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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07年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发布时间:2007-07-30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论中西古代个人像艺术及其观念…………………………………………………………………﹝俄﹞郭静云
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朱君孝 李清临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及释文辨正……………………………………………………………………徐宝贵
西汉砖瓦初步研究………………………………………………………………………………刘振东  张建锋
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阿房宫考古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论中西古代个人像艺术及其观念
﹝俄﹞郭静云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州 51027)
    本文着重讨论中西文明看「人」的角度以及相关的文字起源、个人像艺术特色、以及神学和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此研究涵盖中西「个人」、「自我」、「位格」三种概念之比较。西方文明探讨范围是从古埃及至基督文明,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但不包括伊斯兰教文明;中国文明探讨范围是从商代至汉后时代,但不包括佛教文明。想、文字都显示出中西两种文明的趋向:西方文明强调「individual」的独一无二性;个人跨越天地理想。
    此一研究均过程中,笔者初步说明,在「人」概念上,艺术、思;神身本质相反;人身非自我,而人面既为自我,亦为人神的表现,以此显出上神火花在人中;人面上,眼光更进一步为上帝火花的放射,也为自我表现。中国文明强调人物的各别性;人与天地之相同;身与神之相合;人身为整体人物的思想,相对于西方「person」概念;「自」(鼻)即是独一的自生表现。

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
朱君孝
(郑州大学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郑州 450001)
李清临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武汉 430072)
  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广泛联系,是当时的中心文化,很可能为夏王朝的文化。它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其文化因素向外辐射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域,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文化因素,丰富了自身的内涵。然而,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二里头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早期二里头文化吸收的外来因素以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陶礼器等高级物品为主,较少见到普通居民生活所用的陶器,即使有少量,也大多自生自灭,或者被本地文化所吸收和改造,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优势。二里头四期突然涌现出一批具有岳石文化、(先)商文化风格的陶器因素。这些外来陶器不仅具有较完整的组合,而且其造型与装饰风格与其来源地的高度一致,对本地文化传统形成了强烈冲击。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无力改造和吸收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影响。与之大体同时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商代早期遗存中也出现了岳石文化因素与商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表明这两种文化所代表的族群曾经和平相处,与文献记载中的商夷联合灭夏的事件相当契合。因此,二里头四期的外来陶器很可能是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居民进驻二里头时留下的,是夏商之际政权更替事件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反映。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及释文辨正
徐宝贵
(韶关学院  文学院,韶关 512005)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之误35条,释文之误8条,共43条。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诸方面:一,受《说文》的影响而摹误。如:《汧殹》之“沔”、“ ”,《田车》之“鋚”。二,没有辨清笔画而摹误。如:《作原》之“ ”,《吾水》之“平”、“ ”、“迧”、“母”,《田车》之“兔”,《銮车》之“宣”、“搏”、“異”,《吴人》之“ ”。三,把笔画当成石花而摹夺。如:《汧殹》之“渔”、“氐”,《而师》之“復”,《作原》之“我”、“鸣”、“ ”,《车工》之“邋”,《銮车》之“兽”。四,把石花当成笔画而多摹。如:《霝雨》之“或”,《而师》之“师”,《田车》之“ ”,《銮车》之“驭”、“阴”,《吴人》之“朝”。五,不知偏旁为何字而摹误。如:《霝雨》、《銮车》之“ ”,《田车》之“ ”所从之“ ”(卢)旁。六,没有按着拓本原有字形摹写而致误。如:《田车》、《銮车》之“多”,《銮车》第二个“如”字。七,一时疏忽而隶定成别的字。如:把《吾水》之“如”隶定为“女”。八,受前人影响而导致释读上的错误。如:把《汧殹》之“ ”释为“鯾”,把“ ”读为“绵”。九,误识。如:把《车工》之“趀”与《銮车》之“ ”所从之“ ”释成“朿”。把《马荐》之“ ”所从之“卂”释成 。


西汉砖瓦初步研究
刘振东  张建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100710)
    本文主要利用历年来汉长安城遗址发掘出土的砖瓦资料,在对西汉砖、板瓦和筒瓦划分型式的基础上,进行分期研究。
砖有方砖、条砖、空心砖、扇形砖、子母砖和异形砖等数种。方砖分为素面方砖和花纹方砖两类,花纹方砖又有几何形纹、小方格形纹、绳纹、博局纹、菱形纹与涡纹、菱形格米字纹之别。条砖分为素面、绳纹和模印花形纹三种。空心砖分为素面、几何形纹、龙凤纹、翼虎纹、菱形格纹、方块米字纹、树木纹同心圆纹等数种。各种砖中,只对素面方砖、几何形纹方砖、小方格形纹方砖和几何形纹空心砖作出了简单的分期,其他砖类限于资料尚无法做出分期。
    板瓦共分六型。A—E型不使用内模具。A型Ⅰ式、Ⅱ式属西汉初期,A型Ⅲ式可能沿用至西汉中期偏早。B型板瓦约始于西汉早期偏晚,西汉中期仍在使用。C型、D型板瓦可能为西汉早期。E型板瓦属西汉中晚期。F型板瓦因使用了内模具,所以在板瓦内面留下了布纹,该型板瓦约始于西汉中期,大量使用于西汉晚期。

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阿房宫村南、赵家堡村东北,西距阿房宫前殿遗址500米,地面之上现存高大土台。为了究明遗址时代、性质和规模,阿房宫考古队于2005年4月—2006年12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土台位于四号遗址中部偏西,勘探发现土台的北面、东面、西面均有建筑遗迹,南面未见建筑遗迹。
    考古工作者对于这些“高台”建筑遗址均进行了考古调查或发掘。我们调查、发掘的四号遗址夯筑土台,四号遗址夯筑土台,约位于其中部偏西,土台基址是四号建筑遗址中规模最大、最高的建筑基址,它是由上下三层建筑组成。土台北部建筑遗址在其北30米,其范围东西通长240、南北通宽118-148米,面积28320-35520平方米。勘探中发现在地表下0.5-1.3米为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夯土厚1.6米左右。建筑遗址结构复杂,面积较大。出土了大量的制作极为粗糙的筒瓦,其表面有细密绳纹、内面为麻点纹,泥条盘筑痕迹显著。土台东部建筑遗址在土台东62米,其范围东西长85、南北宽21米,面积1785平方米。土台基址西部建筑遗址紧临其西侧边缘,其范围东西长122、南北宽15—23米,面积1830平方米。四号建筑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说明,该遗址为战国时代的高台建筑遗址,也就是说上林苑遗址在战国时代已经修建,这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秦都咸阳战国时代是否已有上林苑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四号建筑遗址中的夯筑土台属于战国时代流行的“高台”建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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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07年3期目录及内容提要

发布时间: 2007-07-30

论中西古代个人像艺术及其观念…………………………………………………………………﹝俄﹞郭静云
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朱君孝 李清临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及释文辨正……………………………………………………………………徐宝贵
西汉砖瓦初步研究………………………………………………………………………………刘振东  张建锋
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阿房宫考古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论中西古代个人像艺术及其观念
﹝俄﹞郭静云
(中山大学  历史系,广州 51027)
    本文着重讨论中西文明看「人」的角度以及相关的文字起源、个人像艺术特色、以及神学和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此研究涵盖中西「个人」、「自我」、「位格」三种概念之比较。西方文明探讨范围是从古埃及至基督文明,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但不包括伊斯兰教文明;中国文明探讨范围是从商代至汉后时代,但不包括佛教文明。想、文字都显示出中西两种文明的趋向:西方文明强调「individual」的独一无二性;个人跨越天地理想。
    此一研究均过程中,笔者初步说明,在「人」概念上,艺术、思;神身本质相反;人身非自我,而人面既为自我,亦为人神的表现,以此显出上神火花在人中;人面上,眼光更进一步为上帝火花的放射,也为自我表现。中国文明强调人物的各别性;人与天地之相同;身与神之相合;人身为整体人物的思想,相对于西方「person」概念;「自」(鼻)即是独一的自生表现。

二里头晚期外来陶器因素试析
朱君孝
(郑州大学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郑州 450001)
李清临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武汉 430072)
  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诸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广泛联系,是当时的中心文化,很可能为夏王朝的文化。它与周边文化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其文化因素向外辐射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域,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文化因素,丰富了自身的内涵。然而,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二里头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早期二里头文化吸收的外来因素以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陶礼器等高级物品为主,较少见到普通居民生活所用的陶器,即使有少量,也大多自生自灭,或者被本地文化所吸收和改造,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优势。二里头四期突然涌现出一批具有岳石文化、(先)商文化风格的陶器因素。这些外来陶器不仅具有较完整的组合,而且其造型与装饰风格与其来源地的高度一致,对本地文化传统形成了强烈冲击。晚期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无力改造和吸收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影响。与之大体同时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商代早期遗存中也出现了岳石文化因素与商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表明这两种文化所代表的族群曾经和平相处,与文献记载中的商夷联合灭夏的事件相当契合。因此,二里头四期的外来陶器很可能是商文化和岳石文化居民进驻二里头时留下的,是夏商之际政权更替事件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的反映。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及释文辨正
徐宝贵
(韶关学院  文学院,韶关 512005)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摹本之误35条,释文之误8条,共43条。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诸方面:一,受《说文》的影响而摹误。如:《汧殹》之“沔”、“ ”,《田车》之“鋚”。二,没有辨清笔画而摹误。如:《作原》之“ ”,《吾水》之“平”、“ ”、“迧”、“母”,《田车》之“兔”,《銮车》之“宣”、“搏”、“異”,《吴人》之“ ”。三,把笔画当成石花而摹夺。如:《汧殹》之“渔”、“氐”,《而师》之“復”,《作原》之“我”、“鸣”、“ ”,《车工》之“邋”,《銮车》之“兽”。四,把石花当成笔画而多摹。如:《霝雨》之“或”,《而师》之“师”,《田车》之“ ”,《銮车》之“驭”、“阴”,《吴人》之“朝”。五,不知偏旁为何字而摹误。如:《霝雨》、《銮车》之“ ”,《田车》之“ ”所从之“ ”(卢)旁。六,没有按着拓本原有字形摹写而致误。如:《田车》、《銮车》之“多”,《銮车》第二个“如”字。七,一时疏忽而隶定成别的字。如:把《吾水》之“如”隶定为“女”。八,受前人影响而导致释读上的错误。如:把《汧殹》之“ ”释为“鯾”,把“ ”读为“绵”。九,误识。如:把《车工》之“趀”与《銮车》之“ ”所从之“ ”释成“朿”。把《马荐》之“ ”所从之“卂”释成 。


西汉砖瓦初步研究
刘振东  张建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100710)
    本文主要利用历年来汉长安城遗址发掘出土的砖瓦资料,在对西汉砖、板瓦和筒瓦划分型式的基础上,进行分期研究。
砖有方砖、条砖、空心砖、扇形砖、子母砖和异形砖等数种。方砖分为素面方砖和花纹方砖两类,花纹方砖又有几何形纹、小方格形纹、绳纹、博局纹、菱形纹与涡纹、菱形格米字纹之别。条砖分为素面、绳纹和模印花形纹三种。空心砖分为素面、几何形纹、龙凤纹、翼虎纹、菱形格纹、方块米字纹、树木纹同心圆纹等数种。各种砖中,只对素面方砖、几何形纹方砖、小方格形纹方砖和几何形纹空心砖作出了简单的分期,其他砖类限于资料尚无法做出分期。
    板瓦共分六型。A—E型不使用内模具。A型Ⅰ式、Ⅱ式属西汉初期,A型Ⅲ式可能沿用至西汉中期偏早。B型板瓦约始于西汉早期偏晚,西汉中期仍在使用。C型、D型板瓦可能为西汉早期。E型板瓦属西汉中晚期。F型板瓦因使用了内模具,所以在板瓦内面留下了布纹,该型板瓦约始于西汉中期,大量使用于西汉晚期。

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的勘探和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阿房宫考古队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上林苑四号建筑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阿房宫村南、赵家堡村东北,西距阿房宫前殿遗址500米,地面之上现存高大土台。为了究明遗址时代、性质和规模,阿房宫考古队于2005年4月—2006年12月,对该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土台位于四号遗址中部偏西,勘探发现土台的北面、东面、西面均有建筑遗迹,南面未见建筑遗迹。
    考古工作者对于这些“高台”建筑遗址均进行了考古调查或发掘。我们调查、发掘的四号遗址夯筑土台,四号遗址夯筑土台,约位于其中部偏西,土台基址是四号建筑遗址中规模最大、最高的建筑基址,它是由上下三层建筑组成。土台北部建筑遗址在其北30米,其范围东西通长240、南北通宽118-148米,面积28320-35520平方米。勘探中发现在地表下0.5-1.3米为宫殿建筑夯土基址,夯土厚1.6米左右。建筑遗址结构复杂,面积较大。出土了大量的制作极为粗糙的筒瓦,其表面有细密绳纹、内面为麻点纹,泥条盘筑痕迹显著。土台东部建筑遗址在土台东62米,其范围东西长85、南北宽21米,面积1785平方米。土台基址西部建筑遗址紧临其西侧边缘,其范围东西长122、南北宽15—23米,面积1830平方米。四号建筑遗址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说明,该遗址为战国时代的高台建筑遗址,也就是说上林苑遗址在战国时代已经修建,这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秦都咸阳战国时代是否已有上林苑问题。因此可以认为四号建筑遗址中的夯筑土台属于战国时代流行的“高台”建筑遗址。

作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