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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莲珍
发布时间:2014-06-0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人物简介
  蔡莲珍(Cai Lianzhen),女,1929年8月7日生,籍贯:江苏省苏州市,考古所研究员。
 
学习经历:
  1948年苏州市苏州中学高中毕业。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药学系,1951年转入物理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到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1955年毕业。
 
工作经历:
  1955年9月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现名高能研究所),参加了该所组织的核物理专业培训班学习。1956年分入第二室核反应研究组,从事利用核子乳胶、真空涂膜等技术进行核反应的研究工作。
  
  1959年初和仇士华一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建立14C实验室任务。1965年建成14C测年实验室。后因“文化大革命”停顿,1971年恢复工作。1972年开始发表14C数据报告,并面向全国考古界展开工作,不断积累数据。完成了重要考古遗址和文化年代的确定、中国史前考古14C年代框架的建立和考古学中14C年代数据集的出版(1983年\1991年)等众多任务。1981年,受全国同位素地质会议委托,考古所主持完成了14C 测定年代用“中国糖碳标准”的标定;1984年发表“利用13C测定研究古代食谱”,开创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先例;1988年我们研究提出“系列样品14C测年新方法”,在1996年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中,结合考古研究,多学科合作建立夏商周时期14C考古年代框架,获得成功。
 
  历任考古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考古所实验室14C题目负责人,兼中国科学技术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年代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常规14C测年课题负责人。

  主要从事研究 14C测年、14C考古年代学和科技考古。
 
学术成果
(一 ) 合著:
  1.《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83年、1992年。
  2.《中国14C年代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
  3.《14C测年代及科技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2009年。
 
(二)  主要论文及代表作:
  1.《碳十四年代的误差问题》,《考古》,1974年第5期。
  2.《骨质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 《考古》,1976年第1期。
  3.《陶器的热释光测定年代介绍》,《考古》,1978年第5期。
  4.《碳十四年代数据的统计分析》,《考古》,1979年第6期。
  5.《碳十四测定年代用”中国糖碳标准”》,《考古》,1983年第3期。
  6.《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7.《自然科学技术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
  8.《贝叶斯统计应用于碳十四系列样品年代的树轮校正》,《考古》,1999年第3期。
  9.《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考古》,2001年第1期。
  10.《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15卷第1期。
 
所获奖项:
  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9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新技术优秀成果奖。
  200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新技术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列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第22版世界名人传记汇编。
  列入《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华夏出版杜,1988年)。
 
学术自传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利比教授创建14C测年方法,1955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考古通讯》上作了介绍,并着手准备筹建14C实验室。
  
  1957年“反右派”,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1959年初仇士华和我调到考古所,负责建立14C测年实验室。
  
  14
C测年技术在当时处于核技术的高、新层次,它所需要的手段,所有科技单位都没有,与考古所从事研究的内容相差甚远,更不要说建立实验室需要的条件和基础,甚至必要的学术交流环境都无法获得。但我们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心态接受了任务。
  
  不具备学术交流环境,我们靠技术书刊了解世界。夏所长给了我们一本1955年再版的利比著作Radiocarbon Dating,半年以后,我们将国外文献的调研内容撰写成文,提出建立实验室具体方案的倾向性意见。夏所长同意由《考古》发表(1962年)。
  
  为研究需要,物理专业人员自制仪器,我们在原所就有实践。但必要的零件设备,制作条件都无法获得,建室工作根本无法开展。1960年初,考古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达成合作建立14C测年实验室协议。由我们在考古所制作完成一式二份仪器设备,然后地质所搬回一套自建实验室。但地质所仅仅具备一般的机械加工条件,远不足以满足制作核物理仪器的要求,所以自己动手制作仪器设备是必经之路。
  
  14
C测年实验室建立需要三种类型的设备系统:1.真空制样系统;2.探测器和宇宙射线屏蔽系统;3.电子线路检测系统。我们根据考古学对年代精度的要求和我们能够达到的水平,首先制定我们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然后规划实施方案,逐步完成既定目标。
  
  我们从元器件的采集开始,鉴定所有采购的质材,确认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制作效果合格,最终经过全套设施调试,投入使用。
  
  电子线路检测系统,包含了多台各类仪器的一整套设备,我们从加工矽钢片,制作变压器开始,按设计规格采用各种线材,自己学习掌握绕制线圈,制作成变压器放入加工好的仪器外壳,再按设计的线路,自己焊接各种元器件,然后再进行调试。探测器系统,包括样品计数管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外围屏蔽宇宙射线的计数管,我们只能获得半成品,需要在实验室内架设真空充气系统,制作完成。低水平测量必需的庞大金属屏蔽室,需要从采购大量铁板,铅锭加工成块开始,然后清洗、搬运、构建成室。制样工作是每次测定必经的物理化学处理,合成、制备成高纯度化学物质的过程,首先需要全面掌控真空技术的理论、设施内容和要求水平等各个方面,设计建立复杂有效的真空玻璃系统,涉及的工种是多方面的。
  
  工作中我们相互积极配合,又发挥各人专长,分工研制。我以负责化学制备和国内外调研为主。1965年下半年试运行,测出我国首个14C年代数据后,考古所组织“盲测”检验实验过程通过,实验室宣告建立完成。后因“文化大革命”停顿,直到 1972年,开始发表14C数据报告,并面向全国考古界,不断积累数据。
  
  几十年来,我一直处在14C测定具体工作的第一线,亲历了上千数据的测定。我始终以保证14C数据质量精益求精为目标,不断吸收先进技术,改进实验条件。1977年我们增设了液体闪烁计数技术,提高测定水平。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改进制样技术,扩展可测样品范围,引进自动化测量设施,我在这基础上改编了原有软件,使14C测量和数据处理操作全部实现微机化和中文化,大大减少了原有的工作量。同时我始终以了解并介绍国内外14C测年研究发展概况,提高14C学术研究水平,兼顾科技考古的调研和启蒙讲学等工作为己任,推进学术进步。   
  
  1982年,我们成立了负责14C测年学术活动的组织“14C年代学组”,“学组”组织了多次全国14C学术讨论会议,刊印了内部学术交流通讯,举办了14C专业学术培训,制定了五年发展规划,出版了多本14C专集,集体编写了反映我国14C测年成果的专题著作,开展全国性各实验室之间的互校对比等等活动,得到了第四纪研究会会长刘东生先生的表彰。我有幸积极参与了各项活动,受到了锻炼。
  
  作为我国第一个14C测年实验室,我们完成了重要考古遗址和文化年代的测定、中国史前考古14C年代框架的建立和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的出版(1983年、1991年两册)等众多任务。1981年,受全国同位素地质会议委托,考古所主持完成了14C 测定年代用“中国糖碳标准”的标定;1984年发表“利用13C测定研究古代食谱”,创我国研究先例。
  
  14
C测定就技术方法而言,80年代中已经达到可能达到的顶峰,国际上提出采用统计处理系列样品年代方法,使年代误差缩小。90年代我们研究总结为“系列样品14C测年新方法”,在1996年参加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结合考古研究,多学科合作建立夏商周时期14C考古年代框架,获得成功。这是14C年代测定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由于我国历史久远,考古成果雄厚等原因,所以这项成果在国际上也是独特的。
  
  另外,在为考古遗址测定年代的过程中,会得到许多额外的收获,就像会遇到许多意外的困难一样。我们的相关研究有如白灰面,被我们鉴定为石灰,我国古代使用年代可以早到龙山时期;提取铁器中的碳进行14C鉴定,确认我国始用煤燃料炼铁的确切时期;可以利用炼铁炉渣测年等等。
  
  14
C测年在地质学界的应用几乎同考古界一样迫切,我们同样也接受一些地质部门提供的样品测定,参与了探讨研究。如海岸线变迁、全新世底界、环境科学、火山喷发年代问题的研究以及解决地层的确切年代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并得过奖项。
   
  我从小爱好数理,文科知识贫乏,社会历练少之又少,而命运的安排却让我进入了文科大殿堂,为多学科合作发展出了一点微薄之力。我一生只干了一件事—14C测年,一件小而又小的事。但14C测年是自然科学和核科学,为历史科学,更直接说是为考古学确定绝对年代的重要贡献。我们从无到有建立了14C测年技术,日复一日,从事14C考古年代的测定和研究,可以说基本上从我国有历史记载开始,往前推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历史年代,都有了14C测年数据的支持;完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14C考古年代学框架。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为我一生感到自豪。

  在我刚刚进入学成效力之年,竟不意坠入深渊,但我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吸取党和国家、前辈、先哲的正面教育,激励自己,努力进取,获得了社会的认同。有一次接待外宾来访,他将各国14C测年实验室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型,一是服务型,而将我国的划归后者。其实二者是分不开的,从建室开始我们就将面向全国考古研究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不离不弃,决不嫌烦。而对于14C测年的理论、技术、应用和发展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不管条件多么艰难,坚决跟进,创新运用。
 
  回想一生的经历,确实有一些体会和心得,可以铭记于心的。

  1、对待工作任务,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我们调到考古所,具体任务是建立14C测年实验室,但我们的目标则定位在为考古研究做出努力。因此在到所第一年,无法立即开展建室活动的间歇,工作时断时续的间隙,就注意科技考古知识的储备,尽管学科广泛,我们始终一点一滴积累着,启蒙自己,充实自己。14C测年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前后几十年,我们一直关注着国内外发展动态,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同时积极推动学术交流,知识共享。而对待日常工作,我不管担任什么样职务,不管有无薪酬,任务多么繁重,心情多么烦躁,我都不会对每次测定掉以轻心。

  2、自我鞭策、自我教育是克服一切困难的至宝。人不能离开环境生存,命运就是主客观条件对个体作用的结果,但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自己,也只能通过自己去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人的一生中,会有被人误解、侮辱,工作力不所及,经济入不敷出,体质弱不经风,困难无法逾越,种种不如人意的境遇、经历,我只有用自我鞭策来超越它,越过险境,人生就会变得开阔。我鞭策我勤快,自律、自强、自信、超脱,换位思考,我教育我自己凡事要遵守客观规律,深入探讨问题本质,找出解决办法。人非万能,但我可以去学习、去实践、去研究、去探索。

  3、长远目标和日常工作相结合,既心中有数,有所坚守,又灵活机动,不拘泥于一事一词。长期以来,我身处测定工作第一线,又站在这一行业的观察前哨,并且身为妇女,照顾家庭,教育子女,也是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回顾一生,一个‘忙’字,最为贴切。而‘忙’中有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则是最基本的关键。我对长远目标心中常有盘算,而每天的工作内容,一般在前一天都有安排,临时再做一些调整。轻、重、缓、急是要经常掂量的。做人的道德、品味、人性、度量必须坚持追求高水平,而个人得失,特别是物质上的需求,是可高可低的,用平常人做平常事的办法,得到一颗平常心,安度晚年,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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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莲珍

发布时间: 2014-06-05


 
人物简介
  蔡莲珍(Cai Lianzhen),女,1929年8月7日生,籍贯:江苏省苏州市,考古所研究员。
 
学习经历:
  1948年苏州市苏州中学高中毕业。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药学系,1951年转入物理学系。1952年院系调整到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1955年毕业。
 
工作经历:
  1955年9月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现名高能研究所),参加了该所组织的核物理专业培训班学习。1956年分入第二室核反应研究组,从事利用核子乳胶、真空涂膜等技术进行核反应的研究工作。
  
  1959年初和仇士华一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建立14C实验室任务。1965年建成14C测年实验室。后因“文化大革命”停顿,1971年恢复工作。1972年开始发表14C数据报告,并面向全国考古界展开工作,不断积累数据。完成了重要考古遗址和文化年代的确定、中国史前考古14C年代框架的建立和考古学中14C年代数据集的出版(1983年\1991年)等众多任务。1981年,受全国同位素地质会议委托,考古所主持完成了14C 测定年代用“中国糖碳标准”的标定;1984年发表“利用13C测定研究古代食谱”,开创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先例;1988年我们研究提出“系列样品14C测年新方法”,在1996年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中,结合考古研究,多学科合作建立夏商周时期14C考古年代框架,获得成功。
 
  历任考古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考古所实验室14C题目负责人,兼中国科学技术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第四纪年代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常规14C测年课题负责人。

  主要从事研究 14C测年、14C考古年代学和科技考古。
 
学术成果
(一 ) 合著:
  1.《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83年、1992年。
  2.《中国14C年代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
  3.《14C测年代及科技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2009年。
 
(二)  主要论文及代表作:
  1.《碳十四年代的误差问题》,《考古》,1974年第5期。
  2.《骨质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方法》, 《考古》,1976年第1期。
  3.《陶器的热释光测定年代介绍》,《考古》,1978年第5期。
  4.《碳十四年代数据的统计分析》,《考古》,1979年第6期。
  5.《碳十四测定年代用”中国糖碳标准”》,《考古》,1983年第3期。
  6.《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7.《自然科学技术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
  8.《贝叶斯统计应用于碳十四系列样品年代的树轮校正》,《考古》,1999年第3期。
  9.《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年代框架》,《考古》,2001年第1期。
  10.《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15卷第1期。
 
所获奖项:
  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9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新技术优秀成果奖。
  200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新技术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
  列入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第22版世界名人传记汇编。
  列入《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华夏出版杜,1988年)。
 
学术自传                         
  1949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利比教授创建14C测年方法,1955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考古通讯》上作了介绍,并着手准备筹建14C实验室。
  
  1957年“反右派”,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1959年初仇士华和我调到考古所,负责建立14C测年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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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测年技术在当时处于核技术的高、新层次,它所需要的手段,所有科技单位都没有,与考古所从事研究的内容相差甚远,更不要说建立实验室需要的条件和基础,甚至必要的学术交流环境都无法获得。但我们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心态接受了任务。
  
  不具备学术交流环境,我们靠技术书刊了解世界。夏所长给了我们一本1955年再版的利比著作Radiocarbon Dating,半年以后,我们将国外文献的调研内容撰写成文,提出建立实验室具体方案的倾向性意见。夏所长同意由《考古》发表(1962年)。
  
  为研究需要,物理专业人员自制仪器,我们在原所就有实践。但必要的零件设备,制作条件都无法获得,建室工作根本无法开展。1960年初,考古所和中科院地质所达成合作建立14C测年实验室协议。由我们在考古所制作完成一式二份仪器设备,然后地质所搬回一套自建实验室。但地质所仅仅具备一般的机械加工条件,远不足以满足制作核物理仪器的要求,所以自己动手制作仪器设备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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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测年实验室建立需要三种类型的设备系统:1.真空制样系统;2.探测器和宇宙射线屏蔽系统;3.电子线路检测系统。我们根据考古学对年代精度的要求和我们能够达到的水平,首先制定我们的目标和实现途径,然后规划实施方案,逐步完成既定目标。
  
  我们从元器件的采集开始,鉴定所有采购的质材,确认设计的合理性,保证制作效果合格,最终经过全套设施调试,投入使用。
  
  电子线路检测系统,包含了多台各类仪器的一整套设备,我们从加工矽钢片,制作变压器开始,按设计规格采用各种线材,自己学习掌握绕制线圈,制作成变压器放入加工好的仪器外壳,再按设计的线路,自己焊接各种元器件,然后再进行调试。探测器系统,包括样品计数管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外围屏蔽宇宙射线的计数管,我们只能获得半成品,需要在实验室内架设真空充气系统,制作完成。低水平测量必需的庞大金属屏蔽室,需要从采购大量铁板,铅锭加工成块开始,然后清洗、搬运、构建成室。制样工作是每次测定必经的物理化学处理,合成、制备成高纯度化学物质的过程,首先需要全面掌控真空技术的理论、设施内容和要求水平等各个方面,设计建立复杂有效的真空玻璃系统,涉及的工种是多方面的。
  
  工作中我们相互积极配合,又发挥各人专长,分工研制。我以负责化学制备和国内外调研为主。1965年下半年试运行,测出我国首个14C年代数据后,考古所组织“盲测”检验实验过程通过,实验室宣告建立完成。后因“文化大革命”停顿,直到 1972年,开始发表14C数据报告,并面向全国考古界,不断积累数据。
  
  几十年来,我一直处在14C测定具体工作的第一线,亲历了上千数据的测定。我始终以保证14C数据质量精益求精为目标,不断吸收先进技术,改进实验条件。1977年我们增设了液体闪烁计数技术,提高测定水平。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改进制样技术,扩展可测样品范围,引进自动化测量设施,我在这基础上改编了原有软件,使14C测量和数据处理操作全部实现微机化和中文化,大大减少了原有的工作量。同时我始终以了解并介绍国内外14C测年研究发展概况,提高14C学术研究水平,兼顾科技考古的调研和启蒙讲学等工作为己任,推进学术进步。   
  
  1982年,我们成立了负责14C测年学术活动的组织“14C年代学组”,“学组”组织了多次全国14C学术讨论会议,刊印了内部学术交流通讯,举办了14C专业学术培训,制定了五年发展规划,出版了多本14C专集,集体编写了反映我国14C测年成果的专题著作,开展全国性各实验室之间的互校对比等等活动,得到了第四纪研究会会长刘东生先生的表彰。我有幸积极参与了各项活动,受到了锻炼。
  
  作为我国第一个14C测年实验室,我们完成了重要考古遗址和文化年代的测定、中国史前考古14C年代框架的建立和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的出版(1983年、1991年两册)等众多任务。1981年,受全国同位素地质会议委托,考古所主持完成了14C 测定年代用“中国糖碳标准”的标定;1984年发表“利用13C测定研究古代食谱”,创我国研究先例。
  
  14
C测定就技术方法而言,80年代中已经达到可能达到的顶峰,国际上提出采用统计处理系列样品年代方法,使年代误差缩小。90年代我们研究总结为“系列样品14C测年新方法”,在1996年参加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结合考古研究,多学科合作建立夏商周时期14C考古年代框架,获得成功。这是14C年代测定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由于我国历史久远,考古成果雄厚等原因,所以这项成果在国际上也是独特的。
  
  另外,在为考古遗址测定年代的过程中,会得到许多额外的收获,就像会遇到许多意外的困难一样。我们的相关研究有如白灰面,被我们鉴定为石灰,我国古代使用年代可以早到龙山时期;提取铁器中的碳进行14C鉴定,确认我国始用煤燃料炼铁的确切时期;可以利用炼铁炉渣测年等等。
  
  14
C测年在地质学界的应用几乎同考古界一样迫切,我们同样也接受一些地质部门提供的样品测定,参与了探讨研究。如海岸线变迁、全新世底界、环境科学、火山喷发年代问题的研究以及解决地层的确切年代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并得过奖项。
   
  我从小爱好数理,文科知识贫乏,社会历练少之又少,而命运的安排却让我进入了文科大殿堂,为多学科合作发展出了一点微薄之力。我一生只干了一件事—14C测年,一件小而又小的事。但14C测年是自然科学和核科学,为历史科学,更直接说是为考古学确定绝对年代的重要贡献。我们从无到有建立了14C测年技术,日复一日,从事14C考古年代的测定和研究,可以说基本上从我国有历史记载开始,往前推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历史年代,都有了14C测年数据的支持;完成了我国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期的14C考古年代学框架。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为我一生感到自豪。

  在我刚刚进入学成效力之年,竟不意坠入深渊,但我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一蹶不振,而是积极吸取党和国家、前辈、先哲的正面教育,激励自己,努力进取,获得了社会的认同。有一次接待外宾来访,他将各国14C测年实验室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型,一是服务型,而将我国的划归后者。其实二者是分不开的,从建室开始我们就将面向全国考古研究服务作为主要任务,不离不弃,决不嫌烦。而对于14C测年的理论、技术、应用和发展的研究也从未停止过,不管条件多么艰难,坚决跟进,创新运用。
 
  回想一生的经历,确实有一些体会和心得,可以铭记于心的。

  1、对待工作任务,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我们调到考古所,具体任务是建立14C测年实验室,但我们的目标则定位在为考古研究做出努力。因此在到所第一年,无法立即开展建室活动的间歇,工作时断时续的间隙,就注意科技考古知识的储备,尽管学科广泛,我们始终一点一滴积累着,启蒙自己,充实自己。14C测年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前后几十年,我们一直关注着国内外发展动态,通过实践,不断提高,同时积极推动学术交流,知识共享。而对待日常工作,我不管担任什么样职务,不管有无薪酬,任务多么繁重,心情多么烦躁,我都不会对每次测定掉以轻心。

  2、自我鞭策、自我教育是克服一切困难的至宝。人不能离开环境生存,命运就是主客观条件对个体作用的结果,但我们最有力的武器只有自己,也只能通过自己去追求我们所要追求的。人的一生中,会有被人误解、侮辱,工作力不所及,经济入不敷出,体质弱不经风,困难无法逾越,种种不如人意的境遇、经历,我只有用自我鞭策来超越它,越过险境,人生就会变得开阔。我鞭策我勤快,自律、自强、自信、超脱,换位思考,我教育我自己凡事要遵守客观规律,深入探讨问题本质,找出解决办法。人非万能,但我可以去学习、去实践、去研究、去探索。

  3、长远目标和日常工作相结合,既心中有数,有所坚守,又灵活机动,不拘泥于一事一词。长期以来,我身处测定工作第一线,又站在这一行业的观察前哨,并且身为妇女,照顾家庭,教育子女,也是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回顾一生,一个‘忙’字,最为贴切。而‘忙’中有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则是最基本的关键。我对长远目标心中常有盘算,而每天的工作内容,一般在前一天都有安排,临时再做一些调整。轻、重、缓、急是要经常掂量的。做人的道德、品味、人性、度量必须坚持追求高水平,而个人得失,特别是物质上的需求,是可高可低的,用平常人做平常事的办法,得到一颗平常心,安度晚年,是快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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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