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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仁
发布时间:2014-01-2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高广仁    点击率:
 
  高广仁,男,1932年生于山东济南。出身于电力产业工人家庭。五六岁念私塾,七岁上济南模范小学,1945年考入济南一中, 1948年升入高中一年级,同年9月济南解放,开始了独立的人生。
 
  壹,工作经历四阶段:
 
  (一)1948-1954年参军、南下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革命工作:
  1948年10月参加革命,进入华东大学接受培训。1949年2月正式入伍,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文工团团员,徒步行军南下。5月1号渡江,5月底进驻上海。
  1949年6月——1952年12月先后在上海、苏州参加华东人民大学前五期的组织工作。 
  1953年——1954年先后在上海华东速成实验学校、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
 
  (二)1954-1959年五年的北大考古学习生涯:
  195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攻读考古专业。1957年去郑州—洛阳—三门峡—丁村—太原进行考古参观实习,1958年参加华县泉护村、元君庙考古发掘实习,1959年参加《中国考古学》写作实习。1959年8月毕业。
 
  (三) 1959-1992年三十多年的在职考古生涯:
  1959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发掘与研究: 
  (1)1959年秋从河南安阳殷墟开始了田野考古工作。1960-1962年任考古所安阳考古队副队长。除参加发掘商代后期几处居住、铸铜遗址外,还与周庆南二人发掘了小南海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的考古报告由安志敏以个人名义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2)1962年调任考古所山东队,任队长至1988年春。我队一直坚持每年大半年时间做田野工作。我组织、参加了曲阜周围、鲁南地区、鲁西地区、昌潍地区、渤海湾诸岛等多次考古调查,还参加了与地球物理所合作进行的鲁西地震遗迹调查。我先后组织或主持了曲阜西夏侯、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兖州王因史前遗址的发掘,渤海湾砣矶岛大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临沂凤凰岭细石器遗址以及滕县前掌大商代贵族墓地前期的发掘。这些考古调查、发掘的成果分别由我队参加工作的同仁编写并发表了相关的报告。其中我主持编写的有《曲阜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2期)、《曲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1期)、《山东王因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1988年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胡绳的名义任命我为考古所副所长,由此,回所工作,并被选为中共考古所党委书记。1992年离休,其间,获得了国务院对有突出贡献学者颁发的“特殊津贴”。这三年中,除应邀出席一些学术会议,筹备、组建了我所安徽地区考古工作队之外,主要是处理日常所务。如曾参与组织学术职称的申报、评审工作。鉴于当时申请研究员职称的人多而名额少,我就主动放弃了申请。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接踵而来的是1990—1991年的清查。1990年春,在长沙召开全国考古学会期间,我和绝大多数与会代表一道,在一份恳请中央尽早解决学生绝食问题的呼书上签了名,被认为是犯了政治错误。清查期间,院部派来得力干部重组考古所党委,我虽仍被留在党委之中,但困惑难辨,为维护新党委的团结,我主动请辞了党委委员的职务。
    
  (四)离休后考古研习生涯:
  
  1992年离休之后,在考古文物界朋友的鼓励、帮助下,我走出精神困境,应邀参加了一些全国性学术活动;并继续进行考古研究,陆续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出了四本著作;从70年代后期起,应邀承担了诸如中华孔子基金会理事、孔子故里文物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特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作为研究员,我还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并有幸先后赴西德、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北的学术机构进行访问、访谈。2006年起侨居美国至今,现已年逾八旬,与考古学渐行渐远,喜看中国考古事业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心存对祖国、人民的感恩之情。
 
  贰,学术成果:
 
  我在职三十多年间,主要精力集中于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田野工作与研究上。
  
  我们山东考古队主要在济宁地区、昌潍地区,这两个后来齐鲁两大诸侯国的根基,逐步开展有计划的、具有开创性的地区普查摸底,奠定了这些区、县考古工作的基础;并选择具有学术生长点意义的重要的遗址进行发掘。如1962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获得十几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墓,这一收获对于大汶口文化的确立及其早于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认识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2年我们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后,连续发掘了昌潍地区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两处既有大汶口文化也有龙山文化的重要遗址,又发掘了渤海砣矶岛大口龙山文化遗址。这些收获对认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区域内部的文化的分区、分期以及山东与辽东半岛同期文化关系的探讨都具有重要意义。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不仅确立了当时所知山东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北辛文化,而且对山东地区与中原地区同期史前文化关系有了全新的了解;而发掘的兖州王因遗址,是当时所知中国最大的一处史前墓地,清理了889座墓葬,以其诸如二次葬、多人合葬、二次合葬、迁出墓等丰富的葬式及其随葬制度,对认识大汶口文化早期社会性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这一发掘收获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与北辛文化的相对年代,而且,发掘所得诸如扬子鳄、蚌软体动物群等丰富的自然遗物,对复原当时、当地古环境以及探讨环境与文化的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临沂凤凰岭以细石器为突出特征的遗址是海岱地区首次发掘到有地层关系的细石器遗存,是认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历史的珍贵资料;至于滕县前掌大商代东土贵族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是继益都苏埠屯商代贵族墓地发掘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收获,在商帝国结构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总之,在我任职山东队队长期间,由于全队同人齐心协力,进行了目的性明确、非常敬业的考古实践以及同兄弟学术单位的友好合作,我们较早地建立起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主源——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及其区内的分区、分期的框架。我所提出的“海岱历史文化区”的概念,已为考古界普遍接受,成为考古界的共识。可以说,我们的每项发掘成果都具有学术生长点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发表的文章除了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立足于海岱地区考古成果我所取得的研习心得。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以复原山东地区先秦历史为目的,我走上了一条以考古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研究道路,进行海岱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
 
  在我五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在职期间发表60篇专业论文,离休后又发表了20来篇。总共发表80来篇考古学论文。代表性著作有:
  1,《大汶口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78年4期。
  2,《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 年 4 期。
  3,《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2期。
  4,《莒文化研究》,《第三次先秦史研究会议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商代东土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0年2期。
  6, 《海岱区史前祭祀遗址》,《海岱区先秦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7,《花厅墓地的文化两合现象》,《海岱区先秦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8,《海岱系玉文化的流變》,《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集》,2001年9月。
  9,《海岱龙山文化社会特征》,《东方文明》4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中国石器时代考古的领军人——尹达》,《历史研究》,2008年2期。
 
  退休后出版四本著作:
  1,《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与胡秉华共同执笔),科学出版社,2000年。
  2,《海岱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大汶口文化》(与栾丰实合撰),文物出版社,2003年。
  4,《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与邵望平合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被《中国社会科学年鉴,2005年》评为考古学优秀著作;2009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
 
  此外,参与《黄河文明一书史》的编辑、撰稿。该书于200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叁,学术生涯感言:
 
  (一),一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必须有田野调查、发掘的实践经验,以取得对考古学的基础知识的感性认识,掌握考古学的基本技能,如根据考古地层学(层位)、器物类型学的知识来断定遗物、遗迹的年代等。这有助于阅读、理解、使用发掘报告,理解考古报告的科学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所在。否则,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就很难使用第一手的考古材料,受制于二手材料。
 
  (二),考古与狭义的历史研究相结合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必由之路。两者各有其优势及其局限性。中国有世界无与伦比的、最宝贵的、近四千年历史文献(包括其中对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的追忆、传说),但由于作者的主观片面性、时代、阶级局限性,单靠文献,难以复原历史真貌;考古资料有其独到的科学性,但它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且是“哑巴”材料,单凭考古材料复原出的历史就会是只见物不见人的干瘪“历史”;而审慎地两相结合,就可能复原出既有明确的时、空概念,又有地点、人物、事件过程、 生动的历史活剧来。
 
  (三),当今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已经为考古研究准备了广阔的新道路。古代社会的整体都是考古研究的对象。因此,大有跨学科合作的必要。而现代兴起的某些高科技手段,更有条件与考古学合作,取得古代遗存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是未来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考古学者应善于发现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点,以获取更大的成就。
 
  (四),考古学者要有学术良心,不造假,不骗人,不胡说八道,不见利忘义。耐得了研究的“寂寞”。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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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仁

发布时间: 2014-01-27

 
  高广仁,男,1932年生于山东济南。出身于电力产业工人家庭。五六岁念私塾,七岁上济南模范小学,1945年考入济南一中, 1948年升入高中一年级,同年9月济南解放,开始了独立的人生。
 
  壹,工作经历四阶段:
 
  (一)1948-1954年参军、南下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革命工作:
  1948年10月参加革命,进入华东大学接受培训。1949年2月正式入伍,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南下干部纵队文工团团员,徒步行军南下。5月1号渡江,5月底进驻上海。
  1949年6月——1952年12月先后在上海、苏州参加华东人民大学前五期的组织工作。 
  1953年——1954年先后在上海华东速成实验学校、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工作。
 
  (二)1954-1959年五年的北大考古学习生涯:
  195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攻读考古专业。1957年去郑州—洛阳—三门峡—丁村—太原进行考古参观实习,1958年参加华县泉护村、元君庙考古发掘实习,1959年参加《中国考古学》写作实习。1959年8月毕业。
 
  (三) 1959-1992年三十多年的在职考古生涯:
  1959年8月进入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发掘与研究: 
  (1)1959年秋从河南安阳殷墟开始了田野考古工作。1960-1962年任考古所安阳考古队副队长。除参加发掘商代后期几处居住、铸铜遗址外,还与周庆南二人发掘了小南海旧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的考古报告由安志敏以个人名义发表在《考古学报》上。
  (2)1962年调任考古所山东队,任队长至1988年春。我队一直坚持每年大半年时间做田野工作。我组织、参加了曲阜周围、鲁南地区、鲁西地区、昌潍地区、渤海湾诸岛等多次考古调查,还参加了与地球物理所合作进行的鲁西地震遗迹调查。我先后组织或主持了曲阜西夏侯、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兖州王因史前遗址的发掘,渤海湾砣矶岛大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 临沂凤凰岭细石器遗址以及滕县前掌大商代贵族墓地前期的发掘。这些考古调查、发掘的成果分别由我队参加工作的同仁编写并发表了相关的报告。其中我主持编写的有《曲阜地区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1年2期)、《曲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1期)、《山东王因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3)1988年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胡绳的名义任命我为考古所副所长,由此,回所工作,并被选为中共考古所党委书记。1992年离休,其间,获得了国务院对有突出贡献学者颁发的“特殊津贴”。这三年中,除应邀出席一些学术会议,筹备、组建了我所安徽地区考古工作队之外,主要是处理日常所务。如曾参与组织学术职称的申报、评审工作。鉴于当时申请研究员职称的人多而名额少,我就主动放弃了申请。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接踵而来的是1990—1991年的清查。1990年春,在长沙召开全国考古学会期间,我和绝大多数与会代表一道,在一份恳请中央尽早解决学生绝食问题的呼书上签了名,被认为是犯了政治错误。清查期间,院部派来得力干部重组考古所党委,我虽仍被留在党委之中,但困惑难辨,为维护新党委的团结,我主动请辞了党委委员的职务。
    
  (四)离休后考古研习生涯:
  
  1992年离休之后,在考古文物界朋友的鼓励、帮助下,我走出精神困境,应邀参加了一些全国性学术活动;并继续进行考古研究,陆续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出了四本著作;从70年代后期起,应邀承担了诸如中华孔子基金会理事、孔子故里文物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特邀研究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作为研究员,我还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并有幸先后赴西德、日本、美国以及中国台北的学术机构进行访问、访谈。2006年起侨居美国至今,现已年逾八旬,与考古学渐行渐远,喜看中国考古事业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心存对祖国、人民的感恩之情。
 
  贰,学术成果:
 
  我在职三十多年间,主要精力集中于山东地区史前考古田野工作与研究上。
  
  我们山东考古队主要在济宁地区、昌潍地区,这两个后来齐鲁两大诸侯国的根基,逐步开展有计划的、具有开创性的地区普查摸底,奠定了这些区、县考古工作的基础;并选择具有学术生长点意义的重要的遗址进行发掘。如1962年曲阜西夏侯遗址的发掘,获得十几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墓,这一收获对于大汶口文化的确立及其早于龙山文化的相对年代、认识大汶口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72年我们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后,连续发掘了昌潍地区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两处既有大汶口文化也有龙山文化的重要遗址,又发掘了渤海砣矶岛大口龙山文化遗址。这些收获对认识山东地区史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区域内部的文化的分区、分期以及山东与辽东半岛同期文化关系的探讨都具有重要意义。滕县北辛遗址的发掘,不仅确立了当时所知山东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北辛文化,而且对山东地区与中原地区同期史前文化关系有了全新的了解;而发掘的兖州王因遗址,是当时所知中国最大的一处史前墓地,清理了889座墓葬,以其诸如二次葬、多人合葬、二次合葬、迁出墓等丰富的葬式及其随葬制度,对认识大汶口文化早期社会性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此外,这一发掘收获不仅解决了大汶口文化与北辛文化的相对年代,而且,发掘所得诸如扬子鳄、蚌软体动物群等丰富的自然遗物,对复原当时、当地古环境以及探讨环境与文化的关系都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临沂凤凰岭以细石器为突出特征的遗址是海岱地区首次发掘到有地层关系的细石器遗存,是认识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历史的珍贵资料;至于滕县前掌大商代东土贵族墓地的大规模发掘,是继益都苏埠屯商代贵族墓地发掘之后最重要的一次收获,在商帝国结构的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总之,在我任职山东队队长期间,由于全队同人齐心协力,进行了目的性明确、非常敬业的考古实践以及同兄弟学术单位的友好合作,我们较早地建立起作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主源——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及其区内的分区、分期的框架。我所提出的“海岱历史文化区”的概念,已为考古界普遍接受,成为考古界的共识。可以说,我们的每项发掘成果都具有学术生长点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发表的文章除了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外,几乎全部是立足于海岱地区考古成果我所取得的研习心得。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围绕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以复原山东地区先秦历史为目的,我走上了一条以考古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研究道路,进行海岱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
 
  在我五十余年的考古生涯中,在职期间发表60篇专业论文,离休后又发表了20来篇。总共发表80来篇考古学论文。代表性著作有:
  1,《大汶口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78年4期。
  2,《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 年 4 期。
  3,《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海岱历史文化区》,《史前研究》1984年2期。
  4,《莒文化研究》,《第三次先秦史研究会议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商代东土文化遗存》,《考古学报》2000年2期。
  6, 《海岱区史前祭祀遗址》,《海岱区先秦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7,《花厅墓地的文化两合现象》,《海岱区先秦文化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8,《海岱系玉文化的流變》,《海峽兩岸古玉學會議論文集》,2001年9月。
  9,《海岱龙山文化社会特征》,《东方文明》4期,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中国石器时代考古的领军人——尹达》,《历史研究》,2008年2期。
 
  退休后出版四本著作:
  1,《山东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与胡秉华共同执笔),科学出版社,2000年。
  2,《海岱先秦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3,《大汶口文化》(与栾丰实合撰),文物出版社,2003年。
  4,《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与邵望平合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被《中国社会科学年鉴,2005年》评为考古学优秀著作;2009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奖。
 
  此外,参与《黄河文明一书史》的编辑、撰稿。该书于200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叁,学术生涯感言:
 
  (一),一个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必须有田野调查、发掘的实践经验,以取得对考古学的基础知识的感性认识,掌握考古学的基本技能,如根据考古地层学(层位)、器物类型学的知识来断定遗物、遗迹的年代等。这有助于阅读、理解、使用发掘报告,理解考古报告的科学性,以及它的局限性所在。否则,在研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就很难使用第一手的考古材料,受制于二手材料。
 
  (二),考古与狭义的历史研究相结合是研究历史科学的必由之路。两者各有其优势及其局限性。中国有世界无与伦比的、最宝贵的、近四千年历史文献(包括其中对无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的追忆、传说),但由于作者的主观片面性、时代、阶级局限性,单靠文献,难以复原历史真貌;考古资料有其独到的科学性,但它的发现具有偶然性,且是“哑巴”材料,单凭考古材料复原出的历史就会是只见物不见人的干瘪“历史”;而审慎地两相结合,就可能复原出既有明确的时、空概念,又有地点、人物、事件过程、 生动的历史活剧来。
 
  (三),当今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已经为考古研究准备了广阔的新道路。古代社会的整体都是考古研究的对象。因此,大有跨学科合作的必要。而现代兴起的某些高科技手段,更有条件与考古学合作,取得古代遗存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合作是未来考古学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考古学者应善于发现与自然科学的结合点,以获取更大的成就。
 
  (四),考古学者要有学术良心,不造假,不骗人,不胡说八道,不见利忘义。耐得了研究的“寂寞”。
 

作者:高广仁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