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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06年2期内容提要
发布时间:2006-11-17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
刘丽
(澳大利亚 国立拉楚布大学)
杨东亚
(加拿大  西蒙•费雷泽大学)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自20世纪30年代安阳殷墟发现的圣水牛(B. mephistopheles Hopwood)被推测为家养水牛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的家养水牛(Bubalus bubalis)是本土起源的;70年代河姆渡的考古发现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多数学者且认为水牛与水稻耕作密不可分, 但是我国家养水牛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作者采取多学科相结合的手段,考察了我国境内从更新世到全新世出土的所有水牛遗骸。根据从考古学、动物考古学、DNA测试、历史学和民族志学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本文探讨了水牛的进化、中国古代对野生水牛的开发利用和野生水牛的灭绝及中国现生家养水牛的起源等问题。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所有的本土水牛(包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家养水牛的圣水牛)均系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只是在公元第一千纪初叶才开始的,而这很可能是受到北方黄牛铁犁耕作技术的影响所致。本研究也为考察稻作农业中与水牛相关的技术的发生、发展与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复杂社会出现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线索。本研究项目仅仅是探讨水牛进化和驯化的第一步,近一步的DNA 测试和骨骼形态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野水牛和引进的家养水牛之间是否发生过基因交换。

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韩建业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83)

      晋西南豫西西部可以分成北、南两个小区,北区即临汾盆地小区,南区即运城-垣曲盆地与黄河两岸小区。晋西南豫西西部的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遗存从总体上可分为3大阶段7期: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3000~2600年,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2600~2200年,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2200~1800年,第二、三阶段分属龙山时代前、后期。第一阶段南、北区遗存的面貌大同小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接受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颇多;第二阶段南、北区遗存的面貌大相径庭,南区仍属于庙底沟二期类型,北区转变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接受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的影响仍较多,但也开始对外产生明显影响;第三阶段南、北区遗存又渐趋近似,北区剧变为陶寺晚期类型,南区演变为三里桥类型,在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老虎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较多影响的同时,也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影响。

辽宁大连大坨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大砣子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镇北海村东南一个三面临海、高出海面10余米的“大砣子”上。1996年10月和1998年3~4月,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被建筑施工破坏的遗址部分地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530平方米,揭露房址8座、灰坑4座,出土遗物200余件。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器物变化,大砣子遗址分为两期,即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第一期文化遗存有灰坑3个,出土陶片主要以泥质磨光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其次是夹砂黑皮陶和黑褐陶。器形有罐、壶、碗、盂、器盖、杯、尊形器、豆等。石器有斧、锛、刀、剑等。第一期文化遗存还发现一片彩绘陶片。第二期文化遗存有房址8座、灰坑1个。房址为圆角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石器有斧、锛、刀、铲、钺、剑、球、磨石、网坠等。
大砣子遗址第一、二期文化遗存分别与双砣子第二、三期文化遗存相对应,属青铜文化。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器盖、盂、尊形器以及盘内起棱的豆都是典型器物,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或折棱、三个弧形矮足是重要特点。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大型壶、罐是重要器物,圈足、三瓣或多瓣圈足以及纹饰以弦纹刺点为主,还有一定数量外贴泥条制成的凸棱纹是重要特点。从出土的石器、动物遗骨和牡蛎、海螺、蛤仔等贝壳分析,当时人们从事农业、渔猎和采集等多种经济活动。

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潜山县文物管理所

      1992年秋,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潜山县文物管理所对潜山县彭岭墓群进行了清理发掘工作。共清理发掘了墓葬46座,其中1座为唐墓,本文报导的是战国西汉墓。
这批墓葬的形制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葬具多为木棺椁。人骨全朽,葬式不明。随葬品多寡不一,共出土铜、陶、铁、漆竹木、玉石器等590多件。以陶器为主,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豆、壶或鼎、盒、壶,加罐、钫、盘、匜、勺等。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流行的基本组合形式。这批墓葬规模虽然不大,但墓葬结构较完整,出土了一批种类齐全,且富有时代特征的随葬品,器物组合也较完整。从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和器物特征来看,它们的墓葬年代均比较接近,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这批墓葬分布比较集中,从墓葬的规模大小,葬具的优劣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来看,有着明显的贫富差别。又出现了几组二墓并列现象,应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因此,这个墓地可能是一个大家庭的茔地。
      这批墓葬从墓葬形制和棺椁结构上都是沿用了楚国的葬制,M32木椁内底铺设木雕花笭床,陶器的组合和器物特征等均具有安徽楚墓的特征,出土的战国铜镜多属于楚镜,所以说,这批战国晚期墓葬应为战国晚期楚墓,在彭岭的西汉墓中也明显保留了不少楚墓的风格。
      彭岭墓群资料相当丰富,这批墓葬以楚文化风格为主,有助于探索皖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复杂文化面貌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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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报》

2006年2期内容提要

发布时间: 2006-11-17

中国家养水牛起源初探
刘丽
(澳大利亚 国立拉楚布大学)
杨东亚
(加拿大  西蒙•费雷泽大学)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自20世纪30年代安阳殷墟发现的圣水牛(B. mephistopheles Hopwood)被推测为家养水牛以来,我国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的家养水牛(Bubalus bubalis)是本土起源的;70年代河姆渡的考古发现更加强化了这种认识,多数学者且认为水牛与水稻耕作密不可分, 但是我国家养水牛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作者采取多学科相结合的手段,考察了我国境内从更新世到全新世出土的所有水牛遗骸。根据从考古学、动物考古学、DNA测试、历史学和民族志学所得到的各种资料,本文探讨了水牛的进化、中国古代对野生水牛的开发利用和野生水牛的灭绝及中国现生家养水牛的起源等问题。我们的初步结论是,中国所有的本土水牛(包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家养水牛的圣水牛)均系野生,家养水牛很可能是公元前第一个千纪从南亚引进的。中国南方的水牛犁耕技术很可能只是在公元第一千纪初叶才开始的,而这很可能是受到北方黄牛铁犁耕作技术的影响所致。本研究也为考察稻作农业中与水牛相关的技术的发生、发展与传播、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复杂社会出现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提供了线索。本研究项目仅仅是探讨水牛进化和驯化的第一步,近一步的DNA 测试和骨骼形态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野水牛和引进的家养水牛之间是否发生过基因交换。

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韩建业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083)

      晋西南豫西西部可以分成北、南两个小区,北区即临汾盆地小区,南区即运城-垣曲盆地与黄河两岸小区。晋西南豫西西部的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遗存从总体上可分为3大阶段7期:第一阶段约为公元前3000~2600年,仍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2600~2200年,第三阶段约为公元前2200~1800年,第二、三阶段分属龙山时代前、后期。第一阶段南、北区遗存的面貌大同小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接受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影响颇多;第二阶段南、北区遗存的面貌大相径庭,南区仍属于庙底沟二期类型,北区转变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接受大汶口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的影响仍较多,但也开始对外产生明显影响;第三阶段南、北区遗存又渐趋近似,北区剧变为陶寺晚期类型,南区演变为三里桥类型,在接受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老虎山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较多影响的同时,也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影响。

辽宁大连大坨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大砣子遗址位于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镇北海村东南一个三面临海、高出海面10余米的“大砣子”上。1996年10月和1998年3~4月,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两次对被建筑施工破坏的遗址部分地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530平方米,揭露房址8座、灰坑4座,出土遗物200余件。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器物变化,大砣子遗址分为两期,即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第一期文化遗存有灰坑3个,出土陶片主要以泥质磨光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其次是夹砂黑皮陶和黑褐陶。器形有罐、壶、碗、盂、器盖、杯、尊形器、豆等。石器有斧、锛、刀、剑等。第一期文化遗存还发现一片彩绘陶片。第二期文化遗存有房址8座、灰坑1个。房址为圆角方形和圆形半地穴式。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石器有斧、锛、刀、铲、钺、剑、球、磨石、网坠等。
大砣子遗址第一、二期文化遗存分别与双砣子第二、三期文化遗存相对应,属青铜文化。第一期文化遗存的器盖、盂、尊形器以及盘内起棱的豆都是典型器物,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或折棱、三个弧形矮足是重要特点。第二期文化遗存的大型壶、罐是重要器物,圈足、三瓣或多瓣圈足以及纹饰以弦纹刺点为主,还有一定数量外贴泥条制成的凸棱纹是重要特点。从出土的石器、动物遗骨和牡蛎、海螺、蛤仔等贝壳分析,当时人们从事农业、渔猎和采集等多种经济活动。

安徽潜山彭岭战国西汉墓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潜山县文物管理所

      1992年秋,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潜山县文物管理所对潜山县彭岭墓群进行了清理发掘工作。共清理发掘了墓葬46座,其中1座为唐墓,本文报导的是战国西汉墓。
这批墓葬的形制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葬具多为木棺椁。人骨全朽,葬式不明。随葬品多寡不一,共出土铜、陶、铁、漆竹木、玉石器等590多件。以陶器为主,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豆、壶或鼎、盒、壶,加罐、钫、盘、匜、勺等。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流行的基本组合形式。这批墓葬规模虽然不大,但墓葬结构较完整,出土了一批种类齐全,且富有时代特征的随葬品,器物组合也较完整。从墓葬形制、器物组合和器物特征来看,它们的墓葬年代均比较接近,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
     这批墓葬分布比较集中,从墓葬的规模大小,葬具的优劣及随葬品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来看,有着明显的贫富差别。又出现了几组二墓并列现象,应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因此,这个墓地可能是一个大家庭的茔地。
      这批墓葬从墓葬形制和棺椁结构上都是沿用了楚国的葬制,M32木椁内底铺设木雕花笭床,陶器的组合和器物特征等均具有安徽楚墓的特征,出土的战国铜镜多属于楚镜,所以说,这批战国晚期墓葬应为战国晚期楚墓,在彭岭的西汉墓中也明显保留了不少楚墓的风格。
      彭岭墓群资料相当丰富,这批墓葬以楚文化风格为主,有助于探索皖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复杂文化面貌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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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