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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12年3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2012-08-0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杨毅    点击率:

 

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黄国辉(269)
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李天虹(289)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陈云洪  颜劲松(315)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51)
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369)
附录:汉长安城泬水木桥桥桩木材鉴定……………………………王淑芝  王增林(397)

 


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
黄国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商代亲称前的数字是有规律可循的,大致可归为四项原则:卜辞中亲称之前的数字可分两种形式,一种表基数,一种表序数, 判断其为基数或序数的关键在于日名;如果数字后跟有日名,即呈现“数字+亲称+日名”的格式时,则亲称之前的数字当为序数词,作为序数词的数字主要是修饰日名;如果数字亲称后无日名,即呈现“数字+亲称”的格式时,则亲称之前的数字当为基数词,作为基数词的数字主要是修饰亲称;当亲称中的数字表序数词时,其用法是受辈份的限制,即只见用于尊二辈及其以上的同日名亲属;当数字表基数词时,其用法则不受辈份的限制,既可用于表示同一辈份中同性亲属的集合,也可用于表示不同辈份同性亲属的集合。商人的亲称中的数字问题当与其日名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商人一般用大、中、小等其他区别字来表示同辈同性亲属之间的长幼关系,但也不能排除它们有用于区分相同日名的同性亲属的可能。卜辞中常见的“大示”应是指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和中丁等七位神主,是以区别字为“大”的神主为主体的集合庙主。“高祖”含义在商周之际是有变化的:一是“高祖”之“高”在后世保留了“高远”之义,但在周代社会中,“高祖”称谓所指先祖的下限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延及曾祖;一是“高祖”之“高”发展出了“尊崇”之义。与“高”相对的“毓”,其上限可及曾祖。


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
李天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我国古代流行分段纪时制。分段纪时制的类别,主要有十二、十六、十八时说等,其中十二时说已得到公认,近年十六时说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西汉时期,十二时制似乎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不过秦汉《日书》中流行十二时,《日书》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十二时制应该也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并能与现实中通行的时制相比附。居延汉简证明,西汉中晚期,西北边塞通行十六时制。戍边军队实行的时制,应该就是西汉政府推行的官方时制。十二时制体系明确。十六时制的时段、时序,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出土资料散见时段名称大大超过十六个,理清这些时称彼此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
陈云洪  颜劲松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  61007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成都平原和重庆峡江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西汉时期土坑墓,而且大多成片分布,时代演变特征明显,为研究四川地区(包括重庆地区)西汉土坑墓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的主要意图即是通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之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以期建立四川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标尺,并在此基础之上就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通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之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类型、组合的发展演变,结合墓葬中出土钱币,根据西汉时期钱币的发展脉络,我们把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为四期六段,并就每期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类型、组合特征进行了总结概括。在分期的基础上,结合墓葬类型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探讨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发展演变的原因,并根据墓葬类型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进行分区研究。通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发展演变的原因及分区研究的探讨,我们认为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汉文化传播扩张的过程,是武帝以后,汉王朝大力开发西南地区的结果。


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干骨崖遗址位于甘肃省酒泉市丰乐乡。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墓葬107座,出土各类遗物400余件。
干骨崖墓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葬为主,亦有部分合葬,墓葬结构和埋葬方式相当复杂。其中,最有特点的是积石墓,此类葬俗应与该墓地处在丰乐河边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该墓地出土遗物与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遗址大致相同,同属于四坝文化。碳十四检测表明,干骨崖墓地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50~前1500年(数轮校正值),属四坝文化晚期。
干骨崖墓地出土铜器包含7种类型,制作上铸造、热锻约各占一半,这批铜器对探讨中国境内早期铜器的起源和制作工艺有重要研究价值。
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干骨崖墓地居民体质属于蒙古人种支系。
干骨崖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丰富了四坝文化的内涵,并以实物证明河西走廊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新疆、乃至中亚存在文化交往,并互有影响。


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2006—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市西三环路的建设,在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以西400米处的泬水故道发掘了两处古桥遗址。其中一号古桥遗址,保存较好,发掘出东西向排列的5排160余根木桩,高大挺立,基本处在原始桥桩的位置。排距4.2-5.7米,木桩直径0.30-0.55米,发掘后露出河床的高度0.3-2.7米,大多1.5-2.5米。从木桩的排列和碳化的现状看,应经过前后两期建造。二号桥在一号桥以西约90米处,为同一河道上的古桥遗址。但这处遗址保存很差,只存有古桥桩的根部,共发掘出了5排32根古桥木桩遗迹。
在一号桥址的砂土层中,还清理出大量的汉代板瓦和筒瓦残片、子母口砖、脊瓦以及“上林”、“延年”和云纹瓦当等。还出土有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铜钱及铜钱范。另有矛、剑、刀及斧、凿、镢等铁质兵器和工具出土。共出的文物中时代最晚的为“大泉五十”。
此桥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以外约400米,介于汉长安城和建章宫之间,向东南为西汉社稷、明堂辟雍及王莽九庙等礼制建筑群,跨过此桥向南即为上林苑。
从该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发掘出的大量高规格的建筑材料来看,此桥应是西汉时期建于“泬水”上的长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室御用桥梁。一号桥曾遭大火焚毁,相隔时间不久又在原址重新打木桩建造,最后废毁的时间约在王莽时期。该桥址的发现对研究汉代都城建设、交通运输以及周边水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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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12年3期目录及摘要

发布时间: 2012-08-07

 

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黄国辉(269)
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李天虹(289)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陈云洪  颜劲松(315)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51)
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369)
附录:汉长安城泬水木桥桥桩木材鉴定……………………………王淑芝  王增林(397)

 


商代亲称区别字若干问题研究
黄国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商代亲称前的数字是有规律可循的,大致可归为四项原则:卜辞中亲称之前的数字可分两种形式,一种表基数,一种表序数, 判断其为基数或序数的关键在于日名;如果数字后跟有日名,即呈现“数字+亲称+日名”的格式时,则亲称之前的数字当为序数词,作为序数词的数字主要是修饰日名;如果数字亲称后无日名,即呈现“数字+亲称”的格式时,则亲称之前的数字当为基数词,作为基数词的数字主要是修饰亲称;当亲称中的数字表序数词时,其用法是受辈份的限制,即只见用于尊二辈及其以上的同日名亲属;当数字表基数词时,其用法则不受辈份的限制,既可用于表示同一辈份中同性亲属的集合,也可用于表示不同辈份同性亲属的集合。商人的亲称中的数字问题当与其日名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商人一般用大、中、小等其他区别字来表示同辈同性亲属之间的长幼关系,但也不能排除它们有用于区分相同日名的同性亲属的可能。卜辞中常见的“大示”应是指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戊、大庚和中丁等七位神主,是以区别字为“大”的神主为主体的集合庙主。“高祖”含义在商周之际是有变化的:一是“高祖”之“高”在后世保留了“高远”之义,但在周代社会中,“高祖”称谓所指先祖的下限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延及曾祖;一是“高祖”之“高”发展出了“尊崇”之义。与“高”相对的“毓”,其上限可及曾祖。


秦汉时分纪时制综论
李天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我国古代流行分段纪时制。分段纪时制的类别,主要有十二、十六、十八时说等,其中十二时说已得到公认,近年十六时说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西汉时期,十二时制似乎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普遍运用。不过秦汉《日书》中流行十二时,《日书》和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因此十二时制应该也能为一般民众所了解,并能与现实中通行的时制相比附。居延汉简证明,西汉中晚期,西北边塞通行十六时制。戍边军队实行的时制,应该就是西汉政府推行的官方时制。十二时制体系明确。十六时制的时段、时序,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出土资料散见时段名称大大超过十六个,理清这些时称彼此之间的关系,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
陈云洪  颜劲松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  610072)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成都平原和重庆峡江地区陆续发现了一批西汉时期土坑墓,而且大多成片分布,时代演变特征明显,为研究四川地区(包括重庆地区)西汉土坑墓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本文的主要意图即是通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之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以期建立四川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标尺,并在此基础之上就相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通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之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类型、组合的发展演变,结合墓葬中出土钱币,根据西汉时期钱币的发展脉络,我们把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为四期六段,并就每期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类型、组合特征进行了总结概括。在分期的基础上,结合墓葬类型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探讨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发展演变的原因,并根据墓葬类型和随葬器物组合的变化,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进行分区研究。通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发展演变的原因及分区研究的探讨,我们认为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汉文化传播扩张的过程,是武帝以后,汉王朝大力开发西南地区的结果。


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干骨崖遗址位于甘肃省酒泉市丰乐乡。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发掘墓葬107座,出土各类遗物400余件。
干骨崖墓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单人葬为主,亦有部分合葬,墓葬结构和埋葬方式相当复杂。其中,最有特点的是积石墓,此类葬俗应与该墓地处在丰乐河边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该墓地出土遗物与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遗址大致相同,同属于四坝文化。碳十四检测表明,干骨崖墓地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850~前1500年(数轮校正值),属四坝文化晚期。
干骨崖墓地出土铜器包含7种类型,制作上铸造、热锻约各占一半,这批铜器对探讨中国境内早期铜器的起源和制作工艺有重要研究价值。
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干骨崖墓地居民体质属于蒙古人种支系。
干骨崖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不仅丰富了四坝文化的内涵,并以实物证明河西走廊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新疆、乃至中亚存在文化交往,并互有影响。


汉长安城泬水古桥遗址发掘报告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2006—2007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配合西安市西三环路的建设,在汉长安城城墙西南角以西400米处的泬水故道发掘了两处古桥遗址。其中一号古桥遗址,保存较好,发掘出东西向排列的5排160余根木桩,高大挺立,基本处在原始桥桩的位置。排距4.2-5.7米,木桩直径0.30-0.55米,发掘后露出河床的高度0.3-2.7米,大多1.5-2.5米。从木桩的排列和碳化的现状看,应经过前后两期建造。二号桥在一号桥以西约90米处,为同一河道上的古桥遗址。但这处遗址保存很差,只存有古桥桩的根部,共发掘出了5排32根古桥木桩遗迹。
在一号桥址的砂土层中,还清理出大量的汉代板瓦和筒瓦残片、子母口砖、脊瓦以及“上林”、“延年”和云纹瓦当等。还出土有汉五铢、王莽“大泉五十”铜钱及铜钱范。另有矛、剑、刀及斧、凿、镢等铁质兵器和工具出土。共出的文物中时代最晚的为“大泉五十”。
此桥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以外约400米,介于汉长安城和建章宫之间,向东南为西汉社稷、明堂辟雍及王莽九庙等礼制建筑群,跨过此桥向南即为上林苑。
从该桥所处的特殊位置及发掘出的大量高规格的建筑材料来看,此桥应是西汉时期建于“泬水”上的长安城通向上林苑的皇室御用桥梁。一号桥曾遭大火焚毁,相隔时间不久又在原址重新打木桩建造,最后废毁的时间约在王莽时期。该桥址的发现对研究汉代都城建设、交通运输以及周边水环境的变化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者:杨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