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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陶话彩
寻迹得鱼
发布时间:2008-12-30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王仁湘    点击率:

说陶话彩(2)

     ——说说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

    史前彩陶中的鱼纹,大体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具象,写实性很强;一种为变形,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还一种为抽象,不过是符号而已。我们在讨论时,除去具象的鱼纹,称变形鱼纹为典型鱼纹,抽象鱼纹为简体鱼纹。
    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陕西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发现。半坡文化的鱼纹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的具象纹饰,一类为变形纹饰。当然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被认为是鱼纹演变而成,但一般并不将它们归入鱼纹之列,因为这些纹饰已经看不到鱼的形体特征了。
    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由彩陶而论,以为半坡文化以鱼纹为主要特征,而庙底沟文化是以鸟纹为重要标志。我们这里要说道的是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发现有鱼纹彩陶,而且数量可观。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庙底沟文化存在鱼纹彩陶,不过它们与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有明显区别,当然联系也是有的。仔细寻迹,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并不少见,这说明鱼纹并不仅仅是半坡人的专宠,庙底沟人其实不仅崇鸟,也非常爱鱼。
    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的结合。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且不论学者们对那图案含义的深入讨论,只说鱼纹与鸟纹同绘一器,就很值得关注了。这样的发现也许只能看成是个案,而且上面的鱼纹也是具象图案,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对象。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庙底沟文化彩陶普见的变形鱼纹。
    当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写实的鱼纹,其实在西乡何家湾、铜川李家沟、郑州大河村、济源长泉有发现,基本是以写实的方法描绘鱼体,各处构图并不全同,但多用网格线表示鱼鳞,这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在垣曲小赵彩陶上见到了最生动的鱼纹,可以算是写实最准确的鱼纹。这些发现虽算不上多,但也不能说是很少,表明庙底沟人对鱼相当关注。
    在华阴南城子、铜川李家沟和陇县原子头,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鱼纹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这类鱼纹,大体是承续半坡文化鱼纹的绘法,鱼身强调背腹对称构图,涂彩面较大。剪刀形的鱼尾和鱼鳍对称伸展,长长的鱼嘴张开着,大鳃醒目,但鱼目省略不见。其实类似典型鱼纹彩陶片在临潼姜寨的庙底沟文化层中也曾见到过,因为只存留着鱼纹中段,所以过去没有辨识出来。在华县泉护村也有一件鱼纹彩陶,陶片上只见到鱼尾的中段,即原报告所称的“两条平行反向曲形黑彩带”,这黑彩带的一下有双勾线条,是典型的鱼纹绘法,所以可以确定这是一件鱼纹彩陶,可能是简体鱼纹。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介于写实与几何形之间的纹饰中,也只有这一种鱼纹最富于装饰性,只是它并不是庙底沟人自己创造的构图(图2-1)。

    我们也注意到,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鱼纹有的头部构图有明显的变化,用一些包括双瓣花的花瓣纹在内的纹饰取代了嘴部,附加的这些纹饰很值得研究。
    当然庙底沟人自己也首创了另一种鱼纹的绘法,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绘法。我将这种鱼纹称为简体鱼纹,它仅存典型鱼纹常见的尾部,身子与头部都已省略,不过前端有一个圆点,大约是用它表示着鱼头。简体鱼纹在山西、陕西和甘肃均有发现,虽然所见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很广。简体鱼纹彩陶在晋南新绛光村、洪洞耿壁有发现,特点是两尾合拢。在陕西的华阴南城子和扶风案板以及甘肃秦安的大地湾见到的简体鱼纹,两尾张得较开一些。
    简体鱼纹的鱼尾明显是取自典型鱼纹,都是剪刀形。这两种鱼纹之间,可能存在着递变关系。不过从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的演变,目前还没有见到太明确的中间环节资料,不象鸟纹的演变脉络那么清晰。
    值得提到的是,简体鱼纹早在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就有发现,只是因为那块彩陶片过于破碎,所以一直没有被辨认出来。这块彩陶片上的简鱼纹,仅存鱼的身尾接合部,双线勾勒的鱼身轮廓特点明确,可以认定它是鱼纹而不会是其他。从细部特征看,它与大多数典型鱼纹不同,却与华阴南城子的发现相类似,剪刀尾之间的夹角特别小,有较长的细夹缝。但是在陶片上并没有看到应当绘出的鱼鳍,没有鱼鳍那就不会是典型鱼纹,而应当是简体鱼纹。从这个发现看,由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的脉络(图2-2)。

    很明显,从图案构图的角度来说,简体鱼纹是在借鱼尾表示鱼的全形。如果没有典型鱼纹作观照,我们要将如此简化的图形认定为鱼纹会是很牵强的事。事实上,这类简体鱼纹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中地区考古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石璋如先生在调查后的10多年后公布了资料,不过当时并没有辨认出,陶片上只有一外圆点和两个尾尖,即使是现在要看明白纹饰的内容也很难,何况那时连典型鱼纹彩陶都还没有见到(图2-3)。

    在西乡何家湾和华阴南城子都同时发现过简体鱼纹与典型鱼纹,表明简体鱼纹出现后,并没有完全取代典型鱼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过共存。南城子的简体鱼纹又是最简的形态,可见两种鱼纹共存的时间不会太短。当然鱼纹的变化也还有另外的模式,也有一种简鱼纹不是简头扩尾,而是大头缩尾。如甘肃正宁吴家坡见到的一例鱼纹彩陶,除了大头还保留一点典型鱼纹的影子外,鱼身鱼尾只存留着一点象征,乍一看还不容易确认它就是鱼纹。
    再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典型鱼纹的地点有灵宝永泉埠、小常、北阳平、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简体鱼纹的地点有灵宝北阳平、南万村、夏县西阴村、新绛光村、洪洞耿壁、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华县泉护村、蓝田泄湖、扶风案板和秦安大地湾。这样看来,鱼纹也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了,过去以为它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元素的认识需要作一些修正。在一些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事。在河南灵宝的几个地点都见到鱼纹彩陶,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发现者当初并没有辨识出来。灵宝的鱼纹既有典型鱼纹,如小常和永泉埠所见;也有简体鱼纹,如南万村所见(图2-4)。在北阳平,这两种鱼纹都有发现。豫西发现的这些鱼纹与山西、陕西和甘肃地区所见并无区别。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的内蒙古清水河石板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它也一直没有被辨识出来。石板彩陶上的鱼纹应当属于典型鱼纹,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图2-5)。在南方也有重要线索,我们注意到湖北郧县大寺在新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彩陶。纹饰除了大单旋纹以外,还有标准的鱼纹残片。鱼纹虽然典型,陶片因为过于残存,所以发掘者并没有辨认出来。另外枣阳的枣阳雕龙碑也见到一例鱼纹彩陶片,纹饰仅存半尾,不能判断是典型鱼纹还是简体鱼纹,暂作典型鱼纹看待,这是庙底沟文化风格鱼纹分布的南限(图2-6)。

    我们还注意到,有报道说蓝田泄湖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了简体鱼纹。从所附图片上看,那里的简体鱼纹与庙底沟文化的并无不同。如果这个发现能够确定无疑,那说明简鱼纹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还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没有更多的发现。不过泄湖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上也见到了简鱼纹,只是鱼尾极短小,与他处的发现有些区别(图2-7)。

    为着今后能引起发掘者更多的注意,我特意绘制了一张“彩陶上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残片的判断坐标图”,希望学者们在发现相似彩陶片时能仔细比对,一定会有所收获(图2-8)。从这个坐标图上,从鱼头到鱼尾分出了7个坐标区,头眼、身子和尾部都分作两区,头与尾的结合部分为1区,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将那些彩陶片归位。过去在这样的碎片出土时,可能因为太过于破碎,残留的纹饰也过于简单,所以被忽略了,甚至在公布资料时将它们搁置起来。如果这样的彩陶片不被认识,甚或让它们重归尘下,那可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鱼纹彩陶片并不难辨认,因为它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其他纹饰区别明显,一般是不会混淆的。

    仔仔细细地寻一寻,“按图索鳞”,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鱼,也许会使眼界又开阔一些的(图2-9)。得到了这样多的鱼,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许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4期。
[2]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2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6期;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集刊》1996年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9]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
[10] 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南四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3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3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与试掘》,《考古》1960年7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2集。
[13] 王仁湘、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4期。

(责任编辑: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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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得鱼

发布时间: 200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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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庙底沟文化遗址出土的鱼纹彩陶

    史前彩陶中的鱼纹,大体分为三种样式,一种为具象,写实性很强;一种为变形,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还一种为抽象,不过是符号而已。我们在讨论时,除去具象的鱼纹,称变形鱼纹为典型鱼纹,抽象鱼纹为简体鱼纹。
    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陕西地区的不少遗址都有发现。半坡文化的鱼纹分为两类,一类为写实的具象纹饰,一类为变形纹饰。当然还有一些几何形图案被认为是鱼纹演变而成,但一般并不将它们归入鱼纹之列,因为这些纹饰已经看不到鱼的形体特征了。
    过去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由彩陶而论,以为半坡文化以鱼纹为主要特征,而庙底沟文化是以鸟纹为重要标志。我们这里要说道的是在庙底沟文化中也发现有鱼纹彩陶,而且数量可观。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庙底沟文化存在鱼纹彩陶,不过它们与半坡文化的鱼纹彩陶有明显区别,当然联系也是有的。仔细寻迹,庙底沟文化彩陶中的鱼纹并不少见,这说明鱼纹并不仅仅是半坡人的专宠,庙底沟人其实不仅崇鸟,也非常爱鱼。
    在庙底沟文化中,不仅有鸟纹和鱼纹,也有鱼纹与鸟纹的结合。最著名的自然是汝州阎村出土的那件瓮棺上的“鹳鱼石斧图”,且不论学者们对那图案含义的深入讨论,只说鱼纹与鸟纹同绘一器,就很值得关注了。这样的发现也许只能看成是个案,而且上面的鱼纹也是具象图案,不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对象。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庙底沟文化彩陶普见的变形鱼纹。
    当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写实的鱼纹,其实在西乡何家湾、铜川李家沟、郑州大河村、济源长泉有发现,基本是以写实的方法描绘鱼体,各处构图并不全同,但多用网格线表示鱼鳞,这是比较一致的手法。在垣曲小赵彩陶上见到了最生动的鱼纹,可以算是写实最准确的鱼纹。这些发现虽算不上多,但也不能说是很少,表明庙底沟人对鱼相当关注。
    在华阴南城子、铜川李家沟和陇县原子头,发现了庙底沟文化典型的鱼纹彩陶。庙底沟文化彩陶中这类鱼纹,大体是承续半坡文化鱼纹的绘法,鱼身强调背腹对称构图,涂彩面较大。剪刀形的鱼尾和鱼鳍对称伸展,长长的鱼嘴张开着,大鳃醒目,但鱼目省略不见。其实类似典型鱼纹彩陶片在临潼姜寨的庙底沟文化层中也曾见到过,因为只存留着鱼纹中段,所以过去没有辨识出来。在华县泉护村也有一件鱼纹彩陶,陶片上只见到鱼尾的中段,即原报告所称的“两条平行反向曲形黑彩带”,这黑彩带的一下有双勾线条,是典型的鱼纹绘法,所以可以确定这是一件鱼纹彩陶,可能是简体鱼纹。
    在庙底沟文化彩陶介于写实与几何形之间的纹饰中,也只有这一种鱼纹最富于装饰性,只是它并不是庙底沟人自己创造的构图(图2-1)。

    我们也注意到,陇县原子头见到的鱼纹有的头部构图有明显的变化,用一些包括双瓣花的花瓣纹在内的纹饰取代了嘴部,附加的这些纹饰很值得研究。
    当然庙底沟人自己也首创了另一种鱼纹的绘法,这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绘法。我将这种鱼纹称为简体鱼纹,它仅存典型鱼纹常见的尾部,身子与头部都已省略,不过前端有一个圆点,大约是用它表示着鱼头。简体鱼纹在山西、陕西和甘肃均有发现,虽然所见数量并不是太多,但它的分布范围却很广。简体鱼纹彩陶在晋南新绛光村、洪洞耿壁有发现,特点是两尾合拢。在陕西的华阴南城子和扶风案板以及甘肃秦安的大地湾见到的简体鱼纹,两尾张得较开一些。
    简体鱼纹的鱼尾明显是取自典型鱼纹,都是剪刀形。这两种鱼纹之间,可能存在着递变关系。不过从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的演变,目前还没有见到太明确的中间环节资料,不象鸟纹的演变脉络那么清晰。
    值得提到的是,简体鱼纹早在1926年李济先生发掘夏县西阴村遗址时就有发现,只是因为那块彩陶片过于破碎,所以一直没有被辨认出来。这块彩陶片上的简鱼纹,仅存鱼的身尾接合部,双线勾勒的鱼身轮廓特点明确,可以认定它是鱼纹而不会是其他。从细部特征看,它与大多数典型鱼纹不同,却与华阴南城子的发现相类似,剪刀尾之间的夹角特别小,有较长的细夹缝。但是在陶片上并没有看到应当绘出的鱼鳍,没有鱼鳍那就不会是典型鱼纹,而应当是简体鱼纹。从这个发现看,由典型鱼纹到简体鱼纹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变化的脉络(图2-2)。

    很明显,从图案构图的角度来说,简体鱼纹是在借鱼尾表示鱼的全形。如果没有典型鱼纹作观照,我们要将如此简化的图形认定为鱼纹会是很牵强的事。事实上,这类简体鱼纹在20世纪40年代的关中地区考古调查中就已经发现,石璋如先生在调查后的10多年后公布了资料,不过当时并没有辨认出,陶片上只有一外圆点和两个尾尖,即使是现在要看明白纹饰的内容也很难,何况那时连典型鱼纹彩陶都还没有见到(图2-3)。

    在西乡何家湾和华阴南城子都同时发现过简体鱼纹与典型鱼纹,表明简体鱼纹出现后,并没有完全取代典型鱼纹,它们在一段时间内有过共存。南城子的简体鱼纹又是最简的形态,可见两种鱼纹共存的时间不会太短。当然鱼纹的变化也还有另外的模式,也有一种简鱼纹不是简头扩尾,而是大头缩尾。如甘肃正宁吴家坡见到的一例鱼纹彩陶,除了大头还保留一点典型鱼纹的影子外,鱼身鱼尾只存留着一点象征,乍一看还不容易确认它就是鱼纹。
    再作一个简单的统计,发现典型鱼纹的地点有灵宝永泉埠、小常、北阳平、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陇县原子头、临潼姜寨和铜川李家沟,发现简体鱼纹的地点有灵宝北阳平、南万村、夏县西阴村、新绛光村、洪洞耿壁、西乡何家湾、华阴南城子、华县泉护村、蓝田泄湖、扶风案板和秦安大地湾。这样看来,鱼纹也是庙底沟文化彩陶一个不可忽略的要素了,过去以为它是半坡文化彩陶独有元素的认识需要作一些修正。在一些典型的庙底沟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这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事。在河南灵宝的几个地点都见到鱼纹彩陶,由于陶片过于破碎,发现者当初并没有辨识出来。灵宝的鱼纹既有典型鱼纹,如小常和永泉埠所见;也有简体鱼纹,如南万村所见(图2-4)。在北阳平,这两种鱼纹都有发现。豫西发现的这些鱼纹与山西、陕西和甘肃地区所见并无区别。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北面的内蒙古清水河石板遗址也发现了鱼纹彩陶,它也一直没有被辨识出来。石板彩陶上的鱼纹应当属于典型鱼纹,这是很重要的发现(图2-5)。在南方也有重要线索,我们注意到湖北郧县大寺在新近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彩陶。纹饰除了大单旋纹以外,还有标准的鱼纹残片。鱼纹虽然典型,陶片因为过于残存,所以发掘者并没有辨认出来。另外枣阳的枣阳雕龙碑也见到一例鱼纹彩陶片,纹饰仅存半尾,不能判断是典型鱼纹还是简体鱼纹,暂作典型鱼纹看待,这是庙底沟文化风格鱼纹分布的南限(图2-6)。

    我们还注意到,有报道说蓝田泄湖的半坡文化彩陶上见到了简体鱼纹。从所附图片上看,那里的简体鱼纹与庙底沟文化的并无不同。如果这个发现能够确定无疑,那说明简鱼纹在半坡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还并不是很流行,所以没有更多的发现。不过泄湖的庙底沟文化彩陶上也见到了简鱼纹,只是鱼尾极短小,与他处的发现有些区别(图2-7)。

    为着今后能引起发掘者更多的注意,我特意绘制了一张“彩陶上典型鱼纹与简体鱼纹残片的判断坐标图”,希望学者们在发现相似彩陶片时能仔细比对,一定会有所收获(图2-8)。从这个坐标图上,从鱼头到鱼尾分出了7个坐标区,头眼、身子和尾部都分作两区,头与尾的结合部分为1区,我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将那些彩陶片归位。过去在这样的碎片出土时,可能因为太过于破碎,残留的纹饰也过于简单,所以被忽略了,甚至在公布资料时将它们搁置起来。如果这样的彩陶片不被认识,甚或让它们重归尘下,那可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鱼纹彩陶片并不难辨认,因为它与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其他纹饰区别明显,一般是不会混淆的。

    仔仔细细地寻一寻,“按图索鳞”,不仅会得到更多的鱼,也许会使眼界又开阔一些的(图2-9)。得到了这样多的鱼,对于半坡与庙底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也许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办公室:《湖北郧县大寺2006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4期。
[2] 临汝县文化馆:《临汝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1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年;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2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6期;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 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
[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新绛光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文物集刊》1996年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陕西扶风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5年。
[8]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年。
[9] 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年。
[10] 李红雄:《甘肃庆阳地区南四县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3期。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3期;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分队:《河南灵宝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复查与试掘》,《考古》1960年7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内蒙古中南部古文化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12集。
[13] 王仁湘、王杰主编:《雕龙碑史前彩陶》,文物出版社2006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六队:《陕西蓝田泄湖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4期。

(责任编辑:高丹)


 

作者:王仁湘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