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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探察中华文明的早期样貌 “探源工程”四期2013年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发布时间:2014-01-23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以下简称探源四期)2013年1月启动以来,在科技部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各课题顺利开展了各自的研究工作,在进行着繁重田野工作的同时,共发表论文28篇(其中在国外发表3篇),出版专著2部,研发新材料1项,申请国内发明专利1项。
 
  探源四期的研究核心是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形成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同时,将工程三期探索出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传统考古工作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协同研究的研究模式扩大到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工作中去。
 
  探源工程四期在2013年度的工作和收获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收获
 
  本年度,工程分别在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河南偃师二里头、甘肃张掖西城驿(原称黑水国)、陕西神木石峁、高陵杨官寨、河南灵宝西坡、新密新砦、山西绛县周家庄、山东章丘城子崖、安徽含山凌家滩、四川新津宝墩、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澧县城头山、江西樟树筑卫城、上海福泉山、内蒙古科左哈民忙哈等遗址进行了勘探或发掘。
 
  良渚遗址群继续进行古城城内的勘探,对莫角山进行了试掘,提供了有关莫角山建筑遗存形制、规模和建筑工艺的新资料。同时发掘的莫角山西侧河岸堤岸遗迹,发现这处堤岸遗迹以草裹泥堆筑,底部铺设有竹篾片拼接的栈桥类遗迹,丰富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类型。



莫角山遗址的解剖发掘
 
  陶寺遗址本年度对大城北部4号墙北段再次进行了解剖,确认陶寺大城在陶寺文化中期和晚期曾有两次修建。同时解剖了疑似内城的四周沟墙基础,对了解陶寺遗址内部功能分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二里头遗址在南部作坊区西部新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墙垣与道路,基本确定了墙垣与道路的走向及年代,为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发掘迹象推测,该墙垣或为作坊区围垣的西墙,或为作坊区以西另一座围垣设施的东墙,具体性质有待进一步确认。
 
  西城驿遗址的发掘基本揭露出了遗址三期聚落的整体形态,为了解A区房址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直接证据,对于土坯建筑的建筑方式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带有圆雕羊头的环首铜刀的发现,为探讨区域文化间的交流及区域性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新资料;通过环境调查,确定西城驿遗址周边确实存在着古河道,这为探讨遗址形成的原因和此后洪水灾害的可能性提供了线索。



西城驿遗址单间土坯建筑
 
  石峁城址于2013年揭露出一套包括城墙、马面、角台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加之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以及皇城台夯土基址、池苑遗址的发现,深化了对石峁遗址性质的认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类似后阳湾地点的居住区在石峁城内还有很多处,这为明晰石峁遗址的功能区划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材料。此外,以石峁遗址为中心,还开展了区域调查和勘探,调查面积4.2平方公里,勘探面积40万平方米。



石峁遗址发掘现场
 
  周家庄遗址本年度的发掘集中在遗址中部偏西地段,了解到这一区域偏早的时候以居住址为主,从灰坑中出土与祭祀或其他礼制相关的遗物来看,这一区域可能居住过等级较高的人物。至晚期,这一区域南部发展成为一片墓地。墓地中存在着大、小规模两类墓葬,并且相互之间没有重迭,应是事先规划所致。为周家庄遗址的聚落变迁研究丰富了资料。
 
  新砦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在新砦城东城墙之外仍有新砦二期文化的居住遗迹,拓展了新砦城址及其外围区域的范围;发现了新砦二期文化的小规模手工业作坊区;在一个废弃的新砦二期文化灰坑中发现了疑为冶炼金属所用的坩埚的残片,是讨论早期冶金的重要线索。
 
  对西坡遗址南壕沟进行了解剖,了解到南壕沟的结构和由此反映的整个聚落发展演变过程。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料和石制品及动物骨骼等,进行了系统的土样提取,为了解遗址自然环境变化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发掘的同时,还实验了现场拍摄和制作遗迹三维模型的方法。
 
  2013年,城子崖遗址的工作是将上个世纪30年代发掘的纵中探沟重新揭露,利用这条贯穿遗址南北的剖面,重新观察遗址的各期文化堆积状况和试图发现遗址整体结构方面的线索。在对整条探沟东壁堆积仔细辨识划分的基础上,观察到如下重要现象:1、再次发现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壕沟迭压在龙山时期城垣之上的地层关系,也再次确认岳石时期的城垣工事至少有过一次扩建以及城墙和配套城壕使用期间的修补维护情况。2、遗址北半部现象显示,这一带的岳石文化堆积遭到过较大程度的后期破坏。3、遗址中部确实存在一处规模万余平方米的水塘,其形成时间也许在龙山时代乃至更早。4、遗址南部首次直接观察到和确认了自水塘南侧直通南墙城门的道路遗迹,这条道路在岳石文化期间曾长期使用,道路偏南段为一片黄色夯土基址中断,两者共同组成大型建筑和道路的遗迹组合。5、发现数座打破该建筑组合的墓葬,墓葬具有浓厚商文化色彩,兼有岳石文化因素,初步观察年代在二里岗期间,是指示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废弃的重要线索。



城子崖遗址城墙剖面清理
 
  凌家滩遗址本年度进行了两次发掘。在岗地上凌家滩村叠压的一处大型红烧土遗迹上试掘约300平米,以解剖了解该大型遗迹的堆积结构。在遗址外围的韦岗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确认这一带为遗址兴盛时期的普通居址,进一步丰富了探讨凌家滩遗址聚落结构的材料。考古工作人员还对遗址周围约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对遗址本体进行了钻探,面积约40万平米。
 
  宝墩遗址发掘区位于内城的田角林东南,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基本完整揭露出的宝墩文化时期的一个聚落区尤为重要。其房址集中分布,墓葬位于房址群西北,与居住区界限明显,清晰显示出田角林区域的聚落布局结构。墓葬均为东北——西南或西北——东南走向,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为探讨成都平原最早人群的来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宝墩遗址发掘区航拍
 
  三星堆遗址上完成勘探面积3250000平方米,重点勘探69295平方米,基本弄清了各遗迹种类的分布情况。在重点勘探的城内西北角青关山地段,发现大面积夯土台基,继该地点2005年与2012年工作的基础上,发掘清理出两座大型建筑,其中F1长55、宽16米,面积约900平方米。同时,对遗址内真武宫和仓包包两地点的城墙进行了解剖。
 
  澧阳平原史前聚落研究集中在对城头山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与护城河修建的过程上,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与护城河在建造过程中可能存在“劳动人员分组承包”的现象。同时探明遗址北部地表现存城墙之豁口为遗址三期城墙修建时所留。在遗址西部和北部,各确认一条穿过护城河的陆道。西部通道的北侧还发现有与之相关的建筑设施遗迹。
 
  江西清江流域以筑卫城遗址为中心,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调查工作,新发现古文化遗址38处,为赣鄱流域先秦文化的研究打开一扇窗口,初步勾勒了清赣鄱流域先秦文化的编年、性质、分布和聚落等级特征,为进一步阐释赣鄱古代文化、文明特征及演进规律提供了材料。
 
  高陵杨官寨与福泉山遗址均以遗址为中心,于附近开展了考古调查。杨官寨遗址附近马南遗址的发现,为深入了解杨官寨遗址同时期的聚落结构形态提供了新的材料。福泉山遗址则于遗址南部进行了系统勘探,面积达5万余平米。
 
  哈民忙哈遗址在过去的一年内为配合保护大棚的建设又进行了1000余平米的发掘,新发现10余座房址,其中“吕”字形双连套间的发现,丰富了遗址中已知的房址类型,同时也为遗址的社会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思考。
 
  各遗址在调查、勘探与发掘的同时,注意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有效收集测年样本,同时为古环境、古代经济与生业的复原研究采集分析测试样本。在过去的一年中,共采集各类标本数万件,为多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料的整理
 
  探源工程所涉及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27处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持续进行。2014年将有近20处遗址的最新考古简报与相关研究进展陆续公布。
 
  考古专题报告编辑工作在2013年度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蚌埠禹会村》和《白河流域史前遗址调查报告》已经出版,《二里头(1999—2006)》发掘报告正在做最后的校对,将很快出版发行。《民和喇家》、《高陵杨官寨》、《襄汾陶寺》、《禹州瓦店》、《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的发掘报告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编辑阶段,预计2015年将陆续出版。另外八里岗、西坡遗址均已完成发掘遗迹(房屋和墓葬等)的分期和布局研究,完成了既往出土器物的拼对和修复工作,报告的出版亦可预期。
 
  多学科研究成果
 
  考古学年代框架的建立是不同区域所有研究的基础。探源工程开展十余年来,已经初步建立了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学框架。2013年,年代课题对探源四期涉及的14处遗址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样品的采集;测定样品148个,样品前处理60个。这些工作进一步充实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参与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提供了文明化进程中若干重大事件的关键时间节点的准确日历年代。
 
  环境与生业考古的初步研究发现,在自然环境允许的前提下,新文化因素的进入或文化的改变,可能更快地导致了生业模式的转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利的气候、地貌和土地资源条件是全新世中期人类文化和文明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黄河上游地区在齐家文化之后,气候进一步干凉,可能是导致区域文明进程停滞的重要环境原因。西辽河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凉化和科尔沁沙地的扩大,可能是导致红山文化衰落和区域文明进程停滞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稍高的平原地区是新石器文化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区域水位升高,水患加重与区域文化衰落和文明进程逆转有高度一致的相关性。长江上游地区距今5000年之后,区域河流下切,水患减轻,新石器文化因此快速发展起来,虽然距今4000年之后的气候出现干凉化趋势,但由于区域地貌和水文环境仍然有利,为宝墩文化持续发展而进入三星堆文化提供了条件。
 
  对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与生业研究是探源工程最能体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子课题。2013年度,该课题对重点区域重点遗址的调查和各种标本收集工作已基本完成,就石器、玉器、陶器、冶金产品的加工工艺;动、植物资源驯化、饲养与利用;重要资源如盐、铜、绿松石的产地溯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新收集各类检测样本数千份,完成了对其鉴定测试的50%,解决了“通过核DNA分析判断家养动物的皮毛颜色”的技术难题。
 
  通过人骨的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古代人群的社会关系变化、迁徙,乃至文明演进程度,是探源四期的重要任务之一。2013年度,八里岗仰韶中期墓葬、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哈民忙哈红山文化人骨、南宝力皋吐小河沿文化墓葬、喇家与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顺利开展,基本完成了人骨的修复工作,相当部分进行了年龄性别鉴定、人骨病理学研究,DNA样本的采集和检测正在进行。
 
  现代技术全面介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工作方法已经普遍运用于探源四期各遗址工作
 
  在一处遗址上运用不同科技手段,尽可能获取全面信息,开展联合攻关,已经在探源三期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探源四期中再经多个遗址上的试行与完善,已形成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工作模式。目前,包括遥感、GIS和VR、分子生物学、沉积物与土壤分析、动植物遗存分析和食性分析、人工制品的理化分析等多种现代技术已被广泛使用于各遗址的工作中。
 
  以石峁和瓦店遗址为例,石峁遗址的田野工作中,广泛运用遥感、GIS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考古调查由于地面观察视域局促和行动受到地形和交通限制、工作效率较低,对于石峁这样体量巨大,地貌环境复杂的遗址,问题和困难尤为突出。通过运用遥感、航拍、GIS等技术手段,石峁遗址在对遗址整体的调查上快速获得成果,提供的遗址宏观结构准确翔实,大量精确信息还可支持对石峁遗址兴衰与古环境变迁关系的深入研究。运用多种科技手段获取动、植物遗存、人骨等样本,进而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也是石峁遗址的重要工作方法。
 
  瓦店遗址的工作在从田野考古全面转入资料研究和报告整理阶段后,多学科综合分析研究随即全面展开,包括对遗址出土动物和植物遗存进行综合检测和定量分析,以探讨遗址的资源生计;开展对石器使用痕迹显微观察、石质工具制作和使用的模拟实验、制陶工艺技术观测和模拟等,以探讨遗址的生产技术和相关问题。通过对采集得来的孢粉、植物硅酸体、木炭碎块、土壤微结构样品的分析检测,综合开展遗址所在古代环境复原和人地关系研究、景观考古研究。其中的很多研究项目在中国考古学尚属前沿性探索。
 
  依托移动实验室,加强遗存现场分析、保护技术研究
 
  考古文化层分类技术、基于微量化学分析的考古现场快速分析技术、遗址中常见有机残留物的化学和生物分析方法、史前出土玉石器成分的定量、半定量分析技术、基于低空分析图像的计算机快速拼接和三维图像分析技术这五个研究方向在本年度按计划顺利开展,并在应用上均取得一定进展。出土有机质文物现场加固和提取关键技术、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与加固的药剂选择、理化机能研究更在2013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以上技术,为考古现场文化遗存保护提供了第一时间的现代科技手段,有着广泛的应用需求前景和重要意义。
 
  整合研究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进行中外文明演进历程的对比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探源四期研究涉及17个一级学科,参与单位逾50家,直接参与人员近600人。如何对项目有效管理,确保各课题的协调运转,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有机结合开展联合攻关,保证工程总体目标顺利实现,是项目研究与管理中的难点。
 
  2013年,项目执行专家组在探源三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管理经验,连续制定了《学术管理规章制度》、《经费管理办法》和《资料汇总管理办法》等制度,大幅度强化了项目管理。
 
  通过多次召开遗址现场工作会议、课题负责人例会、课题协调会,及时解决不同学科联合攻关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监督管理田野工作质量。这些会议如2013年5月与7月,项目专家组分别召开了大汶口遗址考古工作现场会和石峁遗址现场会,还重点就所涉及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讨。此外,探源工程四期还设计和开展了《中华文明起源文献要览(2001~2014)》、《世界诸原生文明文献要览(1980~2013)》(暂定名)的编辑工作,系统收集1980年以来国内外古代文明研究现状的资料。目前,前者已收录条目及提要约3000条,后者经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学者合作,已收录11种文字的约2000种(条)文献。同时,杨建华教授撰写的专著《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已经进入印刷出版阶段,何努研究员编纂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文献概览》则已交付出版社,预计2014年秋季出版。
 
  通过以上强化管理制度、大规模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创新、比较研究资料的准备以及各地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总结这四个方面的措施,工程正为最终提炼升华出有关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的系统理论阐释进行着稳步和扎实的积累。(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秘书处   执笔:常怀颖   高   玉)
 
  (《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7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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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课题

全方位探察中华文明的早期样貌 “探源工程”四期2013年度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发布时间: 2014-01-23

  “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以下简称探源四期)2013年1月启动以来,在科技部与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各课题顺利开展了各自的研究工作,在进行着繁重田野工作的同时,共发表论文28篇(其中在国外发表3篇),出版专著2部,研发新材料1项,申请国内发明专利1项。
 
  探源四期的研究核心是对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及机制和早期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等重大问题,提出较为系统的认识,形成有关中华文明的理论;扩展视野,探讨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文明化进程的关系,进而通过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总结早期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丰富人类文明起源理论。同时,将工程三期探索出的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与传统考古工作相结合,多学科联合攻关、协同研究的研究模式扩大到不同地区的考古遗址工作中去。
 
  探源工程四期在2013年度的工作和收获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田野考古工作的新收获
 
  本年度,工程分别在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河南偃师二里头、甘肃张掖西城驿(原称黑水国)、陕西神木石峁、高陵杨官寨、河南灵宝西坡、新密新砦、山西绛县周家庄、山东章丘城子崖、安徽含山凌家滩、四川新津宝墩、四川广汉三星堆、湖南澧县城头山、江西樟树筑卫城、上海福泉山、内蒙古科左哈民忙哈等遗址进行了勘探或发掘。
 
  良渚遗址群继续进行古城城内的勘探,对莫角山进行了试掘,提供了有关莫角山建筑遗存形制、规模和建筑工艺的新资料。同时发掘的莫角山西侧河岸堤岸遗迹,发现这处堤岸遗迹以草裹泥堆筑,底部铺设有竹篾片拼接的栈桥类遗迹,丰富了良渚文化时期的遗存类型。



莫角山遗址的解剖发掘
 
  陶寺遗址本年度对大城北部4号墙北段再次进行了解剖,确认陶寺大城在陶寺文化中期和晚期曾有两次修建。同时解剖了疑似内城的四周沟墙基础,对了解陶寺遗址内部功能分区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二里头遗址在南部作坊区西部新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墙垣与道路,基本确定了墙垣与道路的走向及年代,为深入探索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发掘迹象推测,该墙垣或为作坊区围垣的西墙,或为作坊区以西另一座围垣设施的东墙,具体性质有待进一步确认。
 
  西城驿遗址的发掘基本揭露出了遗址三期聚落的整体形态,为了解A区房址的发展演变提供了直接证据,对于土坯建筑的建筑方式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带有圆雕羊头的环首铜刀的发现,为探讨区域文化间的交流及区域性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新资料;通过环境调查,确定西城驿遗址周边确实存在着古河道,这为探讨遗址形成的原因和此后洪水灾害的可能性提供了线索。



西城驿遗址单间土坯建筑
 
  石峁城址于2013年揭露出一套包括城墙、马面、角台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加之樊庄子祭坛、祭祀遗迹以及皇城台夯土基址、池苑遗址的发现,深化了对石峁遗址性质的认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类似后阳湾地点的居住区在石峁城内还有很多处,这为明晰石峁遗址的功能区划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材料。此外,以石峁遗址为中心,还开展了区域调查和勘探,调查面积4.2平方公里,勘探面积40万平方米。



石峁遗址发掘现场
 
  周家庄遗址本年度的发掘集中在遗址中部偏西地段,了解到这一区域偏早的时候以居住址为主,从灰坑中出土与祭祀或其他礼制相关的遗物来看,这一区域可能居住过等级较高的人物。至晚期,这一区域南部发展成为一片墓地。墓地中存在着大、小规模两类墓葬,并且相互之间没有重迭,应是事先规划所致。为周家庄遗址的聚落变迁研究丰富了资料。
 
  新砦遗址通过发掘发现,在新砦城东城墙之外仍有新砦二期文化的居住遗迹,拓展了新砦城址及其外围区域的范围;发现了新砦二期文化的小规模手工业作坊区;在一个废弃的新砦二期文化灰坑中发现了疑为冶炼金属所用的坩埚的残片,是讨论早期冶金的重要线索。
 
  对西坡遗址南壕沟进行了解剖,了解到南壕沟的结构和由此反映的整个聚落发展演变过程。发掘出土了大量陶片、石料和石制品及动物骨骼等,进行了系统的土样提取,为了解遗址自然环境变化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发掘的同时,还实验了现场拍摄和制作遗迹三维模型的方法。
 
  2013年,城子崖遗址的工作是将上个世纪30年代发掘的纵中探沟重新揭露,利用这条贯穿遗址南北的剖面,重新观察遗址的各期文化堆积状况和试图发现遗址整体结构方面的线索。在对整条探沟东壁堆积仔细辨识划分的基础上,观察到如下重要现象:1、再次发现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壕沟迭压在龙山时期城垣之上的地层关系,也再次确认岳石时期的城垣工事至少有过一次扩建以及城墙和配套城壕使用期间的修补维护情况。2、遗址北半部现象显示,这一带的岳石文化堆积遭到过较大程度的后期破坏。3、遗址中部确实存在一处规模万余平方米的水塘,其形成时间也许在龙山时代乃至更早。4、遗址南部首次直接观察到和确认了自水塘南侧直通南墙城门的道路遗迹,这条道路在岳石文化期间曾长期使用,道路偏南段为一片黄色夯土基址中断,两者共同组成大型建筑和道路的遗迹组合。5、发现数座打破该建筑组合的墓葬,墓葬具有浓厚商文化色彩,兼有岳石文化因素,初步观察年代在二里岗期间,是指示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废弃的重要线索。



城子崖遗址城墙剖面清理
 
  凌家滩遗址本年度进行了两次发掘。在岗地上凌家滩村叠压的一处大型红烧土遗迹上试掘约300平米,以解剖了解该大型遗迹的堆积结构。在遗址外围的韦岗地点进行了小规模试掘,确认这一带为遗址兴盛时期的普通居址,进一步丰富了探讨凌家滩遗址聚落结构的材料。考古工作人员还对遗址周围约6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并对遗址本体进行了钻探,面积约40万平米。
 
  宝墩遗址发掘区位于内城的田角林东南,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基本完整揭露出的宝墩文化时期的一个聚落区尤为重要。其房址集中分布,墓葬位于房址群西北,与居住区界限明显,清晰显示出田角林区域的聚落布局结构。墓葬均为东北——西南或西北——东南走向,部分墓葬人骨保存较好,为探讨成都平原最早人群的来源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宝墩遗址发掘区航拍
 
  三星堆遗址上完成勘探面积3250000平方米,重点勘探69295平方米,基本弄清了各遗迹种类的分布情况。在重点勘探的城内西北角青关山地段,发现大面积夯土台基,继该地点2005年与2012年工作的基础上,发掘清理出两座大型建筑,其中F1长55、宽16米,面积约900平方米。同时,对遗址内真武宫和仓包包两地点的城墙进行了解剖。
 
  澧阳平原史前聚落研究集中在对城头山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与护城河修建的过程上,发现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与护城河在建造过程中可能存在“劳动人员分组承包”的现象。同时探明遗址北部地表现存城墙之豁口为遗址三期城墙修建时所留。在遗址西部和北部,各确认一条穿过护城河的陆道。西部通道的北侧还发现有与之相关的建筑设施遗迹。
 
  江西清江流域以筑卫城遗址为中心,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调查工作,新发现古文化遗址38处,为赣鄱流域先秦文化的研究打开一扇窗口,初步勾勒了清赣鄱流域先秦文化的编年、性质、分布和聚落等级特征,为进一步阐释赣鄱古代文化、文明特征及演进规律提供了材料。
 
  高陵杨官寨与福泉山遗址均以遗址为中心,于附近开展了考古调查。杨官寨遗址附近马南遗址的发现,为深入了解杨官寨遗址同时期的聚落结构形态提供了新的材料。福泉山遗址则于遗址南部进行了系统勘探,面积达5万余平米。
 
  哈民忙哈遗址在过去的一年内为配合保护大棚的建设又进行了1000余平米的发掘,新发现10余座房址,其中“吕”字形双连套间的发现,丰富了遗址中已知的房址类型,同时也为遗址的社会组织结构提出了新的思考。
 
  各遗址在调查、勘探与发掘的同时,注意运用多种科技手段,有效收集测年样本,同时为古环境、古代经济与生业的复原研究采集分析测试样本。在过去的一年中,共采集各类标本数万件,为多学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资料的整理
 
  探源工程所涉及的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27处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资料的整理工作持续进行。2014年将有近20处遗址的最新考古简报与相关研究进展陆续公布。
 
  考古专题报告编辑工作在2013年度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蚌埠禹会村》和《白河流域史前遗址调查报告》已经出版,《二里头(1999—2006)》发掘报告正在做最后的校对,将很快出版发行。《民和喇家》、《高陵杨官寨》、《襄汾陶寺》、《禹州瓦店》、《张家港东山村》等遗址的发掘报告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编辑阶段,预计2015年将陆续出版。另外八里岗、西坡遗址均已完成发掘遗迹(房屋和墓葬等)的分期和布局研究,完成了既往出土器物的拼对和修复工作,报告的出版亦可预期。
 
  多学科研究成果
 
  考古学年代框架的建立是不同区域所有研究的基础。探源工程开展十余年来,已经初步建立了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学框架。2013年,年代课题对探源四期涉及的14处遗址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样品的采集;测定样品148个,样品前处理60个。这些工作进一步充实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参与中国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提供了文明化进程中若干重大事件的关键时间节点的准确日历年代。
 
  环境与生业考古的初步研究发现,在自然环境允许的前提下,新文化因素的进入或文化的改变,可能更快地导致了生业模式的转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利的气候、地貌和土地资源条件是全新世中期人类文化和文明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黄河上游地区在齐家文化之后,气候进一步干凉,可能是导致区域文明进程停滞的重要环境原因。西辽河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的气候干凉化和科尔沁沙地的扩大,可能是导致红山文化衰落和区域文明进程停滞的重要因素。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势稍高的平原地区是新石器文化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区域水位升高,水患加重与区域文化衰落和文明进程逆转有高度一致的相关性。长江上游地区距今5000年之后,区域河流下切,水患减轻,新石器文化因此快速发展起来,虽然距今4000年之后的气候出现干凉化趋势,但由于区域地貌和水文环境仍然有利,为宝墩文化持续发展而进入三星堆文化提供了条件。
 
  对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经济与生业研究是探源工程最能体现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子课题。2013年度,该课题对重点区域重点遗址的调查和各种标本收集工作已基本完成,就石器、玉器、陶器、冶金产品的加工工艺;动、植物资源驯化、饲养与利用;重要资源如盐、铜、绿松石的产地溯源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新收集各类检测样本数千份,完成了对其鉴定测试的50%,解决了“通过核DNA分析判断家养动物的皮毛颜色”的技术难题。
 
  通过人骨的体质人类学和古DNA、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古代人群的社会关系变化、迁徙,乃至文明演进程度,是探源四期的重要任务之一。2013年度,八里岗仰韶中期墓葬、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哈民忙哈红山文化人骨、南宝力皋吐小河沿文化墓葬、喇家与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顺利开展,基本完成了人骨的修复工作,相当部分进行了年龄性别鉴定、人骨病理学研究,DNA样本的采集和检测正在进行。
 
  现代技术全面介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工作方法已经普遍运用于探源四期各遗址工作
 
  在一处遗址上运用不同科技手段,尽可能获取全面信息,开展联合攻关,已经在探源三期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式,探源四期中再经多个遗址上的试行与完善,已形成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工作模式。目前,包括遥感、GIS和VR、分子生物学、沉积物与土壤分析、动植物遗存分析和食性分析、人工制品的理化分析等多种现代技术已被广泛使用于各遗址的工作中。
 
  以石峁和瓦店遗址为例,石峁遗址的田野工作中,广泛运用遥感、GIS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考古调查由于地面观察视域局促和行动受到地形和交通限制、工作效率较低,对于石峁这样体量巨大,地貌环境复杂的遗址,问题和困难尤为突出。通过运用遥感、航拍、GIS等技术手段,石峁遗址在对遗址整体的调查上快速获得成果,提供的遗址宏观结构准确翔实,大量精确信息还可支持对石峁遗址兴衰与古环境变迁关系的深入研究。运用多种科技手段获取动、植物遗存、人骨等样本,进而进行多学科综合分析,也是石峁遗址的重要工作方法。
 
  瓦店遗址的工作在从田野考古全面转入资料研究和报告整理阶段后,多学科综合分析研究随即全面展开,包括对遗址出土动物和植物遗存进行综合检测和定量分析,以探讨遗址的资源生计;开展对石器使用痕迹显微观察、石质工具制作和使用的模拟实验、制陶工艺技术观测和模拟等,以探讨遗址的生产技术和相关问题。通过对采集得来的孢粉、植物硅酸体、木炭碎块、土壤微结构样品的分析检测,综合开展遗址所在古代环境复原和人地关系研究、景观考古研究。其中的很多研究项目在中国考古学尚属前沿性探索。
 
  依托移动实验室,加强遗存现场分析、保护技术研究
 
  考古文化层分类技术、基于微量化学分析的考古现场快速分析技术、遗址中常见有机残留物的化学和生物分析方法、史前出土玉石器成分的定量、半定量分析技术、基于低空分析图像的计算机快速拼接和三维图像分析技术这五个研究方向在本年度按计划顺利开展,并在应用上均取得一定进展。出土有机质文物现场加固和提取关键技术、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与加固的药剂选择、理化机能研究更在2013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以上技术,为考古现场文化遗存保护提供了第一时间的现代科技手段,有着广泛的应用需求前景和重要意义。
 
  整合研究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及其早期发展阶段的认识,进行中外文明演进历程的对比研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探源四期研究涉及17个一级学科,参与单位逾50家,直接参与人员近600人。如何对项目有效管理,确保各课题的协调运转,加强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促进多学科之间有机结合开展联合攻关,保证工程总体目标顺利实现,是项目研究与管理中的难点。
 
  2013年,项目执行专家组在探源三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管理经验,连续制定了《学术管理规章制度》、《经费管理办法》和《资料汇总管理办法》等制度,大幅度强化了项目管理。
 
  通过多次召开遗址现场工作会议、课题负责人例会、课题协调会,及时解决不同学科联合攻关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同时监督管理田野工作质量。这些会议如2013年5月与7月,项目专家组分别召开了大汶口遗址考古工作现场会和石峁遗址现场会,还重点就所涉及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研讨。此外,探源工程四期还设计和开展了《中华文明起源文献要览(2001~2014)》、《世界诸原生文明文献要览(1980~2013)》(暂定名)的编辑工作,系统收集1980年以来国内外古代文明研究现状的资料。目前,前者已收录条目及提要约3000条,后者经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的学者合作,已收录11种文字的约2000种(条)文献。同时,杨建华教授撰写的专著《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已经进入印刷出版阶段,何努研究员编纂的《中国古代精神文化考古文献概览》则已交付出版社,预计2014年秋季出版。
 
  通过以上强化管理制度、大规模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创新、比较研究资料的准备以及各地文明化进程的理论总结这四个方面的措施,工程正为最终提炼升华出有关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的系统理论阐释进行着稳步和扎实的积累。(探源工程项目执行专家组秘书处   执笔:常怀颖   高   玉)
 
  (《中国文物报》2014年1月17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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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