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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7月28日下午第二组)
发布时间:2010-07-2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沈丽华    点击率:
    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历时三天。7月28日下午会议分两组进行,第二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考古学系中国研究中心汪涛博士主持会议,来自英国、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学者代表及部分国内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下午共有九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讲演。
 
 
会议现场
 
   第一位发言的是韩国东亚文化财研究院辛勇旻(Sing Yong Min)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从考古学看韩中文化交流的现状与课题”。他分别回顾了1990年以前和1990年以后中韩两国在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学术交流情况,为1990年以后中韩两国学术交流的逐渐频繁化和扩大化感到欣喜,同时也对今后的学术交流前景提出三点希望:1、扩大人员交流,期望中韩两国进行平等的人员交流,期待拥有共同主题进行中长期的学术研究;2、扩大资料的开放和交换;2、通过网络进一步开放考古学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以“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的新收获“为题发表演讲。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先后完成西汉茂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及“周王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焦南峰研究员分别介绍了这几座帝陵的调查情况,指出三点价值与意义:1、通过西汉早期安陵,中期茂陵,晚期渭陵、义陵、康陵的考古钻探,基本了解了其规模、范围、布局及结构,掌握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及演变规律,为西汉帝陵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2、了解、掌握了“周王陵”的范围、布局、结构及内涵,确定为战国秦公陵园,为西周王陵的探索排除了疑点,为秦人陵墓系列链条弥补了缺环。3、为西汉及相关帝陵的保护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建立6个陵区的GIS系统,扩大了帝陵保护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以“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勘察现状”为题发表演讲。汉魏洛阳故城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约十五公里,该城始建于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均曾以此为都,城址前后沿用长达1600余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62年开始正式派队长期从事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钱国祥研究员将主要勘察工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对汉晋洛阳大城即北魏内城的城址范围和形制布局全面勘探;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主要对城南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等礼制建筑和城内的永宁寺塔基等遗址进行勘察发掘;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主要对北魏内城墙垣、外郭城和金镛城等进行勘查发掘;第四阶段,21世纪以后,主要对北魏宫城勘查发掘,先后发掘了宫城正门阊阖门、二号建筑基址、三号建筑基址,基本明确了宫城南部主要建筑的布局与形制。随后他从城址形制变迁的考察研究、重要建筑的发掘、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发掘、北魏宫城遗址的勘查等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重点论述,指出:近五十年来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勘察工作,涵盖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主要因素——城垣、宫室建筑、礼仪建筑、佛教寺院、手工业作坊、市场、河道水系、墓葬等等。五十年的勘察工作,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和揭示了洛阳汉魏故城的外部形态和功能内涵,诠释了洛阳汉魏故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为未来进一步发掘和保护研究提供了科学、客观的基础资料。
 
 
 
    第四位发表演讲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其以“邺城考古回顾、思考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邺城遗址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著名都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香菜营乡、习文乡一带,漳河自西向东横贯遗址。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邺城考古队,对邺城遗址开始进行全面调查发掘。朱岩石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这20余年来的考古收获,主要包括对邺城遗址保存状况、都城平面布局、相关陵墓区分布等方面的认识。然后他谈到邺城考古的工作方法与课题设计,指出结合当地黄粘土、漳河流沙堆积的地质特点、古代遗迹保存不佳之现状,邺城考古队在开展工作之初就确定了“全面勘探与重点发掘”的工作思路,并逐渐确立了勘探城门、道路和水系等线性遗址和小面积试掘重点区域的工作方法。近年来在“大邺城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指导下,课题设计突破“邺城遗址”,将北朝陵墓区考古、邺南城外郭城思考与研究、魏晋南北朝都城制瓦技术考古比较研究等也纳入其中,促使我们不断深入对邺城遗址的思考和认识。最后,他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再思考:1、对邺城遗址平面布局认识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2、针对国家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势,注意审慎科学地发掘与切实有效保护并重;3、在电脑应用、GIS应用等技术广泛应用的前提下,用更加宏观的视野进行相关课题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魏存成教授以“近年来我国高句丽、渤海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为题发表演讲,他首先分别介绍了高句丽山城遗址和墓葬近年来的考古收获,并分别对山城遗址和墓葬进行论述,指出“依山筑城”是高句丽城址的突出特点、高句丽墓葬分积石墓和封土墓两大类等。随后他介绍了渤海政权的历史背景和四座都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以及墓葬的发现情况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西藏考古与西藏古代文明”。霍巍教授首先分别从西藏史前考古与史前人类、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主题面貌和吐蕃王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与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考古学的视角对西藏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观察与勾勒,并讨论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其和周边其他地区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等问题也提出新的研究结论,指出: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中原地区旋转,并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体系。
 
 
 
    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额尔顿巴图尔(Erdenebaatar)教授以“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墓葬群”为题发表讲演,他主要介绍了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墓葬群的考古收获,指出:1号墓葬群集中于墓地西北边缘,中心墓冢以东的一个由27个陪葬墓组成的弧形、中心墓冢和这个弧形之间的一个大墓和中心墓冢以北的一个墓组成了一个组合,它们的墓主人年龄、性别和文化归属可能不同,但是都被有意埋葬在距离中心墓冢不远的地方。大部分墓葬随葬品维持一个标准组合:带饰、服装饰物、箭镞、简单的陶罐和不成套的马具。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考古学系中国研究中心汪涛博士以“博物馆中的考古学”为题发表讲演。他首先论述了博物馆学与考古学间的辩证关系,将两者寓为“一对冲突的孪生胞(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useum and Archaeology)”;然后以金沙遗址为例对遗址公园的陈列、设计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博物馆离不开考古学,博物馆中的“考古学”将改变我们对考古学性质和方法论的常规定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共同发展,博物馆考古学在中国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最后发言的是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6至7世纪东亚佛寺木塔的刹柱础设置方式和舍利奉安方式的对比研究”。佐川正敏教授首先分别介绍了近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等地发现6至7世纪寺院遗址刹柱础设置方式和舍利奉安方式的情况,通过对比研究,指出:1、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地下式刹柱的深处类型与其下有舍利砖函是南北朝时代的典型规范,并试图称之为“赵彭城佛寺塔基类型”。2、最晚隋代出现的地宫与其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地下式刹柱础的地上化,对于百济佛寺木塔是否有类似背景还需研究。3、由公元667至677年之间的百济首次出现刹柱础上的舍利石龛和石函式舍利孔,而中国没有发现类似例子,推测为百济的自我创造。4、日本6世纪末至7世纪中期,刹柱础受百济影响平面呈方形,但没开舍利孔的地下式和半地下式刹柱础为主流,其原因还需深入研究。5、百济灭亡以后,刹柱础和舍利孔平面都变为圆形,地上式刹柱础成为主流,说明日本回复和新罗和唐的外交关系引起了新的文化交流。6、8世纪以后,伴随日本与唐文化交流的密切,舍利离开木塔而在金堂保管,木塔本身离开回廊变成佛寺象征性标志。
 
 
 
    会议期间,与会国内外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研讨会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与会代表提问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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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讨会“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7月28日下午第二组)

发布时间: 2010-07-29

    为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0周年,“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历时三天。7月28日下午会议分两组进行,第二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八楼会议室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考古学系中国研究中心汪涛博士主持会议,来自英国、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学者代表及部分国内学者代表参加了会议。下午共有九位学者发表了精彩的讲演。
 
 
会议现场
 
   第一位发言的是韩国东亚文化财研究院辛勇旻(Sing Yong Min)教授,他的演讲题目是“从考古学看韩中文化交流的现状与课题”。他分别回顾了1990年以前和1990年以后中韩两国在邦交正常化前后的学术交流情况,为1990年以后中韩两国学术交流的逐渐频繁化和扩大化感到欣喜,同时也对今后的学术交流前景提出三点希望:1、扩大人员交流,期望中韩两国进行平等的人员交流,期待拥有共同主题进行中长期的学术研究;2、扩大资料的开放和交换;2、通过网络进一步开放考古学资料。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员以“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的新收获“为题发表演讲。近年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先后完成西汉茂陵、康陵、渭陵、义陵、安陵及“周王陵”的考古调查与勘探,焦南峰研究员分别介绍了这几座帝陵的调查情况,指出三点价值与意义:1、通过西汉早期安陵,中期茂陵,晚期渭陵、义陵、康陵的考古钻探,基本了解了其规模、范围、布局及结构,掌握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特点及演变规律,为西汉帝陵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2、了解、掌握了“周王陵”的范围、布局、结构及内涵,确定为战国秦公陵园,为西周王陵的探索排除了疑点,为秦人陵墓系列链条弥补了缺环。3、为西汉及相关帝陵的保护提供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建立6个陵区的GIS系统,扩大了帝陵保护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钱国祥研究员以“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勘察现状”为题发表演讲。汉魏洛阳故城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约十五公里,该城始建于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均曾以此为都,城址前后沿用长达1600余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1962年开始正式派队长期从事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工作。钱国祥研究员将主要勘察工作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对汉晋洛阳大城即北魏内城的城址范围和形制布局全面勘探;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主要对城南灵台、明堂、辟雍和太学等礼制建筑和城内的永宁寺塔基等遗址进行勘察发掘;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主要对北魏内城墙垣、外郭城和金镛城等进行勘查发掘;第四阶段,21世纪以后,主要对北魏宫城勘查发掘,先后发掘了宫城正门阊阖门、二号建筑基址、三号建筑基址,基本明确了宫城南部主要建筑的布局与形制。随后他从城址形制变迁的考察研究、重要建筑的发掘、佛教寺院遗址的发掘、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发掘、北魏宫城遗址的勘查等五个方面分别进行重点论述,指出:近五十年来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勘察工作,涵盖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主要因素——城垣、宫室建筑、礼仪建筑、佛教寺院、手工业作坊、市场、河道水系、墓葬等等。五十年的勘察工作,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和揭示了洛阳汉魏故城的外部形态和功能内涵,诠释了洛阳汉魏故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为未来进一步发掘和保护研究提供了科学、客观的基础资料。
 
 
 
    第四位发表演讲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其以“邺城考古回顾、思考与展望”为题发表演讲。邺城遗址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著名都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香菜营乡、习文乡一带,漳河自西向东横贯遗址。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成邺城考古队,对邺城遗址开始进行全面调查发掘。朱岩石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这20余年来的考古收获,主要包括对邺城遗址保存状况、都城平面布局、相关陵墓区分布等方面的认识。然后他谈到邺城考古的工作方法与课题设计,指出结合当地黄粘土、漳河流沙堆积的地质特点、古代遗迹保存不佳之现状,邺城考古队在开展工作之初就确定了“全面勘探与重点发掘”的工作思路,并逐渐确立了勘探城门、道路和水系等线性遗址和小面积试掘重点区域的工作方法。近年来在“大邺城遗址考古”工作理念指导下,课题设计突破“邺城遗址”,将北朝陵墓区考古、邺南城外郭城思考与研究、魏晋南北朝都城制瓦技术考古比较研究等也纳入其中,促使我们不断深入对邺城遗址的思考和认识。最后,他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三点再思考:1、对邺城遗址平面布局认识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2、针对国家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势,注意审慎科学地发掘与切实有效保护并重;3、在电脑应用、GIS应用等技术广泛应用的前提下,用更加宏观的视野进行相关课题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魏存成教授以“近年来我国高句丽、渤海考古的主要发现与研究”为题发表演讲,他首先分别介绍了高句丽山城遗址和墓葬近年来的考古收获,并分别对山城遗址和墓葬进行论述,指出“依山筑城”是高句丽城址的突出特点、高句丽墓葬分积石墓和封土墓两大类等。随后他介绍了渤海政权的历史背景和四座都城遗址的考古收获,以及墓葬的发现情况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霍巍教授演讲的题目是“西藏考古与西藏古代文明”。霍巍教授首先分别从西藏史前考古与史前人类、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主题面貌和吐蕃王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与文化特征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考古学的视角对西藏古代文明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轨迹进行观察与勾勒,并讨论西藏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对其和周边其他地区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等问题也提出新的研究结论,指出: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中原地区旋转,并最终融入中华文明体系。
 
 
 
    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额尔顿巴图尔(Erdenebaatar)教授以“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墓葬群”为题发表讲演,他主要介绍了蒙古国高勒毛都2号墓地1号墓葬群的考古收获,指出:1号墓葬群集中于墓地西北边缘,中心墓冢以东的一个由27个陪葬墓组成的弧形、中心墓冢和这个弧形之间的一个大墓和中心墓冢以北的一个墓组成了一个组合,它们的墓主人年龄、性别和文化归属可能不同,但是都被有意埋葬在距离中心墓冢不远的地方。大部分墓葬随葬品维持一个标准组合:带饰、服装饰物、箭镞、简单的陶罐和不成套的马具。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考古学系中国研究中心汪涛博士以“博物馆中的考古学”为题发表讲演。他首先论述了博物馆学与考古学间的辩证关系,将两者寓为“一对冲突的孪生胞(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Museum and Archaeology)”;然后以金沙遗址为例对遗址公园的陈列、设计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博物馆离不开考古学,博物馆中的“考古学”将改变我们对考古学性质和方法论的常规定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共同发展,博物馆考古学在中国将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最后发言的是日本东北学院大学佐川正敏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关于6至7世纪东亚佛寺木塔的刹柱础设置方式和舍利奉安方式的对比研究”。佐川正敏教授首先分别介绍了近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等地发现6至7世纪寺院遗址刹柱础设置方式和舍利奉安方式的情况,通过对比研究,指出:1、东魏北齐邺城赵彭城佛寺塔基地下式刹柱的深处类型与其下有舍利砖函是南北朝时代的典型规范,并试图称之为“赵彭城佛寺塔基类型”。2、最晚隋代出现的地宫与其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地下式刹柱础的地上化,对于百济佛寺木塔是否有类似背景还需研究。3、由公元667至677年之间的百济首次出现刹柱础上的舍利石龛和石函式舍利孔,而中国没有发现类似例子,推测为百济的自我创造。4、日本6世纪末至7世纪中期,刹柱础受百济影响平面呈方形,但没开舍利孔的地下式和半地下式刹柱础为主流,其原因还需深入研究。5、百济灭亡以后,刹柱础和舍利孔平面都变为圆形,地上式刹柱础成为主流,说明日本回复和新罗和唐的外交关系引起了新的文化交流。6、8世纪以后,伴随日本与唐文化交流的密切,舍利离开木塔而在金堂保管,木塔本身离开回廊变成佛寺象征性标志。
 
 
 
    会议期间,与会国内外代表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研讨会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与会代表提问
 
 
 
(责任编辑:孙丹)

作者:沈丽华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