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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玉器的尖端科技
红山文化玉器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上)
发布时间:2013-04-0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邓 聪  刘国祥    点击率:

 

一、前 言

       回顾近40年来红山玉器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随着1980年以来牛河梁遗址群调查和发掘工作顺利的展开,出土了一批层位关系明确和遗迹单位组合清晰红山文化的玉器,备受中外学术界之关注[1]。其中,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丰富多彩,以其独特的造型甚受注目,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进程中重要的关键。2008813日,我们在赤峰学院,正式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的项目。随后,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在赤峰和朝阳等地博物馆,对各地出土的红山玉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纪录[2]。同年1030日至1117日,幸蒙郭大顺先生的照拂,我们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如下地点:包括牛2Z2M1[3]、牛2Z3[4]、牛2M4[5]、牛2M21[6]、牛2M27[7]、牛5M1[8]、牛16M2[9]和牛16M4[10]出土的玉器,进行多角度数码拍摄、文字记录和硅胶微痕复制等。这篇论文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是次观察玉器的成果,从工艺技术上初步探索,更详细的研究报告,有待今后的发表。

玉器技术结构的相关概念,包括如玉来源、矿物分析、玉器出土状况、制作工艺、类型组合与功能、使用后变形、玉器社会中传、玉器社会价值递变、玉器埋藏后变化等,均是考古学研究所热关注的[11]。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大量的出土,如雨后春笋。这些玉器研究基础性的工作,外乎是如何就玉器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对各种的资料作出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记录,否则相关出土玉器的资料价值,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本文是从玉器技术角作为一个介入点,为牛河梁遗址群相关玉器工艺资料的积蓄,为今后红山文化玉器深入的研究,提供对比的基础。这篇文章是对牛河梁遗址玉器技术体系思考的尝试,乞请大方之家指正。

二、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

红山玉器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料来源,是很值得探索的课题。19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红山玉器玉料来源于岫岩玉矿的蛇纹石,并不知道这些玉器矿物是真正的软玉。稍后,据地质矿物学家闻广的鉴定,认识到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是一种色调偏黄的软玉,质地均匀,具一定透明度。对红山玉器玉料的来源,闻广慎重的指出:「现代辽宁宽甸所产的青黄玉及甘黄玉,均为透闪石软玉,与红山文化的特征玉材相似。」[12]

最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地质及考古学者的合作,对岫岩一带软玉产出类型、地质背景、物质组成、开发使用历史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专题的研究。对于红山玉器方面,他们通过对内蒙及辽宁各地实际的考察,论证「红山玉器从质地、色调、光泽几方面,絶大部份都与岫岩透闪石玉玉料标本相近」。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岫岩软玉玉矿对东北史前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次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确定了距今80004000年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新乐文化的大批精美玉器,主要为岫岩闪石玉所制」[13]

然而,郭大顺对红山玉器原料来源,却提出了另一种的考虑。他指出贝加尔湖玉料「质地、色泽近于红山玉,红山文化的分布又以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最为强劲,或许可以考虑红山玉的来源与贝加尔湖地区的关系」[14]。以上红山玉料来源于岫岩及贝加尔湖地区的看法,都是从玉质及色泽的角度作判断,两者的结论不同,但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我们认为有关红山玉器玉料来源问题,除了玉矿产地的考察外,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认识。如玉料是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采集?玉料在初步加工后,是否以半成品或成品形态直接从产地输出?这些问题,过去尚甚少讨论。从方法论上,这方面的探索,应该取鉴于考古学界对石器原料来源考察的一些通则[15]

众所周知,玉石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矿物辨识和来源的分析。由于矿物辨识是地质矿物学的范围,在此不作讨论。玉器玉料来源问题,牵涉到相关地区软玉矿源的有无、玉矿丰富的程度、玉料采集方式和运输途径、玉料采集制作和使用者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用玉的制度。人们如何对玉料处理的行为模式,牵涉到对红山文化经济生产体系的理解,玉器与社会相互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具体来说,玉料来源于原生矿或者次生矿区分、玉料出产地质条件分析、玉料产出状况地貌差异、玉料本身质量及颜色等问题,都会是当时人类对玉采集或使用的行为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如玉料采集来说,可区分表面采集、玉矿露头地方捡拾,或者是挖掘原生玉矿床等不同的手段。这方面还牵涉到玉料产出多寡,采集环境生态条件差异,采集程度难易等问题。此外,玉料的大小和形状,亦影响到运输和保存的考虑。例如软玉原石是否直接输出?抑或是在采集玉料当地,制作半成品或成品再输出?这些问题通过对玉矿调查,遗址出土玉器相关遗物分析,是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其中如玉器上玉料皮壳特征的颜色和包含物,外皮位置及覆盖的范围等,均有必要深入的分析。其次玉器加工过程中一些特殊类型的器物,如玉芯的出现等,对玉器加工流程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最后,就玉料来源的探索,从中更显示了当时人类活动领域的空间,移动路线的追踪,不同聚落间互动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来源探索,可以从软玉矿源、采集方式和运输等几方面具体探索。

目前学术界一般指出,红山玉器的矿源,可能与岫岩和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都有关系。从空间上考虑,红山文化玉器与辽东的岫岩一带,有就近取材的地利。有些意见认为红山玉器大部份的玉料,可能与岫岩一带玉矿关系密切。20117月,郭大顺在岫岩举行的「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了《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论文,对岫岩一带史前软玉考古资料,作了初步的梳理[16]

他指出岫岩软玉的历史,据玉矿与出土玉器史前遗址空间的关系,由近而远可细分为三个地域。

第一: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如岫岩县西北西山遗址,年代约距今4500年,出土玉石器13件。

第二: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周边,如东沟县后洼遗址,年代距今60005000年,出土玉器32件。

第三:岫岩玉矿生成地带邻近地区,以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南端及海岛地区为主,年代距今70005000年,如新乐遗址共出土玉器3件、三堂遗址下层出土玉璧等。

郭氏总结辽东地区史前遗址玉器发现率和使用相当高,证明辽东人是相当喜用玉器的部族。此中北沟、文家屯、郭家村、四平山等遗址,出土了采集玉料及加工玉器相关的资料。

以上通过岫岩一带使用软玉遗址的分析,如果从年代及范围再扩张一点的话,即从最早使用岫岩一带玉矿的兴隆洼文化考察,此中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等,年代在距今82007200年间。其中一些遗址如南台子并没有出土过玉器。兴隆洼遗址发掘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所得玉器仅20多件,共重319.9克。

整合以上考古发现与岫岩软玉使用的历史,其中一项让人注目的倾向,即距离岫岩一带玉矿越远的遗址,却是现今所知较早使用岫岩软玉的部族。并且,在史前距离岫岩越近的遗址,反而出土岫岩玉器的年代却越晚。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可以解读为:较早期史前岫岩一带对软玉的使用,并不是与玉矿的空间距离成正比的关系。更可能是在距今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的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辽西地区一些较大型中心聚落的部族,随着氏族社会文化进入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部族中的特权贵族,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使用玉器象征性功能的需要,才通过部落间相互往来及交换等途径,而获得小量的玉器。

按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均是当时氏族社会的中心性聚落,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在东北亚同时期遗址中,也是规模最宏大的代表。但从他们控制或可以使用玉器稀少的数量来看,可以肯定兴隆洼文化的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是非常不易的。到纪元前4000纪年的阶段,如果我们以重量计算对比,红山文化用玉的数量,肯定比兴隆洼文化部族的用玉,增加数十倍以至数百倍之多。这反映红山文化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有了更大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岫岩玉生成区域以至周边地带,发现相关考古遗址并不多。这可能是限制于当前考古工作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说,如红山文化进入唯玉唯葬阶段,人们对玉文化极度尊崇的社会中,为了加强控制岫岩一带玉料的资源,当时辽东地区在产出玉矿的周围,应该会出现一些可能是采集或制作玉器的专业集团聚落。郭大顺指出,辽东半岛一带距今60005000年前一带遗址中,普遍发现玉料与制作流程的一些玉器制品。这些辽东半岛周围的遗址,也可能是接受了来自岫岩一带专业制玉集团的影响。再者,就现今发现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从出土玉器数量与玉器玉料母岩的角度考虑,牛河梁遗址群中一些墓葬的主人,对岫岩一带玉料的来源,显示未必有强有力的直接控制。

这里仅以笔者曾观察牛河梁遗址两座墓葬中的玉器讨论。

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从M21M4M14迭压关系,可知M21是年代较早的一处墓葬。M21随葬玉器丰富,多达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个墓葬中,葬玉最多的一座[17]。据肉眼观察,除去一件管箍状器(M21:8)严重风化外,其余19件玉器,保存良好,只有表面微弱的风化,基本上保留原玉料的颜色。就从玉色细微差别及玉器上保留原玉砾皮壳色调考察,这19件玉器可能是出于不同母岩玉料的个体,其中可再区分两大类图版一

A系:岫岩系玉器

黄绿色,是岫岩软玉的特征色,包括有龟(M21:10)、竹节状器(M21:11)、兽面牌饰(M21:14)、箍形器(M21:2)、勾云形佩(M21:3)、镯(M21:15)共6件。

B系:贝加尔-吉黑系玉器

呈灰白与绿白色调,透明度较大,如璧(M21:45161820)、双联璧(M21:6)。

有关AB系玉器之考察,一方面我们认为A系玉器,很可能是由岫岩一带的玉料制成;B系的玉料来源,可能与贝加尔-吉黑的玉器关系比较密切。再者,这20件玉器如果从玉器本身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s)和可让渡性(alienability)来考虑,两者间社会性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考古人类学者傅罗文指出,价值的等级递变是指玉器可以按其大小、工艺、象征性、玉质、颜色等特质差异,构成价值上等级的递变。也就是说,不同玉器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价值,并非一致,有着等级贵贱的差异。不同价值的玉器,既显示相互间互补的关系,更因为某些价值较高的玉器的存在,显示出拥有者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者或贵族某种特殊权力的象征[18]

A系玉器中,如龟、竹节状器、兽面牌饰、箍形器、勾云形佩和玉镯,均各只有一件。龟和勾云形佩两者,都很明显是由特别细腻的河砾玉料制成。这6件玉器,很可能是来源不同玉料的个体。从迄今发现红山玉器中,龟、勾云形佩、兽面牌饰及箍形器,无可置疑是属于红


山文化中的重器,尤其是M21:10的龟壳,通体晶莹光亮,造型逼真,加工极其精致。然而,龟腰部近头一侧,可见有一片较大破损,破损部份经研磨修整后继续使用。以上这几件玉器,在M21中都是唯一的器物,其中一些更可能是祭祀中的法器。可以推测A系玉器的价值,比其他环、璧等的玉器为高。

另一方面,B系的环、坠等器物,其中以(M21:1620)及双联璧(M21:6),都是带绿白色,透明度较高的玉器。从玉色和玉质上,均与岫岩一带软玉有着差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M21中「……具有吉黑地区玉器风格的玉器,如不规则的菱形器、小型刃边璧形器、双联璧器型,絶大多数玉料的透明度较高,呈淡绿、黄绿和淡青色,较洁净或有少许杂质,与上述(红山文化晚期)两种常见玉料不同」,「M21的墓主人是来自吉黑地区的巫师」[19]

按笔者肉眼观察,M21B系玉器,确实具有吉黑一带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特质。另一方面,B系玉器中环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如果单纯以物以罕为贵的原则考虑,我们可以推测,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人们的眼中,B系比A玉器的社会价值较低。

以下我们再以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出土玉器考察[20]。此墓出土7件玉器,包括璧和龟各两件,箍形器、勾云形佩、镯各一件。这7件玉器的质感和色调,都较接近岫岩一带出土的玉料。其中一对玉龟,更显示雌雄的特征,应该出自同一玉工之手,更可能是从同一玉料母岩制作而成。此外,两件玉璧和勾云形佩的玉质和色调,亦比较接近。

整体来说,从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玉器的大小和工艺特征来说,一对龟和勾云形佩玉器社会等级价值可能较高。再者,此墓没有呈泛白透明度高的璧和双联璧般的玉器。从上述第2地点1号冢M21和第5地点1号冢两处墓地出土玉器对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M21反映红山玉器玉料,可能主要有两处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岫岩一带的周围;其二是贝加尔-吉黑系的玉矿。

2.      M2120件玉器中,社会价值较高具有「不可让渡性」的玉器,均为岫岩系玉料。

3.      M21墓主人所收藏20件玉器,来源于不同个体玉料母岩,这说明当时对玉料来源地未有直接控制的能力。估计大多数玉器是外来成器直接入手使用。

4.      5地点1号冢主人,应该与操控岫岩一带玉矿产出的集团,有着较密切关系。

以上从玉料来源和不同玉器使用和社会价值差异等角度分析,初步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来源的复杂面貌。

 

(原文载于《第七章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技术初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注释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2] 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试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5465;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6698

[3] 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4]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5]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6] 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页914

[7] 同注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71

[8] 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8期,页48

[9] 同注1,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

[10] 王来柱:《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页414

<, SPAN style="FONT-SIZE: 10.5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lang=EN-US>[11] 邓聪、刘国祥、叶晓红:《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科技考古的方法和实践》,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274300

[12] 闻广:《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宝玉石》,1991年第4期,页3234;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东亚玉器》第二册,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页220

[13] 王时麒等:《中国岫岩玉》,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119

[14]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37

[15] M.-L. Inizan, M. Reduron-Ballinger, H. Roche, and J. Tixier, Techn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napped Stone, (translated by J. Feblot-Augustins) Nanterre: CREP, 1999.

[16] 郭大顺:「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资料,页13

[17] 同注6,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页914

[18] Rowan Flad, “Xinglongwa Jades and the Genesis of Value”, The Origin of Jades in East Asia, Jades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Hong Kong: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pp. 224-231.

[19] 周晓晶:《从牛河梁遗址M21出土玉器看红山文化玉器的北方因素》,《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4860

[20] 同注8,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页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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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玉器的尖端科技

红山文化玉器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上)

发布时间: 2013-04-03

 

一、前 言

       回顾近40年来红山玉器科学系统的研究,特别是随着1980年以来牛河梁遗址群调查和发掘工作顺利的展开,出土了一批层位关系明确和遗迹单位组合清晰红山文化的玉器,备受中外学术界之关注[1]。其中,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丰富多彩,以其独特的造型甚受注目,成为探索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进程中重要的关键。2008813日,我们在赤峰学院,正式启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的项目。随后,红山文化玉器工艺研究工作小组先后在赤峰和朝阳等地博物馆,对各地出土的红山玉器,进行了广泛调查和纪录[2]。同年1030日至1117日,幸蒙郭大顺先生的照拂,我们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得以顺利对牛河梁遗址群的如下地点:包括牛2Z2M1[3]、牛2Z3[4]、牛2M4[5]、牛2M21[6]、牛2M27[7]、牛5M1[8]、牛16M2[9]和牛16M4[10]出土的玉器,进行多角度数码拍摄、文字记录和硅胶微痕复制等。这篇论文的内容,主要是依据是次观察玉器的成果,从工艺技术上初步探索,更详细的研究报告,有待今后的发表。

玉器技术结构的相关概念,包括如玉来源、矿物分析、玉器出土状况、制作工艺、类型组合与功能、使用后变形、玉器社会中传、玉器社会价值递变、玉器埋藏后变化等,均是考古学研究所热关注的[11]。近年来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大量的出土,如雨后春笋。这些玉器研究基础性的工作,外乎是如何就玉器制作与消费过程中,对各种的资料作出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记录,否则相关出土玉器的资料价值,可能会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本文是从玉器技术角作为一个介入点,为牛河梁遗址群相关玉器工艺资料的积蓄,为今后红山文化玉器深入的研究,提供对比的基础。这篇文章是对牛河梁遗址玉器技术体系思考的尝试,乞请大方之家指正。

二、玉料来源、采集与运输

红山玉器尤其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料来源,是很值得探索的课题。19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红山玉器玉料来源于岫岩玉矿的蛇纹石,并不知道这些玉器矿物是真正的软玉。稍后,据地质矿物学家闻广的鉴定,认识到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主要是一种色调偏黄的软玉,质地均匀,具一定透明度。对红山玉器玉料的来源,闻广慎重的指出:「现代辽宁宽甸所产的青黄玉及甘黄玉,均为透闪石软玉,与红山文化的特征玉材相似。」[12]

最近几年,由北京大学地质及考古学者的合作,对岫岩一带软玉产出类型、地质背景、物质组成、开发使用历史等各方面,进行深入专题的研究。对于红山玉器方面,他们通过对内蒙及辽宁各地实际的考察,论证「红山玉器从质地、色调、光泽几方面,絶大部份都与岫岩透闪石玉玉料标本相近」。他们研究的结论认为,岫岩软玉玉矿对东北史前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这次研究成果,被认为是「确定了距今80004000年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红山文化、新乐文化的大批精美玉器,主要为岫岩闪石玉所制」[13]

然而,郭大顺对红山玉器原料来源,却提出了另一种的考虑。他指出贝加尔湖玉料「质地、色泽近于红山玉,红山文化的分布又以向北部的蒙古高原最为强劲,或许可以考虑红山玉的来源与贝加尔湖地区的关系」[14]。以上红山玉料来源于岫岩及贝加尔湖地区的看法,都是从玉质及色泽的角度作判断,两者的结论不同,但并不一定相互排斥。

我们认为有关红山玉器玉料来源问题,除了玉矿产地的考察外,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细致的认识。如玉料是在什么地理环境中采集?玉料在初步加工后,是否以半成品或成品形态直接从产地输出?这些问题,过去尚甚少讨论。从方法论上,这方面的探索,应该取鉴于考古学界对石器原料来源考察的一些通则[15]

众所周知,玉石器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矿物辨识和来源的分析。由于矿物辨识是地质矿物学的范围,在此不作讨论。玉器玉料来源问题,牵涉到相关地区软玉矿源的有无、玉矿丰富的程度、玉料采集方式和运输途径、玉料采集制作和使用者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用玉的制度。人们如何对玉料处理的行为模式,牵涉到对红山文化经济生产体系的理解,玉器与社会相互间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具体来说,玉料来源于原生矿或者次生矿区分、玉料出产地质条件分析、玉料产出状况地貌差异、玉料本身质量及颜色等问题,都会是当时人类对玉采集或使用的行为模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如玉料采集来说,可区分表面采集、玉矿露头地方捡拾,或者是挖掘原生玉矿床等不同的手段。这方面还牵涉到玉料产出多寡,采集环境生态条件差异,采集程度难易等问题。此外,玉料的大小和形状,亦影响到运输和保存的考虑。例如软玉原石是否直接输出?抑或是在采集玉料当地,制作半成品或成品再输出?这些问题通过对玉矿调查,遗址出土玉器相关遗物分析,是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其中如玉器上玉料皮壳特征的颜色和包含物,外皮位置及覆盖的范围等,均有必要深入的分析。其次玉器加工过程中一些特殊类型的器物,如玉芯的出现等,对玉器加工流程的理解,也是很重要的资料。最后,就玉料来源的探索,从中更显示了当时人类活动领域的空间,移动路线的追踪,不同聚落间互动等问题,都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

红山文化特别是牛河梁遗址群出土玉器的来源探索,可以从软玉矿源、采集方式和运输等几方面具体探索。

目前学术界一般指出,红山玉器的矿源,可能与岫岩和贝加尔湖地区的玉料都有关系。从空间上考虑,红山文化玉器与辽东的岫岩一带,有就近取材的地利。有些意见认为红山玉器大部份的玉料,可能与岫岩一带玉矿关系密切。20117月,郭大顺在岫岩举行的「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发表了《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论文,对岫岩一带史前软玉考古资料,作了初步的梳理[16]

他指出岫岩软玉的历史,据玉矿与出土玉器史前遗址空间的关系,由近而远可细分为三个地域。

第一: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如岫岩县西北西山遗址,年代约距今4500年,出土玉石器13件。

第二:岫岩玉矿生成地带周边,如东沟县后洼遗址,年代距今60005000年,出土玉器32件。

第三:岫岩玉矿生成地带邻近地区,以辽河平原和辽东半岛南端及海岛地区为主,年代距今70005000年,如新乐遗址共出土玉器3件、三堂遗址下层出土玉璧等。

郭氏总结辽东地区史前遗址玉器发现率和使用相当高,证明辽东人是相当喜用玉器的部族。此中北沟、文家屯、郭家村、四平山等遗址,出土了采集玉料及加工玉器相关的资料。

以上通过岫岩一带使用软玉遗址的分析,如果从年代及范围再扩张一点的话,即从最早使用岫岩一带玉矿的兴隆洼文化考察,此中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如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兴隆沟、林西县白音长汗、克什克腾旗南台子、辽宁阜新等,年代在距今82007200年间。其中一些遗址如南台子并没有出土过玉器。兴隆洼遗址发掘面积达三万平方米,所得玉器仅20多件,共重319.9克。

整合以上考古发现与岫岩软玉使用的历史,其中一项让人注目的倾向,即距离岫岩一带玉矿越远的遗址,却是现今所知较早使用岫岩软玉的部族。并且,在史前距离岫岩越近的遗址,反而出土岫岩玉器的年代却越晚。如果事实如此,我们可以解读为:较早期史前岫岩一带对软玉的使用,并不是与玉矿的空间距离成正比的关系。更可能是在距今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的阶段,内蒙古东南以至辽西地区一些较大型中心聚落的部族,随着氏族社会文化进入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部族中的特权贵族,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使用玉器象征性功能的需要,才通过部落间相互往来及交换等途径,而获得小量的玉器。

按兴隆洼和兴隆沟遗址,均是当时氏族社会的中心性聚落,面积达数万平方米,在东北亚同时期遗址中,也是规模最宏大的代表。但从他们控制或可以使用玉器稀少的数量来看,可以肯定兴隆洼文化的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是非常不易的。到纪元前4000纪年的阶段,如果我们以重量计算对比,红山文化用玉的数量,肯定比兴隆洼文化部族的用玉,增加数十倍以至数百倍之多。这反映红山文化人们对岫岩一带玉料的获得,有了更大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岫岩玉生成区域以至周边地带,发现相关考古遗址并不多。这可能是限制于当前考古工作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说,如红山文化进入唯玉唯葬阶段,人们对玉文化极度尊崇的社会中,为了加强控制岫岩一带玉料的资源,当时辽东地区在产出玉矿的周围,应该会出现一些可能是采集或制作玉器的专业集团聚落。郭大顺指出,辽东半岛一带距今60005000年前一带遗址中,普遍发现玉料与制作流程的一些玉器制品。这些辽东半岛周围的遗址,也可能是接受了来自岫岩一带专业制玉集团的影响。再者,就现今发现牛河梁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来看,从出土玉器数量与玉器玉料母岩的角度考虑,牛河梁遗址群中一些墓葬的主人,对岫岩一带玉料的来源,显示未必有强有力的直接控制。

这里仅以笔者曾观察牛河梁遗址两座墓葬中的玉器讨论。

牛河梁第2地点1号冢,从M21M4M14迭压关系,可知M21是年代较早的一处墓葬。M21随葬玉器丰富,多达20件,是目前红山文化单个墓葬中,葬玉最多的一座[17]。据肉眼观察,除去一件管箍状器(M21:8)严重风化外,其余19件玉器,保存良好,只有表面微弱的风化,基本上保留原玉料的颜色。就从玉色细微差别及玉器上保留原玉砾皮壳色调考察,这19件玉器可能是出于不同母岩玉料的个体,其中可再区分两大类图版一

A系:岫岩系玉器

黄绿色,是岫岩软玉的特征色,包括有龟(M21:10)、竹节状器(M21:11)、兽面牌饰(M21:14)、箍形器(M21:2)、勾云形佩(M21:3)、镯(M21:15)共6件。

B系:贝加尔-吉黑系玉器

呈灰白与绿白色调,透明度较大,如璧(M21:45161820)、双联璧(M21:6)。

有关AB系玉器之考察,一方面我们认为A系玉器,很可能是由岫岩一带的玉料制成;B系的玉料来源,可能与贝加尔-吉黑的玉器关系比较密切。再者,这20件玉器如果从玉器本身价值等级递变(gradation of values)和可让渡性(alienability)来考虑,两者间社会性质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考古人类学者傅罗文指出,价值的等级递变是指玉器可以按其大小、工艺、象征性、玉质、颜色等特质差异,构成价值上等级的递变。也就是说,不同玉器在当时社会文化的价值,并非一致,有着等级贵贱的差异。不同价值的玉器,既显示相互间互补的关系,更因为某些价值较高的玉器的存在,显示出拥有者特殊的社会地位,成为统治者或贵族某种特殊权力的象征[18]

A系玉器中,如龟、竹节状器、兽面牌饰、箍形器、勾云形佩和玉镯,均各只有一件。龟和勾云形佩两者,都很明显是由特别细腻的河砾玉料制成。这6件玉器,很可能是来源不同玉料的个体。从迄今发现红山玉器中,龟、勾云形佩、兽面牌饰及箍形器,无可置疑是属于红


山文化中的重器,尤其是M21:10的龟壳,通体晶莹光亮,造型逼真,加工极其精致。然而,龟腰部近头一侧,可见有一片较大破损,破损部份经研磨修整后继续使用。以上这几件玉器,在M21中都是唯一的器物,其中一些更可能是祭祀中的法器。可以推测A系玉器的价值,比其他环、璧等的玉器为高。

另一方面,B系的环、坠等器物,其中以(M21:1620)及双联璧(M21:6),都是带绿白色,透明度较高的玉器。从玉色和玉质上,均与岫岩一带软玉有着差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M21中「……具有吉黑地区玉器风格的玉器,如不规则的菱形器、小型刃边璧形器、双联璧器型,絶大多数玉料的透明度较高,呈淡绿、黄绿和淡青色,较洁净或有少许杂质,与上述(红山文化晚期)两种常见玉料不同」,「M21的墓主人是来自吉黑地区的巫师」[19]

按笔者肉眼观察,M21B系玉器,确实具有吉黑一带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特质。另一方面,B系玉器中环状数量较多,大小不一。如果单纯以物以罕为贵的原则考虑,我们可以推测,红山文化时期牛河梁人们的眼中,B系比A玉器的社会价值较低。

以下我们再以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出土玉器考察[20]。此墓出土7件玉器,包括璧和龟各两件,箍形器、勾云形佩、镯各一件。这7件玉器的质感和色调,都较接近岫岩一带出土的玉料。其中一对玉龟,更显示雌雄的特征,应该出自同一玉工之手,更可能是从同一玉料母岩制作而成。此外,两件玉璧和勾云形佩的玉质和色调,亦比较接近。

整体来说,从第5地点1号冢中心大墓玉器的大小和工艺特征来说,一对龟和勾云形佩玉器社会等级价值可能较高。再者,此墓没有呈泛白透明度高的璧和双联璧般的玉器。从上述第2地点1号冢M21和第5地点1号冢两处墓地出土玉器对比,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      M21反映红山玉器玉料,可能主要有两处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岫岩一带的周围;其二是贝加尔-吉黑系的玉矿。

2.      M2120件玉器中,社会价值较高具有「不可让渡性」的玉器,均为岫岩系玉料。

3.      M21墓主人所收藏20件玉器,来源于不同个体玉料母岩,这说明当时对玉料来源地未有直接控制的能力。估计大多数玉器是外来成器直接入手使用。

4.      5地点1号冢主人,应该与操控岫岩一带玉矿产出的集团,有着较密切关系。

以上从玉料来源和不同玉器使用和社会价值差异等角度分析,初步反映了红山文化玉器来源的复杂面貌。

 

(原文载于《第七章 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技术初探》,《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年度)(中)》(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注释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明曙光期祭祀遗珍──辽宁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国考古文物之美.1》,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1994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学苑出版社,2004年。

[2] 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东拐棒沟C形玉龙的工艺试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5465;邓聪、刘国祥:《红山文化玉器技术与中华文明的形成》,《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一)》,科学出版社,2011年,页6698

[3] 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页117

[4]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5] 同注3,方殿春、魏凡:《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页117

[6] 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8期,页914

[7] 同注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71

[8] 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文物》19978期,页48

[9] 同注1,朝阳市文化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遗址》。

[10] 王来柱:《牛河梁第十六地点红山文化积石冢中心大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0期,页414

<, SPAN style="FONT-SIZE: 10.5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lang=EN-US>[11] 邓聪、刘国祥、叶晓红:《玉器考古学研究方法和举例》,《科技考古的方法和实践》,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274300

[12] 闻广:《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宝玉石》,1991年第4期,页3234;闻广:《中国大陆史前古玉若干特征》,《东亚玉器》第二册,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页220

[13] 王时麒等:《中国岫岩玉》,科学出版社,2007年,页119

[14] 郭大顺:《红山文化》,文物出版社,2005年,页137

[15] M.-L. Inizan, M. Reduron-Ballinger, H. Roche, and J. Tixier, Technology and Terminology of Knapped Stone, (translated by J. Feblot-Augustins) Nanterre: CREP, 1999.

[16] 郭大顺:「红山玉与岫玉早期开发史」,《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会议资料,页13

[17] 同注6,朱达:《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发掘简报》,页914

[18] Rowan Flad, “Xinglongwa Jades and the Genesis of Value”, The Origin of Jades in East Asia, Jades of the Xinglongwa Culture (Hong Kong: Centre for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Ar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7), pp. 224-231.

[19] 周晓晶:《从牛河梁遗址M21出土玉器看红山文化玉器的北方因素》,《玉文化论丛4.红山玉文化专号》,众志美术出版社,2011年,页4860

[20] 同注8,甸村:《辽宁牛河梁第五地点一号积石冢中心大墓(M1)发掘简报》,页48

作者:邓 聪  刘国祥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