的灰烬层、红烧土,初步判断为一临时用火遗迹。旧石器时代早期人工用火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探讨和争论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火的证据多来源于用火产生的相关遗留物,如:灰烬层、炭屑、烧石、烧骨等,缺乏保存完整的直接用火证据。甘棠箐遗址这种保存较好的旷野用火遗存非常少见,是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对研究史前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石制品以小型为主,石制品的类型包括石器、石核、石片、断块、残片等。石制品岩性以硅质岩和石英岩为主。砸击法是生产石器毛坯的主要方法,而绝大多数石器则用锤击法加工制作。石器的类型包括刮削器、凹缺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其中以刮削器占绝对主体。上述特征与周口店第1地点、泥河湾早期旧石器遗址为代表的华北小型石器早期文化传统有相似之处,与华南其他地区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工具组合的技术和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小石片体系在中国南方的发现,极有可能改变以前南北两大文化体系的认识。
 
  石制品形态特征显示存在两种砸击技术。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砸击法”,砸击方向多沿砾石长轴方向,通常产生典型两端石片或典型砸击石核,如枣核形、多棱柱状。这种技法在旧石器时代曾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但多不是主流方式。而出现的另一种砸击法其砸击方向多沿砾石的短轴方向,方法是将砾石置于石砧上,以较平一面朝下放稳,一手握住(或不握),另一只手执石锤,猛烈砸击砾石上端,一下或几下砸碎砾石,得到不规则石片和石块,石块可再转向放置,继续砸击,产生新的石片、块。这种砸击方法简单粗糙,砸出的石制品形态存在很大的随机性,废品率极高,它可能是早期人类除从自然界捡拾天然石质工具外最为原始而实用的石制品生产技术。此砸击法在国内外旧石器时代遗址研究中未见报道,为甘棠箐遗址独有的加工技术。两种砸击技法在生产过程中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了甘棠箐遗址独树一帜的砸击技术文化体系。

遗址出土的石核

 
遗址出土的骨制品和角制品
 
  遗址出土的骨、角制品和木制品,加工形态多为尖、铲状,丰富了该遗址以石器文化为主的文化内涵,体现出古人类生产、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骨制品保存有锤击和敲砸痕迹,木制品则保留有刮削痕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原料丰富,易于加工,工具用途广泛,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曾大量使用木制品。但由于年代久远,有机质易腐烂,木制品难以保存,目前世界范围内仅有零星实物被发现。甘棠箐遗址由于其特殊的埋藏环境,出土了保存较好的木制品,此发现不但填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空白,对研究东南亚地区存在“竹木文化说”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遗址动、植物化石保存较好,种类丰富。初步鉴定大哺乳动物有猫、猕猴、剑齿象、犀、猪、鹿、麂、牛等,还有大量小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和无脊椎动物化石。很多动物化石上保存有人类切割、砍砸痕迹和动物啃咬痕迹。遗址出土的植物种子,初步鉴定有25科,31属,其中包含有葡萄、松子等可供人类食用的植物种类。这些动、植物化石为研究古人类生存环境,狩猎、采集行为方式以及古人类食物来源和种类等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遗址年代
 
  甘棠箐遗址海拔高出抚仙湖水面约115米,遗址所处的更新世地层沉积在上新世湖相地层之上,局部地段还产褐煤,时代可能较早。发掘出土的动物化石经初步鉴定有江川猕猴、玉溪剑齿象、真角鹿、祖鹿、似山西轴鹿、云南水鹿、原始麅、湖麂等上新世残存物种,动物组合与元谋动物群极为相似,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早更新世。遗址原始的石器工业面貌也符合这一时代特征。2005年曾与香港大学合作采样测定了光释光年代,结论是样品年代超出了测年范围,可能大于20万年。目前,遗址古地磁、铝铍法和光释光测年工作仍在进行中,绝对年代有待确定。
 
  重要意义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已有几十处,这些重要发现对人类传统演化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但许多重要发现由于因地层、年代或材料属性等存有一定的争议,区域文化的演化和发展对比研究又存在很多时空缺环,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学术界也不能达成科学的共识。新材料、新的研究思路和科学的考古技术方法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途径。甘棠箐遗址地层清楚且有多个文化层位,文化遗存和伴生动、植物遗存丰富,文化面貌原始而独特,埋藏与保存状况极佳,对研究早期人类生存模式、人类起源与演化历史、古环境背景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遗址是云南省继元谋人遗址后发现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旷野遗址,发掘中获得了众多重要考古新发现,并完整收集遗址各个方面的资料信息。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无疑为东亚地区古人类本地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佐证,再次证明了滇中高原是人类起源的关键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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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