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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全面展开 探寻蒙古族源 构建蒙古史前史框架
发布时间:2013-08-26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霍文琦    点击率:

  
  提及“蒙古”,人们不禁会联想到辽阔草原孕育的那个粗犷、豪放民族,同时也会联想到横扫欧亚大陆、开创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然而,这个民族从何地起源,蒙古族的名称由何而来,令后世子孙无限景仰的一代天骄魂归何处,元朝历代帝王陵寝的地理方位与规格建置如何等问题,一直是中国史、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也是举世瞩目的千古谜题。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以上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为还原历史原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于2012年9月获批立项,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陈奎元担任总顾问。8月15日,该项目子课题申报评审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


  项目意义远不止于学术


  在蒙古民族形成之前,蒙古高原先后出现过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等部族。对蒙古民族起源有多种学说和传说,“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吐蕃说”、“白狄说”、“蒙汉同源说”和“混合说”等,不一而足。人们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文献,结合中国史书探讨。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前,蒙古人“既无书册,亦无文字”,致使蒙古史前史资料匮乏,分布零散,研究难度极大。


  一直以来,元朝历代帝王陵寝的地理方位与规格建置问题,不仅是千古谜题,也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巨大学术缺憾和研究空白。根据文献记载,国内外人士在起辇谷、不儿罕合勒敦山、大鄂托克、泸沟(克鲁伦)河畔等地多次找寻未果。


  基于此,酝酿多时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计划用十年时间,重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和遗址保护等工作,探寻族源和帝陵,以加强保护和研究,同时科学地构建起蒙古史前史框架,为蒙古族起源和国际蒙古学研究开创新局面,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确立中国在研究蒙古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方面的主导地位。


  项目首席专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该项目的意义远不止于学术,更在于以蒙古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突破性成果,确立森林草原民族发展的人文图谱,理清蒙古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科学保护和展示森林草原先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深入研究,该项目将科学阐释蒙古民族在中华民族融合、实现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


  项目将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多半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民族史学、民俗学、比较语言学等角度来进行探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增加新的论据等是现阶段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通过考古获取实证资料显得尤为重要。


  “该项目将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以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方式予以推进。”王巍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早在19世纪末,鄂尔浑河流域就发现了突厥碑铭,为探讨蒙古民族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但可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奥克拉朵尼科夫尝试利用考古材料探讨蒙古族早期历史,近年中国、日本等国的学者也积极开展该方面研究,但仍局限于一些个案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介绍,近年来,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及呼伦贝尔草原、呼伦湖周围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已经确认了与蒙古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相关的考古遗存,如黄火地祭祀遗址、奇乾半地穴居住遗址、谢尔塔拉墓地、西乌珠尔墓地、蒙古先人岩画遗址等。同一地区同时兼有多种史学元素实属罕见,这为进一步获取丰富的考古实证资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刘国祥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带队,连续多次对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早期遗址和墓地进行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如2009—2010年,在对额尔古纳森林中的奇乾和黄火地等遗址的调查中,通过解剖获取炭样标本,发现奇乾遗址的5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为12世纪中叶遗址,黄火地遗址的80余个石堆被初步确认为祭祀遗址。这些发现为深入探索蒙古族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证材料,并引起俄罗斯和蒙古国学者的重视。


  项目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


  蒙古族源和元朝帝陵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合性、国际性课题,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子课题申报的一大亮点——“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就是自然学科同人文学科及人文学科内部多学科交叉的典型实例。


  申报负责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说:“从理论上来讲,当今蒙古族的遗传结构中应该既保留有其先祖——‘原蒙古人’的基因,同时也必然会留下其他融入人群的遗传学痕迹。对地下出土的与蒙古族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古代人类遗骸开展人种成分分析和古DNA分析,可以从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视角揭示蒙古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遗传学脉络,为探讨蒙古族源问题提供自然科学方面的佐证。”


  课题组计划对相关的古人骨遗存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鉴定,颅骨标本的修复、整理、观察、测量和统计分析,人种成分研究,颅骨的计算机模拟容貌复原等;同时还将深入分子考古学研究,对相关的骨骼、牙齿样品进行古代DNA的提取、纯化、测序和系统性分析;此外,对少量极为重要的特殊样本还准备尝试性开展线粒体全基因测序和染色体全基因测序,以便获取该个体更加全面的遗传信息。


  除人种类型和DNA之外,朱泓对记者表示,还将对部分相关人骨资料开展古病理学、古人口学和稳定同位素示踪研究,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关这些古代人群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平均寿命、暴力行为、迁徙情况等信息。


  项目首席专家之一、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馆长孟松林表示:“该项目是一个参与学者众多的庞大系统工程。如能顺利完成,将为学界带来重大突破性成果,确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民族起源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记者手记


  纵观历史,铁马金戈不在,英雄成为神话,活在了厚重的史书和后人的记忆中。人们怀着敬意对蒙古族源和帝陵进行探寻,既是对先人的祭奠,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努力。


  在采访中,谈到对蒙古族源和帝陵探寻的工作,专家们表示,这是学术工作,是本着尊重先人、尊重文化的原则,以保护生态、民族团结为先的理念展开的。记者感受到学者们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意识,期待后续研究工作对蒙古民族所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地域历史、光辉灿烂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挖掘,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客观揭示蒙古民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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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全面展开 探寻蒙古族源 构建蒙古史前史框架

发布时间: 2013-08-26

  
  提及“蒙古”,人们不禁会联想到辽阔草原孕育的那个粗犷、豪放民族,同时也会联想到横扫欧亚大陆、开创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然而,这个民族从何地起源,蒙古族的名称由何而来,令后世子孙无限景仰的一代天骄魂归何处,元朝历代帝王陵寝的地理方位与规格建置如何等问题,一直是中国史、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也是举世瞩目的千古谜题。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以上问题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为还原历史原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于2012年9月获批立项,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陈奎元担任总顾问。8月15日,该项目子课题申报评审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考古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工作正紧锣密鼓展开。


  项目意义远不止于学术


  在蒙古民族形成之前,蒙古高原先后出现过东胡、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室韦等部族。对蒙古民族起源有多种学说和传说,“匈奴说”、“突厥说”、“东胡说”、“吐蕃说”、“白狄说”、“蒙汉同源说”和“混合说”等,不一而足。人们主要依据《蒙古秘史》、《史集》、《圣武亲征录》等文献,结合中国史书探讨。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以前,蒙古人“既无书册,亦无文字”,致使蒙古史前史资料匮乏,分布零散,研究难度极大。


  一直以来,元朝历代帝王陵寝的地理方位与规格建置问题,不仅是千古谜题,也是当代中国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一个巨大学术缺憾和研究空白。根据文献记载,国内外人士在起辇谷、不儿罕合勒敦山、大鄂托克、泸沟(克鲁伦)河畔等地多次找寻未果。


  基于此,酝酿多时的“蒙古族源与元朝帝陵综合研究”项目,计划用十年时间,重点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掘和遗址保护等工作,探寻族源和帝陵,以加强保护和研究,同时科学地构建起蒙古史前史框架,为蒙古族起源和国际蒙古学研究开创新局面,扩大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确立中国在研究蒙古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进程方面的主导地位。


  项目首席专家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表示:“该项目的意义远不止于学术,更在于以蒙古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突破性成果,确立森林草原民族发展的人文图谱,理清蒙古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科学保护和展示森林草原先民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随着深入研究,该项目将科学阐释蒙古民族在中华民族融合、实现多元一体格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


  项目将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蒙古族源问题的研究,多半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从民族史学、民俗学、比较语言学等角度来进行探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增加新的论据等是现阶段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通过考古获取实证资料显得尤为重要。


  “该项目将以考古学研究为主导,以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方式予以推进。”王巍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早在19世纪末,鄂尔浑河流域就发现了突厥碑铭,为探讨蒙古民族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但可惜至今没有得到充分讨论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者奥克拉朵尼科夫尝试利用考古材料探讨蒙古族早期历史,近年中国、日本等国的学者也积极开展该方面研究,但仍局限于一些个案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整体研究。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国祥介绍,近年来,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及呼伦贝尔草原、呼伦湖周围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已经确认了与蒙古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相关的考古遗存,如黄火地祭祀遗址、奇乾半地穴居住遗址、谢尔塔拉墓地、西乌珠尔墓地、蒙古先人岩画遗址等。同一地区同时兼有多种史学元素实属罕见,这为进一步获取丰富的考古实证资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刘国祥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院院长白劲松带队,连续多次对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早期遗址和墓地进行调查和重点发掘,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如2009—2010年,在对额尔古纳森林中的奇乾和黄火地等遗址的调查中,通过解剖获取炭样标本,发现奇乾遗址的5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为12世纪中叶遗址,黄火地遗址的80余个石堆被初步确认为祭祀遗址。这些发现为深入探索蒙古族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证材料,并引起俄罗斯和蒙古国学者的重视。


  项目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


  蒙古族源和元朝帝陵问题的研究是一个需要多学科联合攻关的综合性、国际性课题,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的交叉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和途径。子课题申报的一大亮点——“蒙古族源问题的体质人类学与分子考古学研究”,就是自然学科同人文学科及人文学科内部多学科交叉的典型实例。


  申报负责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说:“从理论上来讲,当今蒙古族的遗传结构中应该既保留有其先祖——‘原蒙古人’的基因,同时也必然会留下其他融入人群的遗传学痕迹。对地下出土的与蒙古族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古代人类遗骸开展人种成分分析和古DNA分析,可以从体质人类学和分子考古学的视角揭示蒙古族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遗传学脉络,为探讨蒙古族源问题提供自然科学方面的佐证。”


  课题组计划对相关的古人骨遗存开展体质人类学研究,包括个体的性别、年龄鉴定,颅骨标本的修复、整理、观察、测量和统计分析,人种成分研究,颅骨的计算机模拟容貌复原等;同时还将深入分子考古学研究,对相关的骨骼、牙齿样品进行古代DNA的提取、纯化、测序和系统性分析;此外,对少量极为重要的特殊样本还准备尝试性开展线粒体全基因测序和染色体全基因测序,以便获取该个体更加全面的遗传信息。


  除人种类型和DNA之外,朱泓对记者表示,还将对部分相关人骨资料开展古病理学、古人口学和稳定同位素示踪研究,以便最大限度地获取有关这些古代人群生活条件、健康状况、平均寿命、暴力行为、迁徙情况等信息。


  项目首席专家之一、内蒙古蒙古族源博物馆馆长孟松林表示:“该项目是一个参与学者众多的庞大系统工程。如能顺利完成,将为学界带来重大突破性成果,确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民族起源地的重要历史地位。”


  记者手记


  纵观历史,铁马金戈不在,英雄成为神话,活在了厚重的史书和后人的记忆中。人们怀着敬意对蒙古族源和帝陵进行探寻,既是对先人的祭奠,也是对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努力。


  在采访中,谈到对蒙古族源和帝陵探寻的工作,专家们表示,这是学术工作,是本着尊重先人、尊重文化的原则,以保护生态、民族团结为先的理念展开的。记者感受到学者们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维护民族团结的大局意识,期待后续研究工作对蒙古民族所创造出的独具特色的地域历史、光辉灿烂的森林狩猎和草原游牧文化进行挖掘,丰富中华文明的内涵,客观揭示蒙古民族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贡献。

 

作者:霍文琦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