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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陶寺——山西临汾陶寺遗址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
【专家说陶寺】高江涛: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
发布时间:2015-06-2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本站记者    点击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
 
  本站记者: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您能总结一下数十年来陶寺遗址的主要发现吗?
    
  高江涛:陶寺遗址从1978年发掘算起,马上将近40个年头。总结一些陶寺考古的历程可以简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到1978年正式发掘之间,是初步认识陶寺的阶段。1959年~1963年,本所山西队在张彦煌队长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晋南考古调查,此次区域调查可以说是聚落形态考古引入中国前,最有聚落考古特点的“区域系统调查”,调查中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1973年,山西队恢复考古工作后,再次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并作为晋南考古工作首选四个目标(陶寺、方城、东下冯和天马—曲村)之一。且于1974年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简单的试掘。这些早年对陶寺遗址的调查、复查及试掘,使我们对陶寺遗址有了一个最初的认识,认识到陶寺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大型遗址。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84年连续考古发掘。虽然当时是以探索夏文化和寻找夏墟为缘起的,这一阶段却获得突破性的大收获。随着墓地和居址的发掘,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先生确立了“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认识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的文化序列,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意识到了陶寺遗址对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阶段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梁星彭为队长的陶寺考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至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陶寺遗址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主要有“观象台遗迹”、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夯土基址以及疑似宫城城墙等等一系列重大发现。研究工作也全面展开并推向深入,区域系统的新调查、微观与宏观的聚落考古以及古环境、经济技术等等各方面的研究,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重要都城聚落的地位。
 
  本站记者:您认为陶寺遗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那些方面?
    
  高江涛: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目前陶寺遗址研究成果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一是陶寺遗址内部的聚落布局结构、功能分区、历时演变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都邑性质、年代、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研究。二是宏观上的有关陶寺文化的研究。包括宏观聚落形态、社会阶段、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统治模式以及在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演进中的地位等等。三是多学科交叉,尤其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涉及有考古学、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地理环境、动植物、体质人类学、生物基因等,以及物理化学分析、空间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天文学等等,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与之相关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门类。具体的研究成果太多了,不好也不易细述。
 
  本站记者:您曾撰文《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能阐述一下“陶寺模式”吗?
   
  高江涛:我们常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多元或多源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区域都有着自己文化、文明发展变化的道路,那么也就可能存在不同的文明起源模式,这也是符合中国考古实际的。以往学者对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动力”、“背景”及“模式”等等研究的比较少。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如果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话,迄今已近90年的历史,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相关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出不穷,然而却十分缺乏将各地区研究成果整合总结概括性的研究。适时地从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综合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一点显得十分必要。而对“模式”的研究就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我也是基于这一点才写了这篇小文。
    
  我简单总结了陶寺遗址相关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的特征,提出了四点即:一、陶寺聚落布局的规整性和等级的复杂性;二、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务实性与世俗性;三、文化的盛而不扩与多元融合;四、国家形态的原始性与新型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其实,归结起来,我想说的是陶寺模式就是一种“王权”模式。是以王权为社会统治核心的模式,当然同时也存在军权、神权等,这三权集中在一起时,有个主次。这种模式显然不同于良渚或红山文化等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模式”。需要强调的是,陶寺这种“王权模式”为夏商周三代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相关特征与模式的主源。
 
  本站记者:您能谈一谈陶寺遗址未来数年的工作规划吗?

  高江涛:
陶寺遗址已经发掘了近40个年头,未来的陶寺考古必须有远景规划和近期工作目标。以后的陶寺考古我本人觉得要坚持几个原则,这几个原则也含有远景的规划。一个是,大课题意识贯穿考古发掘工作,继续围绕陶寺发挥其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课题重大个案的作用,深入开展工作。二是,多学科继续联合攻关,原有科技手段继续加强,较多地引入锶同位素、古DNA等研究,以探讨陶寺族群来源、族群血亲关系、人种关系等问题。三是,进一步深化陶寺遗址以及陶寺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四是,加强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以及遗址公园建设互相促进、相互裨益的关系探索。五是,推进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陶寺文化源流问题探索,包括与大体同时的其他重要遗址或文化间关系比较研究工作,如与神木石峁遗址之间关系等等。
    
  单就陶寺遗址而言,未来具体的工作主要有三大项:一项是继续聚落内布局结构以及变迁的发掘,重点围绕宫城及其内部宫殿建筑展开发掘,试图至少揭露1~2座完整的宫殿夯土建筑,以弄清其宫殿建筑形制结构、年代、性质等等问题。第二项是继续弄清以前并不清楚和未发掘区域的遗迹和堆积情况,如未封闭的西墙、普通居民区状况等等。第三,加强手工业作坊区的进一步发掘工作,集中揭露一些窑址、房子、灰坑密集的地区,以弄清其手工业尤其制陶的具体生产、流程、技术、分配等等状况,另外,尝试探索是否存在冶铸遗存以及其他奢侈品制作遗存。
   
  总之,陶寺遗址有许许多多要做和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做好规划稳步前进的同时,又要顺应当今考古学学科发展和研究理论方法的大趋势。期待陶寺考古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本站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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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陶寺】高江涛: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

发布时间: 2015-06-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江涛
 
  本站记者:您好!首先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专访。您能总结一下数十年来陶寺遗址的主要发现吗?
    
  高江涛:陶寺遗址从1978年发掘算起,马上将近40个年头。总结一些陶寺考古的历程可以简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到1978年正式发掘之间,是初步认识陶寺的阶段。1959年~1963年,本所山西队在张彦煌队长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晋南考古调查,此次区域调查可以说是聚落形态考古引入中国前,最有聚落考古特点的“区域系统调查”,调查中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1973年,山西队恢复考古工作后,再次重点复查了陶寺遗址,并作为晋南考古工作首选四个目标(陶寺、方城、东下冯和天马—曲村)之一。且于1974年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简单的试掘。这些早年对陶寺遗址的调查、复查及试掘,使我们对陶寺遗址有了一个最初的认识,认识到陶寺是一处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十分重要的大型遗址。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至1984年连续考古发掘。虽然当时是以探索夏文化和寻找夏墟为缘起的,这一阶段却获得突破性的大收获。随着墓地和居址的发掘,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先生确立了“陶寺文化”的称谓,初步认识了陶寺文化的内涵、特征、年代,并建立起了陶寺文化早、中、晚的文化序列,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意识到了陶寺遗址对于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阶段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梁星彭为队长的陶寺考古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最重大的成果就是发现了当时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至今,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陶寺遗址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主要有“观象台遗迹”、宫殿区大型夯土建筑、城北夯土建筑基址、手工业区夯土基址以及疑似宫城城墙等等一系列重大发现。研究工作也全面展开并推向深入,区域系统的新调查、微观与宏观的聚落考古以及古环境、经济技术等等各方面的研究,逐渐确立了陶寺遗址为史前一处重要都城聚落的地位。
 
  本站记者:您认为陶寺遗址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那些方面?
    
  高江涛: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目前陶寺遗址研究成果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三个大的方面。一是陶寺遗址内部的聚落布局结构、功能分区、历时演变等,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都邑性质、年代、与文明起源相关的研究。二是宏观上的有关陶寺文化的研究。包括宏观聚落形态、社会阶段、社会形态、政治制度、统治模式以及在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演进中的地位等等。三是多学科交叉,尤其科技考古方面的研究,涉及有考古学、历史学、社会人类学、政治学、地理环境、动植物、体质人类学、生物基因等,以及物理化学分析、空间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天文学等等,涵盖了几乎所有的与之相关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大门类。具体的研究成果太多了,不好也不易细述。
 
  本站记者:您曾撰文《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能阐述一下“陶寺模式”吗?
   
  高江涛:我们常说中国文明的特点是多元一体,多元或多源反映的是各个不同区域都有着自己文化、文明发展变化的道路,那么也就可能存在不同的文明起源模式,这也是符合中国考古实际的。以往学者对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动力”、“背景”及“模式”等等研究的比较少。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如果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的话,迄今已近90年的历史,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新世纪以来,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动下,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阶段。相关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完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各类专项研究也层出不穷,然而却十分缺乏将各地区研究成果整合总结概括性的研究。适时地从中国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综合概括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这一点显得十分必要。而对“模式”的研究就是在这方面的一种尝试。我也是基于这一点才写了这篇小文。
    
  我简单总结了陶寺遗址相关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和演进的特征,提出了四点即:一、陶寺聚落布局的规整性和等级的复杂性;二、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务实性与世俗性;三、文化的盛而不扩与多元融合;四、国家形态的原始性与新型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其实,归结起来,我想说的是陶寺模式就是一种“王权”模式。是以王权为社会统治核心的模式,当然同时也存在军权、神权等,这三权集中在一起时,有个主次。这种模式显然不同于良渚或红山文化等以神权为核心的“神权模式”。需要强调的是,陶寺这种“王权模式”为夏商周三代及其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明和成熟国家形态相关特征与模式的主源。
 
  本站记者:您能谈一谈陶寺遗址未来数年的工作规划吗?

  高江涛:
陶寺遗址已经发掘了近40个年头,未来的陶寺考古必须有远景规划和近期工作目标。以后的陶寺考古我本人觉得要坚持几个原则,这几个原则也含有远景的规划。一个是,大课题意识贯穿考古发掘工作,继续围绕陶寺发挥其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课题重大个案的作用,深入开展工作。二是,多学科继续联合攻关,原有科技手段继续加强,较多地引入锶同位素、古DNA等研究,以探讨陶寺族群来源、族群血亲关系、人种关系等问题。三是,进一步深化陶寺遗址以及陶寺文化聚落形态的研究。四是,加强考古发掘与大遗址保护以及遗址公园建设互相促进、相互裨益的关系探索。五是,推进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陶寺文化源流问题探索,包括与大体同时的其他重要遗址或文化间关系比较研究工作,如与神木石峁遗址之间关系等等。
    
  单就陶寺遗址而言,未来具体的工作主要有三大项:一项是继续聚落内布局结构以及变迁的发掘,重点围绕宫城及其内部宫殿建筑展开发掘,试图至少揭露1~2座完整的宫殿夯土建筑,以弄清其宫殿建筑形制结构、年代、性质等等问题。第二项是继续弄清以前并不清楚和未发掘区域的遗迹和堆积情况,如未封闭的西墙、普通居民区状况等等。第三,加强手工业作坊区的进一步发掘工作,集中揭露一些窑址、房子、灰坑密集的地区,以弄清其手工业尤其制陶的具体生产、流程、技术、分配等等状况,另外,尝试探索是否存在冶铸遗存以及其他奢侈品制作遗存。
   
  总之,陶寺遗址有许许多多要做和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做好规划稳步前进的同时,又要顺应当今考古学学科发展和研究理论方法的大趋势。期待陶寺考古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本站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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