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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国属问题的一点思考
发布时间:2009-02-16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唐锦琼    点击率:

    1997年,在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发掘的“长子口”墓 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这座墓葬丰厚的成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对墓葬内反映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特别是对墓主的身份及国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后学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求教于诸位方家。
    由于这座墓葬所具有的浓郁商文化因素,所处的西周初年特殊的历史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座殷遗民的墓葬。加上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反映出墓主身份相当高,应为一位方国首领。且墓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因此有较多学者将这座墓与“封微子于宋”相联系,怀疑甚至直接认为墓主是宋国开国国君微子启 。其中以王恩田先生的论述最为详细。他认为鹿邑墓的“长”是“微”字的误释,“长”与“微”的分别在于“长”字从手杖,而“微”字没有手杖,鹿邑墓的“长”字没有手杖,因此是“微”字 。但王文所依据的仅是简报 ,铭文资料并不完全,难免有不尽之处。通过查对《报告》,发现墓主出土铭文中的“长”字有带杖和不带杖的多种写法。如长子口附耳带盖铜鼎(M1:194)、长子口方圆卣(M1:13)和长子口铜罍(M1:124)上铭文中的“长”子下部都有竖划,代表杖形;而长子口联体甗(M1:42)、长子口簋形觥(M1:92)和长子口椭圆卣(M1:129)的铭文中的“长”字下方则没有代表杖的竖划。(表一)因此有杖与否并不是“长”和“微”的区别。
“微”字和“长”字的区别究竟是什么?1976年在扶风庄白微氏家族铜器窖藏 内出土的铜器铭文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材料。这批铜器中,有“微”字的铜器包括史墙盘和微伯诸器。史墙盘中称“……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同时又有“文武长剌”的语句。铭文中的微字写作“ ”,而长字写作“ ”。微伯诸器中“微”字也写作“ ”。(图一)“ ”字从“ ”从“攵”。“ ”字释作“髟”,是日后 、微中 的原形 。“长”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甲骨文合集》27641、28195)。比较两者字形可知, 字上部圆弧流畅,长字上部有明显的折角,并有横划贯穿。两者区别明显。因此,“长子”与“微子”无涉,“长子口”墓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对应。
    此外花园庄M54的墓主为“亚长” 。“长”若真为“微”的误释的话,那么M54的墓主应可释作“亚微”。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则“微”国在祖庚、祖甲时期即已出现。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司马贞《索隐》云:“微,国号。爵为子。启,名也”。“微”乃是在殷商末年新出现的国族称号。两者相抵触,也说明“长子口”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联系。
    要了解“长子口”墓的真正国属,还需要对有关“长”的铭文资料进行梳理,才能有所认识。与“长”相关的铭文主要有:
⑴ “亚长”诸器
⑵其又长子, 龟至,王受又?(《甲骨文合集》27641)
⑶乙未……长……卜(《甲骨文合集》28195)
⑷“长子癸”墨书石璋
⑸“长子口”诸器
⑹“长 ”诸器
⑺“长子狗”鼎
⑻臣谏簋
⑼高卣(《殷周金文集成》5431)
    以上铭文中,⑶的文辞残泐过甚,难以了解其文意,故不加讨论。
    ⑴“亚长”诸器出土于殷墟花园庄M54内 。墓内出土的鼎、甗、斝、觚、爵、编铙、钺、矛和卷头刀上发现有“亚长”、“长”等铭文,写法和“长子口”墓内的“长”的写法基本一致。“亚×”是商代晚期常见的铭文形式。亚为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凡担任这一职官的诸侯,往往在其国名或私名前加“亚”字或框以亚形 。出有“亚”铭的墓葬主要有妇好墓 、郭家庄M160 、殷墟西区M1713 和刘家庄北M1046 等。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亚”铭的构成形式主要是“亚+单个国名”。如妇好墓中的“亚弜”、“亚其”、“亚启”,郭家庄M160内的“亚址”、刘家庄北M1046内的“亚 ”和西区M1713内的“亚鱼”。由于当时人名实际是氏名,国名与人名一致 ,“弜”、“其”、“启”、“鱼”、“长”“址”和“ ”应为国名。 除了这一形式外,在郭家庄M160内和刘家庄北M1046中的“亚”铭还有一种新的组成形式,“亚”和“国名”中间有其他名号,如“亚 址”、“亚  ”。“ ”、“ ”一般认为是族名或支族名,与其他族名一并构成复合族氏名。因此“亚”后所跟的名词一般为国名或族名。“长”应为当时某一部族或方国的名号。
    此墓中还有单独的“长”铭。如墓内出土的觚和爵上都仅有一个“长”铭。这一现象在其他墓葬中也有出现。妇好墓中的的一对大圆斝上,一件(1197)铭文作“亚其”,另一件(861)仅作“其” 。两件的形制、纹饰等相同,应是一对。因此“其”是“亚其”的省称。因此单独的“长”铭也应是这种情况,表示国名或族名。
    ⑵该卜辞大致内容是为保佑长子而进行祭祀,“长子”的具体所指不详。
    ⑷刘家庄北M1046内墓主头部的铜簋内外出土了18件墨书石璋 。这批墨书的句式均为“ 于某某”,表示持璋祭祀某某 。所涉及的祭祀对象除了“祖”、“君”等外,还有一批与“子”相关,包括“大子丁”、“长子癸”、“中子癸”、 “死子癸”等。从这些整齐划一的句式不难判断出这些“大”、“长”、“中”及“死”表示的不会是国名,而是表示同一家族中是同一行辈中几位兄弟的排行,“长子”表示是“首子” 。
    ⑸自从“长子口”墓发现以后,各家对“长子口”墓的国属提出各自的观点,除了将其与“微子启”对应外,或认为是长氏方国的封君,是商的高级贵族,在周仍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或认为“长子”旧地在山西,后随微子封宋迁于此 ;亦有观点将“长子”与“中子”、“北子”等相联系,解释为首子 。
    ⑹“长 ”诸器1953年出土于长安普渡村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 。墓中出土的2件簋,以及盘和盉各1件的器主都是“长 ”,一般认为他就是墓主。通过金文人名的一般构成形式推断,“长”应为器主的国族名,“ ”是器主的私名。
    ⑺“长子狗”鼎出土于黄陂鲁台山M30 。这是一座单墓道的甲字形墓,时代在昭王时期 。墓葬内出土的铜器铭文可分为2祖。一组包括“长子狗”圆鼎和一件器主不明的铜卣,两者的受器者均为父乙,故列为一组;另一组为铭“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的4件圆鼎和2件铜簋 ,是公大史为女儿制作的媵器。因墓主的性别不明,对墓主究竟是长子狗,还是姬 难以做出判断。但作为出嫁之女,应从夫而葬。因此整个黄陂鲁台山墓地应为“长子狗”所在部族的墓地,属于“长”国或“长子”国 。
    ⑻臣谏簋,1978年出自于河北元氏西张村,时代在康王时期 。臣谏簋铭文记载了井侯搏戎的史事。铭中提到臣谏有一名引的母弟。墓中还同出有叔 父卣等,记载了叔 父对弟弟攸的一番教诲。叔 父和臣谏为同一人的字和名 ,攸和引也是一字一名,是同一人 。墓中还出有一件攸鼎,应为同一人之器。根据叔 父卣铭文可知,臣谏年老时,攸尚且年轻。因此此墓较有可能是攸之墓。
    臣谏簋铭的后半部分有一段与“长子”有关,作“臣谏□亡,母弟引庸有长子□,余灷皇辟侯,令肆服”。由于文中有两处脱文,对文意,乃至“长子”的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将“长子”联读,认为表示臣谏的母弟引的大儿子,“子”后的缺字为他的名字;推测臣谏下所缺字为“子”字;“庸”字训作“乃”,为虚字。于是他们将这段铭文释作臣谏的子嗣已死,于是选择胞弟引的大儿子,即他的长侄继承他的官职 。
    但也有学者将长与子分读,将铭文隶定作“臣谏□亡,母弟引庸又长,子□余,……”。将“庸”解作平庸,“长”字解作“乖张”的“张”字,是臣谏称母弟引的谦词,说母弟引平庸且乖张,不谙世事。后面的子指的是引 。较之两种说法,后者较好地解决了“庸”字的释义,且举出多件类似铭文加以佐证,较为可信。因此,此处的“长”与国族名无关。
    ⑼高卣盖最早著录于宋代的《博古图》(11?18),仅有摹本传世 。铭末有“ 长疑其子子孙孙宝用”之语。“ 长疑”似有不通之处。殷周金文中常见有“亚 疑”(如《殷周金文集成》1745、2035、3505、3513、5888等)和“亚 侯疑”(如《殷周金文集成》2702、3504、3513、5377、9439等)。“ 长疑”仅见此一例。这些铭文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联系。《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将高卣铭文隶定作“ 侯疑” ,或可信从。有学者认为在亚 疑族氏名中增加一个“长”,表明此族又得到一块名叫长的封地 。这种在族名中间加以地名来表示新获封地的用法未见于其他材料,似有牵强之处。

    通过上述铭文资料可知,“长”或“长子”主要有三种释义:表示“长子”国族 ;或表示“长”国族 ,“子”表示墓主的身份;或为“首子”之意 。
    “长子”文献有载。《史记?周本纪》中曰:“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以为公卿,封长子。”可见“长子”是殷的旧臣辛甲投周以后所封。《集解》又云:“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其地望在今之山西长子县。“长子”在晋南,与“长子口”地望不合。西周早期“长子”随微子东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证据加以佐证,难以采信。
    “长子口”墓内的铭文资料,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如1件扁足圆鼎(43)铭“子口□……”,1件盉(102)铭“子口”,方鼎(190、191)和四耳簋(84、85)各2件均只铭“子”。“长”和“子”分开使用,表明两者并非是标明国名的一个整体。可见,“长子口”墓与长子国无涉。
     “长”作国族名时,有两种组成方式,一为“长”字单独使用;另一种是和“子”组合使用:
    (1)花园庄M54中的“亚长”和“长 ”墓中的“长 ”属于第一种。此处的“长”表示的应为国族名。商代甲骨文中未见有“长”国。曾有学者举出所谓的“长伯” ,如《甲骨文合集》7075、7982、7983等。然检视原片,发现这几条卜辞中的所谓“长”字均写作“ ”,为背部有齿状装饰的刀子的象形,应释作“徵” ,非“长”字。限于材料的缺乏,对“长”的地望等无法深入考察。(图二)
值得注意的是,“长 ”墓 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商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一些葬俗上。首先,墓底有腰坑,并在其中殉狗,且殉狗的头向北,与墓主的头向相反;此外在墓主脚端有2名殉人。腰坑以及殉人是商代墓葬中较为常见现象,在西周时期呈现出逐渐消亡的趋势。此外,墓内的除了鼎簋的食器组合外,还有着2套觚爵随葬。商代,觚爵是墓葬内随葬品的核心 。进入西周以后,随葬品组合是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酒器的地位显著下降。同时酒器组合也发生着改变,爵、觯组合开始代替爵、觚组合,特别是康王晚期至昭王时期以后,觚爵组合大部消失,而为爵觯组合所取代 。“长 ”墓的年代不早于穆王时期。墓主还顽固地保留有原有的文化传统,正表明了墓主的殷遗民的身份。“亚长”可能是“长 ”的先辈。但花园庄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 ,远远早于“长 ”墓的时代,且缺少中间资料的联系,无从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2)“长”与“子”组合使用包括卜辞中的“长子”、“长子口”、“长子狗”和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其中除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外,其余的“长子”也可以释作国族名。“长”若作国族名解,“子”应表示的是墓主的身份。殷商时期“子”的意义有四种:①王之子;②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③商同姓的子姓;④爵称的子爵 。“子”在此处应取后一种意义,即表示长国为“子”爵。
    结合前文提到的单独使用的“长”,就可以勾勒出长国活动的大致区域:最晚在祖庚、祖甲时期,“长”国就已经存在了(亚长),其地望无考;西周初年,长国位于豫东地区(长子口);昭王时期,在江汉流域也有一个长国(长子狗);同时另有一支支系分布在宗周地区(长 )。
    但上述只是推测,笔者不同意将“长子”、“长子口”、“长子狗”之“长”看作国族名,下面将一一驳证:
    在西周早期,在豫东和江汉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个爵称相同的长国。按照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人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即天子将土地封给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国设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其中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为下一级的诸侯。“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墓室结构为“亚”字形;而“长子狗”为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且随葬品也远远少于前者。“长子口”的地位要高于“长子狗”,应为大宗,“长子狗”为小宗。大小宗均称子爵,与宗法制度不合。
况且将“长子”释作子爵“长”国的说法无法将“长子癸”墨书纳入。可见此种说法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若将“长子”释作“首子”,则避开了对“长子”的具体国属的纷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穆叔云:“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王子朝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长所指是应庶子中年龄最大的长子。和他相对的是大子及母弟。大子见于墨书石璋 ,乃太子,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母弟指的是与嫡长子同父同母的弟弟。
    前文已提到“长子口”墓内的铭文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这说明“长”在整篇文辞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名或族名是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在铭文中是不会轻易略去的。而“长”表示排行时,其后的“子”应指王或高级贵族之子。此时,最能表示其身份的是“子”,而非“长”,因此可以略去。
    “长子口”有浓郁的商文化因素,自不待言。黄陂鲁台山墓地也表现出相当的商文化因素,大部为殷周形式融合,是经改造了的商文化的变体。周的文化因素并不多见 。如墓地内的铜器组合是以鼎、爵、觯(或觚)为核心的,腰坑的存在,墓底铺朱砂等。这些现象表明这是一处殷遗民的墓地。其他两件“长子”铭,均发现于殷墟。综观“长子”的使用,均有商人或殷遗民的背景。因此,有理由相信“长子”是商人使用的一种称呼。
    “长子口”是谁人之子?“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亚字形墓室的中字形大墓,随葬品组合为3组8套觚爵的酒器组合、五鼎四簋的食器组合 ,此外有大量的方形器随葬。这表明其地位应低于随葬40套觚爵的妇好墓 ,与随葬10套觚爵的郭家庄M160 和随葬9套觚爵的花园庄M54 相当,为王室、高级贵族或诸侯的子胄。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云:“微子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索隐》引《吕氏春秋》云“生微子时母犹为妾,及为妃而生纣。故微子为纣同母庶兄。”微子当也可称为“长子”。微子启所建立的宋国在春秋时期的都城遗址已然发现,位于商丘县城的老南关附近,时代或可早至商末周初 。商周时期诸侯的墓葬一般都距都城不远。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位于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即在王都附近。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在北京房山的董家林村附近,燕侯墓地在东南不远的黄土坡村附近 。“长子口”墓地距商丘直线距离在60公里左右。微子为何不顾路途迢迢葬于此地?如果此处是宋始封地,商丘的宋都为后世的迁都,似说得通。但宋都是否迁徙过,文献无徵,笔者也不敢妄论。
    豫东地区在商代晚期属晚商文化安邱类型。安邱类型有特征的器物为 “榫口式”鬲、宽边鬲和宽边甗等 。但在“长子口”墓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罐、簋、豆、大口尊等盛器,没有商周时期最具文化特征的器物——陶鬲。“长子口”墓内随葬陶器中,大部分器物,如罐、簋、壶等,都和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的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似。也有部分陶器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墓内出土的大口尊,呈筒状直腹,器体瘦高,喇叭形口。但由于缺少相关的对比资料,难以推断其来源。墓内的一些随葬品也透露出些许其文化属性的线索。墓内出土的陶豆为敛口,浅盘,高柄,通体磨光。1984年在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中出土的1件第六期 的陶豆(T13③:33)敛口尖唇,弧腹,磨光 ,与“长子口”墓内出土的陶豆形制较为接近。(表二)曾有学者提出“长子口”墓所出遗物均有较浓厚的安邱类型晚商文化特征 ,不知依据为何?在可供比较的器物太少的情况下,仅凭少量器物推断出“长子口”墓的文化属性以及族属是勉为其难的。
    学者还从此墓的规格、等级、随葬品等,以及年代等推断,认为只有微子所封的宋国才能与之相应。但大量考古发现是难以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了包括两座“中”字形大墓,三座“甲”字形大墓在内的一批商周时期墓葬 。墓地中出土的铭文多有“史”字 ,当为国名或族名。“史”国在文献和甲骨文中均难觅其踪。同样,对“长子口”,我们也不应苛求它一定要与文献中所载的那一位历史人物相对应。西周初年,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存在于豫东地区就已经反映出很多历史问题了。
    总之,“长子口”中的“长子”并非是国名或族名,而是表示墓主首子的称谓。对于“长子口”墓的具体文化归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承蒙张长寿先生指正,特此鸣谢!


    追记:
    此文写毕后,又读到刘晓梅所作:《“长”字新释》(《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文中,作者认为“长”字的最初形体像一个手柱拐杖的长发飘飘的老者之形,因此“长”字的本义乃“长者之长”、“长幼之长”。正与本文将“长”作为“首子”之意相合。
后又读到林沄先生之《长子口墓不是微子墓》一文(见于《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林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微子“世为长侯”中的“长”应读作居长之长,表明宋国地位之高隆。这一论述令我茅塞顿开,特追记之。

 

带杖
 
 
 
M1:194
 
 
M1:13
 
 
 
 
 
M1:124
不带杖
 
 
M1:42
 
 
M1:129
 
 
M1:92

表一:“长子口”墓内“长”字对照表
 
 

长子口墓出土陶豆
安邱堌堆遗址出土陶豆
 
 
M1:19
 
 
T13③:33
 
 

 
表二:长子口墓和晚商文化安邱类型陶豆对比表
 
 
图一:墙盘铭文中的“长”和“微”字
 
图二:甲骨文中所见“徵”字(《甲骨文合集》7983)
 

注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相关资料均出自该报告,恕不一一注出。
  2、A.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B.张长寿:《商丘宋城和鹿邑大墓》,《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C.松丸道雄:《文献与考古学的邂逅》,《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
  3、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9期。
  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9、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4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曹定云:《亚弜”、“亚启”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21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86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第36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孙亚冰:《释“ ”、“ ”》,待刊。
  18、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第209-21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0、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21、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3、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5、墓中有3件方鼎,铭文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且这3件鼎的纹饰均为“乳钉纹+共首双龙纹”(参见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图二:12,《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墓中的另1件较小的方鼎(M30:6),与前3件方鼎形制、纹饰相同,惟铭文作“□作宝尊彝”。笔者推测这四件鼎为一套,后者的铭文应为前三者铭文的省略形式。此外,该墓中的1件铜簋(M30:7,仅残存圈足和珥),其圈足上饰有夔纹,与另1件铜簋(M30:8)圈足上的纹饰一样,它们也应属于一套。M30:8的铭文为“□大□作姬 宝尊彝”,M30:7的铭文残缺,如果二者确为一套,那么M30:7的铭文亦应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这一套同铭铜器应包括4鼎2簋。
  26、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黄氏根据卜辞中有长子贡龟的记载,推断长子是南方方国。这一推断是以商代占卜用龟仅来自南方为前提的,但事实上,商人占卜用龟,除了来自南方以外,西方、北方、东方等均有输入。故此论不足信。对商代贡龟的来源,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230-2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7、刘启益:《西周纪年》,第11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29、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31、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刘昭瑞:《宋代著录青铜器铭文笺证》,第1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于《殷周金文集成》5431号。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第17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5、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杨肇清:《长国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7、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38、郑杰祥:《殷代地理概论》,第303-30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转引自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1、杨锡璋、杨宝成:《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第9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2、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第763-76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44、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4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6、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47、在墓内随葬的22件铜鼎中,有三组铜鼎:5件扁足圆鼎、5件分裆圆鼎和5件带盖方鼎。它们的大小、纹饰、铭文基本一致。与铜器放置在一起的8件仿铜陶簋又可分为两组:4件双耳云雷纹簋和4件云雷纹簋。这两组陶簋恰好与三组铜鼎中的两组构成5鼎4簋的组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报告》,《考古》1998年第12期。
  52、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4、相当于殷墟四期时期
  55、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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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国属问题的一点思考

发布时间: 2009-02-16

    1997年,在河南鹿邑太清宫遗址发掘的“长子口”墓 是近年来商周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这座墓葬丰厚的成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对墓葬内反映出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特别是对墓主的身份及国属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为后学者,现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求教于诸位方家。
    由于这座墓葬所具有的浓郁商文化因素,所处的西周初年特殊的历史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座殷遗民的墓葬。加上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反映出墓主身份相当高,应为一位方国首领。且墓主是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因此有较多学者将这座墓与“封微子于宋”相联系,怀疑甚至直接认为墓主是宋国开国国君微子启 。其中以王恩田先生的论述最为详细。他认为鹿邑墓的“长”是“微”字的误释,“长”与“微”的分别在于“长”字从手杖,而“微”字没有手杖,鹿邑墓的“长”字没有手杖,因此是“微”字 。但王文所依据的仅是简报 ,铭文资料并不完全,难免有不尽之处。通过查对《报告》,发现墓主出土铭文中的“长”字有带杖和不带杖的多种写法。如长子口附耳带盖铜鼎(M1:194)、长子口方圆卣(M1:13)和长子口铜罍(M1:124)上铭文中的“长”子下部都有竖划,代表杖形;而长子口联体甗(M1:42)、长子口簋形觥(M1:92)和长子口椭圆卣(M1:129)的铭文中的“长”字下方则没有代表杖的竖划。(表一)因此有杖与否并不是“长”和“微”的区别。
“微”字和“长”字的区别究竟是什么?1976年在扶风庄白微氏家族铜器窖藏 内出土的铜器铭文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材料。这批铜器中,有“微”字的铜器包括史墙盘和微伯诸器。史墙盘中称“……微史烈祖乃来见武王……”,同时又有“文武长剌”的语句。铭文中的微字写作“ ”,而长字写作“ ”。微伯诸器中“微”字也写作“ ”。(图一)“ ”字从“ ”从“攵”。“ ”字释作“髟”,是日后 、微中 的原形 。“长”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甲骨文合集》27641、28195)。比较两者字形可知, 字上部圆弧流畅,长字上部有明显的折角,并有横划贯穿。两者区别明显。因此,“长子”与“微子”无涉,“长子口”墓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对应。
    此外花园庄M54的墓主为“亚长” 。“长”若真为“微”的误释的话,那么M54的墓主应可释作“亚微”。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则“微”国在祖庚、祖甲时期即已出现。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司马贞《索隐》云:“微,国号。爵为子。启,名也”。“微”乃是在殷商末年新出现的国族称号。两者相抵触,也说明“长子口”不能直接与“微子启”相联系。
    要了解“长子口”墓的真正国属,还需要对有关“长”的铭文资料进行梳理,才能有所认识。与“长”相关的铭文主要有:
⑴ “亚长”诸器
⑵其又长子, 龟至,王受又?(《甲骨文合集》27641)
⑶乙未……长……卜(《甲骨文合集》28195)
⑷“长子癸”墨书石璋
⑸“长子口”诸器
⑹“长 ”诸器
⑺“长子狗”鼎
⑻臣谏簋
⑼高卣(《殷周金文集成》5431)
    以上铭文中,⑶的文辞残泐过甚,难以了解其文意,故不加讨论。
    ⑴“亚长”诸器出土于殷墟花园庄M54内 。墓内出土的鼎、甗、斝、觚、爵、编铙、钺、矛和卷头刀上发现有“亚长”、“长”等铭文,写法和“长子口”墓内的“长”的写法基本一致。“亚×”是商代晚期常见的铭文形式。亚为武职官名,担任这一职官的通常是诸侯,凡担任这一职官的诸侯,往往在其国名或私名前加“亚”字或框以亚形 。出有“亚”铭的墓葬主要有妇好墓 、郭家庄M160 、殷墟西区M1713 和刘家庄北M1046 等。这些墓葬中出土的“亚”铭的构成形式主要是“亚+单个国名”。如妇好墓中的“亚弜”、“亚其”、“亚启”,郭家庄M160内的“亚址”、刘家庄北M1046内的“亚 ”和西区M1713内的“亚鱼”。由于当时人名实际是氏名,国名与人名一致 ,“弜”、“其”、“启”、“鱼”、“长”“址”和“ ”应为国名。 除了这一形式外,在郭家庄M160内和刘家庄北M1046中的“亚”铭还有一种新的组成形式,“亚”和“国名”中间有其他名号,如“亚 址”、“亚  ”。“ ”、“ ”一般认为是族名或支族名,与其他族名一并构成复合族氏名。因此“亚”后所跟的名词一般为国名或族名。“长”应为当时某一部族或方国的名号。
    此墓中还有单独的“长”铭。如墓内出土的觚和爵上都仅有一个“长”铭。这一现象在其他墓葬中也有出现。妇好墓中的的一对大圆斝上,一件(1197)铭文作“亚其”,另一件(861)仅作“其” 。两件的形制、纹饰等相同,应是一对。因此“其”是“亚其”的省称。因此单独的“长”铭也应是这种情况,表示国名或族名。
    ⑵该卜辞大致内容是为保佑长子而进行祭祀,“长子”的具体所指不详。
    ⑷刘家庄北M1046内墓主头部的铜簋内外出土了18件墨书石璋 。这批墨书的句式均为“ 于某某”,表示持璋祭祀某某 。所涉及的祭祀对象除了“祖”、“君”等外,还有一批与“子”相关,包括“大子丁”、“长子癸”、“中子癸”、 “死子癸”等。从这些整齐划一的句式不难判断出这些“大”、“长”、“中”及“死”表示的不会是国名,而是表示同一家族中是同一行辈中几位兄弟的排行,“长子”表示是“首子” 。
    ⑸自从“长子口”墓发现以后,各家对“长子口”墓的国属提出各自的观点,除了将其与“微子启”对应外,或认为是长氏方国的封君,是商的高级贵族,在周仍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或认为“长子”旧地在山西,后随微子封宋迁于此 ;亦有观点将“长子”与“中子”、“北子”等相联系,解释为首子 。
    ⑹“长 ”诸器1953年出土于长安普渡村一座西周中期偏早阶段的墓葬中 。墓中出土的2件簋,以及盘和盉各1件的器主都是“长 ”,一般认为他就是墓主。通过金文人名的一般构成形式推断,“长”应为器主的国族名,“ ”是器主的私名。
    ⑺“长子狗”鼎出土于黄陂鲁台山M30 。这是一座单墓道的甲字形墓,时代在昭王时期 。墓葬内出土的铜器铭文可分为2祖。一组包括“长子狗”圆鼎和一件器主不明的铜卣,两者的受器者均为父乙,故列为一组;另一组为铭“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的4件圆鼎和2件铜簋 ,是公大史为女儿制作的媵器。因墓主的性别不明,对墓主究竟是长子狗,还是姬 难以做出判断。但作为出嫁之女,应从夫而葬。因此整个黄陂鲁台山墓地应为“长子狗”所在部族的墓地,属于“长”国或“长子”国 。
    ⑻臣谏簋,1978年出自于河北元氏西张村,时代在康王时期 。臣谏簋铭文记载了井侯搏戎的史事。铭中提到臣谏有一名引的母弟。墓中还同出有叔 父卣等,记载了叔 父对弟弟攸的一番教诲。叔 父和臣谏为同一人的字和名 ,攸和引也是一字一名,是同一人 。墓中还出有一件攸鼎,应为同一人之器。根据叔 父卣铭文可知,臣谏年老时,攸尚且年轻。因此此墓较有可能是攸之墓。
    臣谏簋铭的后半部分有一段与“长子”有关,作“臣谏□亡,母弟引庸有长子□,余灷皇辟侯,令肆服”。由于文中有两处脱文,对文意,乃至“长子”的产生了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将“长子”联读,认为表示臣谏的母弟引的大儿子,“子”后的缺字为他的名字;推测臣谏下所缺字为“子”字;“庸”字训作“乃”,为虚字。于是他们将这段铭文释作臣谏的子嗣已死,于是选择胞弟引的大儿子,即他的长侄继承他的官职 。
    但也有学者将长与子分读,将铭文隶定作“臣谏□亡,母弟引庸又长,子□余,……”。将“庸”解作平庸,“长”字解作“乖张”的“张”字,是臣谏称母弟引的谦词,说母弟引平庸且乖张,不谙世事。后面的子指的是引 。较之两种说法,后者较好地解决了“庸”字的释义,且举出多件类似铭文加以佐证,较为可信。因此,此处的“长”与国族名无关。
    ⑼高卣盖最早著录于宋代的《博古图》(11?18),仅有摹本传世 。铭末有“ 长疑其子子孙孙宝用”之语。“ 长疑”似有不通之处。殷周金文中常见有“亚 疑”(如《殷周金文集成》1745、2035、3505、3513、5888等)和“亚 侯疑”(如《殷周金文集成》2702、3504、3513、5377、9439等)。“ 长疑”仅见此一例。这些铭文之间应该具有密切的联系。《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中将高卣铭文隶定作“ 侯疑” ,或可信从。有学者认为在亚 疑族氏名中增加一个“长”,表明此族又得到一块名叫长的封地 。这种在族名中间加以地名来表示新获封地的用法未见于其他材料,似有牵强之处。

    通过上述铭文资料可知,“长”或“长子”主要有三种释义:表示“长子”国族 ;或表示“长”国族 ,“子”表示墓主的身份;或为“首子”之意 。
    “长子”文献有载。《史记?周本纪》中曰:“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辛甲,故殷之臣,事纣、盖七十五谏而不听,去至周,……,以为公卿,封长子。”可见“长子”是殷的旧臣辛甲投周以后所封。《集解》又云:“长子,今上党所治县是也”。其地望在今之山西长子县。“长子”在晋南,与“长子口”地望不合。西周早期“长子”随微子东迁的说法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证据加以佐证,难以采信。
    “长子口”墓内的铭文资料,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如1件扁足圆鼎(43)铭“子口□……”,1件盉(102)铭“子口”,方鼎(190、191)和四耳簋(84、85)各2件均只铭“子”。“长”和“子”分开使用,表明两者并非是标明国名的一个整体。可见,“长子口”墓与长子国无涉。
     “长”作国族名时,有两种组成方式,一为“长”字单独使用;另一种是和“子”组合使用:
    (1)花园庄M54中的“亚长”和“长 ”墓中的“长 ”属于第一种。此处的“长”表示的应为国族名。商代甲骨文中未见有“长”国。曾有学者举出所谓的“长伯” ,如《甲骨文合集》7075、7982、7983等。然检视原片,发现这几条卜辞中的所谓“长”字均写作“ ”,为背部有齿状装饰的刀子的象形,应释作“徵” ,非“长”字。限于材料的缺乏,对“长”的地望等无法深入考察。(图二)
值得注意的是,“长 ”墓 反映出较为明显的商文化因素,主要表现一些葬俗上。首先,墓底有腰坑,并在其中殉狗,且殉狗的头向北,与墓主的头向相反;此外在墓主脚端有2名殉人。腰坑以及殉人是商代墓葬中较为常见现象,在西周时期呈现出逐渐消亡的趋势。此外,墓内的除了鼎簋的食器组合外,还有着2套觚爵随葬。商代,觚爵是墓葬内随葬品的核心 。进入西周以后,随葬品组合是以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酒器的地位显著下降。同时酒器组合也发生着改变,爵、觯组合开始代替爵、觚组合,特别是康王晚期至昭王时期以后,觚爵组合大部消失,而为爵觯组合所取代 。“长 ”墓的年代不早于穆王时期。墓主还顽固地保留有原有的文化传统,正表明了墓主的殷遗民的身份。“亚长”可能是“长 ”的先辈。但花园庄M54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晚段 ,远远早于“长 ”墓的时代,且缺少中间资料的联系,无从确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2)“长”与“子”组合使用包括卜辞中的“长子”、“长子口”、“长子狗”和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其中除墨书石璋上的“长子癸”外,其余的“长子”也可以释作国族名。“长”若作国族名解,“子”应表示的是墓主的身份。殷商时期“子”的意义有四种:①王之子;②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③商同姓的子姓;④爵称的子爵 。“子”在此处应取后一种意义,即表示长国为“子”爵。
    结合前文提到的单独使用的“长”,就可以勾勒出长国活动的大致区域:最晚在祖庚、祖甲时期,“长”国就已经存在了(亚长),其地望无考;西周初年,长国位于豫东地区(长子口);昭王时期,在江汉流域也有一个长国(长子狗);同时另有一支支系分布在宗周地区(长 )。
    但上述只是推测,笔者不同意将“长子”、“长子口”、“长子狗”之“长”看作国族名,下面将一一驳证:
    在西周早期,在豫东和江汉地区同时存在着两个爵称相同的长国。按照先秦时期的宗法制度,“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人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左传?桓公二年》)。即天子将土地封给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国设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其中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为下一级的诸侯。“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墓室结构为“亚”字形;而“长子狗”为单墓道的“甲”字形墓,且随葬品也远远少于前者。“长子口”的地位要高于“长子狗”,应为大宗,“长子狗”为小宗。大小宗均称子爵,与宗法制度不合。
况且将“长子”释作子爵“长”国的说法无法将“长子癸”墨书纳入。可见此种说法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若将“长子”释作“首子”,则避开了对“长子”的具体国属的纷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穆叔云:“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中王子朝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適(嫡),则择立长……’”。长所指是应庶子中年龄最大的长子。和他相对的是大子及母弟。大子见于墨书石璋 ,乃太子,是嫡夫人所生的长子。母弟指的是与嫡长子同父同母的弟弟。
    前文已提到“长子口”墓内的铭文除了“长子口”外,还有“子口”和“子”等其他写法。这说明“长”在整篇文辞中处于相对较低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国名或族名是个人的身份和地位最重要的标志,在铭文中是不会轻易略去的。而“长”表示排行时,其后的“子”应指王或高级贵族之子。此时,最能表示其身份的是“子”,而非“长”,因此可以略去。
    “长子口”有浓郁的商文化因素,自不待言。黄陂鲁台山墓地也表现出相当的商文化因素,大部为殷周形式融合,是经改造了的商文化的变体。周的文化因素并不多见 。如墓地内的铜器组合是以鼎、爵、觯(或觚)为核心的,腰坑的存在,墓底铺朱砂等。这些现象表明这是一处殷遗民的墓地。其他两件“长子”铭,均发现于殷墟。综观“长子”的使用,均有商人或殷遗民的背景。因此,有理由相信“长子”是商人使用的一种称呼。
    “长子口”是谁人之子?“长子口”墓为南北两条墓道、亚字形墓室的中字形大墓,随葬品组合为3组8套觚爵的酒器组合、五鼎四簋的食器组合 ,此外有大量的方形器随葬。这表明其地位应低于随葬40套觚爵的妇好墓 ,与随葬10套觚爵的郭家庄M160 和随葬9套觚爵的花园庄M54 相当,为王室、高级贵族或诸侯的子胄。
    《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云:“微子启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索隐》引《吕氏春秋》云“生微子时母犹为妾,及为妃而生纣。故微子为纣同母庶兄。”微子当也可称为“长子”。微子启所建立的宋国在春秋时期的都城遗址已然发现,位于商丘县城的老南关附近,时代或可早至商末周初 。商周时期诸侯的墓葬一般都距都城不远。商代晚期诸王的陵墓位于殷墟西北部的西北岗,即在王都附近。西周时期燕国都城在北京房山的董家林村附近,燕侯墓地在东南不远的黄土坡村附近 。“长子口”墓地距商丘直线距离在60公里左右。微子为何不顾路途迢迢葬于此地?如果此处是宋始封地,商丘的宋都为后世的迁都,似说得通。但宋都是否迁徙过,文献无徵,笔者也不敢妄论。
    豫东地区在商代晚期属晚商文化安邱类型。安邱类型有特征的器物为 “榫口式”鬲、宽边鬲和宽边甗等 。但在“长子口”墓中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罐、簋、豆、大口尊等盛器,没有商周时期最具文化特征的器物——陶鬲。“长子口”墓内随葬陶器中,大部分器物,如罐、簋、壶等,都和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的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似。也有部分陶器具有自己的特点。如墓内出土的大口尊,呈筒状直腹,器体瘦高,喇叭形口。但由于缺少相关的对比资料,难以推断其来源。墓内的一些随葬品也透露出些许其文化属性的线索。墓内出土的陶豆为敛口,浅盘,高柄,通体磨光。1984年在山东菏泽安邱堌堆遗址中出土的1件第六期 的陶豆(T13③:33)敛口尖唇,弧腹,磨光 ,与“长子口”墓内出土的陶豆形制较为接近。(表二)曾有学者提出“长子口”墓所出遗物均有较浓厚的安邱类型晚商文化特征 ,不知依据为何?在可供比较的器物太少的情况下,仅凭少量器物推断出“长子口”墓的文化属性以及族属是勉为其难的。
    学者还从此墓的规格、等级、随葬品等,以及年代等推断,认为只有微子所封的宋国才能与之相应。但大量考古发现是难以与文献记载相对应的。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发现了包括两座“中”字形大墓,三座“甲”字形大墓在内的一批商周时期墓葬 。墓地中出土的铭文多有“史”字 ,当为国名或族名。“史”国在文献和甲骨文中均难觅其踪。同样,对“长子口”,我们也不应苛求它一定要与文献中所载的那一位历史人物相对应。西周初年,如此高等级的墓葬存在于豫东地区就已经反映出很多历史问题了。
    总之,“长子口”中的“长子”并非是国名或族名,而是表示墓主首子的称谓。对于“长子口”墓的具体文化归属,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工作。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承蒙张长寿先生指正,特此鸣谢!


    追记:
    此文写毕后,又读到刘晓梅所作:《“长”字新释》(《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4期)。文中,作者认为“长”字的最初形体像一个手柱拐杖的长发飘飘的老者之形,因此“长”字的本义乃“长者之长”、“长幼之长”。正与本文将“长”作为“首子”之意相合。
后又读到林沄先生之《长子口墓不是微子墓》一文(见于《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林先生在文中特别指出微子“世为长侯”中的“长”应读作居长之长,表明宋国地位之高隆。这一论述令我茅塞顿开,特追记之。

 

带杖
 
 
 
M1:194
 
 
M1:13
 
 
 
 
 
M1:124
不带杖
 
 
M1:42
 
 
M1:129
 
 
M1:92

表一:“长子口”墓内“长”字对照表
 
 

长子口墓出土陶豆
安邱堌堆遗址出土陶豆
 
 
M1:19
 
 
T13③:33
 
 

 
表二:长子口墓和晚商文化安邱类型陶豆对比表
 
 
图一:墙盘铭文中的“长”和“微”字
 
图二:甲骨文中所见“徵”字(《甲骨文合集》7983)
 

注释:

  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下引相关资料均出自该报告,恕不一一注出。
  2、A.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B.张长寿:《商丘宋城和鹿邑大墓》,《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C.松丸道雄:《文献与考古学的邂逅》,《中国文物报》2004年2月6日。
  3、王恩田:《鹿邑太清宫西周大墓与微子封宋》,《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西周墓的发掘》,《考古》2000年第9期。
  5、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刘士莪、尹盛平:《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西周微氏家族青铜器群研究》,文物出版社,1992年。
  6、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9、曹定云:《“亚其”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4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14、曹定云:《亚弜”、“亚启”考》,《殷墟妇好墓铭文研究》,第21页,文津出版社,1993年。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第861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第36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孙亚冰:《释“ ”、“ ”》,待刊。
  18、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第209-21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20、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21、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
  2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3、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2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25、墓中有3件方鼎,铭文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且这3件鼎的纹饰均为“乳钉纹+共首双龙纹”(参见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图二:12,《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墓中的另1件较小的方鼎(M30:6),与前3件方鼎形制、纹饰相同,惟铭文作“□作宝尊彝”。笔者推测这四件鼎为一套,后者的铭文应为前三者铭文的省略形式。此外,该墓中的1件铜簋(M30:7,仅残存圈足和珥),其圈足上饰有夔纹,与另1件铜簋(M30:8)圈足上的纹饰一样,它们也应属于一套。M30:8的铭文为“□大□作姬 宝尊彝”,M30:7的铭文残缺,如果二者确为一套,那么M30:7的铭文亦应为“公大史作姬 宝尊彝”。这一套同铭铜器应包括4鼎2簋。
  26、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黄氏根据卜辞中有长子贡龟的记载,推断长子是南方方国。这一推断是以商代占卜用龟仅来自南方为前提的,但事实上,商人占卜用龟,除了来自南方以外,西方、北方、东方等均有输入。故此论不足信。对商代贡龟的来源,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第230-23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7、刘启益:《西周纪年》,第114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
  28、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29、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青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第1期。
  31、沈长云:《元氏铜器铭文补说——兼说邢国早期历史的几个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32、刘昭瑞:《宋代著录青铜器铭文笺证》,第11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又见于《殷周金文集成》5431号。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释文》(第四卷),第17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5、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林欢:《试论太清宫长子口墓与商周“长”族》,《华夏考古》2003年2期。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口市文化局:《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结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杨肇清:《长国考》,《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张亚初:《论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37、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故宫博物馆院刊》,2001年第6期;李学勤:《祼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38、郑杰祥:《殷代地理概论》,第303-30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39、裘锡圭:《古文字释读三则》,《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89年。转引自林沄:《说飘风》,《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4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普渡村西周墓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1、杨锡璋、杨宝成:《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第9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42、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第763-764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44、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45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15),文物出版社,2004年。
  46、陈贤一:《黄陂鲁台山西周文化剖析》,《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
  47、在墓内随葬的22件铜鼎中,有三组铜鼎:5件扁足圆鼎、5件分裆圆鼎和5件带盖方鼎。它们的大小、纹饰、铭文基本一致。与铜器放置在一起的8件仿铜陶簋又可分为两组:4件双耳云雷纹簋和4件云雷纹簋。这两组陶簋恰好与三组铜鼎中的两组构成5鼎4簋的组合。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第1期。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中美联合考古队:《河南商丘县东周城址勘查报告》,《考古》1998年第12期。
  52、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文物出版社,1995年。
  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3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4、相当于殷墟四期时期
  55、宋豫秦:《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华夏考古》1988年第1期。
  5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57、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商代墓地》,《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滕州市商周墓地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

 

(责任编辑:高丹)

作者:唐锦琼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