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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考古的典型案例
发布时间:2014-10-30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高蒙河    点击率:
  上一讲,我们正本清源,谈论了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而是有着自己的源流和谱系等话题。这一回要说的是,在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中,还出现过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也发生过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成为可供公众考古学做教学课业分析的典型案例。
  
  我每每在课上向同学们介绍的典型人物,按我自己的理解,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科普型的,一类是学科型的。
  
  科普型人物的做法,主要是将学术语言转换为通俗语境,以纸本读物为主要传播形式,大多是出书或发文章于报刊上。这类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公众考古实践中向社会大众传播考古的主要形态,代表人物众多。其中堪称翘楚者,当属李济、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诸位。他们或是具有学术权威性,属于大科学家做科普;或是具有常年性,长期坚持科普写作;或是具有数量性,作品多多,发行量大;或是具有国际性,作品常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海外。
 
  
  如李济的“许多文章,深入浅出,读起来朗朗上口。他一生少说也写了好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而生前最后一部力作,却是介绍殷墟发掘概况和主要成就的通俗读物《安阳》。可见普及工作大有搞头吧(苏秉琦语)。”再如裴、贾二位著有《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从猿人脑发展到现代人脑》《“北京人”的故居》《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劳动创造了人》等。其中,贾兰坡的《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总印数高达35400册,吴汝康的《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总印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20550册。这样的发行量及其产生的文化传播效果,使通过图书向社会公众传播考古学及其成果的形式,实现了普及程度的最大化,受众面广,影响力久。这些著作中,不少都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内外发行,像《安阳》还出版过英汉对照的双语版。

日文版《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英汉对照版《安阳》
  
  学科型人物的做法,是既做科普读物,还做其他实践,诸如参加文物考古爱好者社团活动、拍考古纪录片、做电视访谈嘉宾、组织参观考古工地、策展考古博物馆、坚持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等。此类做法与比较单一性的科普相比,形式更加多元,更有益于公众考古学科建设所需的多样形态。其中,执牛耳者非苏秉琦莫属。
  
  苏秉琦的考古大众化思想缘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于八十年代,大成于九十年代。他做的大众化考古,不仅以多样性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他以长期提倡大众考古建设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了中国公众考古的引领者和集大成者。当然,他同时也致力于考古科普写作,比如他晚年所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在香港出版的繁体字版早已售罄,现正准备再版。而内地三联出版的简体字版,首印一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加印5000册依旧畅销,后来还出过辽宁人民出版社版。在海外发行日文版后,我听说又将推出英文版。而且,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曾把该书列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目。凡此种种,正如他在《六十年圆一梦》中谈到的那样,考古的“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说起来,上述择精选介的几位重量级的公众考古典型人物,其实都不是专门从事公众考古或者说都不是以公众考古为主业的考古大家,但他们又确确实实是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先驱者和力行者。这给我们的启示有:第一,他们在从事考古活动中,始终秉持学术是社会公器的理念,乐于把专业研究成果转换为社会文化成果;第二,他们善于将考古研究作为考古普及的基础和前提,深知只有高质量的研究才能带动高水平的普及之间的源流关系。这恰如张忠培所概括的:“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
  
  我在课上除了解读以上典型人物,还会常常乐道以下几桩典型事件,它们是半坡考古、定陵考古、马王堆考古、秦陵兵马俑考古、老山汉墓考古、南海一号考古和曹操高陵考古等过程中的社会公众传播、博物馆建设、影片拍摄、引发社会热点问题等。我对同学说,它们既有考古大发现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公众考古进程的标志性意义。兹仅撮举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为例:
  
  过去我们常从聚落考古史角度,将半坡发掘称作全面揭露一处史前村落遗址的范例,但却很少梳理其公众考古地位。最近,曾参加过半坡发掘实习的张忠培先生告诉我,他们当年一边做田野发掘,还一边向当地群众和前来参观者做田野发现的讲解宣传。他还对我讲到,半坡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中国、甚或还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遗址博物馆之一,因为他在1950年代所能阅读到的国内外考古书刊中,几未见过这种类型博物馆的记载。

1958年建成的半坡博物馆,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遗址博物馆
  
  说到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张先生告诉我这与1956年陈毅副总理访问西藏路经西安到发掘现场参观有关。我查了一下资料得知: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和副局长的王冶秋先后对陈毅提出要为半坡遗址建立一座博物馆。陈毅说:“好啊!就建一个博物馆吧。把它保存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嘛!”1958年半坡博物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郭沫若题写馆名。当时主持发掘的石兴邦后来回忆说:在秦兵马俑面世以前,凡中央领导、世界名人来西安时,必看半坡博物馆。
  
  从半坡的案例不难看到,这里既有考古发现、研究、保护、展示诸环节,又有政府、单位、领导、群众、师生等的参与。公众考古的诸多要素和形态,已在这里大体聚齐。如果说半坡是一个值得不断挖掘和总结的公众考古典型案例,那么上述提到但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在此解读的诸多典型案例,其实也都携有公众考古学的研究意义。假使仅从公众参与程度看,它们还能折射出中国考古大众化历经的三个过程:
  
  一是受众型阶段,主要以1950年代半坡考古为代表,专家主导为主,公众参观和接受为辅;二是关注型阶段,从定陵、马王堆汉墓、秦陵兵马俑,到老山汉墓、南海一号,时间跨1960-2010年前后,专家依旧主导,但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度不断走高。三是参与型阶段,2009年曹操高陵考古是中国公众考古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因为公众不再只是考古发现的旁观者,专家也兼有了专业导读者和文化沟通者的双重身份。社会公众的主动参与考古学家的权威解释之间,终于出现了公众考古学所追求的双向互动气象。(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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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考古的典型案例

发布时间: 2014-10-30

  上一讲,我们正本清源,谈论了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而是有着自己的源流和谱系等话题。这一回要说的是,在中国公众考古的发展历程中,还出现过一些代表性的人物,也发生过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成为可供公众考古学做教学课业分析的典型案例。
  
  我每每在课上向同学们介绍的典型人物,按我自己的理解,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科普型的,一类是学科型的。
  
  科普型人物的做法,主要是将学术语言转换为通俗语境,以纸本读物为主要传播形式,大多是出书或发文章于报刊上。这类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公众考古实践中向社会大众传播考古的主要形态,代表人物众多。其中堪称翘楚者,当属李济、裴文中、贾兰坡、吴汝康诸位。他们或是具有学术权威性,属于大科学家做科普;或是具有常年性,长期坚持科普写作;或是具有数量性,作品多多,发行量大;或是具有国际性,作品常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海外。
 
  
  如李济的“许多文章,深入浅出,读起来朗朗上口。他一生少说也写了好几百万字的学术著作,而生前最后一部力作,却是介绍殷墟发掘概况和主要成就的通俗读物《安阳》。可见普及工作大有搞头吧(苏秉琦语)。”再如裴、贾二位著有《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从猿人脑发展到现代人脑》《“北京人”的故居》《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劳动创造了人》等。其中,贾兰坡的《中国猿人及其文化》总印数高达35400册,吴汝康的《人类的起源与发展》总印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220550册。这样的发行量及其产生的文化传播效果,使通过图书向社会公众传播考古学及其成果的形式,实现了普及程度的最大化,受众面广,影响力久。这些著作中,不少都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内外发行,像《安阳》还出版过英汉对照的双语版。

日文版《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英汉对照版《安阳》
  
  学科型人物的做法,是既做科普读物,还做其他实践,诸如参加文物考古爱好者社团活动、拍考古纪录片、做电视访谈嘉宾、组织参观考古工地、策展考古博物馆、坚持文物保护与利用的辩证关系等。此类做法与比较单一性的科普相比,形式更加多元,更有益于公众考古学科建设所需的多样形态。其中,执牛耳者非苏秉琦莫属。
  
  苏秉琦的考古大众化思想缘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展于八十年代,大成于九十年代。他做的大众化考古,不仅以多样性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他以长期提倡大众考古建设的思想和行动,成为了中国公众考古的引领者和集大成者。当然,他同时也致力于考古科普写作,比如他晚年所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在香港出版的繁体字版早已售罄,现正准备再版。而内地三联出版的简体字版,首印一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加印5000册依旧畅销,后来还出过辽宁人民出版社版。在海外发行日文版后,我听说又将推出英文版。而且,人民教育出版社还曾把该书列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书目。凡此种种,正如他在《六十年圆一梦》中谈到的那样,考古的“科学化与大众化是这门学科发展的需要”。
  
  说起来,上述择精选介的几位重量级的公众考古典型人物,其实都不是专门从事公众考古或者说都不是以公众考古为主业的考古大家,但他们又确确实实是中国公众考古学的先驱者和力行者。这给我们的启示有:第一,他们在从事考古活动中,始终秉持学术是社会公器的理念,乐于把专业研究成果转换为社会文化成果;第二,他们善于将考古研究作为考古普及的基础和前提,深知只有高质量的研究才能带动高水平的普及之间的源流关系。这恰如张忠培所概括的:“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
  
  我在课上除了解读以上典型人物,还会常常乐道以下几桩典型事件,它们是半坡考古、定陵考古、马王堆考古、秦陵兵马俑考古、老山汉墓考古、南海一号考古和曹操高陵考古等过程中的社会公众传播、博物馆建设、影片拍摄、引发社会热点问题等。我对同学说,它们既有考古大发现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有公众考古进程的标志性意义。兹仅撮举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为例:
  
  过去我们常从聚落考古史角度,将半坡发掘称作全面揭露一处史前村落遗址的范例,但却很少梳理其公众考古地位。最近,曾参加过半坡发掘实习的张忠培先生告诉我,他们当年一边做田野发掘,还一边向当地群众和前来参观者做田野发现的讲解宣传。他还对我讲到,半坡遗址博物馆不仅是中国、甚或还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遗址博物馆之一,因为他在1950年代所能阅读到的国内外考古书刊中,几未见过这种类型博物馆的记载。

1958年建成的半坡博物馆,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遗址博物馆
  
  说到半坡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张先生告诉我这与1956年陈毅副总理访问西藏路经西安到发掘现场参观有关。我查了一下资料得知: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和副局长的王冶秋先后对陈毅提出要为半坡遗址建立一座博物馆。陈毅说:“好啊!就建一个博物馆吧。把它保存起来,向人民群众宣传教育嘛!”1958年半坡博物馆正式建成对外开放,郭沫若题写馆名。当时主持发掘的石兴邦后来回忆说:在秦兵马俑面世以前,凡中央领导、世界名人来西安时,必看半坡博物馆。
  
  从半坡的案例不难看到,这里既有考古发现、研究、保护、展示诸环节,又有政府、单位、领导、群众、师生等的参与。公众考古的诸多要素和形态,已在这里大体聚齐。如果说半坡是一个值得不断挖掘和总结的公众考古典型案例,那么上述提到但限于篇幅难以一一在此解读的诸多典型案例,其实也都携有公众考古学的研究意义。假使仅从公众参与程度看,它们还能折射出中国考古大众化历经的三个过程:
  
  一是受众型阶段,主要以1950年代半坡考古为代表,专家主导为主,公众参观和接受为辅;二是关注型阶段,从定陵、马王堆汉墓、秦陵兵马俑,到老山汉墓、南海一号,时间跨1960-2010年前后,专家依旧主导,但社会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度不断走高。三是参与型阶段,2009年曹操高陵考古是中国公众考古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拐点,因为公众不再只是考古发现的旁观者,专家也兼有了专业导读者和文化沟通者的双重身份。社会公众的主动参与考古学家的权威解释之间,终于出现了公众考古学所追求的双向互动气象。(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全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4年10月24日7版)

 

作者:高蒙河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