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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系列报道
【原创】秉承传统 砥砺前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5年度田野考古汇报纪要
发布时间:2016-01-0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本站实习记者韩月    点击率:
  为期两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5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于1月6日结束。来自考古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29位学者对相关田野项目进行汇报。本次汇报涉及的遗址内容涵盖广、时空跨度大,还包括2项国外发掘工作,成果丰硕。考古所各位学者在聆听报告的同时,积极参与讨论,提出疑问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报告会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洪都拉斯玛雅文明城邦科潘遗址8N—11贵族居址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对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在另一个世界文明中心主持开展田野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李新伟研究员介绍了科潘遗址的历年发掘情况以及考古所主持的对8N—11贵族居址发掘的概况。该居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封闭院落和附属建筑组成,其规模等级仅次于王宫区。按照计划,考古队首先对北侧中心建筑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根据已完成的清理情况来看,该建筑在基座以上分布有高度分别为1.5米、1.5米、0.8米的三层台基,第三层台基顶部为主体建筑,但墙体已完全倒塌。考古人员通过地层堆积的分析对整个建筑倒塌的长期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丰富的遗物如13组雕刻、黑曜石残片、有可可果形装饰的焚香罐等为探讨北侧建筑的功能提供了重要资料;根据出土翠绿玉坠推测此建筑与举行仪式活动有关;墨西哥纪年符号和交叉火炬的组合图案雕刻曾出现于已发掘的王宫区第29号建筑中,足以证明该建筑的重要性。发掘期间考古队用photoscan等软件快速有效地对遗址进行测绘记录,对当地技工进行专业培训,我方工作人员积极学习当地语言。与哈佛大学开展的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专门开设了面向东亚地区的中美洲考古培训班。李新伟研究员表示对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发掘能对整个玛雅文明的兴衰有进一步的认识。

  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
 
  贾笑冰研究员介绍了辽宁鞍子山积石冢的发掘情况。该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四家单位联合发掘。2015年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已发掘30座墓室,与2014年发掘墓室相连,且为同一冢体。他对出土的遗物进行详细介绍并指出磨光黑陶、蛋壳陶等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可能当时该地区与山东半岛有密切交流。在对遗物进行统计中发现石器最多,以锛、纺轮、鹅卵石为主,且鹅卵石大多为有意摆放,陶器中陶罐较多。新发现的一座墓葬随葬石剑,推测墓主人地位较高。随后贾笑冰研究员又梳理了辽东半岛积石冢的分类情况,主要为单排主体向一侧扩展成网格式、冢体分离式、冢体网格式、冢体放射式四大类。最后,贾笑冰研究员谈到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他认为今后的方向仍需沿渤海一带继续寻找其他积石冢,并有序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陕西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
 
  王小庆研究员汇报了考古所陕西队2015年度的田野工作。他首先介绍了陕西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情况。调查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秦岭北麓的山前地带、秦岭南部的商洛、汉中地区和关中北部地区。这一系列考古调查为下一年度进一步开展工作积累了丰富资料。随后他介绍了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的发掘概况,第四地点是继2004-2010年第一地点发掘后所开展的,两者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第四地点遗址顶部堆积厚达4米。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出土了石英、石英岩及玉髓的石片和小石器等遗物,同时发现有石块堆积的遗迹现象。这些重要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类的技术体系和生活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在谈到2016年度工作计划时,王小庆研究员认为未来的工作主要分三项:对商洛紫荆遗址和渭南北刘、白庙遗址进行重点调查;陕西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继续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的发掘工作。
 
  湖北荆门沙洋城河遗址
 
  湖北荆门沙洋城河遗址发掘负责人彭小军汇报了该遗址的发掘。他介绍了遗址地理环境及历年工作简况。2015年10月底,城河遗址启动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以确认城外壕沟及其修筑年代、探索城内建筑布局为学术目标,发掘面积达400平方米。目前,中部台地发掘区已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灰坑、房址、墙体等多处遗迹。东侧发现壕沟,壕沟开口宽17米,深4米左右,从出土遗物分析壕沟使用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晚期,具体年代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在发掘的同时,考古队还对发掘区南北向外各两公里进行调查,发现屈家岭晚期、石家河早期的一些遗物,及红烧土等遗迹现象。此次发掘的意义在于对城河遗址的历时性变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深入探索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聚落尤其区域性城址的布局特征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支撑。
 

与会学者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
 
  郭志委博士介绍了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的发掘情况。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在马家窑遗址开展工作。5月,在巴马峪沟北侧的瓦家坪进行考古钻探。7—10月发掘,共布设探方20个,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灰坑29个,房址3处,沟3条,墓葬1座,窄沟状遗迹2条,出土大量陶、石、骨等人工遗物和自然检测样本。随后郭志委对3处重要遗迹进行分析,以F2为例从柱洞、隔墙、房基铺垫层几方面对房址进行介绍;以H13、M1为例从出土遗物、遗迹形制进行分析。最后他总结本年度发掘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初步了解了马家窑遗址房址和聚落的基本情况,丰富了学术界对马家窑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堆积及各类遗存的认识,为马家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
 
  张东博士介绍了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核心区较小,经全面测绘与初步勘探,选择在遗址西区进行发掘,初期发掘面积约600平米,旨在通过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摸清双墩遗址的聚落结构。随后他对各层堆积进行详细介绍。勘探表明,双墩遗址依托黄土岗地人工堆筑而成,夯土台基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台基顶部基本平整,面积900余平方米,距地表1.2—1.6米,台基厚度约0.5米。下层包括上下两部分,钻探到的台基顶部面积大约为3000余平方米,台基顶部平整,距地表1.7—2.1米,台基总高度约1米左右。他指出需要对台基进行土壤微型态分析,和周边生土进行对比,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进一步探讨台基堆筑究竟是人类居住还是举行祭祀活动?这是下一步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张东还提到了遗址东南部的倾斜状堆积G1,张东推测此遗迹可能为引水沟。与会学者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此处未发现灰坑、房址等遗迹,人类生活痕迹较少,引水可能性不大,或许是取土沟。
 
  四川成都平原东北青白江区域考古调查
 
  叶茂林研究员对2015年11月考古所四川队进行的创新工程课题“成都平原青白江区域史前考古调查”进行汇报。他介绍了各调查区域的成果,强调了此次工作的新收获即在三星村遗址已知范围南侧发现了一片新的遗址范围,该遗址包含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在对该处进行采集和钻探工作后,确认了此处遗址文化堆积与已发掘地点为同一遗址,由此扩大了遗址范围。继续深入的考古调查将有望解开三星堆遗址聚落群分布结构上的一些谜团。此次调查对青白江区范围内的史前和早期蜀文化遗存的已知分布情况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为进一步考古调查及下一步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叶茂林研究员已经初步拟定具体的发掘工作意向,并争取将此项考古发掘列入到2016年的考古工作中。

  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
 
  梁中合研究员介绍了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的发掘情况,他主要从工作概况、主要收获、学术意义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2015年度遗址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掘区主要位于内城核心区。发现了一批龙山早期墓葬,已清理10座,头向朝东或东偏南,葬具为独具特色的弧形独木棺。通过对墓地的发掘了解了当时的墓葬结构、埋葬习俗及墓葬等级等问题。特别是对龙山时代城址来讲,既有大型城址,同时还发现高等级墓葬,在山东龙山文化中还是首次发现,这为进一步探讨尧王城遗址的性质和等级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梁中合指出下一步工作要深入了解内城建筑布局,并对外郭城进行发掘,厘清其年代下限。与会学者还对遗址西、南侧河流走向提出了疑问,并建议对水面河道的变化进行环境考古研究,深度了解当时的“人地关系”。梁中合研究员还介绍了2015年12月在山东莒县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鲁东南古代文明研究基地”,这一基地的建设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社会各界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与会学者
 
  河南安阳洹北商城
 
  何毓灵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发掘的学术目标,具体的发掘方法,详细解说了发掘过程。在位于洹北商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的夯土遗迹分布区进行钻探发掘,揭露了其中一处“长条形夯土遗迹”(编号F1),发掘面积2600平方米,确认此处应是洹北商城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制骨及铸铜手工业。由于发掘刚刚开始,尚有大量问题未能解决。考古队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持续对此区域进行调查、钻探、发掘与研究工作,以便彻底解决这些遗迹、遗物的性质,为研究洹北商城的布局、手工业生产等提供坚实的材料。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赵海涛副研究员对二里头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进行了汇报。勘探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宫殿区及周边的遗存构成及布局等情况。他详细介绍了巨型坑发掘的收获,对2、3、5号基址的复查和新发掘,以及5号基址以北贵族墓葬、宫殿区以东贵族墓葬的发掘情况。在5号基址北院以北发现大面积夯土、路土,其与5号基址有共同的东围墙,或为同一组院落超过三进的大型建筑;在5号基址以北发现贵族墓葬;继续对1号巨型坑南、北边缘进行解剖,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连续堆积。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高江涛副研究员对陶寺遗址的发掘进行了详细解说。此次发掘揭露了陶寺遗址宫城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宫城南门,对宫城东墙Q10着手解剖。发掘表明宫城东北角门和东南角门可能有墩台或望楼之类的守卫设置,而宫城南门则很有可能带有双阙。确认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约270米,东西4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高江涛强调了陶寺宫城的发现意义:陶寺宫城基本封闭自成体系,且规模宏大,形制规整,结构严谨,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宫城;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早形态;陶寺宫城的发现是陶寺聚落考古的突破性成果,使得陶寺作为一处都邑性聚落更加完备,性质更加明确,对史前其他具有都邑性质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具有重要借鉴和引领作用;陶寺宫城的发现,意味着以王权为核心的最高统治阶层的出现。
 

与会学者

  陕西宝鸡周原考古的新发现 
 
  宋江宁博士介绍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勘探。勘探面积约67万平方米,池渠遗迹的抽样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发现大面积淤土遗迹1处、沟渠遗迹9条、灰坑遗迹376处、墓葬64座、陶窑1座,并对淤土和沟渠遗迹进行了探沟发掘。宋江宁对陕西宝鸡周原考古发掘提出了新的思考。周原遗址是一处都邑性聚落,自西周至今一直为乡村的状态,保存状况良好,以往发现的大型建筑、铸铜作坊、制骨作坊、窖藏、墓地等重要遗存都是孤立的点,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这种状况影响了对一些重要遗迹的性质判断。另外,基于对周原作为都邑性遗址的理解确定了两个工作方向,一是以水网系统、城墙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二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对该区域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揭露,建立区域内重要遗迹如城墙、建筑、墓地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的新进展 
 
  唐锦琼副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江苏苏州木渎古城的考古发掘。大墩、下场和合丰三处地点的发现多方面增进了对木渎古城的总体认识,认识到城址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小城城墙发现的大批汉墓,表明城墙的最终废弃时代约在西汉时期,同时大量汉代遗存的出现表明此处在西汉时期仍较为繁荣。唐锦琼强调了合丰小城地点对于解决木渎古城,乃至苏州早期建城史研究的重要性。

  陕西西安长安城遗址
 
  张建峰副研究员介绍了陕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通过对汉长安城北部市场区域进行大面积考古勘探,有了新发现;对建章宫太液池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基本探明了太液池的形制布局,包括进水口、出水口、水面和岛屿等,为研究汉代园林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还启动了锺官铸钱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试掘长乐宫东西道路和北宫墙遗址也有了重要收获。他最后强调了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为丰富和深化汉长安城形制布局和文化内涵的认识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陕西西安阿房宫、昆明池、渭河桥、栎阳城遗址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阿房宫、昆明池、栎阳城、渭河桥四个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为配合基建对阿房宫遗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勘探面积约68415平方米,发现遗迹122处。昆明池遗址,对斗门水库设计范围内的地块开展考古勘探,目前勘探工作尚在进行中,许多问题仍需解决。栎阳城遗址重点对栎阳城三号古城、栎阳城二号古城路网、栎阳城北大型沟渠进行勘探;对三号古城开展考古发掘,发掘确认夯土台基三个。渭桥遗址在三个区域开展了考古工作,通过对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区域的发掘确定渭河在渭桥北端的改道位置和方向是西南至东北,该区域渭桥遗存东西宽23米左右,修改了之前渭桥东西宽为15.4米的认识,此处发掘的一艘汉代木船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四号桥、五号桥的发掘是在2014年发掘基础上继续清理,发现大量桥桩向东倾斜,在底部桥桩的顶端发现保存近乎完整的榫卯,这是渭桥遗址3年发掘以来木梁柱桥结构的重要发现。
 

与会学者
 
  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
 
  刘涛副研究员汇报了考古所承担的乌兹别克斯坦明格切佩遗址的发掘。他回顾了过去几年对该遗址的发掘情况,详细介绍了2015年的工作内容。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掘扩大了钻探人员的规模,且投入力度最大。他详细介绍了分区勘探、探沟试掘,二号台基的勘探与试掘,城内道路的探查,西门区域的勘探,南城墙的勘探与试掘,东墙南段的勘探,城圈外的台基,以及阿什肯特的调查。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为:大遗址考古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的建立和完善;城址布局的新认识;城内文化层分布特征的认识;城址所处自然环境的研究。他最后介绍了2016年的工作计划,将继续对遗址进行勘探,确定“外郭城”的性质等。

  河北临漳县邺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
 
  何利群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北漳县邺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的勘探与发掘,对窑址结构、分布情况、出土遗物的分析,对认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陶瓷器作坊区的位置与范围、北朝陶瓷窑的形制特点、釉陶及青瓷器的烧制等具有重要意义。邺南城宫城区的勘探和发掘为今后大规模发掘和宫城区的全面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与会学者围绕窑址是否为官窑、是否发现挡火墙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河南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及附属建筑
 
  郭晓涛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南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及附属建筑的发掘。详细介绍了太极殿的扩大发掘、太极东堂北侧院落的发掘、太极殿曹魏时期遗迹的解剖发掘、太极殿宫院东北角和西北角的发掘、中州东路东沿线配合基建发掘以及资料整理与可移动文物普查等,讨论了汉魏城太极殿的兴废问题。汉魏洛阳城的发掘一方面可以获取整个宫殿建筑群的完整建筑空间形态,另一方面对结合文献记载印证太极殿宫殿建筑群的始建与沿用时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南隋唐洛阳城九洲池遗址区
 
  韩建华研究员介绍了河南隋唐洛阳城九洲池遗址区的发掘,重点介绍了一号引水渠、二号引水渠、三号引水渠,入水口、排水渠、西隔城西墙的发掘以及玄武城内宋代建筑的发掘、出土遗物等情况。九洲池遗址作为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内重要的池苑遗址、唐代园林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作具有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栈桥及其附属的桥亭建筑,是九洲池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为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与会学者
  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
 
  李春林副研究员汇报了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的发掘。重点介绍了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现道路4条、路沟4条、夯土3处、井36口、灰坑29个、墓葬1座,唐代遗迹种类和数量最多,分布较密集。在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出土了带“□家酒店” 墨书题迹的瓷壶底片、玻璃残片、宝石戒面、石器、骨器等体现市场和丝路特色的各种遗物近500 件。此次发掘对于东市遗址的保护、今后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以及开展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

 
  董新林研究员介绍了2015年内蒙二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发掘。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和皇城城墙、城门遗址,并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收获。初步了解到皇城东门的规模形制和保存情况,确认了宫城东门的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初步确认了院落主体建筑的规模和形制结构,填补了辽上京皇城内东向宫殿建筑在考古发现中的空白;首次发现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现象,极大地推进了对辽上京皇城布局的认识;此次发掘为辽上京大遗址保护、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和辽上京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提供了更坚实的学术支撑和更丰富的展示资源。
 
  江苏扬州城遗址
 
  汪勃研究员汇报了江苏扬州城遗址的发掘。详细介绍了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宋宝祐城西城门外南宋瓮城墙、瓮城壕、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EL6)的发掘。在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首次发现了不晚于汉代的水涵洞或属于战国楚广陵城的木构遗迹,首次揭露出了汉广陵城的包砖城门边壁,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门和道路遗存,确定了隋江都宫芳林门之所在。另外,在北城墙中段区域确认了中段墙体的大致沿革,明确了中段并无早于汉代的城墙,确定了南宋宝祐城与汉晋南朝广陵城•唐子城城墙的位置关系。同时发现瓮城壕当与南部高地西侧直至平山堂城西北(今大明寺月湖、日湖)属于一个水系,这与《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中描绘的情况基本一致。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虽然仅揭露出局部,但是从其所处位置及遗迹本身的特点来看,推测这附近应该有较大型建筑,为探寻江都宫成象殿提供了线索。
 
  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
 
  杨勇副研究员汇报了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发掘目的是以此推进战国秦汉时期滇东高原“西南夷”古国或古部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为墓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与学术支持。该墓地为西南夷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墓地,规模较大,目前已清理墓葬100 余座,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200 余件(组),以青铜器为主,器类以装饰品为主。这是师宗盆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与会学者
 
  新疆木垒县平顶山墓地
 
  巫新华研究员介绍了新疆木垒县平顶山墓地的发掘情况,该墓群位于照壁山乡平顶山村东南方圆10 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中。共分布有6 处古代墓葬遗址群,发掘地点分为A、B、D 三区。发现大量的古代墓葬、祭祀遗迹,以及数十处距今约3000年左右的环壕聚落(早期古城)和农作遗迹。其中最大的环壕聚落直径达300米,是新疆草原地带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宏大的古城。此次发掘填补了天山草原文化考古学研究空白。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
 
  丛德新研究员汇报了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发掘及博尔塔拉河(温泉河)上中游至中游地区典型遗迹的调查。完整发掘了阿敦乔鲁遗存F1 西北建筑,确定了门道及其附属建筑;发掘墓葬3处,在阿敦乔鲁墓地以南约1 公里处发掘的两座石人墓是博尔塔拉河流域早期石人墓的首次发掘。在博尔塔拉河中游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也获得了丰富成果,明确了乌苏特别各真等大型聚落的年代,经过比对发现他们与阿敦乔鲁遗存非常接近,应属于相同的年代和文化序列,为探讨博尔塔拉河流域聚落构成提供了关键的材料。
 
  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遗址及查干郭勒河墓地
 
  郭物研究员介绍了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遗址及查干郭勒河墓地的发掘。清理发掘了花海子第二大的三号遗址,可能为祭祀遗址;对美依尔曼5 号探沟进行再复核,在8 号遗址开挖探沟;发掘了花海子成拜特六座石堆遗迹;山下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19 座墓的发掘出土了少量石器、铜器、陶器、人骨、马骨和鹿角等,墓葬年代可能从公元前19 世纪到前15 世纪,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晚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俄罗斯图瓦阿尔然王陵是首个游牧国家的王族墓地,三道海子是其夏季的礼仪中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独目人”,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独目人的强盛间接导致了斯基泰的西迁和西周的灭亡,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
 

与会学者
 
  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
 
  仝涛副研究员介绍了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的发掘,新资料证明曲踏墓地周边是一处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居住人群比较密集、文化面貌比较多面的一处综合性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对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有重要意义。

  辽宁盖州市高丽城山城
 
  王飞峰博士介绍了辽宁省盖州市高丽山城遗址的发掘缘起、学术目的、对高丽山城概况、城内勘探发掘(局部)、出土遗物进行了详细介绍。通过对高丽山城及其周围区域的调查和发掘可知这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大型山城,使用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公元404 年或稍晚)一直到高句丽灭亡(公元668 年)。周围可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平地城。 城内金殿山遗存应是当时高丽城山城的重要建筑之一,使用了大量筒瓦和板瓦,金殿山东南侧还发现高等级建筑址;山城内不但发现大量瓦片、陶片、铁器、石器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而且还发现有建筑址、蓄水池、门址和墓葬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为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高丽山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山西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
 
  李裕群研究员介绍了山西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的发掘。对大佛龛、佛阁、佛塔进行发掘,基本上揭露了佛阁的全貌,对了解佛阁建筑和大佛龛的形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不忘初心 共启未来——王巍所长2015年度田野汇报总结发言

  2015年度考古所参与的田野发掘项目至少有一半是创新工程实施以来的新项目,这反映出了考古所发展的新态势。考古发掘是考古研究的基础,新的考古资料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今后考古所仍会把开拓新项目与深化旧项目摆在最重要的地位。
 
  王巍所长指出,今年的田野工作秉承了考古所学术目标明确、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等优良传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在细节之处体现考古工作者的理念和水平。
 
 
     王巍所长希望各个考古队在做研究的同时能积极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加强与媒体的合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真正的意义所在;强化与地方文物部门的精诚合作;加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用行动证明考古发掘不仅不是破坏,而且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王巍所长希望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继承传统、紧跟形势,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为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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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期两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5年度田野考古汇报会于1月6日结束。来自考古所史前考古研究室、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汉唐考古研究室、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29位学者对相关田野项目进行汇报。本次汇报涉及的遗址内容涵盖广、时空跨度大,还包括2项国外发掘工作,成果丰硕。考古所各位学者在聆听报告的同时,积极参与讨论,提出疑问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报告会思想碰撞、精彩纷呈。
 
  洪都拉斯玛雅文明城邦科潘遗址8N—11贵族居址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对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进行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在另一个世界文明中心主持开展田野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李新伟研究员介绍了科潘遗址的历年发掘情况以及考古所主持的对8N—11贵族居址发掘的概况。该居址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封闭院落和附属建筑组成,其规模等级仅次于王宫区。按照计划,考古队首先对北侧中心建筑进行发掘,发掘面积约600平方米,根据已完成的清理情况来看,该建筑在基座以上分布有高度分别为1.5米、1.5米、0.8米的三层台基,第三层台基顶部为主体建筑,但墙体已完全倒塌。考古人员通过地层堆积的分析对整个建筑倒塌的长期过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丰富的遗物如13组雕刻、黑曜石残片、有可可果形装饰的焚香罐等为探讨北侧建筑的功能提供了重要资料;根据出土翠绿玉坠推测此建筑与举行仪式活动有关;墨西哥纪年符号和交叉火炬的组合图案雕刻曾出现于已发掘的王宫区第29号建筑中,足以证明该建筑的重要性。发掘期间考古队用photoscan等软件快速有效地对遗址进行测绘记录,对当地技工进行专业培训,我方工作人员积极学习当地语言。与哈佛大学开展的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哈佛燕京学社为此专门开设了面向东亚地区的中美洲考古培训班。李新伟研究员表示对下一步的考古工作充满期待,希望通过发掘能对整个玛雅文明的兴衰有进一步的认识。

  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
 
  贾笑冰研究员介绍了辽宁鞍子山积石冢的发掘情况。该遗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四家单位联合发掘。2015年发掘面积800平方米,已发掘30座墓室,与2014年发掘墓室相连,且为同一冢体。他对出土的遗物进行详细介绍并指出磨光黑陶、蛋壳陶等具有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可能当时该地区与山东半岛有密切交流。在对遗物进行统计中发现石器最多,以锛、纺轮、鹅卵石为主,且鹅卵石大多为有意摆放,陶器中陶罐较多。新发现的一座墓葬随葬石剑,推测墓主人地位较高。随后贾笑冰研究员又梳理了辽东半岛积石冢的分类情况,主要为单排主体向一侧扩展成网格式、冢体分离式、冢体网格式、冢体放射式四大类。最后,贾笑冰研究员谈到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他认为今后的方向仍需沿渤海一带继续寻找其他积石冢,并有序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

  陕西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
 
  王小庆研究员汇报了考古所陕西队2015年度的田野工作。他首先介绍了陕西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情况。调查主要集中于三个区域:秦岭北麓的山前地带、秦岭南部的商洛、汉中地区和关中北部地区。这一系列考古调查为下一年度进一步开展工作积累了丰富资料。随后他介绍了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的发掘概况,第四地点是继2004-2010年第一地点发掘后所开展的,两者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第四地点遗址顶部堆积厚达4米。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出土了石英、石英岩及玉髓的石片和小石器等遗物,同时发现有石块堆积的遗迹现象。这些重要发现为我们了解当时人类的技术体系和生活形态提供了新的资料。在谈到2016年度工作计划时,王小庆研究员认为未来的工作主要分三项:对商洛紫荆遗址和渭南北刘、白庙遗址进行重点调查;陕西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继续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的发掘工作。
 
  湖北荆门沙洋城河遗址
 
  湖北荆门沙洋城河遗址发掘负责人彭小军汇报了该遗址的发掘。他介绍了遗址地理环境及历年工作简况。2015年10月底,城河遗址启动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以确认城外壕沟及其修筑年代、探索城内建筑布局为学术目标,发掘面积达400平方米。目前,中部台地发掘区已发现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瓮棺、灰坑、房址、墙体等多处遗迹。东侧发现壕沟,壕沟开口宽17米,深4米左右,从出土遗物分析壕沟使用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晚期,具体年代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在发掘的同时,考古队还对发掘区南北向外各两公里进行调查,发现屈家岭晚期、石家河早期的一些遗物,及红烧土等遗迹现象。此次发掘的意义在于对城河遗址的历时性变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为深入探索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聚落尤其区域性城址的布局特征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支撑。
 

与会学者
 
  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
 
  郭志委博士介绍了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的发掘情况。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继续在马家窑遗址开展工作。5月,在巴马峪沟北侧的瓦家坪进行考古钻探。7—10月发掘,共布设探方20个,揭露面积500余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期灰坑29个,房址3处,沟3条,墓葬1座,窄沟状遗迹2条,出土大量陶、石、骨等人工遗物和自然检测样本。随后郭志委对3处重要遗迹进行分析,以F2为例从柱洞、隔墙、房基铺垫层几方面对房址进行介绍;以H13、M1为例从出土遗物、遗迹形制进行分析。最后他总结本年度发掘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初步了解了马家窑遗址房址和聚落的基本情况,丰富了学术界对马家窑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堆积及各类遗存的认识,为马家窑遗址的保护、开发及相关学术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
 
  张东博士介绍了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的发掘情况。该遗址核心区较小,经全面测绘与初步勘探,选择在遗址西区进行发掘,初期发掘面积约600平米,旨在通过聚落考古的研究方法摸清双墩遗址的聚落结构。随后他对各层堆积进行详细介绍。勘探表明,双墩遗址依托黄土岗地人工堆筑而成,夯土台基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台基顶部基本平整,面积900余平方米,距地表1.2—1.6米,台基厚度约0.5米。下层包括上下两部分,钻探到的台基顶部面积大约为3000余平方米,台基顶部平整,距地表1.7—2.1米,台基总高度约1米左右。他指出需要对台基进行土壤微型态分析,和周边生土进行对比,加强多学科合作研究,进一步探讨台基堆筑究竟是人类居住还是举行祭祀活动?这是下一步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张东还提到了遗址东南部的倾斜状堆积G1,张东推测此遗迹可能为引水沟。与会学者积极参与讨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此处未发现灰坑、房址等遗迹,人类生活痕迹较少,引水可能性不大,或许是取土沟。
 
  四川成都平原东北青白江区域考古调查
 
  叶茂林研究员对2015年11月考古所四川队进行的创新工程课题“成都平原青白江区域史前考古调查”进行汇报。他介绍了各调查区域的成果,强调了此次工作的新收获即在三星村遗址已知范围南侧发现了一片新的遗址范围,该遗址包含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在对该处进行采集和钻探工作后,确认了此处遗址文化堆积与已发掘地点为同一遗址,由此扩大了遗址范围。继续深入的考古调查将有望解开三星堆遗址聚落群分布结构上的一些谜团。此次调查对青白江区范围内的史前和早期蜀文化遗存的已知分布情况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为进一步考古调查及下一步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叶茂林研究员已经初步拟定具体的发掘工作意向,并争取将此项考古发掘列入到2016年的考古工作中。

  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
 
  梁中合研究员介绍了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的发掘情况,他主要从工作概况、主要收获、学术意义这三个方面进行详细阐述。2015年度遗址发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掘区主要位于内城核心区。发现了一批龙山早期墓葬,已清理10座,头向朝东或东偏南,葬具为独具特色的弧形独木棺。通过对墓地的发掘了解了当时的墓葬结构、埋葬习俗及墓葬等级等问题。特别是对龙山时代城址来讲,既有大型城址,同时还发现高等级墓葬,在山东龙山文化中还是首次发现,这为进一步探讨尧王城遗址的性质和等级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梁中合指出下一步工作要深入了解内城建筑布局,并对外郭城进行发掘,厘清其年代下限。与会学者还对遗址西、南侧河流走向提出了疑问,并建议对水面河道的变化进行环境考古研究,深度了解当时的“人地关系”。梁中合研究员还介绍了2015年12月在山东莒县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鲁东南古代文明研究基地”,这一基地的建设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社会各界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与会学者
 
  河南安阳洹北商城
 
  何毓灵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发掘的学术目标,具体的发掘方法,详细解说了发掘过程。在位于洹北商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的夯土遗迹分布区进行钻探发掘,揭露了其中一处“长条形夯土遗迹”(编号F1),发掘面积2600平方米,确认此处应是洹北商城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制骨及铸铜手工业。由于发掘刚刚开始,尚有大量问题未能解决。考古队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持续对此区域进行调查、钻探、发掘与研究工作,以便彻底解决这些遗迹、遗物的性质,为研究洹北商城的布局、手工业生产等提供坚实的材料。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
 
  赵海涛副研究员对二里头遗址的勘探和发掘进行了汇报。勘探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宫殿区及周边的遗存构成及布局等情况。他详细介绍了巨型坑发掘的收获,对2、3、5号基址的复查和新发掘,以及5号基址以北贵族墓葬、宫殿区以东贵族墓葬的发掘情况。在5号基址北院以北发现大面积夯土、路土,其与5号基址有共同的东围墙,或为同一组院落超过三进的大型建筑;在5号基址以北发现贵族墓葬;继续对1号巨型坑南、北边缘进行解剖,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连续堆积。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高江涛副研究员对陶寺遗址的发掘进行了详细解说。此次发掘揭露了陶寺遗址宫城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宫城南门,对宫城东墙Q10着手解剖。发掘表明宫城东北角门和东南角门可能有墩台或望楼之类的守卫设置,而宫城南门则很有可能带有双阙。确认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约270米,东西470米,面积近13万平方米。高江涛强调了陶寺宫城的发现意义:陶寺宫城基本封闭自成体系,且规模宏大,形制规整,结构严谨,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宫城;陶寺宫城的发现,使得陶寺“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作为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早形态;陶寺宫城的发现是陶寺聚落考古的突破性成果,使得陶寺作为一处都邑性聚落更加完备,性质更加明确,对史前其他具有都邑性质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具有重要借鉴和引领作用;陶寺宫城的发现,意味着以王权为核心的最高统治阶层的出现。
 

与会学者

  陕西宝鸡周原考古的新发现 
 
  宋江宁博士介绍了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勘探。勘探面积约67万平方米,池渠遗迹的抽样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发现大面积淤土遗迹1处、沟渠遗迹9条、灰坑遗迹376处、墓葬64座、陶窑1座,并对淤土和沟渠遗迹进行了探沟发掘。宋江宁对陕西宝鸡周原考古发掘提出了新的思考。周原遗址是一处都邑性聚落,自西周至今一直为乡村的状态,保存状况良好,以往发现的大型建筑、铸铜作坊、制骨作坊、窖藏、墓地等重要遗存都是孤立的点,相互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这种状况影响了对一些重要遗迹的性质判断。另外,基于对周原作为都邑性遗址的理解确定了两个工作方向,一是以水网系统、城墙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二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对该区域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揭露,建立区域内重要遗迹如城墙、建筑、墓地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

  江苏苏州木渎古城的新进展 
 
  唐锦琼副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江苏苏州木渎古城的考古发掘。大墩、下场和合丰三处地点的发现多方面增进了对木渎古城的总体认识,认识到城址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小城城墙发现的大批汉墓,表明城墙的最终废弃时代约在西汉时期,同时大量汉代遗存的出现表明此处在西汉时期仍较为繁荣。唐锦琼强调了合丰小城地点对于解决木渎古城,乃至苏州早期建城史研究的重要性。

  陕西西安长安城遗址
 
  张建峰副研究员介绍了陕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通过对汉长安城北部市场区域进行大面积考古勘探,有了新发现;对建章宫太液池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基本探明了太液池的形制布局,包括进水口、出水口、水面和岛屿等,为研究汉代园林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还启动了锺官铸钱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试掘长乐宫东西道路和北宫墙遗址也有了重要收获。他最后强调了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为丰富和深化汉长安城形制布局和文化内涵的认识提供了重要资料,为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
 
  陕西西安阿房宫、昆明池、渭河桥、栎阳城遗址
 
  刘瑞研究员介绍了阿房宫、昆明池、栎阳城、渭河桥四个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为配合基建对阿房宫遗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勘探面积约68415平方米,发现遗迹122处。昆明池遗址,对斗门水库设计范围内的地块开展考古勘探,目前勘探工作尚在进行中,许多问题仍需解决。栎阳城遗址重点对栎阳城三号古城、栎阳城二号古城路网、栎阳城北大型沟渠进行勘探;对三号古城开展考古发掘,发掘确认夯土台基三个。渭桥遗址在三个区域开展了考古工作,通过对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区域的发掘确定渭河在渭桥北端的改道位置和方向是西南至东北,该区域渭桥遗存东西宽23米左右,修改了之前渭桥东西宽为15.4米的认识,此处发掘的一艘汉代木船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四号桥、五号桥的发掘是在2014年发掘基础上继续清理,发现大量桥桩向东倾斜,在底部桥桩的顶端发现保存近乎完整的榫卯,这是渭桥遗址3年发掘以来木梁柱桥结构的重要发现。
 

与会学者
 
  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遗址
 
  刘涛副研究员汇报了考古所承担的乌兹别克斯坦明格切佩遗址的发掘。他回顾了过去几年对该遗址的发掘情况,详细介绍了2015年的工作内容。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发掘扩大了钻探人员的规模,且投入力度最大。他详细介绍了分区勘探、探沟试掘,二号台基的勘探与试掘,城内道路的探查,西门区域的勘探,南城墙的勘探与试掘,东墙南段的勘探,城圈外的台基,以及阿什肯特的调查。本次发掘的主要收获为:大遗址考古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的建立和完善;城址布局的新认识;城内文化层分布特征的认识;城址所处自然环境的研究。他最后介绍了2016年的工作计划,将继续对遗址进行勘探,确定“外郭城”的性质等。

  河北临漳县邺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
 
  何利群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北漳县邺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的勘探与发掘,对窑址结构、分布情况、出土遗物的分析,对认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陶瓷器作坊区的位置与范围、北朝陶瓷窑的形制特点、釉陶及青瓷器的烧制等具有重要意义。邺南城宫城区的勘探和发掘为今后大规模发掘和宫城区的全面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与会学者围绕窑址是否为官窑、是否发现挡火墙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河南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及附属建筑
 
  郭晓涛副研究员介绍了河南汉魏洛阳城太极殿及附属建筑的发掘。详细介绍了太极殿的扩大发掘、太极东堂北侧院落的发掘、太极殿曹魏时期遗迹的解剖发掘、太极殿宫院东北角和西北角的发掘、中州东路东沿线配合基建发掘以及资料整理与可移动文物普查等,讨论了汉魏城太极殿的兴废问题。汉魏洛阳城的发掘一方面可以获取整个宫殿建筑群的完整建筑空间形态,另一方面对结合文献记载印证太极殿宫殿建筑群的始建与沿用时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河南隋唐洛阳城九洲池遗址区
 
  韩建华研究员介绍了河南隋唐洛阳城九洲池遗址区的发掘,重点介绍了一号引水渠、二号引水渠、三号引水渠,入水口、排水渠、西隔城西墙的发掘以及玄武城内宋代建筑的发掘、出土遗物等情况。九洲池遗址作为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内重要的池苑遗址、唐代园林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作具有重要的考古发掘价值;栈桥及其附属的桥亭建筑,是九洲池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为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与会学者
  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
 
  李春林副研究员汇报了陕西西安唐长安城遗址的发掘。重点介绍了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发现道路4条、路沟4条、夯土3处、井36口、灰坑29个、墓葬1座,唐代遗迹种类和数量最多,分布较密集。在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出土了带“□家酒店” 墨书题迹的瓷壶底片、玻璃残片、宝石戒面、石器、骨器等体现市场和丝路特色的各种遗物近500 件。此次发掘对于东市遗址的保护、今后开展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以及开展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

 
  董新林研究员介绍了2015年内蒙二队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发掘。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和皇城城墙、城门遗址,并取得了重要发现和收获。初步了解到皇城东门的规模形制和保存情况,确认了宫城东门的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初步确认了院落主体建筑的规模和形制结构,填补了辽上京皇城内东向宫殿建筑在考古发现中的空白;首次发现辽上京城曾存在东向为尊的现象,极大地推进了对辽上京皇城布局的认识;此次发掘为辽上京大遗址保护、辽上京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和辽上京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等提供了更坚实的学术支撑和更丰富的展示资源。
 
  江苏扬州城遗址
 
  汪勃研究员汇报了江苏扬州城遗址的发掘。详细介绍了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宋宝祐城西城门外南宋瓮城墙、瓮城壕、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EL6)的发掘。在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首次发现了不晚于汉代的水涵洞或属于战国楚广陵城的木构遗迹,首次揭露出了汉广陵城的包砖城门边壁,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门和道路遗存,确定了隋江都宫芳林门之所在。另外,在北城墙中段区域确认了中段墙体的大致沿革,明确了中段并无早于汉代的城墙,确定了南宋宝祐城与汉晋南朝广陵城•唐子城城墙的位置关系。同时发现瓮城壕当与南部高地西侧直至平山堂城西北(今大明寺月湖、日湖)属于一个水系,这与《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中描绘的情况基本一致。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虽然仅揭露出局部,但是从其所处位置及遗迹本身的特点来看,推测这附近应该有较大型建筑,为探寻江都宫成象殿提供了线索。
 
  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
 
  杨勇副研究员汇报了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发掘。发掘目的是以此推进战国秦汉时期滇东高原“西南夷”古国或古部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同时为墓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与学术支持。该墓地为西南夷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墓地,规模较大,目前已清理墓葬100 余座,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200 余件(组),以青铜器为主,器类以装饰品为主。这是师宗盆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与会学者
 
  新疆木垒县平顶山墓地
 
  巫新华研究员介绍了新疆木垒县平顶山墓地的发掘情况,该墓群位于照壁山乡平顶山村东南方圆10 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中。共分布有6 处古代墓葬遗址群,发掘地点分为A、B、D 三区。发现大量的古代墓葬、祭祀遗迹,以及数十处距今约3000年左右的环壕聚落(早期古城)和农作遗迹。其中最大的环壕聚落直径达300米,是新疆草原地带年代最古老、规模最宏大的古城。此次发掘填补了天山草原文化考古学研究空白。
 
  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
 
  丛德新研究员汇报了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的发掘及博尔塔拉河(温泉河)上中游至中游地区典型遗迹的调查。完整发掘了阿敦乔鲁遗存F1 西北建筑,确定了门道及其附属建筑;发掘墓葬3处,在阿敦乔鲁墓地以南约1 公里处发掘的两座石人墓是博尔塔拉河流域早期石人墓的首次发掘。在博尔塔拉河中游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也获得了丰富成果,明确了乌苏特别各真等大型聚落的年代,经过比对发现他们与阿敦乔鲁遗存非常接近,应属于相同的年代和文化序列,为探讨博尔塔拉河流域聚落构成提供了关键的材料。
 
  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遗址及查干郭勒河墓地
 
  郭物研究员介绍了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遗址及查干郭勒河墓地的发掘。清理发掘了花海子第二大的三号遗址,可能为祭祀遗址;对美依尔曼5 号探沟进行再复核,在8 号遗址开挖探沟;发掘了花海子成拜特六座石堆遗迹;山下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19 座墓的发掘出土了少量石器、铜器、陶器、人骨、马骨和鹿角等,墓葬年代可能从公元前19 世纪到前15 世纪,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晚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俄罗斯图瓦阿尔然王陵是首个游牧国家的王族墓地,三道海子是其夏季的礼仪中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独目人”,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独目人的强盛间接导致了斯基泰的西迁和西周的灭亡,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
 

与会学者
 
  西藏札达县曲踏墓地
 
  仝涛副研究员介绍了西藏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的发掘,新资料证明曲踏墓地周边是一处延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居住人群比较密集、文化面貌比较多面的一处综合性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对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有重要意义。

  辽宁盖州市高丽城山城
 
  王飞峰博士介绍了辽宁省盖州市高丽山城遗址的发掘缘起、学术目的、对高丽山城概况、城内勘探发掘(局部)、出土遗物进行了详细介绍。通过对高丽山城及其周围区域的调查和发掘可知这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大型山城,使用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公元404 年或稍晚)一直到高句丽灭亡(公元668 年)。周围可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平地城。 城内金殿山遗存应是当时高丽城山城的重要建筑之一,使用了大量筒瓦和板瓦,金殿山东南侧还发现高等级建筑址;山城内不但发现大量瓦片、陶片、铁器、石器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而且还发现有建筑址、蓄水池、门址和墓葬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为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高丽山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山西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
 
  李裕群研究员介绍了山西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的发掘。对大佛龛、佛阁、佛塔进行发掘,基本上揭露了佛阁的全貌,对了解佛阁建筑和大佛龛的形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不忘初心 共启未来——王巍所长2015年度田野汇报总结发言

  2015年度考古所参与的田野发掘项目至少有一半是创新工程实施以来的新项目,这反映出了考古所发展的新态势。考古发掘是考古研究的基础,新的考古资料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前提。今后考古所仍会把开拓新项目与深化旧项目摆在最重要的地位。
 
  王巍所长指出,今年的田野工作秉承了考古所学术目标明确、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等优良传统,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在细节之处体现考古工作者的理念和水平。
 
 
     王巍所长希望各个考古队在做研究的同时能积极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加强与媒体的合作,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真正的意义所在;强化与地方文物部门的精诚合作;加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用行动证明考古发掘不仅不是破坏,而且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王巍所长希望考古研究所的田野工作继承传统、紧跟形势,不断取得新的发展,为中国考古学乃至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本站实习记者韩月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