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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
发布时间:2014-10-30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本站记者    点击率:

寻找最初的中国——“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
 

  2014年10月26日上午,“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十项大会学术发言,并进行闭幕式。
 

  仇士华、张雪莲:二里头遗址部分测年数据的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张雪莲介绍了在对二里头遗址所进行的测年工作中不断取得的新认识,提出为了减小误差,要重视系列样品的采集。二里头遗址的测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已测得30余个碳十四数据, 早期测年误差较大。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通过对高精度测年研究及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使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的年代范围聚焦在公元前1880~1520年之内。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结合考古学的深入研究,采集二里头文化二期和一、二期之交的测年样品进行高精度测年并通过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系列拟合,所得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上限为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刘绪:田野考古现象的几点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从田野考古的两个方面谈五种现象。一是由遗迹现象推测当时的地面,如袋状坑、陶窑、窑洞式房屋等,可根据现存遗迹状况,并结合地形地貌,大致反推遗迹原状。二是由现存遗迹现象推测其相关遗迹或性质。如二里头三期的宫城城墙与二期的大路基本重合,如此规矩的大路上应有地上标识方能形成。另外,偃师商城的“大灰沟”在发掘初期即发现外围有夯土围墙,应该是特殊遗迹。刘绪教授对田野考古中常见的遗迹现象的思考令人深受启发。

 

  大贯静夫:从碳十四年代看夏商都城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大贯静夫是研究东北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但是他对年代学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将AMS法和基于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涉及二里头一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二里岗——殷墟阶段,夏商都城的年代,认为夏商阶段的AMS法校正年代一般比碳十四常规法要早上40-60年,这在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阶段需要留意。并提出传统考古学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与年代考古学家合作,参与到其研究中。
 


  邓聪: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的波及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以VM3:4牙璋为个案分析二里头玉器在中国、东亚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讨论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扩散。通过对牙璋细部的研究,他论证金沙石璋是仿制VM3:4牙璋的模式。邓聪教授认为,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第一王都”,具有成熟的宫廷仪礼,是东亚早期原生国家的典范。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地区的复制,可被视为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波及的一种表现。牙璋可被视为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一种物质的标志。
 


  饭岛武次:关于夏商文化的陶龟
  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驹泽大学名誉教授饭岛武次讨论了夏商文化中发现的陶龟的宗教意味,并介绍了龟的种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龟是文明阶段最古老的遗物,但是只出土了1例。从商文化前期开始,陶龟的出土开始增加,仅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陶龟是始于夏文化,盛行于商文化的前、中期。商文化后期即安阳期中,有很多的龟卜为预测吉兆的变化而使用。商文化前、中期,用龟卜的骨卜基本上不存在。夏商文化的陶龟模型认为是在夏商领域栖息的乌龟(Chinemys reevesii)的可能性很高,与日本的草龟很相近,商后期文化的大龟应是安阳田龟(Testudo Anyangensi)。
 


  邓淑苹:二里头文化玉礼制初探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邓淑苹通过梳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末期玉器文化发展脉络,发现新砦―二里头先民对玉璧有改制现象,以及商灭夏以后,对刻有“二里头式网格线纹”玉刀摒弃、改制,认为新砦―二里头的文化底蕴可能来自陕北石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自制玉器的用料多不佳,很少见到典型的优质华西玉料。但盘龙城、大路陈村、白家庄等遗址出土被改制成的玉戈,它们没改制前应是用典型优质华西玉料制作的玉刀。她推测二里头之外,可能曾有更高等级的政治中心。
 


  赵志军:五谷丰登,社稷安宁——从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看当时农业生产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主任赵志军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浮选成果。鉴定出粟(谷子)、黍(糜子)、稻谷、小麦和大豆五个不同品种农作物,与古代文献记载的“五谷”一致。其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最为突出,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属于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同时稻谷遗存出土数量的比重异常高,而小麦、大豆遗存的出土数量较少,但比较稳定。以“五谷”为标志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整体产量,有效应对灾害,显示出了二里头遗址古代农业的发展水平。赵志军研究员认为二里头遗址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发展模式应该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


  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
  山东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从一种葬俗——朱砂葬入手,讨论资源的控制与政权的维系。大约从距今6000年的仰韶时代晚期开始,朱砂被使用在贵族丧葬仪式中。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确立以朱砂铺设墓底作为贵族葬仪中不可或缺的程序,直到商周时期仍是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辉教授认为,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朱砂因其资源的稀有,成为陶寺及二里头社会精英所着意控制的对象。在早期国家王朝社会内部,祭司及统治者通过宣扬朱砂在葬仪中的重要性,在葬仪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增强仪式的复杂性及专业性,从而有利于维系政权的延续与社会的稳定。
 


  张昌平:关于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通过对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进行研究,对青铜铸造提出了新的思考:早期国家是否对青铜器生产技术进行控制?殷墟、西周时期是否存在青铜器生产地方化?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垄断青铜器生产?
 


  张国硕: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从以下六个方面对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意义进行了高度提炼和总结: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础;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圭臬;早期都城考古的重要基地;古代文明研究的圣地;多学科交叉结合的重要平台;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摇篮。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研究早期都城聚落形态和模式、都城规划布局、宫室建筑营造法式等课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对推动夏史研究向前发展、了解夏代的都城面貌以及经济、文化生活状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考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大会学术发言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杜金鹏做学术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致闭幕辞,至此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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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

发布时间: 2014-10-30

寻找最初的中国——“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顺利闭幕
 

  2014年10月26日上午,“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十项大会学术发言,并进行闭幕式。
 

  仇士华、张雪莲:二里头遗址部分测年数据的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仇士华、张雪莲介绍了在对二里头遗址所进行的测年工作中不断取得的新认识,提出为了减小误差,要重视系列样品的采集。二里头遗址的测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已测得30余个碳十四数据, 早期测年误差较大。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期间,通过对高精度测年研究及高精度系列样品方法的研究与应用,使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的年代范围聚焦在公元前1880~1520年之内。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结合考古学的深入研究,采集二里头文化二期和一、二期之交的测年样品进行高精度测年并通过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系列拟合,所得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上限为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
 




 

  刘绪:田野考古现象的几点思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从田野考古的两个方面谈五种现象。一是由遗迹现象推测当时的地面,如袋状坑、陶窑、窑洞式房屋等,可根据现存遗迹状况,并结合地形地貌,大致反推遗迹原状。二是由现存遗迹现象推测其相关遗迹或性质。如二里头三期的宫城城墙与二期的大路基本重合,如此规矩的大路上应有地上标识方能形成。另外,偃师商城的“大灰沟”在发掘初期即发现外围有夯土围墙,应该是特殊遗迹。刘绪教授对田野考古中常见的遗迹现象的思考令人深受启发。

 

  大贯静夫:从碳十四年代看夏商都城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
  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大贯静夫是研究东北亚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但是他对年代学进行了一定的思考,将AMS法和基于碳十四测定年代的两种方法进行了比较,涉及二里头一期,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二里岗——殷墟阶段,夏商都城的年代,认为夏商阶段的AMS法校正年代一般比碳十四常规法要早上40-60年,这在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阶段需要留意。并提出传统考古学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与年代考古学家合作,参与到其研究中。
 


  邓聪: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的波及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以VM3:4牙璋为个案分析二里头玉器在中国、东亚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而讨论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扩散。通过对牙璋细部的研究,他论证金沙石璋是仿制VM3:4牙璋的模式。邓聪教授认为,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第一王都”,具有成熟的宫廷仪礼,是东亚早期原生国家的典范。二里头牙璋在南中国地区的复制,可被视为原生国家向次生国家波及的一种表现。牙璋可被视为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一种物质的标志。
 


  饭岛武次:关于夏商文化的陶龟
  日本东洋文库研究员、驹泽大学名誉教授饭岛武次讨论了夏商文化中发现的陶龟的宗教意味,并介绍了龟的种类。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龟是文明阶段最古老的遗物,但是只出土了1例。从商文化前期开始,陶龟的出土开始增加,仅从目前的资料来看,陶龟是始于夏文化,盛行于商文化的前、中期。商文化后期即安阳期中,有很多的龟卜为预测吉兆的变化而使用。商文化前、中期,用龟卜的骨卜基本上不存在。夏商文化的陶龟模型认为是在夏商领域栖息的乌龟(Chinemys reevesii)的可能性很高,与日本的草龟很相近,商后期文化的大龟应是安阳田龟(Testudo Anyangensi)。
 


  邓淑苹:二里头文化玉礼制初探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邓淑苹通过梳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末期玉器文化发展脉络,发现新砦―二里头先民对玉璧有改制现象,以及商灭夏以后,对刻有“二里头式网格线纹”玉刀摒弃、改制,认为新砦―二里头的文化底蕴可能来自陕北石峁。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自制玉器的用料多不佳,很少见到典型的优质华西玉料。但盘龙城、大路陈村、白家庄等遗址出土被改制成的玉戈,它们没改制前应是用典型优质华西玉料制作的玉刀。她推测二里头之外,可能曾有更高等级的政治中心。
 


  赵志军:五谷丰登,社稷安宁——从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看当时农业生产特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科技实验研究中心主任赵志军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浮选成果。鉴定出粟(谷子)、黍(糜子)、稻谷、小麦和大豆五个不同品种农作物,与古代文献记载的“五谷”一致。其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的出土数量最为突出,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特点属于古代中国北方旱作农业传统;同时稻谷遗存出土数量的比重异常高,而小麦、大豆遗存的出土数量较少,但比较稳定。以“五谷”为标志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整体产量,有效应对灾害,显示出了二里头遗址古代农业的发展水平。赵志军研究员认为二里头遗址从单一品种向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转变的发展模式应该与中华文明的形成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


  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
  山东大学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方辉从一种葬俗——朱砂葬入手,讨论资源的控制与政权的维系。大约从距今6000年的仰韶时代晚期开始,朱砂被使用在贵族丧葬仪式中。龙山时代的陶寺文化确立以朱砂铺设墓底作为贵族葬仪中不可或缺的程序,直到商周时期仍是墓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辉教授认为,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朱砂因其资源的稀有,成为陶寺及二里头社会精英所着意控制的对象。在早期国家王朝社会内部,祭司及统治者通过宣扬朱砂在葬仪中的重要性,在葬仪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增强仪式的复杂性及专业性,从而有利于维系政权的延续与社会的稳定。
 


  张昌平:关于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通过对郧县李营发现的铸铜遗存进行研究,对青铜铸造提出了新的思考:早期国家是否对青铜器生产技术进行控制?殷墟、西周时期是否存在青铜器生产地方化?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垄断青铜器生产?
 


  张国硕: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国硕从以下六个方面对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意义进行了高度提炼和总结:奠定了夏商文化探索的基础;三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圭臬;早期都城考古的重要基地;古代文明研究的圣地;多学科交叉结合的重要平台;考古学人才培养的摇篮。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研究早期都城聚落形态和模式、都城规划布局、宫室建筑营造法式等课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对推动夏史研究向前发展、了解夏代的都城面貌以及经济、文化生活状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考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大会学术发言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杜金鹏做学术总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致闭幕辞,至此会议结束。

 

作者:本站记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