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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系列报道
王巍: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综述
发布时间:2016-01-0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王巍    点击率:
  在过去的 2015 年,我所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实施计划,在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不断强化和推进田野考古工作,实施“走出去”考古战略。在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田野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史前考古研究室

  2015 年,史前考古研究室及所属各队在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共有 10 处:海南陵水桥山遗址、三亚英墩两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有望构建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山东尧王城遗址、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遗存、陕西宜川县龙王辿等遗址的发掘均取得重要进展。
 
  华南一队的田野考古工作在海南、福建、贵州、广西四省(区)相继开展,对于推进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海南陵水桥山遗址、 三亚英墩两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有望构建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福建岩仔洞遗址的发掘,发现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器,是福建近年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 丰富了对该洞穴遗址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 广西桂林父子岩遗址的发掘分为坡地、 台地两个不同地点, 该遗址是广西首个洞穴与河旁台地文化堆积并存且年代相近的古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填补了桂林岩溶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缺环。
 
  山东工作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对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 现已探明尧王城遗址是由三圈环壕和两圈城墙构成, 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 应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通过选择北城墙中部进行发掘,了解到城墙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及始建和废弃年代。陕西工作队对陕西宜川县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进行发掘, 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及出土小型石器, 对于推动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工作队对沙洋城河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重点解决该遗址环壕的年代、 结构及中北部区域的聚落布局,外部环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早期。
 
  东北工作队继续发掘大连鞍子山积石冢遗存,清理墓葬 20 余座,出土一批典型玉器和陶器,对积石冢的结构、性质和年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本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骨器,进一步丰富了对马家窑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堆积及各类遗存的认识。
 
  四川队对成都平原北东区域进行调查, 选择三星村遗址作为发掘地点, 该遗址包含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新发现了墓地,制定了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计划。
 
  二、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以院创新工程为契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所属各田野工作队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7处:陶寺遗址初步探明宫城形制布局,宫城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 二里头、洹北商城、 丰京、周原等遗址的发掘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山西工作队揭露了陶寺遗址宫城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宫城南门,对宫城东墙 Q10 着手解剖。 发掘表明宫城东北角门和东南角门可能有墩台或望楼之类的守卫设置, 而宫城南门则很有可能带有双阙。确认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约 270 米,东西 470 米,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
 
  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系统钻探工作持续进行。 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对二里头遗址 2 号和 5 号基址进行局部复查、重新发掘工作,旨在理清重要建筑的布局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发掘面积 1300 余平方米。在 5 号基址北院以北发现大面积夯土、路土,其与 5 号基址有共同的东围墙,或为同一组院落超过三进的大型建筑;在 5 号基址以北发现贵族墓葬。继续对 1 号巨型坑南、北边缘进行解剖,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连续堆积。
 
  偃师商城工作队清理复查偃师商城宫城内五号宫殿的东部院落,已揭露出五号宫殿正殿东部一小部分、东配殿全部、东廊庑大部分以及早期宫城墙东、南各一部分。整体了解了五号宫殿东部的布局,取得了相关遗存的精准数据。
 
  安阳工作队在位于洹北商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的夯土遗迹分布区进行钻探发掘, 揭露了其中一处“长条形夯土遗迹”(编号 F1),发掘面积 2600 平方米,确认此处应是洹北商城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制骨及铸铜手工业。此外还有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如安阳钢铁公司制氧厂改造工程、芳林街、太行路、大司空东地、东南地(豫北纱厂)、同乐北区西部住宅楼基建考古发掘等。
 
  丰镐工作队在曹寨南-大原村西河道和大原村东钻探, 钻探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 摸清了河道的走向和分布范围,并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灰坑、墓葬和陶窑等遗存,填补了丰京遗址考古工作的区域空白。补充发掘曹寨北水面,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确认其为西周时期的人工水域;发现有专门从沣河引水的水道。补充发掘曹寨南至大原村西河道,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钻探发掘确认该河道全长约 2600 米,东引自沣河,西连灵沼河,年代当在西周晚期以前。
 
  周原考古队以水网系统、城墙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同时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对该区域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揭露,共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
67 万平方米,池渠遗迹的抽样勘探面积 108 万平方米,发现大面积淤土遗迹 1 处、沟渠遗迹 9 条、灰坑遗迹 376 处、墓葬 64 座、陶窑 1 座,并对淤土和沟渠遗迹进行了探沟发掘。
 
  苏州木渎古城考古队继续进行该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发掘了大墩、 下场和合丰三处地点,对合丰小城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三、汉唐考古研究室
 
  2015 年,汉唐考古研究室所属各田野工作队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15 处,汉魏洛阳城考古队对太极殿遗址及其附属建筑进行连续考古发掘, 有望探明洛阳汉魏城北魏宫城最核心的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形制结构以及配置关系; 渭河桥遗址发掘出一艘汉代木船, 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西安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发掘出土各类文物 500 余件,成果丰硕;邺城和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发掘均取得重要进展; 云南大园子墓地发掘墓葬 100 余座, 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
 
  西安汉城考古队对汉长安城北部市场区域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 有新发现。 对建章宫太液池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基本探明了太液池的形制布局,包括进水口、出水口、水面和岛屿等,为研究汉代园林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启动锺官铸钱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试掘长乐宫东西道路和北宫墙遗址,有重要收获。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主要开展了阿房宫、昆明池、栎阳城、渭河桥四个遗址的考古工作:(1)阿房宫遗址,配合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文化商务区管理办公室在阿房宫前殿遗址南侧广场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面积约 68415 平方米。共勘探发现遗迹 122 处。(2)昆明池遗址,对斗门水库设计范围内的地块开展考古勘探,目前勘探工作尚在进行中。(3)栎阳城遗址,重点开展了栎阳城三号古城勘探、栎阳城二号古城路网、栎阳城北大型沟渠勘探等三项考古勘探工作。 对三号古城内开展考古发掘, 发掘确认夯土台基三个。(4) 渭桥遗址,考古工作在三个区域开展: 其中得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区域, 通过发掘确定渭河在渭桥北端的改道位置和方向是西南至东北, 该区域渭桥遗存东西宽 23 米左右, 修改了之前因 2012 年度发掘区西侧被挖沙破坏得出渭桥东西宽为 15.4 米的认识。并在此处发掘一艘汉代木船,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在四号桥、五号桥发掘区,在 2014 年发掘基础上继续向下清理,发现大量桥桩向东倾斜,并在底部一颗平躺桥桩的顶端发现保存近乎完整的榫卯,是渭桥遗址 3 年发掘以来就木梁柱桥结构的重要发现。
 
  汉魏洛阳城考古队继续对四号建筑遗址—太极殿遗址及其附属建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探寻洛阳汉魏城北魏宫城最核心的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形制结构以及配置关系。(1)发掘确认了太极殿台基的西侧边缘、西北角、西南角的现存位置。结合台基东北角的发掘情况,可以确定太极殿夯土台基东西面阔最大宽度为 102.3 米。太极殿夯土台基西侧,目前保存高度1.2 米左右。西北角略为直角,台基北壁上抹有白灰墙皮,在白灰墙皮上设有红色条带,此类现象在太极殿东部北壁面上同样发现。(2)东堂北侧院落的发掘,确定了该院落中心房基的南北进深。(3)太极殿、东堂以及周边早期遗迹的解剖发掘, 通过对东堂夯土台基的解剖,确认构成东堂夯土基础及台基的夯土至少有 13 块,大致可以分为 4 个时期。在东堂台基北侧发现两期柱坑遗迹,均呈东西向排列,分为南北两排。南排 14 个,北排 13 个。初步判断这些柱坑可能与不同时期用以修建东堂的脚手架柱坑有关。(4)太极殿、东堂北侧早期铺砖地面与柱础遗迹 , 铺砖地面以夯土台基为中心, 呈曲尺形分别向东、 北逐层地面减低分布,目前发现了高低错落的两层地面。在高低错层砖面之间,以青石勒边以表示其界限。东堂夯土台基北侧的铺砖地面呈“凹”字形分布,其东西最大宽度达到 43.3-43.5 米左右。(5)太极殿宫院西南角—八号基址的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 今年新发掘面积 900 平方米,在此区域发现廊房、夯墙、排水渠以及砖池遗迹 2 处、水井 1 座。大型砖池遗迹目前仍在发掘中,结合砖池口部对应的地面和地层,以及与夯土墙的时代关系,初步判断砖池的时代不晚于北魏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 该大型砖池可能与 《洛阳伽蓝记》 中记载的 “洗烦池” 有关。
 
  邺城考古队本年度的考古勘探与发掘集中在邺南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西北区域, 均属紧急抢救性发掘。(1)曹村窑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曹村北,距邺南城内城东墙约 1.5公里。清理出三座北朝时期的窑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北朝时期的陶瓷器及窑具,对我们认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陶瓷器作坊区的位置与范围、 北朝陶瓷窑的形制特点、 釉陶及青瓷器的烧制等具有重要意义。(2)邺南城宫城区,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倪辛庄村,对宫城区的西北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探和抢救性发掘。截止目前已勘探出 6 座大型殿堂及多条道路、回廊、围墙等遗迹, 确认了宫城内西宫墙及部分殿堂的位置和结构、 宫内院墙及道路的走向和建筑特点等, 为今后的大规模发掘和宫城区的全面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3)北吴庄佛像修复,从本年度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立项资助的北吴庄出土佛像修复工作全面展开, 由我所文保中心和邺城队组成的佛像修复队伍开始持续不断地修复工作。 依据修复方案,按照统一的工作程序,对每件出土造像及残块进行除泥、称重、测量、拍照、去钙、颜色封护、贴金加固等,目前按编号顺序已清理到 600 号以上。
 
  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对唐长安城东市遗址、 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1)唐长安城东市遗址,调查面积 2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揭露出市场道路 3 条、 排水沟 3 条、 后坊加工区以及灰坑、 渗井、 水井等重要遗迹, 出土了带 “□家酒店”墨书题迹的瓷壶底片、玻璃残片、宝石戒面、石器、骨器等体现市场和丝路特色的各种遗物近 500 件。(2)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属于该遗址第四次发掘,主要目的是揭露北部堂屋建筑和整个院落的全貌, 以利遗址公园对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和展示, 该项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洛阳唐洛阳城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对九洲池遗址和应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1)九洲池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内的皇家池苑建筑遗址,位于宫城西隔城内。始建隋代,隋唐至北宋时期相继沿用。 该遗址位于现在洛阳市唐宫路南北的洛阳玻璃集团厂区内, 在既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2015 年我们重对九洲池遗址区的排水系统进行了考古发掘。尤其是对九洲池遗址引水渠、排水渠进行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定位,发现 3 道引水渠和 2 道排水渠,还在一号引水渠上发现了栈桥遗迹。栈桥南侧发现附属的桥亭类建筑。桥亭基础为木柱。栈桥南侧的水渠两壁发现有木板护岸。 九洲池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内重要的池苑遗址,是唐代园林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作。栈桥及其附属的桥亭建筑,是九洲池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唐代九洲池园林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2)应天门遗址,发掘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对西阙的散水石坑进行清理,在散水外侧普遍发现大量石屑,推断应天门的散水石是现场进行加工。另一项是局部进行解剖,主要解剖点有两处,一处位于东门道位置,主要是对墩台北边及东门道的夯土进行解剖,发现在晚期夯土下面叠压有早期的夯土; 另一处是西阙西边进行局部解剖,在晚期夯 3 下面,发现早期夯土。
 
  江苏扬州城考古队本年度完成了配合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城壕整治必须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 2014 年未完成的宋宝祐城壕桥和水门遗址的发掘和扬州楚汉六朝广陵城的发掘;同时进行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墙和城内道路遗迹的发掘。(1)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 首次找了不晚于汉代的水涵洞或属于战国楚广陵城的木构遗迹, 首次揭露出了汉广陵城的包砖城门边壁,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门和道路遗存,确定了隋江都宫芳林门之所在,发现了隋唐时期的陆城门东边壁及其西侧的水窦遗迹, 明确了南宋时期修建的水关破坏了早期的水窦遗迹,该城门在汉至南宋晚期或为水陆一体,南宋末期方仅存水关,明确说明蜀岗古代城址从汉代至南宋时期均在北城墙西段上有偏门,该门址是扬州蜀岗古代城址 1700 余年的历史缩影,其发现对于扬州城遗址考古研究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2)北城墙中段,确认了中段墙体的大致沿革,明确了中段并无早于汉代的城墙,确定了南宋宝祐城与汉晋南朝广陵城•唐子城城墙的位置关系。(3)宋宝祐城西门外瓮城墙、瓮城壕,发掘结果表明,该瓮城墙明确为南宋晚期所筑,瓮城墙厚度合计约 24.7 米,夯土墙体夯层清晰。 西城门外南宋瓮城墙外瓮城壕的发掘结果表明, 宽约 23 米, 底部南高北低, 瓮城壕东、西和北壁都为斜直底,突出部分的底部为圜形。瓮城壕底部高于宋代以前主城壕沟口,并且与主城壕不连通,明确是南宋时期开挖的。瓮城壕当与南部高地西侧直至平山堂城西北(今大明寺月湖、日湖)属于一个水系,这与《嘉靖惟扬志》 “宋三城图”中描绘的情况基本一致。(4)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南北向道路,东西向道路为 3 条道路叠压,这条道路虽然仅揭露出局部,但是从其所处位置及遗迹本身的特点来看,推测这附近应该有较大型建筑,或是探寻江都宫成象殿的线索。南北向道路有多道明显车辙印,其东侧路边已揭露出来,西侧路边需要继续发掘解明。(5)宝祐城城圈及其外围土垄,在早期航空照片上显示得较为清晰,试掘结果表明,发现均有宋代堆土,但没有夯筑迹象,推测当与宋宝祐城外围阻挡蒙古骑兵的土垄相关。(6)西南隅东西向条带迹象,勘探结果表明,西南隅有东西向条带遗存,虽然未出土遗物,但从其土质、土色以及夯筑方法来看,其所属时代或当为宋。
 
  内蒙古辽上京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和皇城城墙、 城门遗址等, 取得十分重要的考古收获。
 
  云南工作队本年度在云南陆良县和师宗县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 取得重要收获, 尤其是发现了师宗县大园子墓地。该墓地为西南夷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墓地,规模较大,目前已清理墓葬 100 余座,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 200 余件(组) 。作为师宗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 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收获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 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 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2015 年,边疆考古研究室所从事的田野考古共有 7 项,有重要的收获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7 处、实验室考古 1 项。新疆地区考古成果丰收,首次发掘木垒县平顶山古墓群,初步判断为天山塞人游牧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址; 阿敦乔鲁墓地以南首次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发现早期石人墓;西藏曲踏墓地发掘取得新进展; 辽宁盖州高丽城山城的首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内蒙古岗嘎墓地实验室考古, 有望在呼伦贝尔建立实验室考古基地; 山西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本年度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四项:(1)木垒县平顶山古墓群的发掘,该墓群位于照壁山乡平顶山村东南方圆 10 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中。共分布有 6 处古代墓葬遗址群,发掘地点分为 A、B、D 三区。A 区名叫营盘梁(西梁)因 1 号大墓形似古代营盘得名。共 6 座圆形土墩墓,其中完成 2 号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以骨质马具和骨质格里芬饰件最为精彩,殉马、随葬箭镞和马具等情况表明其为典型塞人文化。B 区位于A 区以东约 1 公里外的山梁上,俗称东梁,为石堆墓葬与祭祀遗址。目前已进行考古发掘的计有 1、2、5 号石堆遗址。其中 1 号遗址为 13 连堆。A、B 两区 C14 测年数据均为距今 2500年左右, 已确定属于天山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塞种文化。 性质初步判断为天山塞人游牧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址。D 区位于 A 区正南约 3 公里外的山梁上,俗称南梁,地表遗迹现象为浅石堆遗址。在清理一座早期塞人石冢遗址时,于地表之下连续发现二次葬小型石棺墓、小型石圈墓以及石堆祭坛等多类型遗迹现象。除了已有相当数量与 A、B 区文化性质年代接近的遗址发现和文物出土之外,一批年代早至距今 3000 年左右的墓葬遗址也已发现并有相关文物出土。 今年开展考古工作的三个遗址区均有非常典型殉马现象发现, 综合各类新发现文化现象可以说天山草原地带大游牧文化考古的系列新进展。(2) 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的发掘,本年度完整发掘了阿敦乔鲁遗存的 F1 西北建筑,并确定了门道及其附属建筑。建筑为石砌结构,保留最高处约 1.1 米。墓葬发掘了 3 处,其中在阿敦乔鲁墓地以南约 1 公里处发掘了两座石人墓, 是博尔塔拉河流域早期石人墓的首次发掘。 在博尔塔拉河中游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也获得了丰富成果, 明确了乌苏特别各真大型聚落的年代, 与阿敦乔鲁遗存的年代属于一个大的时代,为探讨博尔塔拉河流域聚落构成提供了关键的材料。(3)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发掘,本年度发掘工作分为三项,首先是继续清理发掘了花海子第二大的三号遗址,最终确认这个遗址为祭祀遗址, 另外对美依尔曼 5 号的探沟进行再复核, 同时在 8 号遗址开挖了探沟。 第二项是发掘了花海子成拜特六座遗址。 第三项工作在山下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发掘了 9 个墓地中的 19 座墓。通过发现可知,俄罗斯图瓦阿尔然王陵是首个游牧国家的王族墓地,三道海子是其夏季的礼仪中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 “独目人” , 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独目人的强盛间接导致了斯基泰的西迁和西周的灭亡,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发掘 9 个墓地中的 19 座墓,出土少量石器、铜器和陶器,人骨、马骨和鹿角等,这些墓的时代可能从公元前 19 世纪到前 15世纪, 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晚期,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4)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沟西区发掘,该石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本年度对沟西区中部高台窟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 3 座中心柱窟,20 座僧房窟,出土大量壁画、少量的泥塑,尤其重要的是新发现一座大型禅窟,许多禅室附有大量回鹘文题记。 这对高台中部洞窟组合关系以及先后建造的年代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文书, 其中一卷基本完整的 《法华经》 经卷,其背面书有回鹘文。这为确定中部窟群使用年代的下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西藏工作队对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继续进行发掘, 本年度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曲踏墓地的 I 区和 II 区。I 区位于札达县城西侧 1.5 公里处,共发现和清理墓葬 7 座,房址 1 处。墓葬都为小型墓, 曲踏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并对噶尔县加嘎子墓地等遗址进行了调查。形制分别为竖穴洞室墓和方形石室墓。出土器物有木柄铁器、陶器、草编器等。II 区墓地位于札达县西侧的象泉河南岸, 本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 2014 年发掘区的西侧和南侧。新发现了一座竖穴洞室墓,另外清理 2 座墓葬。这三座墓葬均属于西汉时期。在 2014 年发掘区的南侧发现一处洞窟式居住遗迹, 顶部及壁面均已坍塌。 其所属年代及与墓地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本年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对于了解札达县周边遗址分布状况和各个区的不同墓葬形制和分布有了清晰的把握, 新资料证明曲踏墓地周边是一处延续时间长、 分布范围广、居住人群比较密集、文化面貌比较多面的一处综合性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对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有重要意义。
 
  东北工作队对辽宁省盖州市高丽城山城进行发掘, 并对盖州市及高丽城山城周围地区进行了区域调查。在城内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发掘地点分别为金殿山遗址(局部)、金殿山东南侧高等级建筑址(局部)和 4 号门遗址(局部)。通过本年度对高丽城山城及其周围区域的调查和发掘, 可知这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大型山城, 使用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公元 404 年或稍晚)一直到高句丽灭亡(公元 668 年)。周围可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平地城。 城内金殿山遗址应是当时高丽城山城的重要建筑之一,使用了大量筒瓦和板瓦,发现了连接瓦当的筒瓦残片。 金殿山东南侧发现高等级建筑址。 山城内不但发现大量瓦片、 陶片、铁器、石器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而且还发现有建筑址、蓄水池、门址和墓葬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为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高丽城山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开展岗嘎墓地实验室考古,对岗嘎墓地已发掘的 22 座墓葬进行实验室考古,对木棺葬具、人骨及随葬品进行整体保护,清理完成后,墓葬整体将作为可供永久展览的标本。
 
  佛教考古组对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进行发掘,该寺位于太原市西南 20 公里蒙山,与童子寺同时为北齐文宣帝所创。 本年度对佛阁遗址进行了发掘, 基本上揭露了佛阁的全貌。大佛龛平面略呈半椭圆形,露顶式。面宽 29.60、进深 17 米。大佛风化严重,佛座为石条砌筑,宝装覆莲部分保存稍好。佛阁大佛龛建造。中间为面宽五间,进深 2 间,两侧依山势各建面宽 3 间,进深 5 间的建筑,柱网排列与中间五间一致,因此,可以怀疑佛阁的整体结构为面宽 11 间,进深 5 间以上巨型佛阁。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佛阁柱础保存完好,覆莲柱础和平柱础具有北朝的特点,清晰的柱网结构应是反映了北朝佛阁建筑的特点。
 
  五、国外考古工作

  2015 年, 考古研究所通过组建考古队赴国外开展考古发掘, 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升中国考古学的世界影响力,为国家文化战略服务。
 
  (1)作为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2015 年,本项目对玛雅文明著名城邦科潘遗址 8N-11 号贵族居址进行了发掘,取得重要收获。8N-11 贵族居址为一面积约 4000 平方米的方形院落,四面均有建筑,本年度发掘的是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发掘工作自 8 月下旬正式开始,至 10 月 23 日,完成第一阶段工作,清理了全部表层堆积,建筑的正面(即南面)已经完全暴露,东、西两侧也暴露出部分台基墙体,后侧暴露出了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台基底座转角巨石,建筑形制逐渐明朗。由目前暴露的遗迹现象看,该建筑的结构大体如下:底部为东西长约 16、南北宽约 14、高约 0.5米的基座;基座上为高约 1.5 米的第一层台基,在其东、西两侧,包裹台基的砌墙石保存较好,顶层砌墙石外凸;再向上,为高约 1.5 米的第二层台基,东、西两侧砌墙石保存较好,顶层砌墙石同样外凸;第二层台基以上部分倒塌严重,未见包裹台基的砌墙石,但由保存的台基本体看,推测应该有高约 0.8 米的第三层台基。第三层台基顶部为北侧主体建筑,墙体已经完全倒塌,只保留了部分石灰地面和地面下的铺垫层。建筑正面,从地面到第一层台基顶部, 为东西贯通的五层台阶。 在相当于第二和第三层台基的部分, 中间为宽约 6 米的台阶,两侧为直立的台基墙体。
 
  10 月 26 日,第二阶段发掘开始,在建筑的东、西两侧均暴露出更多保存较好的墙体,建筑结构更加清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西两侧的第二层台基上,均暴露出保存在原的雕刻。雕刻的内容仍然是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图案,由此可知,在第一阶段发掘中发现的倒塌雕刻残块不是来自顶部建筑, 而是来自第二层台基。 由目前倒塌和保留在原位的雕情况看,第二层台基的东、南和西侧各应有三组雕刻。在中部建筑东侧,中部建筑与东侧附属建筑间的夹道内,发现雕刻残件三块:其中两块为房屋顶部装饰,形状如黑曜石刀;另一件为神像羽毛冠的残块。由此确认顶部建筑也有雕刻装饰,这些雕刻的内容非常令人期待。在此东夹道内,还发现了较大块的能够复原的陶器残片,黑曜石残片,并有火烧痕迹,此部分堆积正在清理中。此外,在建筑的后部,清理出了大范围的类似“散水”的碎石堆积层,其中包含大量陶片和黑曜石石器残片。这些重要发现更加凸显了北侧建筑的重要性。
 
  (2)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的合作协议, 本年度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 该城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安集延州马哈马特县,是一处重要的古城遗址,2012、2013、2014 年,我所先后派出考古队与乌方学者合作,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尤其是 2014 年的发掘工作,不仅完成了全城的数字地形图测绘、全城 3D 建模数字影像等基础工作,更对城内的一号台基进行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前三年的工作,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资料,更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年度的工作即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采用国内大遗址考古的工作方法和成熟经验,重点开展系统的勘探,先后对 9 个区域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勘探面积约 40000平方米;结合勘探收获和认识,有选择的对 5 处勘探遗迹进行局部的试掘。此外,结合勘探和试掘的收获, 通过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一些与环境有关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对城址的选址、城址所处的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些工作,都大大的丰富了对城址的时代、形制、内涵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合作的不断推进,中方考古队对于城址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也越来越为乌方学者所 熟悉和理解,这对于下一阶段的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过 2015 年度持续考古发掘,取得的主要收获有:在乌兹别克中古时期城址考古勘探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建立并完善; 城内道路系统的初步确认; 探明城内文化层堆积特征;与城址有关的自然环境研究正在起步。我所上述田野考古成果的取得,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及相关省、市、自治区等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希望全所同仁继续发扬优良学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开拓创新,认真做好 2016 年度田野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我所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局面。

(考古所科研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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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系列报道

王巍:2015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综述

发布时间: 2016-01-05

  在过去的 2015 年,我所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实施计划,在所党委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不断强化和推进田野考古工作,实施“走出去”考古战略。在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田野考古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史前考古研究室

  2015 年,史前考古研究室及所属各队在创新工程项目的支持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共有 10 处:海南陵水桥山遗址、三亚英墩两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有望构建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山东尧王城遗址、辽宁大连鞍子山积石冢遗存、陕西宜川县龙王辿等遗址的发掘均取得重要进展。
 
  华南一队的田野考古工作在海南、福建、贵州、广西四省(区)相继开展,对于推进华南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海南陵水桥山遗址、 三亚英墩两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的发掘,有望构建海南岛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福建岩仔洞遗址的发掘,发现房址、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器,是福建近年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发现。贵州牛坡洞遗址的发掘, 丰富了对该洞穴遗址文化内涵与特征的认识。 广西桂林父子岩遗址的发掘分为坡地、 台地两个不同地点, 该遗址是广西首个洞穴与河旁台地文化堆积并存且年代相近的古文化遗址,出土遗物丰富,填补了桂林岩溶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缺环。
 
  山东工作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 继续对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 现已探明尧王城遗址是由三圈环壕和两圈城墙构成, 总面积约 400 万平方米, 应属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城址。通过选择北城墙中部进行发掘,了解到城墙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及始建和废弃年代。陕西工作队对陕西宜川县龙王辿遗址第四地点进行发掘, 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层及出土小型石器, 对于推动黄河中游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工作队对沙洋城河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 重点解决该遗址环壕的年代、 结构及中北部区域的聚落布局,外部环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早期。
 
  东北工作队继续发掘大连鞍子山积石冢遗存,清理墓葬 20 余座,出土一批典型玉器和陶器,对积石冢的结构、性质和年代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本所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清理出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大量陶、石、骨器,进一步丰富了对马家窑遗址不同时期文化堆积及各类遗存的认识。
 
  四川队对成都平原北东区域进行调查, 选择三星村遗址作为发掘地点, 该遗址包含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两个时期的遗存,新发现了墓地,制定了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计划。
 
  二、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以院创新工程为契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所属各田野工作队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7处:陶寺遗址初步探明宫城形制布局,宫城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 二里头、洹北商城、 丰京、周原等遗址的发掘均取得突破性进展。
 
  山西工作队揭露了陶寺遗址宫城东北角门、东南角门、宫城南门,对宫城东墙 Q10 着手解剖。 发掘表明宫城东北角门和东南角门可能有墩台或望楼之类的守卫设置, 而宫城南门则很有可能带有双阙。确认宫城平面长方形,南北约 270 米,东西 470 米,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
 
  二里头工作队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系统钻探工作持续进行。 为配合大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对二里头遗址 2 号和 5 号基址进行局部复查、重新发掘工作,旨在理清重要建筑的布局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发掘面积 1300 余平方米。在 5 号基址北院以北发现大面积夯土、路土,其与 5 号基址有共同的东围墙,或为同一组院落超过三进的大型建筑;在 5 号基址以北发现贵族墓葬。继续对 1 号巨型坑南、北边缘进行解剖,发现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的连续堆积。
 
  偃师商城工作队清理复查偃师商城宫城内五号宫殿的东部院落,已揭露出五号宫殿正殿东部一小部分、东配殿全部、东廊庑大部分以及早期宫城墙东、南各一部分。整体了解了五号宫殿东部的布局,取得了相关遗存的精准数据。
 
  安阳工作队在位于洹北商城中北部的韩王度村东的夯土遗迹分布区进行钻探发掘, 揭露了其中一处“长条形夯土遗迹”(编号 F1),发掘面积 2600 平方米,确认此处应是洹北商城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包括制骨及铸铜手工业。此外还有配合基本建设的发掘如安阳钢铁公司制氧厂改造工程、芳林街、太行路、大司空东地、东南地(豫北纱厂)、同乐北区西部住宅楼基建考古发掘等。
 
  丰镐工作队在曹寨南-大原村西河道和大原村东钻探, 钻探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 摸清了河道的走向和分布范围,并发现大量西周时期灰坑、墓葬和陶窑等遗存,填补了丰京遗址考古工作的区域空白。补充发掘曹寨北水面,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确认其为西周时期的人工水域;发现有专门从沣河引水的水道。补充发掘曹寨南至大原村西河道,发掘面积 100 平方米。钻探发掘确认该河道全长约 2600 米,东引自沣河,西连灵沼河,年代当在西周晚期以前。
 
  周原考古队以水网系统、城墙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同时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对该区域进行尽可能的全面揭露,共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
67 万平方米,池渠遗迹的抽样勘探面积 108 万平方米,发现大面积淤土遗迹 1 处、沟渠遗迹 9 条、灰坑遗迹 376 处、墓葬 64 座、陶窑 1 座,并对淤土和沟渠遗迹进行了探沟发掘。
 
  苏州木渎古城考古队继续进行该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发掘了大墩、 下场和合丰三处地点,对合丰小城的情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三、汉唐考古研究室
 
  2015 年,汉唐考古研究室所属各田野工作队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15 处,汉魏洛阳城考古队对太极殿遗址及其附属建筑进行连续考古发掘, 有望探明洛阳汉魏城北魏宫城最核心的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形制结构以及配置关系; 渭河桥遗址发掘出一艘汉代木船, 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西安唐长安城东市遗址发掘出土各类文物 500 余件,成果丰硕;邺城和辽上京皇城遗址的发掘均取得重要进展; 云南大园子墓地发掘墓葬 100 余座, 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
 
  西安汉城考古队对汉长安城北部市场区域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勘探, 有新发现。 对建章宫太液池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基本探明了太液池的形制布局,包括进水口、出水口、水面和岛屿等,为研究汉代园林建筑提供了重要资料。启动锺官铸钱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试掘长乐宫东西道路和北宫墙遗址,有重要收获。

  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主要开展了阿房宫、昆明池、栎阳城、渭河桥四个遗址的考古工作:(1)阿房宫遗址,配合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文化商务区管理办公室在阿房宫前殿遗址南侧广场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面积约 68415 平方米。共勘探发现遗迹 122 处。(2)昆明池遗址,对斗门水库设计范围内的地块开展考古勘探,目前勘探工作尚在进行中。(3)栎阳城遗址,重点开展了栎阳城三号古城勘探、栎阳城二号古城路网、栎阳城北大型沟渠勘探等三项考古勘探工作。 对三号古城内开展考古发掘, 发掘确认夯土台基三个。(4) 渭桥遗址,考古工作在三个区域开展: 其中得厨城门一号桥北端区域, 通过发掘确定渭河在渭桥北端的改道位置和方向是西南至东北, 该区域渭桥遗存东西宽 23 米左右, 修改了之前因 2012 年度发掘区西侧被挖沙破坏得出渭桥东西宽为 15.4 米的认识。并在此处发掘一艘汉代木船,确认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木板船。在四号桥、五号桥发掘区,在 2014 年发掘基础上继续向下清理,发现大量桥桩向东倾斜,并在底部一颗平躺桥桩的顶端发现保存近乎完整的榫卯,是渭桥遗址 3 年发掘以来就木梁柱桥结构的重要发现。
 
  汉魏洛阳城考古队继续对四号建筑遗址—太极殿遗址及其附属建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探寻洛阳汉魏城北魏宫城最核心的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形制结构以及配置关系。(1)发掘确认了太极殿台基的西侧边缘、西北角、西南角的现存位置。结合台基东北角的发掘情况,可以确定太极殿夯土台基东西面阔最大宽度为 102.3 米。太极殿夯土台基西侧,目前保存高度1.2 米左右。西北角略为直角,台基北壁上抹有白灰墙皮,在白灰墙皮上设有红色条带,此类现象在太极殿东部北壁面上同样发现。(2)东堂北侧院落的发掘,确定了该院落中心房基的南北进深。(3)太极殿、东堂以及周边早期遗迹的解剖发掘, 通过对东堂夯土台基的解剖,确认构成东堂夯土基础及台基的夯土至少有 13 块,大致可以分为 4 个时期。在东堂台基北侧发现两期柱坑遗迹,均呈东西向排列,分为南北两排。南排 14 个,北排 13 个。初步判断这些柱坑可能与不同时期用以修建东堂的脚手架柱坑有关。(4)太极殿、东堂北侧早期铺砖地面与柱础遗迹 , 铺砖地面以夯土台基为中心, 呈曲尺形分别向东、 北逐层地面减低分布,目前发现了高低错落的两层地面。在高低错层砖面之间,以青石勒边以表示其界限。东堂夯土台基北侧的铺砖地面呈“凹”字形分布,其东西最大宽度达到 43.3-43.5 米左右。(5)太极殿宫院西南角—八号基址的考古发掘, 发掘工作还在进行中。 今年新发掘面积 900 平方米,在此区域发现廊房、夯墙、排水渠以及砖池遗迹 2 处、水井 1 座。大型砖池遗迹目前仍在发掘中,结合砖池口部对应的地面和地层,以及与夯土墙的时代关系,初步判断砖池的时代不晚于北魏时期。 根据文献记载, 该大型砖池可能与 《洛阳伽蓝记》 中记载的 “洗烦池” 有关。
 
  邺城考古队本年度的考古勘探与发掘集中在邺南城曹村北朝窑址和宫城区西北区域, 均属紧急抢救性发掘。(1)曹村窑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曹村北,距邺南城内城东墙约 1.5公里。清理出三座北朝时期的窑址,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北朝时期的陶瓷器及窑具,对我们认识东魏北齐时期邺城陶瓷器作坊区的位置与范围、 北朝陶瓷窑的形制特点、 釉陶及青瓷器的烧制等具有重要意义。(2)邺南城宫城区,位于河北省临漳县倪辛庄村,对宫城区的西北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探和抢救性发掘。截止目前已勘探出 6 座大型殿堂及多条道路、回廊、围墙等遗迹, 确认了宫城内西宫墙及部分殿堂的位置和结构、 宫内院墙及道路的走向和建筑特点等, 为今后的大规模发掘和宫城区的全面保护以及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3)北吴庄佛像修复,从本年度开始,由国家文物局立项资助的北吴庄出土佛像修复工作全面展开, 由我所文保中心和邺城队组成的佛像修复队伍开始持续不断地修复工作。 依据修复方案,按照统一的工作程序,对每件出土造像及残块进行除泥、称重、测量、拍照、去钙、颜色封护、贴金加固等,目前按编号顺序已清理到 600 号以上。
 
  西安唐长安城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对唐长安城东市遗址、 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1)唐长安城东市遗址,调查面积 2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揭露出市场道路 3 条、 排水沟 3 条、 后坊加工区以及灰坑、 渗井、 水井等重要遗迹, 出土了带 “□家酒店”墨书题迹的瓷壶底片、玻璃残片、宝石戒面、石器、骨器等体现市场和丝路特色的各种遗物近 500 件。(2)大明宫中央官署遗址,属于该遗址第四次发掘,主要目的是揭露北部堂屋建筑和整个院落的全貌, 以利遗址公园对遗址进行整体保护和展示, 该项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之中。
 
  洛阳唐洛阳城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对九洲池遗址和应天门遗址进行了发掘。(1)九洲池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内的皇家池苑建筑遗址,位于宫城西隔城内。始建隋代,隋唐至北宋时期相继沿用。 该遗址位于现在洛阳市唐宫路南北的洛阳玻璃集团厂区内, 在既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2015 年我们重对九洲池遗址区的排水系统进行了考古发掘。尤其是对九洲池遗址引水渠、排水渠进行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定位,发现 3 道引水渠和 2 道排水渠,还在一号引水渠上发现了栈桥遗迹。栈桥南侧发现附属的桥亭类建筑。桥亭基础为木柱。栈桥南侧的水渠两壁发现有木板护岸。 九洲池遗址是隋唐东都洛阳宫城内重要的池苑遗址,是唐代园林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作。栈桥及其附属的桥亭建筑,是九洲池遗址考古的重要发现,对我们重新认识唐代九洲池园林提供了重要资料,为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2)应天门遗址,发掘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对西阙的散水石坑进行清理,在散水外侧普遍发现大量石屑,推断应天门的散水石是现场进行加工。另一项是局部进行解剖,主要解剖点有两处,一处位于东门道位置,主要是对墩台北边及东门道的夯土进行解剖,发现在晚期夯土下面叠压有早期的夯土; 另一处是西阙西边进行局部解剖,在晚期夯 3 下面,发现早期夯土。
 
  江苏扬州城考古队本年度完成了配合扬州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城壕整治必须的考古发掘工作;继续 2014 年未完成的宋宝祐城壕桥和水门遗址的发掘和扬州楚汉六朝广陵城的发掘;同时进行了扬州蜀岗古代城址城墙和城内道路遗迹的发掘。(1)北城墙西段东部城门, 首次找了不晚于汉代的水涵洞或属于战国楚广陵城的木构遗迹, 首次揭露出了汉广陵城的包砖城门边壁,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门和道路遗存,确定了隋江都宫芳林门之所在,发现了隋唐时期的陆城门东边壁及其西侧的水窦遗迹, 明确了南宋时期修建的水关破坏了早期的水窦遗迹,该城门在汉至南宋晚期或为水陆一体,南宋末期方仅存水关,明确说明蜀岗古代城址从汉代至南宋时期均在北城墙西段上有偏门,该门址是扬州蜀岗古代城址 1700 余年的历史缩影,其发现对于扬州城遗址考古研究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2)北城墙中段,确认了中段墙体的大致沿革,明确了中段并无早于汉代的城墙,确定了南宋宝祐城与汉晋南朝广陵城•唐子城城墙的位置关系。(3)宋宝祐城西门外瓮城墙、瓮城壕,发掘结果表明,该瓮城墙明确为南宋晚期所筑,瓮城墙厚度合计约 24.7 米,夯土墙体夯层清晰。 西城门外南宋瓮城墙外瓮城壕的发掘结果表明, 宽约 23 米, 底部南高北低, 瓮城壕东、西和北壁都为斜直底,突出部分的底部为圜形。瓮城壕底部高于宋代以前主城壕沟口,并且与主城壕不连通,明确是南宋时期开挖的。瓮城壕当与南部高地西侧直至平山堂城西北(今大明寺月湖、日湖)属于一个水系,这与《嘉靖惟扬志》 “宋三城图”中描绘的情况基本一致。(4)城内西南隅东西向道路、南北向道路,东西向道路为 3 条道路叠压,这条道路虽然仅揭露出局部,但是从其所处位置及遗迹本身的特点来看,推测这附近应该有较大型建筑,或是探寻江都宫成象殿的线索。南北向道路有多道明显车辙印,其东侧路边已揭露出来,西侧路边需要继续发掘解明。(5)宝祐城城圈及其外围土垄,在早期航空照片上显示得较为清晰,试掘结果表明,发现均有宋代堆土,但没有夯筑迹象,推测当与宋宝祐城外围阻挡蒙古骑兵的土垄相关。(6)西南隅东西向条带迹象,勘探结果表明,西南隅有东西向条带遗存,虽然未出土遗物,但从其土质、土色以及夯筑方法来看,其所属时代或当为宋。
 
  内蒙古辽上京考古队本年度重点发掘了辽上京宫城和皇城城墙、 城门遗址等, 取得十分重要的考古收获。
 
  云南工作队本年度在云南陆良县和师宗县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 取得重要收获, 尤其是发现了师宗县大园子墓地。该墓地为西南夷时期的土著青铜文化墓地,规模较大,目前已清理墓葬 100 余座,出土青铜器、玉石器等随葬器物 200 余件(组) 。作为师宗有史以来第一次考古发掘, 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收获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地域空白, 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 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四、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

  2015 年,边疆考古研究室所从事的田野考古共有 7 项,有重要的收获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 7 处、实验室考古 1 项。新疆地区考古成果丰收,首次发掘木垒县平顶山古墓群,初步判断为天山塞人游牧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址; 阿敦乔鲁墓地以南首次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发现早期石人墓;西藏曲踏墓地发掘取得新进展; 辽宁盖州高丽城山城的首次发掘取得重要成果;内蒙古岗嘎墓地实验室考古, 有望在呼伦贝尔建立实验室考古基地; 山西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本年度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主要有以下四项:(1)木垒县平顶山古墓群的发掘,该墓群位于照壁山乡平顶山村东南方圆 10 多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中。共分布有 6 处古代墓葬遗址群,发掘地点分为 A、B、D 三区。A 区名叫营盘梁(西梁)因 1 号大墓形似古代营盘得名。共 6 座圆形土墩墓,其中完成 2 号墓葬的发掘,出土文物以骨质马具和骨质格里芬饰件最为精彩,殉马、随葬箭镞和马具等情况表明其为典型塞人文化。B 区位于A 区以东约 1 公里外的山梁上,俗称东梁,为石堆墓葬与祭祀遗址。目前已进行考古发掘的计有 1、2、5 号石堆遗址。其中 1 号遗址为 13 连堆。A、B 两区 C14 测年数据均为距今 2500年左右, 已确定属于天山草原青铜时代中晚期塞种文化。 性质初步判断为天山塞人游牧文化墓葬与祭祀遗址。D 区位于 A 区正南约 3 公里外的山梁上,俗称南梁,地表遗迹现象为浅石堆遗址。在清理一座早期塞人石冢遗址时,于地表之下连续发现二次葬小型石棺墓、小型石圈墓以及石堆祭坛等多类型遗迹现象。除了已有相当数量与 A、B 区文化性质年代接近的遗址发现和文物出土之外,一批年代早至距今 3000 年左右的墓葬遗址也已发现并有相关文物出土。 今年开展考古工作的三个遗址区均有非常典型殉马现象发现, 综合各类新发现文化现象可以说天山草原地带大游牧文化考古的系列新进展。(2) 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葬的发掘,本年度完整发掘了阿敦乔鲁遗存的 F1 西北建筑,并确定了门道及其附属建筑。建筑为石砌结构,保留最高处约 1.1 米。墓葬发掘了 3 处,其中在阿敦乔鲁墓地以南约 1 公里处发掘了两座石人墓, 是博尔塔拉河流域早期石人墓的首次发掘。 在博尔塔拉河中游的考古勘探和试掘也获得了丰富成果, 明确了乌苏特别各真大型聚落的年代, 与阿敦乔鲁遗存的年代属于一个大的时代,为探讨博尔塔拉河流域聚落构成提供了关键的材料。(3)新疆青河县三道海子发掘,本年度发掘工作分为三项,首先是继续清理发掘了花海子第二大的三号遗址,最终确认这个遗址为祭祀遗址, 另外对美依尔曼 5 号的探沟进行再复核, 同时在 8 号遗址开挖了探沟。 第二项是发掘了花海子成拜特六座遗址。 第三项工作在山下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发掘了 9 个墓地中的 19 座墓。通过发现可知,俄罗斯图瓦阿尔然王陵是首个游牧国家的王族墓地,三道海子是其夏季的礼仪中心。从时代和扩张态势等因素分析,以阿尔然墓地和三道海子遗址群为代表的艾迪拜尔-三道海子文化可能是西方文献中的 “独目人” , 中国文献中的“一目国”留下的遗存,独目人的强盛间接导致了斯基泰的西迁和西周的灭亡,促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查干郭勒乡所在的河谷地带发掘 9 个墓地中的 19 座墓,出土少量石器、铜器和陶器,人骨、马骨和鹿角等,这些墓的时代可能从公元前 19 世纪到前 15世纪, 属于切木尔切克文化晚期, 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4) 吐鲁番吐峪沟石窟沟西区发掘,该石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石窟,本年度对沟西区中部高台窟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 3 座中心柱窟,20 座僧房窟,出土大量壁画、少量的泥塑,尤其重要的是新发现一座大型禅窟,许多禅室附有大量回鹘文题记。 这对高台中部洞窟组合关系以及先后建造的年代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还出土了大量文书, 其中一卷基本完整的 《法华经》 经卷,其背面书有回鹘文。这为确定中部窟群使用年代的下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西藏工作队对阿里札达县曲踏墓地继续进行发掘, 本年度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曲踏墓地的 I 区和 II 区。I 区位于札达县城西侧 1.5 公里处,共发现和清理墓葬 7 座,房址 1 处。墓葬都为小型墓, 曲踏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 并对噶尔县加嘎子墓地等遗址进行了调查。形制分别为竖穴洞室墓和方形石室墓。出土器物有木柄铁器、陶器、草编器等。II 区墓地位于札达县西侧的象泉河南岸, 本年度的发掘主要集中在 2014 年发掘区的西侧和南侧。新发现了一座竖穴洞室墓,另外清理 2 座墓葬。这三座墓葬均属于西汉时期。在 2014 年发掘区的南侧发现一处洞窟式居住遗迹, 顶部及壁面均已坍塌。 其所属年代及与墓地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 本年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发现对于了解札达县周边遗址分布状况和各个区的不同墓葬形制和分布有了清晰的把握, 新资料证明曲踏墓地周边是一处延续时间长、 分布范围广、居住人群比较密集、文化面貌比较多面的一处综合性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陶器对于建立和完善象泉河上游地区考古学年代框架体系有重要意义。
 
  东北工作队对辽宁省盖州市高丽城山城进行发掘, 并对盖州市及高丽城山城周围地区进行了区域调查。在城内发掘面积 800 平方米,发掘地点分别为金殿山遗址(局部)、金殿山东南侧高等级建筑址(局部)和 4 号门遗址(局部)。通过本年度对高丽城山城及其周围区域的调查和发掘, 可知这是辽南地区一座重要的高句丽大型山城, 使用年代可能从五世纪初(公元 404 年或稍晚)一直到高句丽灭亡(公元 668 年)。周围可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平地城。 城内金殿山遗址应是当时高丽城山城的重要建筑之一,使用了大量筒瓦和板瓦,发现了连接瓦当的筒瓦残片。 金殿山东南侧发现高等级建筑址。 山城内不但发现大量瓦片、 陶片、铁器、石器等高句丽时期的遗物,而且还发现有建筑址、蓄水池、门址和墓葬等高句丽时期的遗迹,为进一步发掘和研究高丽城山城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开展岗嘎墓地实验室考古,对岗嘎墓地已发掘的 22 座墓葬进行实验室考古,对木棺葬具、人骨及随葬品进行整体保护,清理完成后,墓葬整体将作为可供永久展览的标本。
 
  佛教考古组对太原蒙山开化寺佛阁遗址进行发掘,该寺位于太原市西南 20 公里蒙山,与童子寺同时为北齐文宣帝所创。 本年度对佛阁遗址进行了发掘, 基本上揭露了佛阁的全貌。大佛龛平面略呈半椭圆形,露顶式。面宽 29.60、进深 17 米。大佛风化严重,佛座为石条砌筑,宝装覆莲部分保存稍好。佛阁大佛龛建造。中间为面宽五间,进深 2 间,两侧依山势各建面宽 3 间,进深 5 间的建筑,柱网排列与中间五间一致,因此,可以怀疑佛阁的整体结构为面宽 11 间,进深 5 间以上巨型佛阁。蒙山大佛及佛阁是中国北朝体量最大的摩崖大佛和佛阁,是研究大佛的雕造和早期佛阁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佛阁柱础保存完好,覆莲柱础和平柱础具有北朝的特点,清晰的柱网结构应是反映了北朝佛阁建筑的特点。
 
  五、国外考古工作

  2015 年, 考古研究所通过组建考古队赴国外开展考古发掘, 增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升中国考古学的世界影响力,为国家文化战略服务。
 
  (1)作为创新工程重大项目,玛雅文明著名城邦洪都拉斯科潘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2015 年,本项目对玛雅文明著名城邦科潘遗址 8N-11 号贵族居址进行了发掘,取得重要收获。8N-11 贵族居址为一面积约 4000 平方米的方形院落,四面均有建筑,本年度发掘的是最高大的北侧中心建筑。发掘工作自 8 月下旬正式开始,至 10 月 23 日,完成第一阶段工作,清理了全部表层堆积,建筑的正面(即南面)已经完全暴露,东、西两侧也暴露出部分台基墙体,后侧暴露出了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台基底座转角巨石,建筑形制逐渐明朗。由目前暴露的遗迹现象看,该建筑的结构大体如下:底部为东西长约 16、南北宽约 14、高约 0.5米的基座;基座上为高约 1.5 米的第一层台基,在其东、西两侧,包裹台基的砌墙石保存较好,顶层砌墙石外凸;再向上,为高约 1.5 米的第二层台基,东、西两侧砌墙石保存较好,顶层砌墙石同样外凸;第二层台基以上部分倒塌严重,未见包裹台基的砌墙石,但由保存的台基本体看,推测应该有高约 0.8 米的第三层台基。第三层台基顶部为北侧主体建筑,墙体已经完全倒塌,只保留了部分石灰地面和地面下的铺垫层。建筑正面,从地面到第一层台基顶部, 为东西贯通的五层台阶。 在相当于第二和第三层台基的部分, 中间为宽约 6 米的台阶,两侧为直立的台基墙体。
 
  10 月 26 日,第二阶段发掘开始,在建筑的东、西两侧均暴露出更多保存较好的墙体,建筑结构更加清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东、西两侧的第二层台基上,均暴露出保存在原的雕刻。雕刻的内容仍然是墨西哥纪年和交叉火炬图案,由此可知,在第一阶段发掘中发现的倒塌雕刻残块不是来自顶部建筑, 而是来自第二层台基。 由目前倒塌和保留在原位的雕情况看,第二层台基的东、南和西侧各应有三组雕刻。在中部建筑东侧,中部建筑与东侧附属建筑间的夹道内,发现雕刻残件三块:其中两块为房屋顶部装饰,形状如黑曜石刀;另一件为神像羽毛冠的残块。由此确认顶部建筑也有雕刻装饰,这些雕刻的内容非常令人期待。在此东夹道内,还发现了较大块的能够复原的陶器残片,黑曜石残片,并有火烧痕迹,此部分堆积正在清理中。此外,在建筑的后部,清理出了大范围的类似“散水”的碎石堆积层,其中包含大量陶片和黑曜石石器残片。这些重要发现更加凸显了北侧建筑的重要性。
 
  (2)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的合作协议, 本年度对乌兹别克斯坦明铁佩古城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 该城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安集延州马哈马特县,是一处重要的古城遗址,2012、2013、2014 年,我所先后派出考古队与乌方学者合作,对该遗址先后进行了三次发掘,尤其是 2014 年的发掘工作,不仅完成了全城的数字地形图测绘、全城 3D 建模数字影像等基础工作,更对城内的一号台基进行大面积的发掘。经过前三年的工作,不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资料,更为下一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年度的工作即是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采用国内大遗址考古的工作方法和成熟经验,重点开展系统的勘探,先后对 9 个区域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勘探面积约 40000平方米;结合勘探收获和认识,有选择的对 5 处勘探遗迹进行局部的试掘。此外,结合勘探和试掘的收获, 通过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一些与环境有关的遗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对城址的选址、城址所处的环境等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些工作,都大大的丰富了对城址的时代、形制、内涵的认识。尤为重要的是,随着合作的不断推进,中方考古队对于城址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也越来越为乌方学者所 熟悉和理解,这对于下一阶段的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
 
  通过 2015 年度持续考古发掘,取得的主要收获有:在乌兹别克中古时期城址考古勘探发掘的工作思路和技术路线建立并完善; 城内道路系统的初步确认; 探明城内文化层堆积特征;与城址有关的自然环境研究正在起步。我所上述田野考古成果的取得,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及相关省、市、自治区等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希望全所同仁继续发扬优良学风,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开拓创新,认真做好 2016 年度田野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开创我所田野考古工作的新局面。

(考古所科研处供稿)


 

 
 

作者:王巍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