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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荫
发布时间:2013-03-1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卢兆荫    点击率:

 

    卢兆荫  男,1927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49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曾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主任、《考古》杂志副主编。从事汉唐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致力于唐代金银器和汉代玉器研究。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8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和西市遗址,以及河北满城汉墓。曾主编考古学考刊《西安郊区隋唐墓》和《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78年起任编辑室主任,直至1988年退休。


    学术成果(包括专著、普及读物及主要论文):


    1.《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2.《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


    3.《中国玉器全集》第四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4.《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满城汉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5.《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6.《古玉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7.《发现满城汉墓》,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8.《试论两汉的玉衣》,《考古》1981年第1期。


    9.《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第2期。


    10.《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1984年第5期。


    11.《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


    12.《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


    13.《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与文思院》,《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14.《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诸国》,《河洛春秋》1993年第3期。


    15.《略论汉代的玉璧》,《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16.《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文物》1998年第3期。


    17.《略论汉代丧葬用玉的发展与演变》,《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18.《论玉文化在汉代的延续和发展》,《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Ⅱ》,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年。


    19.《玉德学说初探》,《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0.《论儒家与中国玉文化》,《燕京学报》2001年11月新11期。


    以上学术成果中,《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参加编写的《中国玉器集》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和1996年国家图书奖。


    学术自传:


    我在上大学时念的是历史系,对唐代的历史最感兴趣,毕业论文的内容也和唐代“安史之乱”有关。1949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家乡中学教两年历史。1951年调入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任助教、讲师,所讲的课程是中国通史。


    1956年我报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蒙录取后,于1957年3月来考古所。1959年起任助理研究员,1979年起任副研究员,1985年起任研究员。


    从1958年开始,我在西安唐城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先是发掘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后又发掘唐长安城内的兴庆宫和西市遗址。按照所领导的安排,在发掘西市遗址期间,我们还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整理西安研究室1955至1961年间清理、发掘的一批隋唐墓资料,并由发掘队成员集体编写这批墓葬资料的报告,我担任报告的主编。这是我第一次编写考古学专刊,专刊的名称为《西安郊区隋唐墓》,于196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成批的隋唐墓报告。通过编写报告,熟悉唐代的文物资料,对提高田野工作的水平是十分有益的。


    唐代的金银器制造业十分发达,作为从事唐代考古工作的研究人员,对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同时我对金银器也有兴趣;因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根据出土的金银器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写了一些有关唐代金银器的论文。


    1968年发掘满城汉墓后,我的研究领域有所改变,从研究唐代考古转为研究汉代考古。又因满城汉墓出土许多玉器,特别是第一次发现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因而研究的主要对象也由唐代金银器换为汉代玉器。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玉器,发表了多篇有关汉代玉器和玉文化的文章。


    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和科研实践,有两点心得体会。第一,作为考古工作者,研究工作应与田野发掘工作密切结合,对发掘出土的资料,除及时编写发掘报告外,还要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以提高出土资料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第二,从事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除了主要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外,还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分析、论证,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当然,有些考古发现还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例如,关于汉代玉衣的具体形状,在《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缺乏记载,满城汉墓出土两套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汉代玉衣的真面目,解开了长期存在的玉衣之谜。这也可以说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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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兆荫

发布时间: 2013-03-19

 

    卢兆荫  男,1927年1月生,福建莆田人。1949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曾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考古研究所编辑室主任、《考古》杂志副主编。从事汉唐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致力于唐代金银器和汉代玉器研究。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8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发掘唐长安城大明宫、兴庆宫和西市遗址,以及河北满城汉墓。曾主编考古学考刊《西安郊区隋唐墓》和《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78年起任编辑室主任,直至1988年退休。


    学术成果(包括专著、普及读物及主要论文):


    1.《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


    2.《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


    3.《中国玉器全集》第四卷,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


    4.《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满城汉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5.《玉振金声—玉器?金银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


    6.《古玉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7.《发现满城汉墓》,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


    8.《试论两汉的玉衣》,《考古》1981年第1期。


    9.《从考古发现看唐代的金银“进奉”之风》,《考古》1983年第2期。


    10.《略论两汉魏晋的帷帐》,《考古》1984年第5期。


    11.《何文哲墓志考释—兼谈隋唐时期在中国的中亚何国人》,《考古》1986年第9期。


    12.《再论两汉的玉衣》,《文物》1989年第10期。


    13.《法门寺地宫金银器与文思院》,《首届国际法门寺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14.《唐代洛阳与西域昭武诸国》,《河洛春秋》1993年第3期。


    15.《略论汉代的玉璧》,《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16.《略论汉代礼仪用玉的继承与发展》,《文物》1998年第3期。


    17.《略论汉代丧葬用玉的发展与演变》,《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18.《论玉文化在汉代的延续和发展》,《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Ⅱ》,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年。


    19.《玉德学说初探》,《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0.《论儒家与中国玉文化》,《燕京学报》2001年11月新11期。


    以上学术成果中,《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参加编写的《中国玉器集》获1995年中国图书奖和1996年国家图书奖。


    学术自传:


    我在上大学时念的是历史系,对唐代的历史最感兴趣,毕业论文的内容也和唐代“安史之乱”有关。1949年大学毕业后,先在家乡中学教两年历史。1951年调入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任助教、讲师,所讲的课程是中国通史。


    1956年我报考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蒙录取后,于1957年3月来考古所。1959年起任助理研究员,1979年起任副研究员,1985年起任研究员。


    从1958年开始,我在西安唐城队从事田野考古工作。先是发掘唐大明宫麟德殿遗址,后又发掘唐长安城内的兴庆宫和西市遗址。按照所领导的安排,在发掘西市遗址期间,我们还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整理西安研究室1955至1961年间清理、发掘的一批隋唐墓资料,并由发掘队成员集体编写这批墓葬资料的报告,我担任报告的主编。这是我第一次编写考古学专刊,专刊的名称为《西安郊区隋唐墓》,于196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是第一部成批的隋唐墓报告。通过编写报告,熟悉唐代的文物资料,对提高田野工作的水平是十分有益的。


    唐代的金银器制造业十分发达,作为从事唐代考古工作的研究人员,对出土的唐代金银器进行研究也是必要的,同时我对金银器也有兴趣;因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根据出土的金银器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写了一些有关唐代金银器的论文。


    1968年发掘满城汉墓后,我的研究领域有所改变,从研究唐代考古转为研究汉代考古。又因满城汉墓出土许多玉器,特别是第一次发现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我觉得很值得研究,因而研究的主要对象也由唐代金银器换为汉代玉器。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玉器,发表了多篇有关汉代玉器和玉文化的文章。


    通过几十年的工作和科研实践,有两点心得体会。第一,作为考古工作者,研究工作应与田野发掘工作密切结合,对发掘出土的资料,除及时编写发掘报告外,还要进行力所能及的研究,以提高出土资料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第二,从事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除了主要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资料外,还要充分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分析、论证,使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相得益彰。当然,有些考古发现还能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例如,关于汉代玉衣的具体形状,在《汉书》、《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中缺乏记载,满城汉墓出土两套保存完整的金缕玉衣,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汉代玉衣的真面目,解开了长期存在的玉衣之谜。这也可以说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

作者:卢兆荫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