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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专访
徐苹芳先生访谈录
发布时间:2007-05-30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许宏    点击率:

  

许  宏:现代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已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而您的考古生涯也有50多年。您不光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见证人,也像您的学术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的编者所说的那样,“历年来曾推动参与多项研究计划,在学界素享盛誉”[i]。对如何继承前人的优良学术传统,开展真正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古学研究,您有许多深层的思考。我们很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经验与感想。

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标志,从考古学的理论到研究方法,都是从欧洲考古学引进的,在人文科学中是受西方学术影响很深的一门学科。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的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属于中国历史学的范畴,是以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的。这便产生了一个用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现代考古学70余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史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1981年出版的《考古学简史》中便预言“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ii]。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对今后中国现代考古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发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现代考古肇兴之时,在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同时,又继续发扬中国学术传统,形成一个全新的学科。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等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在接受欧洲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二是中国古代遗迹遗物及其保存实况的实际。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之矢,去射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实况之的。既引进了现代考古学,又保持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的传统,成功地走出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学术之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难道这些事例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iii]

    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大家都认为是浮躁。在考古学界的表现,一是急功近利,二是不务实际。这两种表现的根源都在于对中国考古学科的学术传承和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务实际是指不务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特点的实际,不务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承发展规律的实际,这两个“实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在浮躁学风之下是不会认真做基础研究的,表面上它虽不像急功近利之风那么明显,可是潜在危害学科建设的影响却是深远的[iv]。

 


许:您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您也以兼通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而著称于学界。中国有着丰富的传世文献,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地下出土文献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必须回答如何整合考古学材料与文献史料的问题,回答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您凭借丰富的田野考古实践经验和扎实深厚的古文献功底,在研究中累积了不少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研究的成功的例子。如通过对西北地区汉简的整理研究来恢复汉代的屯戍制度等[v],依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唐代城市生活进行深入的复原研究[vi],以及关于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探讨[vii]等等。关于这方面,也想请您谈谈您的心得。

徐:我想以简牍文书档案的整理研究为例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它既是考古学的发现,又是历史文献学的整理。

  考古学是把简帛文书当作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物来处理的,它有一套严格的科学发掘规程,力求把埋藏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人类活动遗留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其埋藏时的原始状态。简帛文书分别埋藏于墓葬和废弃的遗址中。埋藏于墓葬中的简帛文书是随葬品,各有其位,一般都尚完好,简牍是编联成册卷捆存放的簿册,帛书则是叠置或成卷存放的。经过一两千年时间,编联简册的丝纶蚀断,如无外力的特别扰动,可能还会保持着编册的顺序;帛书则更易蚀烂。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和遗册,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封诊式”等法律竹简册,武威磨咀子《仪礼》简册和“王杖”简册,都是原始状态保存好的例子。也有未经考古学家发掘之前已被人从墓中移动取出的例子,如临沂汉简,为简册的整理复原造成了困难。最多的情况还是被盗掘的墓葬,许多盗墓者只取财宝,对简牍等物则弃置不顾,墓中的原始状态全部破坏,各种编联成册的古籍和档案,脱离了原来的簿册,混杂成为一批互不相连贯的、不成文章的只言片语的散乱简;现代盗墓者也开始注意简帛等遗物的窃取,他们既不管簿册的原有顺序,也不区分不同墓葬所出简帛的差别,使具有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学术价值大大降低。

  遗址出土的简牍尚能保存簿籍原状的可能性很小,出土状况有两种情况:一是遗址房屋废弃时,简牍与其他遗物同时埋入废墟中,有的尚保存着档案簿籍的原状。二是遗址废弃以前,官方便把不必保留的档案(简册)销毁,有的被当作垃圾丢弃,和其他遗弃物共堆在烽燧堡坞的墙外,垃圾堆延续时间较长,这些毫不相连的散乱的单根简牍,原属于许多不同的簿册,仍可反映该烽燧的史实,居延、敦煌烽燧遗址所出简牍绝大部分是这种状况。还有些内地地方政府档案是被统一处理的,如长沙走马楼吴简是有意识地埋入井内的,里耶秦简也是如此。考古学家精细的发掘证明,统一埋入井内的档案多是按其类别放置的。

出土简帛的史料科学性决定于简帛埋藏的原始状态的完整程度,以及考古学家发掘时的科学性。出土简帛文书从野外起取回来以后,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整理。考古学在野外发掘时主要是用层位学的方法,对遗物的整理则是用类型学的方法。所谓类型学的方法即要根据遗物的类别和型式进行整理,具体到简帛方面,就是进行文书档案学的整理,要把简牍和帛书当作一册一卷的档案来整理。

  我与陈公柔先生在1962~1963年间,先后研究了大湾出土的田卒簿籍和瓦因托尼出土的通泽第二亭廪食簿籍。居延瓦因托尼(A10)是一个很小的亭燧遗址,共出土267根简牍,其中有95根是记录吏卒廪食出入的简,从其题检可知是通泽第二亭的月食簿。通泽第二亭属居延都尉殄此候官。在这批廪食简中出现了“代田仓”,正与《汉书》上所记赵过在居延推行代田法,使用耧车,增加粮食产量,自耕自给,这在西汉西北屯垦上是很重要的事情,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我与陈公柔先生首先仔细观察了267根简的形制内容,确认95根简是第二亭食簿,按年月进行排比,全面论述了居延屯田的史实[viii]。

  通泽第二亭月食簿始自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8月,止于元凤元年(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9月,共10年。征和三年,广地里王舒任通泽第二亭亭长,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居延推行代田,颀任代田长,延寿任居延农亭亭长。7月,第二亭由却适燧长处领粮小石11石4斗;10月,第二亭由将军从吏德处领粮大石6石;11月,第二亭由代田长颀处入粮小石11石1斗2升;12月,第二亭付给居延农亭粮若干。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自本年起第二亭的粮食不再供应其他亭燧,正月,第二亭由部农第四长处入穈小石12石。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延寿由居延农亭亭长改任部农第六长;8月,第二亭由部农第六长处入穈大石8石7斗。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自去年8月份起,至本年10月止,第二亭只供吏卒5人食;第二亭由部农第六长处入穈小石14石5斗。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斥胡仓与代田仓成立。建任斥胡仓监,世任代田仓监。延寿由部农第六长改任都丞,掌管农田仓廪之事。斥胡、代田两仓出粮时,都丞延寿莅临立会。第二亭廪食自本年起,完全由斥胡、代田两仓供给。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本年第二亭由正月至7月,只供吏卒5人食,4人为戍田卒,1人为吏。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5月,代田仓监世他迁,改由集任代田仓监。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本年第二亭由2月至5月,只供吏卒4人食。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通泽第二亭改名为殄北第二燧,王舒仍继任燧长,王舒自征和三年以来连任亭长、燧长达13年之久。只有从复原后的第二亭食簿才能获得两千多年前屯戍在居延前线亭燧的历史信息,并证实了西汉在居延推行代田法所取得的效果[ix]。

 

许:在您的多项研究领域,您投入精力最大、关注时间最长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这可以说是您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战场”。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您关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的复原与研究方法。这类遗址多见于唐宋以后的城市,它们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因此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查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找到适合的考古方法,就等于是将中国历史时期城市考古放弃了一半。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查与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请问您是如何从考古实践中领悟探索出这套方法的呢?

徐:当时,元大都城考古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北京城所叠压。元大都城属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幸亏它不是完全重叠,元大都城北部约占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我们在60年代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考古钻探,同时利用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x]。这项工作对如何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作了有益的探索。然而,这只是复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工作。街道布局是城市规划的骨骼,还要进一步复原各类建置的分布和城市职能的区分,才能使整个城市面貌重现。

  复原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元大都城的各类建置的位置时,首先必须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建置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置的痕迹,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论证复原。这种方法是考古学的方法,是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考古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xi]。

  在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它为我们研究这种类型的城市考古,探索出了一个科学的方法。除此之外,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考古学家现在正从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xii]。

许:通观您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先生曾主持北京金中都、元大都、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此后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这样的研究历程,对于青年一代的治学也极富启发意义。能否请您结合探索研究历程,介绍一下您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

徐: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很重视的课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古代城市考古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重点,发掘面积大,工作时间延续长,像西安、洛阳、安阳、北京等古都,已连续工作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特别侧重于史前时期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中,考古学的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目前所知,中国文明社会城市遗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最早。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根据其规划布局之不同和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是相符合的。简言之,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东周时期“两城制”的城市规划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秦汉时期的都城以帝王宫室为主体,这一阶段出现了以衙署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城市;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经济类型的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

    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集中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特质,即以政治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不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是政治统治中心。经济在这些城市中是从属于政治的。只有到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的比重才逐渐增加,汴梁和临安才出现商业繁盛,奢侈浮华的都市生活景象。在地方城市中更出现了纯粹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城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传统的城市完全不同[xiii]。

 

许: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但这类研究在初起阶段还处于零散和自发的状态。作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考古》杂志主编,您于1989年至1991年,适时地组织了“文明起源课题组”,通过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学术考察、发表笔谈等形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xiv]。对此,学术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理论、方法、认识方面的雄厚基础,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新阶段”[xv]。您在规划主持这一大的学术活动的同时,就对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途径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嗣后,您又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秦代的考古学研究,形成了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及其特点的系统认识,成为您近年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亮点。您与张光直先生合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xvi],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xvii],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请您再谈谈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与收获。

徐: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课题,而最终的解决还是要靠考古学。探索文明社会的产生是很具体的,我们的工作基础必须是在文化序列发展清楚,文化类型关系清楚,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上面,要对这些文化或遗址作深入的个案研究,揭示其文明社会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在若干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大区域的综合研究,逐步推广,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田野考古工作,提高田野考古的质量。否则,我们不能完成这个学术任务。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方法对头,事半功倍,这一点极其重要。

    目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是放在起源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关于文明的形成,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方国、帝国历史的演进的研究[xviii]也很重要。起源的研究是根本,形成的研究则涉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秦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众所周知,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不仅是考古学的研究,还涉及到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以后,是怎样一步步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历程,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应该加大关于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研究力度[xix]。

    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世界考古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文化发展中心论”的认识。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东方。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也有自己的模式和发展规律,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与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志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不要从概念出发,要从中国古代史的实际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两千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已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以玉和青铜器制作的礼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在中国文明起源诸要素中,“礼”是很重要的。“礼”表现在建筑上有宫室宗庙。要祭祀,便要有礼器;为了表示身份和地位也要用礼器。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xx]。

 

许:最后,我们想请您就如何深化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再对年轻学者讲几句话。

徐: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40多年前(1962年)李济先生曾警告我们说:“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不是相等的;因为它受到社会一般的重视,冒牌的科学,甚至于有计划的欺骗,都在科学界发生过。不过这一类的事件尚可以辨别;最应该防备的,是借用科学的理论,发挥个人的偏见。这些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出现过不止一次了。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籍的汉学家,曾经把若干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近代地域的分布情形,用作解释2000年前的中国历史,并做了若干推论,说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响。这完全是对于民族学的一种误解。我们现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的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但是他们不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没有下过功夫,连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也认识不了许多。不过一般的读者因为他们说法新颖,往往就迷住了。这一类的发展,对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不幸的”[xxi]。李先生四十年前说的这些情形与现在学术界的有些情形,何其相似,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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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徐苹芳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封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ii] 转引自安志敏:《译序》。见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iii] 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9日。

[iv] 徐苹芳:《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v] 徐苹芳:《居延、郭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徐苹芳、陈公柔:《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

[vi] 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

[vii]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viii] 徐苹芳、陈公柔:《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

[ix] 徐苹芳:《再谈出土简帛文书的整理和出版》,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古籍整理出版丛谈》,广陵书社(扬州)2005年版。

[x]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xi] 徐苹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xii] 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见《远望集》编委会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xiii] 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台北,1997年版。《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xiv]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xv]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7页。

[xvi] 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xvii]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燕京学报》新二十二期,2007年。

[xvii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

[xix] 徐苹芳:《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xx] 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

[xxi] 李济:《再谈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见李济著:《李济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xxii] 徐苹芳:《<李济文集>出版的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9日。

徐苹芳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一、专著、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合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主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徐苹芳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
徐苹芳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徐苹芳主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主编、合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版见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论文
《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年第5期。
《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居延、郭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又见《日中古代文化の接點を探る》,山川出版社(東京)1982年版。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又见西嶋定生编:《日中合同ジンポジゥム•古代宫都の世界——奈良•平安の都と長安》,小学館(東京)1983年版。
《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合著),《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
《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元大都御史台址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又见《漢簡研究の現狀と展望——漢簡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ゥム92’報告書》,關西大学出版部(大阪)1993年版。
《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1995年。
《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台北,1997年版。
《元大都中书省址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六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刊),1997年。
《元大都路总管府址考》。见翰墨轩编辑部编辑:《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1997年版。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合著),《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文物》2001年第1期。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三、考古报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执笔),《考古》1972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执笔),《考古》197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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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07-05-30

  

许  宏:现代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伊始已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而您的考古生涯也有50多年。您不光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见证人,也像您的学术文集《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的编者所说的那样,“历年来曾推动参与多项研究计划,在学界素享盛誉”[i]。对如何继承前人的优良学术传统,开展真正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考古学研究,您有许多深层的思考。我们很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经验与感想。

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为标志,从考古学的理论到研究方法,都是从欧洲考古学引进的,在人文科学中是受西方学术影响很深的一门学科。但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研究的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属于中国历史学的范畴,是以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来研究历史的。这便产生了一个用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如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现代考古学70余年来取得很大的成绩,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史家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在1981年出版的《考古学简史》中便预言“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ii]。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评价?我觉得认真分析一下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同时,对今后中国现代考古学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发展,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国现代考古肇兴之时,在引进欧洲考古学的同时,又继续发扬中国学术传统,形成一个全新的学科。回顾中国考古学发展史,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和夏鼐等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身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受过乾嘉学派旧学的训练,在接受欧洲考古学的理念和方法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来解决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问题。所谓“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二是中国古代遗迹遗物及其保存实况的实际。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之矢,去射中国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实况之的。既引进了现代考古学,又保持了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的传统,成功地走出了中西文化结合的学术之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难道这些事例不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吗?[iii]

    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风,大家都认为是浮躁。在考古学界的表现,一是急功近利,二是不务实际。这两种表现的根源都在于对中国考古学科的学术传承和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务实际是指不务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特点的实际,不务中国现代考古学学术传承发展规律的实际,这两个“实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头等重大的问题。在浮躁学风之下是不会认真做基础研究的,表面上它虽不像急功近利之风那么明显,可是潜在危害学科建设的影响却是深远的[iv]。

 


许:您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您也以兼通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而著称于学界。中国有着丰富的传世文献,随着考古学的进展,地下出土文献也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必须回答如何整合考古学材料与文献史料的问题,回答考古学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您凭借丰富的田野考古实践经验和扎实深厚的古文献功底,在研究中累积了不少历史学与考古学整合研究的成功的例子。如通过对西北地区汉简的整理研究来恢复汉代的屯戍制度等[v],依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对唐代城市生活进行深入的复原研究[vi],以及关于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探讨[vii]等等。关于这方面,也想请您谈谈您的心得。

徐:我想以简牍文书档案的整理研究为例谈谈这方面的问题。它既是考古学的发现,又是历史文献学的整理。

  考古学是把简帛文书当作人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遗物来处理的,它有一套严格的科学发掘规程,力求把埋藏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人类活动遗留的遗迹、遗物,揭示出其埋藏时的原始状态。简帛文书分别埋藏于墓葬和废弃的遗址中。埋藏于墓葬中的简帛文书是随葬品,各有其位,一般都尚完好,简牍是编联成册卷捆存放的簿册,帛书则是叠置或成卷存放的。经过一两千年时间,编联简册的丝纶蚀断,如无外力的特别扰动,可能还会保持着编册的顺序;帛书则更易蚀烂。如长沙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和遗册,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封诊式”等法律竹简册,武威磨咀子《仪礼》简册和“王杖”简册,都是原始状态保存好的例子。也有未经考古学家发掘之前已被人从墓中移动取出的例子,如临沂汉简,为简册的整理复原造成了困难。最多的情况还是被盗掘的墓葬,许多盗墓者只取财宝,对简牍等物则弃置不顾,墓中的原始状态全部破坏,各种编联成册的古籍和档案,脱离了原来的簿册,混杂成为一批互不相连贯的、不成文章的只言片语的散乱简;现代盗墓者也开始注意简帛等遗物的窃取,他们既不管簿册的原有顺序,也不区分不同墓葬所出简帛的差别,使具有第一手原始史料的学术价值大大降低。

  遗址出土的简牍尚能保存簿籍原状的可能性很小,出土状况有两种情况:一是遗址房屋废弃时,简牍与其他遗物同时埋入废墟中,有的尚保存着档案簿籍的原状。二是遗址废弃以前,官方便把不必保留的档案(简册)销毁,有的被当作垃圾丢弃,和其他遗弃物共堆在烽燧堡坞的墙外,垃圾堆延续时间较长,这些毫不相连的散乱的单根简牍,原属于许多不同的簿册,仍可反映该烽燧的史实,居延、敦煌烽燧遗址所出简牍绝大部分是这种状况。还有些内地地方政府档案是被统一处理的,如长沙走马楼吴简是有意识地埋入井内的,里耶秦简也是如此。考古学家精细的发掘证明,统一埋入井内的档案多是按其类别放置的。

出土简帛的史料科学性决定于简帛埋藏的原始状态的完整程度,以及考古学家发掘时的科学性。出土简帛文书从野外起取回来以后,必须用考古学的方法加以整理。考古学在野外发掘时主要是用层位学的方法,对遗物的整理则是用类型学的方法。所谓类型学的方法即要根据遗物的类别和型式进行整理,具体到简帛方面,就是进行文书档案学的整理,要把简牍和帛书当作一册一卷的档案来整理。

  我与陈公柔先生在1962~1963年间,先后研究了大湾出土的田卒簿籍和瓦因托尼出土的通泽第二亭廪食簿籍。居延瓦因托尼(A10)是一个很小的亭燧遗址,共出土267根简牍,其中有95根是记录吏卒廪食出入的简,从其题检可知是通泽第二亭的月食簿。通泽第二亭属居延都尉殄此候官。在这批廪食简中出现了“代田仓”,正与《汉书》上所记赵过在居延推行代田法,使用耧车,增加粮食产量,自耕自给,这在西汉西北屯垦上是很重要的事情,引起了学者的注意。我与陈公柔先生首先仔细观察了267根简的形制内容,确认95根简是第二亭食簿,按年月进行排比,全面论述了居延屯田的史实[viii]。

  通泽第二亭月食簿始自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8月,止于元凤元年(始元七年,公元前80年)9月,共10年。征和三年,广地里王舒任通泽第二亭亭长,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居延推行代田,颀任代田长,延寿任居延农亭亭长。7月,第二亭由却适燧长处领粮小石11石4斗;10月,第二亭由将军从吏德处领粮大石6石;11月,第二亭由代田长颀处入粮小石11石1斗2升;12月,第二亭付给居延农亭粮若干。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自本年起第二亭的粮食不再供应其他亭燧,正月,第二亭由部农第四长处入穈小石12石。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延寿由居延农亭亭长改任部农第六长;8月,第二亭由部农第六长处入穈大石8石7斗。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自去年8月份起,至本年10月止,第二亭只供吏卒5人食;第二亭由部农第六长处入穈小石14石5斗。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斥胡仓与代田仓成立。建任斥胡仓监,世任代田仓监。延寿由部农第六长改任都丞,掌管农田仓廪之事。斥胡、代田两仓出粮时,都丞延寿莅临立会。第二亭廪食自本年起,完全由斥胡、代田两仓供给。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本年第二亭由正月至7月,只供吏卒5人食,4人为戍田卒,1人为吏。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5月,代田仓监世他迁,改由集任代田仓监。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本年第二亭由2月至5月,只供吏卒4人食。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通泽第二亭改名为殄北第二燧,王舒仍继任燧长,王舒自征和三年以来连任亭长、燧长达13年之久。只有从复原后的第二亭食簿才能获得两千多年前屯戍在居延前线亭燧的历史信息,并证实了西汉在居延推行代田法所取得的效果[ix]。

 

许:在您的多项研究领域,您投入精力最大、关注时间最长的研究项目,是中国古代城市考古。这可以说是您致力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主战场”。其中最为学界称道的,是您关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布局的复原与研究方法。这类遗址多见于唐宋以后的城市,它们被压在现代城市之下,因此很难进行大面积的勘查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找到适合的考古方法,就等于是将中国历史时期城市考古放弃了一半。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的北京元大都遗址的勘查与发掘,是中国第一次对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请问您是如何从考古实践中领悟探索出这套方法的呢?

徐:当时,元大都城考古面临着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它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被后来的明清北京城所叠压。元大都城属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幸亏它不是完全重叠,元大都城北部约占三分之一的部分,在明初废弃后变为郊野,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土地仍为农田,这给元大都城的考古保存了很好的场地。我们在60年代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考古钻探,同时利用航空照片上所显示的元代街道痕迹,基本上弄清了元大都街道的布局,并证明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的元大都城的中、南部分的街道布局,与元大都北部经考古勘测的街道布局完全相同[x]。这项工作对如何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作了有益的探索。然而,这只是复原和研究元大都城的第一步工作。街道布局是城市规划的骨骼,还要进一步复原各类建置的分布和城市职能的区分,才能使整个城市面貌重现。

  复原古今重叠类型城市——元大都城的各类建置的位置时,首先必须严格依据元大都街道布局的规律,按照各类建置不同的等级所规定的不同面积,找出在街道布局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类建置的痕迹,结合文献记载,加以论证复原。这种方法是考古学的方法,是进行唐宋以后古今重叠类型城市考古时所使用的主要方法[xi]。

  在古今重叠的现代城市中所保留的古代城市遗痕,是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它为我们研究这种类型的城市考古,探索出了一个科学的方法。除此之外,也为这个城市保留它自身的历史遗迹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已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制定城市规划、保护历史名城时,务必要注意为他们自己生活的城市,多保留一些可供人们考察寻访古代城市历史的痕迹。我可以预言,若干年后,一个城市中有没有保留自己历史发展的遗痕,将是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的表现。考古学家现在正从事的中国古代城市的考古工作的现实意义也正在于此[xii]。

许:通观您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先生曾主持北京金中都、元大都、唐宋扬州城和杭州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此后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这样的研究历程,对于青年一代的治学也极富启发意义。能否请您结合探索研究历程,介绍一下您对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总体认识。

徐: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很重视的课题。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迅速发展,古代城市考古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的重点,发掘面积大,工作时间延续长,像西安、洛阳、安阳、北京等古都,已连续工作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特别侧重于史前时期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在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中,考古学的研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目前所知,中国文明社会城市遗址,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最早。中国古代城市产生以后,发展到近代,根据其规划布局之不同和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这与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是相符合的。简言之,夏商西周时期的都城是以帝王的宫殿和祖先的宗庙为主体的城市,东周时期“两城制”的城市规划是商和西周向秦汉城市过渡的一种形式;秦汉时期的都城以帝王宫室为主体,这一阶段出现了以衙署为中心的地方行政城市;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城市,逐步发展成为完备的封闭式里坊制城市;从唐代末期到北宋前期,封闭式里坊制逐渐为开放式街巷制所代替,这一时期还首次出现了经济类型的城市。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历史已迈入另一个新阶段。

    这四个阶段各有其特点,集中反映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特质,即以政治为城市规划设计的最高原则,不论是都城还是地方城市,都是政治统治中心。经济在这些城市中是从属于政治的。只有到宋元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的比重才逐渐增加,汴梁和临安才出现商业繁盛,奢侈浮华的都市生活景象。在地方城市中更出现了纯粹以经济生活为主的城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和传统的城市完全不同[xiii]。

 

许: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但这类研究在初起阶段还处于零散和自发的状态。作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考古》杂志主编,您于1989年至1991年,适时地组织了“文明起源课题组”,通过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学术考察、发表笔谈等形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xiv]。对此,学术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为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理论、方法、认识方面的雄厚基础,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新阶段”[xv]。您在规划主持这一大的学术活动的同时,就对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途径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嗣后,您又通过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至秦代的考古学研究,形成了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及其特点的系统认识,成为您近年研究课题中的一个亮点。您与张光直先生合编的《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xvi],被认为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xvii],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请您再谈谈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与收获。

徐: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大课题,也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课题,而最终的解决还是要靠考古学。探索文明社会的产生是很具体的,我们的工作基础必须是在文化序列发展清楚,文化类型关系清楚,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上面,要对这些文化或遗址作深入的个案研究,揭示其文明社会产生的具体过程和细节,在若干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大区域的综合研究,逐步推广,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与特点。这就要求我们要重视田野考古工作,提高田野考古的质量。否则,我们不能完成这个学术任务。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方法对头,事半功倍,这一点极其重要。

    目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是放在起源上,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关于文明的形成,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方国、帝国历史的演进的研究[xviii]也很重要。起源的研究是根本,形成的研究则涉及对中国古代历史、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秦统一的历史过程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做得很不够的。众所周知,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多,不仅是考古学的研究,还涉及到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可以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出现以后,是怎样一步步演化到现代社会的历程,对于研究中国文明社会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对现实社会的理解,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应该加大关于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研究力度[xix]。

    世界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世界考古学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文化发展中心论”的认识。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西方模式并不适用于东方。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也有自己的模式和发展规律,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与西方文明起源的标志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不要从概念出发,要从中国古代史的实际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文明的形成是自身发展的结果,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是农业。与农业有关的科学技术得以发展。中国文明起源和文明社会诞生之间,经历了大约两千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国早期文明社会已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繁荣时期。以宫庙为主体的城市,以玉和青铜器制作的礼器,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标志。在中国文明起源诸要素中,“礼”是很重要的。“礼”表现在建筑上有宫室宗庙。要祭祀,便要有礼器;为了表示身份和地位也要用礼器。中国从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时,并未削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却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与政治相结合,构成了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实行血缘政治统治。祖先崇拜是牢固的血缘关系的反映,从商周以来便成为中国宗教的主要形态,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秦始皇统一,改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这对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深远的历史意义[xx]。

 

许:最后,我们想请您就如何深化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再对年轻学者讲几句话。

徐:当前,整个学术界学风浮躁,具体到考古学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田野考古的质量正在下降,轻视田野考古等基础研究,不知中国现代考古学创业的历史及其传统,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诡说,把以求真为目的的历史学和考古学,变为随意猜想的游戏,甚至不惜凭主观假设,臆造发掘遗迹。40多年前(1962年)李济先生曾警告我们说:“我们要小心,科学成绩的价值,也不是相等的;因为它受到社会一般的重视,冒牌的科学,甚至于有计划的欺骗,都在科学界发生过。不过这一类的事件尚可以辨别;最应该防备的,是借用科学的理论,发挥个人的偏见。这些不成熟的半调子的科学历史观,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出现过不止一次了。譬如:有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外国籍的汉学家,曾经把若干少数民族在中国境内近代地域的分布情形,用作解释2000年前的中国历史,并做了若干推论,说中国文化受了很大的土耳其的影响。这完全是对于民族学的一种误解。我们现在知道,有不少的史学家想利用各种的时髦的社会学理论解释中国上古史。但是他们不但对于社会学这门学问本身没有下过功夫,连中国上古史的原始资料也认识不了许多。不过一般的读者因为他们说法新颖,往往就迷住了。这一类的发展,对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不幸的”[xxi]。李先生四十年前说的这些情形与现在学术界的有些情形,何其相似,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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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徐苹芳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封底,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ii] 转引自安志敏:《译序》。见格林·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iii] 徐苹芳:《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引进及其传统》,《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9日。

[iv] 徐苹芳:《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v] 徐苹芳:《居延、郭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徐苹芳、陈公柔:《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

[vi] 徐苹芳:《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

[vii] 徐苹芳:《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viii] 徐苹芳、陈公柔:《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

[ix] 徐苹芳:《再谈出土简帛文书的整理和出版》,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古籍整理出版丛谈》,广陵书社(扬州)2005年版。

[x]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xi] 徐苹芳:《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xii] 徐苹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见《远望集》编委会编:《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xiii] 徐苹芳:《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台北,1997年版。《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xiv] 《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xv]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7页。

[xvi] 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xvii] 朱乃诚:《中国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史研究上的一座丰碑》,《燕京学报》新二十二期,2007年。

[xviii]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

[xix] 徐苹芳:《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xx] 徐苹芳、张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

[xxi] 李济:《再谈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见李济著:《李济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xxii] 徐苹芳:《<李济文集>出版的学术意义》,《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9日。

徐苹芳先生主要论著目录

一、专著、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合著),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主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徐苹芳编著:《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版。
徐苹芳著:《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版。
徐苹芳主编:《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徐苹芳等著:《中国文明的形成》(主编、合著),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英文版见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二、论文
《宋代的杂剧雕砖》,《文物》1960年第5期。
《唐宋墓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读<大汉原陵秘葬经>札记》,《考古》1963年第2期。
《居延、郭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
《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又见《日中古代文化の接點を探る》,山川出版社(東京)1982年版。
《唐代两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考古》1982年第6期。又见西嶋定生编:《日中合同ジンポジゥム•古代宫都の世界——奈良•平安の都と長安》,小学館(東京)1983年版。
《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见文物出版社编辑部编:《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瓦因托尼出土廩食简的整理与研究》(合著),《文史》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8年。
《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720年》,《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元大都枢密院址考》。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编辑组编:《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城邑图”及其有关问题》。见《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元大都御史台址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又见《漢簡研究の現狀と展望——漢簡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ゥム92’報告書》,關西大学出版部(大阪)1993年版。
《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燕京学报》新一期,1995年。
《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年第5期。
《中国古代城市考古与古史研究》。见臧振华编辑:《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下)》,台北,1997年版。
《元大都中书省址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六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十周年纪念刊),1997年。
《元大都路总管府址考》。见翰墨轩编辑部编辑:《饶宗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1997年版。
《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合著),《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几个问题》。见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考古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历史考古学分区问题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7期。
《论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古代城市规划及其保护》,《文物》2001年第1期。
《中国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5年2月25日、3月4日。又见《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三、考古报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执笔),《考古》1972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执笔),《考古》1972年第4期。


作者: 许宏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