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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创新思想 共同合作——李伯谦先生在“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2014-10-2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谢谢主持人!谢谢考古研究所邀请我参加这样一次学术盛会!我想谈三点感想。
 
  第一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是一代又一代人连续的、不断努力的结果。刚才许宏、袁靖两位先生已经对该报告进行了解读,这就是成果的体现。这个成果来之不易,是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带队调查夏墟开始的,至今已经五十五年了。所以说这是一代又一代人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些先生。徐旭升先生去调查夏墟遗址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本科学哲学,到法国留学学西洋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过教务长,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作为中方的团长。那时他应该就已经对考古有所了解,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员的时候,曾到陕西主持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时间上和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的发掘差不了几年。所以尽管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历史学家,但他很早就对考古情有独钟。他看到考古对于重建中国史、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性。到1959年,他七十多岁,为什么还要组织这么一个夏墟调查?这就是他感到,要重现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演进这样一个很清晰的发展过程,夏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有《殷本纪》,也有《夏本纪》,他认为殷墟出土了青铜器、甲骨等等,证明《史记》是可信的。后来又在郑州发现了郑州商城,才促使他来做夏墟调查。之后赵芝荃先生是第一任队长,郑光先生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二任队长,许宏是第三任队长。虽然当时搞运动比较多,但是队长不在的时候很多人也在干,所以工作基本上没有停下来,一直到现在,延续了五十五年的工作也还是在继续进行。所以我借此机会向这么多的先生表示感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特别是1963年,我代表北大的学生到二里头遗址实习,赵先生不知是因为搞运动还是去参加劳动锻炼,当时不在工地,但是方酉生先生、殷玮璋先生、高天麟先生、李经汉先生都在。他们一边做自己的发掘,一边做指导老师,当时所里指定的指导老师是殷玮璋先生。通过在那儿发掘,我对二里头才开始有所认识,我要利用这个场合向各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第二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能够取得现在这么多的成果,是主持人和参加者的思想、观念不断改进的结果。刚才,许宏讲到聚落考古,他讲的都是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以后怎么样来规划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我觉得作为一个考古遗址发掘的主持人,应当清楚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指导考古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尽管我们在北京大学上学,但是不知道什么叫聚落考古。那时候只知道石兴邦先生挖半坡,讲氏族社会的遗址,有这个思想,但是没有这个词。后来,特别是1984年,当时宿白先生请张光直先生来北大讲学。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有许多新的内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聚落考古,怎么样去做聚落考古。另外,尽管在挖周口店、殷墟的时候是有科学技术手段参与的,但后来这个传统好像越来越少了。而现在运用这么多科技手段,也是后来同西方交流、同西方学习带来的。所以我觉得,观念的改变确实非常重要。这个观念,具体到考古学研究来讲,比如说二里头遗址,因为二里头遗址是从研究夏墟遗址开始的,也就是说它是为研究夏文化而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分期,最初分三期、四期,加上二里冈时期就可能是五期,总而言之,做了很细致的分期工作。过去我们因为没有测年的技术,对于二里头遗址延续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一、二、三、四期究竟有多长,都不知道。因此,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夏代的遗址,运用测年技术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只有二百多年,还不到三百年。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有十四代,十七个王,过去根据文献记载推定夏有两个年限,431年或者471年,不管是哪一个,最少的431年也要比现在我们知道的二里头遗址所涵盖的年代范围长。那么,二里头遗址有没有更早的文化渊源?也就是说,假如说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遗存的话,那也不是最早的遗存。总而言之,前面还应该有夏代的遗存。正是因为这种新手段的应用,才提出了新的学术课题,所以才会扩大到对河南龙山文化的研究,并将其作为探讨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思想观念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固守一点,而看不到其他,那可能就会停滞不前。
 
  第三点:这些成果的取得,也是不同学科、不同单位,围绕着一个课题、一个目标,共同合作、相互交流的结果。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所是我们全国考古学科的领头人,但是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涵盖在内,也需要其他人文学科。我看袁靖讲的时候列了一个表,有很多单位参加,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甚至许宏还提出来如果说将来的考古报告,围绕着一个目标的话,都可以合作出这个报告,比如说他刚才讲到陈星灿和刘莉搞那个团队,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思路,所以只有把现在能用的、先进的科技手段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的研究水平才能大大提高。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考古学研究还是应该重视的,如果考古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找谁合作,找谁来、让他做什么。所以别的学科不能够喧宾夺主,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我参加二里头遗址发掘、关注二里头遗址发掘、不断地看到它的一些进展所产生的三点体会。
 
  利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要缅怀老一代的先生们,他们确确实实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当时可能看不出来,现在回想才能看出它的重要性。就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来讲,当时若不是徐旭生先生去做调查,我们可能也会发现,但可能要推迟好多年。而且他目标很明确,围绕着夏文化的都城夏墟来做,所以我觉得应该缅怀这些先生。同时还要考虑到,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我觉得从许宏接任之后,他的思路大大扩展了,比如说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二里头这个都城遗址的出现,他都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学术眼光一定要大大地扩展。我想以现在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为基础,展望未来!我想中国考古学以二里头这五本报告为一个标志,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

(本文由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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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

创新思想 共同合作——李伯谦先生在“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布时间: 2014-10-27

 
  谢谢主持人!谢谢考古研究所邀请我参加这样一次学术盛会!我想谈三点感想。
 
  第一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是一代又一代人连续的、不断努力的结果。刚才许宏、袁靖两位先生已经对该报告进行了解读,这就是成果的体现。这个成果来之不易,是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带队调查夏墟开始的,至今已经五十五年了。所以说这是一代又一代人集体努力的结果,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些先生。徐旭升先生去调查夏墟遗址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本科学哲学,到法国留学学西洋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过教务长,后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并作为中方的团长。那时他应该就已经对考古有所了解,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平研究院作研究员的时候,曾到陕西主持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时间上和中央研究院在殷墟的发掘差不了几年。所以尽管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历史学家,但他很早就对考古情有独钟。他看到考古对于重建中国史、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重要性。到1959年,他七十多岁,为什么还要组织这么一个夏墟调查?这就是他感到,要重现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演进这样一个很清晰的发展过程,夏是绕不过去的。因为司马迁的《史记》有《殷本纪》,也有《夏本纪》,他认为殷墟出土了青铜器、甲骨等等,证明《史记》是可信的。后来又在郑州发现了郑州商城,才促使他来做夏墟调查。之后赵芝荃先生是第一任队长,郑光先生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二任队长,许宏是第三任队长。虽然当时搞运动比较多,但是队长不在的时候很多人也在干,所以工作基本上没有停下来,一直到现在,延续了五十五年的工作也还是在继续进行。所以我借此机会向这么多的先生表示感谢!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特别是1963年,我代表北大的学生到二里头遗址实习,赵先生不知是因为搞运动还是去参加劳动锻炼,当时不在工地,但是方酉生先生、殷玮璋先生、高天麟先生、李经汉先生都在。他们一边做自己的发掘,一边做指导老师,当时所里指定的指导老师是殷玮璋先生。通过在那儿发掘,我对二里头才开始有所认识,我要利用这个场合向各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第二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二里头文化的研究,能够取得现在这么多的成果,是主持人和参加者的思想、观念不断改进的结果。刚才,许宏讲到聚落考古,他讲的都是在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以后怎么样来规划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我觉得作为一个考古遗址发掘的主持人,应当清楚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来指导考古发掘,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尽管我们在北京大学上学,但是不知道什么叫聚落考古。那时候只知道石兴邦先生挖半坡,讲氏族社会的遗址,有这个思想,但是没有这个词。后来,特别是1984年,当时宿白先生请张光直先生来北大讲学。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有许多新的内容。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聚落考古,怎么样去做聚落考古。另外,尽管在挖周口店、殷墟的时候是有科学技术手段参与的,但后来这个传统好像越来越少了。而现在运用这么多科技手段,也是后来同西方交流、同西方学习带来的。所以我觉得,观念的改变确实非常重要。这个观念,具体到考古学研究来讲,比如说二里头遗址,因为二里头遗址是从研究夏墟遗址开始的,也就是说它是为研究夏文化而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分期,最初分三期、四期,加上二里冈时期就可能是五期,总而言之,做了很细致的分期工作。过去我们因为没有测年的技术,对于二里头遗址延续的时间究竟有多长,一、二、三、四期究竟有多长,都不知道。因此,就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夏代的遗址,运用测年技术以后,发现二里头遗址只有二百多年,还不到三百年。那么,根据文献记载,夏王朝有十四代,十七个王,过去根据文献记载推定夏有两个年限,431年或者471年,不管是哪一个,最少的431年也要比现在我们知道的二里头遗址所涵盖的年代范围长。那么,二里头遗址有没有更早的文化渊源?也就是说,假如说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是夏王朝的遗存的话,那也不是最早的遗存。总而言之,前面还应该有夏代的遗存。正是因为这种新手段的应用,才提出了新的学术课题,所以才会扩大到对河南龙山文化的研究,并将其作为探讨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对象。思想观念的改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固守一点,而看不到其他,那可能就会停滞不前。
 
  第三点:这些成果的取得,也是不同学科、不同单位,围绕着一个课题、一个目标,共同合作、相互交流的结果。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考古所是我们全国考古学科的领头人,但是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科都涵盖在内,也需要其他人文学科。我看袁靖讲的时候列了一个表,有很多单位参加,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甚至许宏还提出来如果说将来的考古报告,围绕着一个目标的话,都可以合作出这个报告,比如说他刚才讲到陈星灿和刘莉搞那个团队,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思路,所以只有把现在能用的、先进的科技手段都拿过来为我所用,我们的研究水平才能大大提高。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科技手段的介入,考古学研究还是应该重视的,如果考古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找谁合作,找谁来、让他做什么。所以别的学科不能够喧宾夺主,这一点我觉得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以上是我参加二里头遗址发掘、关注二里头遗址发掘、不断地看到它的一些进展所产生的三点体会。
 
  利用这样一个场合,我们要缅怀老一代的先生们,他们确确实实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当时可能看不出来,现在回想才能看出它的重要性。就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来讲,当时若不是徐旭生先生去做调查,我们可能也会发现,但可能要推迟好多年。而且他目标很明确,围绕着夏文化的都城夏墟来做,所以我觉得应该缅怀这些先生。同时还要考虑到,在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如何能够更好地推进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我觉得从许宏接任之后,他的思路大大扩展了,比如说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二里头这个都城遗址的出现,他都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学术眼光一定要大大地扩展。我想以现在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为基础,展望未来!我想中国考古学以二里头这五本报告为一个标志,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谢谢!

(本文由录音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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