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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08年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发布时间:2008-07-0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目录
“文邑”考………………………………………………………………………………冯时 (273)
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安志敏 安家瑗(291)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潘玲(311)
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 张懋镕(337)
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353)
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与刘新园先生商榷…………………………马文宽(395)

内容提要
“文邑”考
        冯 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本文考证陶寺文化晚期陶背壶的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时代约属公元前20世纪,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资料的研究,考定“文邑”实即夏邑,揭示了陶寺文化的性质为夏文化。作者指出,夏、商、西周王都以邑为制度,并结合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论证了邑作为没有城垣的聚邑而与城郭的不同。本文同时对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的诸多暴力遗迹进行了历史学解释,认为其反映了自禹都阳城向启兴文邑的转变,而这种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的变革正是家天下
的夏王朝诞生的重要标志。本文的研究首次通过出土文献论证了夏代存在的事实。

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
        安志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安家瑗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黄金系人类较早利用的金属之一。由于其本身的美观珍贵,光泽耐久不变,具有延展的特性,并易于加工,从上古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作神秘的贵重物品,主要用在
装饰方面,或作为财富、权力的象征以及货币流通的价值尺度。
    本文对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先秦黄金制品考古资料,进行汇总和梳理,从早期黄金制品的分布范围和共存关系上,来讨论其时代序列和发展变化,试图勾画出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基本轮廓,来阐述早期黄金制品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大体出现于35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四坝文化,数量虽然不多,但考古实证十分明确。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黄金分布愈加广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开始盛行和大量出现,除扩大装饰作用之外,还出现容器或作为货币单位,终于奠定黄金在中国历代发展流通的基础。本文还对我国先秦时期黄金的工艺、形制做综合分析,认为中国早期黄金制品主要起着装饰的作用,可以金箔、掐丝、拔丝为代表,又可包括包金、贴金、错金或鎏金等不同的工艺手段。战国时期的一些兽纹金牌,是先制成蜡模,然后再用失蜡法铸成的,代表一种新工艺的出现。其背面刻有篆文的重量和编号,表明它们是由战国时期中原的工匠所铸造,这在文化交流和工艺发展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
                      潘   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鹿石是表面雕刻有以鹿为主的动物形象或武器工具形象的拟人化石柱,绝大多数分布于蒙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鹿石存在年代的上、下限,以及每种类型鹿石的年代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主要以鹿石上能反映出年代特征的北方系青铜器形象为依据,分析鹿石的年代。
    可判断出年代的三个类型鹿石中,有风格化鹿图案的A型鹿石占鹿石的绝大多数,从商末周初到战国时期都存在,是出现得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类型;B型鹿石数量最少,分布区域最小,只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存在;C型鹿石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年代最晚,分布范围最广泛,其流行年代与被称为“斯基泰式”器物的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年代基本相同。因此,鹿石的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依次更替的年代关系。
    在与蒙古临近的分布有鹿石的诸地区中,只有外贝加尔地区以A型鹿石为主,其他地区大多数都是C型鹿石。除了图瓦地区阿尔然古冢出的一件B型鹿石有可能早到西周中、晚期左右以外,蒙古临近地区发现的鹿石年代大多数在春秋时期左右至战国时期。从分布范围和存在年代可以看出,鹿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不同时期的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所使用。

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
        张懋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本文分析了郭沫若、陈梦家、唐兰、李学勤等诸位学者对160件西周有銘青铜器的断代意见,指出造成诸家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充分认识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这一特点。而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作器人族属的不同,西周各阶段、各王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同,各类青铜器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一件青铜器上诸要素(形制、纹饰、铭文)的演进速度也不同。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论点的提出,将有助于解释西周青铜器演化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现象,有助于西周青铜器断代进一步细微化、准确化。本文虽然谈的是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但其论断也适用于商代、东周和秦汉的青铜器,只不过西周的青铜器更具有典型意义罢了。

河南省安阳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大司空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房基70余座,灰坑、窖穴和水井近500座,墓葬480余座,车马坑4座,M303是其中保存完整、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M303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底四周有经过夯打的熟土二层台,墓底居中有一长方形腰坑,葬具有棺和椁。墓主人由于腐朽较甚,只能看出头向北,直肢。墓内有殉人4个,殉狗4只。墓内出土随葬品200多件,主要置于二层台上、椁内棺北侧、椁内棺南侧、椁内棺左右两侧,有陶器、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骨牙器、蚌器等。陶器有觚、爵、簋、罐、罍、觯、瓿形器等,铜器有鼎、簋、甗、觚、爵、斝、尊、卣、提梁壶、三足盉、罍、觯、盘、斗、铙、铃、车軎、弓形器、策、箍、戈、矛、镞、削等,金器均为缀嵌在棺木上或覆盖棺木的织物上的饰品,玉器有夔龙、鸟、螳螂、柄形饰、环、戈、刻刀、条形饰等,石器有铲、玦、坠、泡、磨石等,还有骨、牙、蚌器等。
    M303不仅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而且随葬有丰富的成组陶器和铜器,为其年代判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分析,M303的时代应为殷墟第四期晚段,加上出土遗物上的铭文,墓主应为“马危”族的首领或高级贵族。M303的发掘,填补了殷墟第四期没有高规格墓葬的空白,为各期高规格墓葬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资料。墓内成组铸铭铜器的发现,为殷墟都城内居住者的族属及各族属的空间布局研究提供了新资料。M303上叠压的是一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建筑群,这有助于讨论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末期阶段的诸学术问题。


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与刘新园先生商榷
        马文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陶记》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陶瓷生产技术、管理及行销等方面的论著,素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传统观点认为《陶记》成书于元代。上世纪80年代初刘新园撰文则认为其成书于南宋。本文对刘文的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述。刘新园的观点虽有部分合理因素,但他断定《陶记》成书年代为1214—1234年是在错误的论据下推演的。
        本文认为《陶记》初写于南宋末期,以写本流传,其原貌已不可知。今存版《陶记》是个残缺不全本,存在着遗漏并有多处为后人所加和改写。今存版《陶记》很可能是经浮梁县藏湾人藏廷凤改写、增删后收在其所撰《浮梁州志》中,应成书于元代,不晚于13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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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08年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发布时间: 2008-07-01

目录
“文邑”考………………………………………………………………………………冯时 (273)
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安志敏 安家瑗(291)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潘玲(311)
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 张懋镕(337)
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353)
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与刘新园先生商榷…………………………马文宽(395)

内容提要
“文邑”考
        冯 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本文考证陶寺文化晚期陶背壶的朱书文字为“文邑”二字,时代约属公元前20世纪,并根据甲骨文、金文有关“文邑”与“文夏”资料的研究,考定“文邑”实即夏邑,揭示了陶寺文化的性质为夏文化。作者指出,夏、商、西周王都以邑为制度,并结合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论证了邑作为没有城垣的聚邑而与城郭的不同。本文同时对陶寺文化中晚期之交的诸多暴力遗迹进行了历史学解释,认为其反映了自禹都阳城向启兴文邑的转变,而这种禅让制被世袭制所取代的变革正是家天下
的夏王朝诞生的重要标志。本文的研究首次通过出土文献论证了夏代存在的事实。

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考古学研究
        安志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安家瑗
(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 100006)
    黄金系人类较早利用的金属之一。由于其本身的美观珍贵,光泽耐久不变,具有延展的特性,并易于加工,从上古以来便在世界范围内被视作神秘的贵重物品,主要用在
装饰方面,或作为财富、权力的象征以及货币流通的价值尺度。
    本文对目前我国已发现的先秦黄金制品考古资料,进行汇总和梳理,从早期黄金制品的分布范围和共存关系上,来讨论其时代序列和发展变化,试图勾画出中国早期黄金制品的基本轮廓,来阐述早期黄金制品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中国最早的黄金制品大体出现于3500年前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四坝文化,数量虽然不多,但考古实证十分明确。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黄金分布愈加广泛,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黄金开始盛行和大量出现,除扩大装饰作用之外,还出现容器或作为货币单位,终于奠定黄金在中国历代发展流通的基础。本文还对我国先秦时期黄金的工艺、形制做综合分析,认为中国早期黄金制品主要起着装饰的作用,可以金箔、掐丝、拔丝为代表,又可包括包金、贴金、错金或鎏金等不同的工艺手段。战国时期的一些兽纹金牌,是先制成蜡模,然后再用失蜡法铸成的,代表一种新工艺的出现。其背面刻有篆文的重量和编号,表明它们是由战国时期中原的工匠所铸造,这在文化交流和工艺发展史上,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鹿石的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
                      潘   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鹿石是表面雕刻有以鹿为主的动物形象或武器工具形象的拟人化石柱,绝大多数分布于蒙古。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鹿石存在年代的上、下限,以及每种类型鹿石的年代还存在一些分歧。本文主要以鹿石上能反映出年代特征的北方系青铜器形象为依据,分析鹿石的年代。
    可判断出年代的三个类型鹿石中,有风格化鹿图案的A型鹿石占鹿石的绝大多数,从商末周初到战国时期都存在,是出现得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类型;B型鹿石数量最少,分布区域最小,只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存在;C型鹿石的年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年代最晚,分布范围最广泛,其流行年代与被称为“斯基泰式”器物的晚期北方系青铜器的年代基本相同。因此,鹿石的三个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依次更替的年代关系。
    在与蒙古临近的分布有鹿石的诸地区中,只有外贝加尔地区以A型鹿石为主,其他地区大多数都是C型鹿石。除了图瓦地区阿尔然古冢出的一件B型鹿石有可能早到西周中、晚期左右以外,蒙古临近地区发现的鹿石年代大多数在春秋时期左右至战国时期。从分布范围和存在年代可以看出,鹿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不同时期的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所使用。

试论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
        张懋镕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本文分析了郭沫若、陈梦家、唐兰、李学勤等诸位学者对160件西周有銘青铜器的断代意见,指出造成诸家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充分认识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这一特点。而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是:作器人族属的不同,西周各阶段、各王世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不同,各类青铜器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同一件青铜器上诸要素(形制、纹饰、铭文)的演进速度也不同。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论点的提出,将有助于解释西周青铜器演化过程中纷繁复杂的现象,有助于西周青铜器断代进一步细微化、准确化。本文虽然谈的是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问题,但其论断也适用于商代、东周和秦汉的青铜器,只不过西周的青铜器更具有典型意义罢了。

河南省安阳殷墟大司空M303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大司空遗址进行发掘,共发掘房基70余座,灰坑、窖穴和水井近500座,墓葬480余座,车马坑4座,M303是其中保存完整、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墓葬。
    M303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底四周有经过夯打的熟土二层台,墓底居中有一长方形腰坑,葬具有棺和椁。墓主人由于腐朽较甚,只能看出头向北,直肢。墓内有殉人4个,殉狗4只。墓内出土随葬品200多件,主要置于二层台上、椁内棺北侧、椁内棺南侧、椁内棺左右两侧,有陶器、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骨牙器、蚌器等。陶器有觚、爵、簋、罐、罍、觯、瓿形器等,铜器有鼎、簋、甗、觚、爵、斝、尊、卣、提梁壶、三足盉、罍、觯、盘、斗、铙、铃、车軎、弓形器、策、箍、戈、矛、镞、削等,金器均为缀嵌在棺木上或覆盖棺木的织物上的饰品,玉器有夔龙、鸟、螳螂、柄形饰、环、戈、刻刀、条形饰等,石器有铲、玦、坠、泡、磨石等,还有骨、牙、蚌器等。
    M303不仅有明确的地层关系,而且随葬有丰富的成组陶器和铜器,为其年代判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从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分析,M303的时代应为殷墟第四期晚段,加上出土遗物上的铭文,墓主应为“马危”族的首领或高级贵族。M303的发掘,填补了殷墟第四期没有高规格墓葬的空白,为各期高规格墓葬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资料。墓内成组铸铭铜器的发现,为殷墟都城内居住者的族属及各族属的空间布局研究提供了新资料。M303上叠压的是一组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建筑群,这有助于讨论殷墟作为晚商都城的末期阶段的诸学术问题。


评《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与刘新园先生商榷
        马文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陶记》是中国第一部有关陶瓷生产技术、管理及行销等方面的论著,素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传统观点认为《陶记》成书于元代。上世纪80年代初刘新园撰文则认为其成书于南宋。本文对刘文的资料运用与研究方法进行了评述。刘新园的观点虽有部分合理因素,但他断定《陶记》成书年代为1214—1234年是在错误的论据下推演的。
        本文认为《陶记》初写于南宋末期,以写本流传,其原貌已不可知。今存版《陶记》是个残缺不全本,存在着遗漏并有多处为后人所加和改写。今存版《陶记》很可能是经浮梁县藏湾人藏廷凤改写、增删后收在其所撰《浮梁州志》中,应成书于元代,不晚于13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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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