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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发布时间:2016-03-30    文章出处:新浪博客 考古人许宏    作者:许宏    点击率:
  近年,有多本书名中包含“中国”、论及古史的著作问世,如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许倬云的《说中国》等,笔者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也忝列其中。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当下我们社会的某种整体焦虑。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切实追溯中国历史的同时,还都在认识论上进行反思,剖析了“中国”概念的建构历程。显然,何为中国,既是本体论的问题,更是认识论的问题。藉此,古今中国被连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国”诞生史,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考古学的努力,更由于民族精神唤起的需求,被不断地上溯、提前,进入了史前时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让考古学这门看似冷僻避世的学科,又开始找回点“显学”的感觉。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进时国人的期待一样,要解决的是填补“古史辨”思潮荡涤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国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就此而言,回观学术史很重要。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国家在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一出现,就可以看作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的问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有过执着而曲折的探索。总体看来,两大主线贯串其中。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的是史实复原;二是救亡图存、民族自觉,意欲建构国族认同。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导进行考古探索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淫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这一学术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视。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赖于史料的不断积累,更关涉民族情感和当代的文化认同等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谈起。
 
  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来的东亚大陆展现了这样的图景。大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关的概念。关于“文明”的解说五花八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国人最熟悉的,是恩格斯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是从呱呱坠地开始到死亡,其诞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从精子与卵子相撞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诞生,也是这个生命诞生的前提。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样无限制地追溯,意义何在?同时,其认知前提是百川归海的单线进化论,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古代遗存,理所当然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吗?
 
  首先,考古学家观察到的上述许多古国或部族,大都经历了发生、发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过程,也即它们各自谱写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给养或影响。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区域,“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或许就是原因之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支离破碎的古代遗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
 
  说到“中国”,还要捋捋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
 
  要之,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7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前青铜时代的分野。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东亚大陆的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
 
  另一个可资观察的角度是都邑的城郭形态。这一问题上的权威观点是,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不存在没有城墙的都城。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庞大的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郭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列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实施里坊制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在这一早期中国都邑布局的演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是“大都无城”传统的肇始。如上所述,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如果将二里头时代的聚落形态与更早的龙山时代作比较,可知前者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10余至数十余万平方米,扩大至300万平方米;二是基本上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由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集团所组成,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而广域王权国家则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社会结构上的共性。以“大都无城”为主要特征的都邑聚落形态与早期王朝阶段社会结构上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究。显然,“大都无城”,是前中国时代终结、最早的“中国”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要之,以二里头时代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众多区域性邦国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这就使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的态势。这是我们把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的重要依据。
 
  通观东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们也的确都是区域性文明;这与“大都无城”的二里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所拥有的“前铜礼器群”还看不到像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礼器群那样严格的礼仪规制尤其是重酒的礼器组合。而以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普世”的魅力,在众多族群的膜拜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明底蕴通过二里岗时代、殷墟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当然,对这一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之细节的把握,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关的整合研究。(文章来源: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 原文刊于《读书》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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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时代与“中国”的初兴

发布时间: 2016-03-30

  近年,有多本书名中包含“中国”、论及古史的著作问世,如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许倬云的《说中国》等,笔者的《最早的中国》和《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也忝列其中。有学者认为,这显现了当下我们社会的某种整体焦虑。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这类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切实追溯中国历史的同时,还都在认识论上进行反思,剖析了“中国”概念的建构历程。显然,何为中国,既是本体论的问题,更是认识论的问题。藉此,古今中国被连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国”诞生史,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考古学的努力,更由于民族精神唤起的需求,被不断地上溯、提前,进入了史前时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时代之前。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让考古学这门看似冷僻避世的学科,又开始找回点“显学”的感觉。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进时国人的期待一样,要解决的是填补“古史辨”思潮荡涤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国从何而来的大问题。就此而言,回观学术史很重要。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在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最早的国家在作为地域概念的中国一出现,就可以看作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的问世?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学术界百年来有过执着而曲折的探索。总体看来,两大主线贯串其中。一是科学理性、文明认知,追求的是史实复原;二是救亡图存、民族自觉,意欲建构国族认同。就全球范围而言,中国是罕有的自现代考古学诞生伊始就以本国学者为主导进行考古探索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本土学者与其研究对象间由亲缘关系决定的、心灵间的交流与沟通,使得他们更易于理解、解读后者,因而收获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释读就是一个佳例。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是在浓厚的史学传统的浸淫下,饱含着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情感,投入到这一中国学界最大的、最重要的“寻根问祖”工程中来的。这一学术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视。因而,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赖于史料的不断积累,更关涉民族情感和当代的文化认同等问题。我们还是先从对考古材料的梳理谈起。
 
  任何事物都有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的过程,国家起源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学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来的东亚大陆展现了这样的图景。大约距今六千年以前,广袤的东亚大陆上的史前人群,还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农业和渔猎为主,过着大体平等、自给自足的生活。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5500~3800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进入了一个发生着深刻的社会变革的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阶层分化和社会复杂化现象,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摩擦冲突都日趋频繁。许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集中出现,聚落形态上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为核心形成的一个个大群落,城墙与壕沟、大型台基和殿堂建筑、大型祭坛、大型墓葬等耗工费时的工程,随葬品丰厚的大墓和一贫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会严重分化等等,都十分令人瞩目。
 
  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有的学者将其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有的则借用欧美学界的话语系统,将其称之为“酋邦时代”。无论如何,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它们都属于“中国”吗?
 
  要说清这件事,得先捋一捋相关的概念。关于“文明”的解说五花八门,这里无法详细展开,但说古代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或形态,而其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应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国人最熟悉的,是恩格斯的那个著名的论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比如我们说一个人的生命长度,可以是从呱呱坠地开始到死亡,其诞生也可以追溯到母腹中的胚胎成型,也可以从精子与卵子相撞的那一刻开始算起,甚至父方或母方的诞生,也是这个生命诞生的前提。说中华文明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旧石器时代的认识,显然出于这样的考虑。但这样无限制地追溯,意义何在?同时,其认知前提是百川归海的单线进化论,而事实果真如此吗?甚而,在不少人心目中,一个默认的前提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古代遗存,理所当然就是中华文明的源头。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吗?
 
  首先,考古学家观察到的上述许多古国或部族,大都经历了发生、发展乃至最后消亡的全过程,也即它们各自谱写了完整的生命史的篇章,而只是给后起的中原王朝文明以程度不同的文化给养或影响。到公元前2000年前后,它们先后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些人类共同体和后来崛起的中原文明之间,有一个“连续”中的“断裂”。这种断裂究竟是出于天灾还是人祸,原因想必多种多样,学术界还在探索之中。在某些区域,“大禹治水”传说中的大洪水,或许就是原因之一。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支离破碎的古代遗存,所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所在多有。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
 
  说到“中国”,还要捋捋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演化。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究竟是什么时候,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崛起于世呢?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是破坏了原始民主制的世袭“家天下”的开端。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与此同时,兴盛一时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到了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型中心聚落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地处中原腹地嵩(山)洛(阳)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区域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遍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远大于此。
 
  伴随着区域性文明中心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二里头遗址。地处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其现存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经半个多世纪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多进院落大型宫殿建筑,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这样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的东亚大陆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这里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黄河和长江流域这一东亚文明的腹心地区开始由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广域王权国家概念的“中国”,在前一阶段还没有形成。
 
  要之,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1700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阶段也恰是东亚大陆青铜时代和前青铜时代的分野。
 
    在二里头时代之前的数百年时间里,东亚大陆的多数区域,早期铜器的使用呈现出红铜、砷铜、青铜并存的状况。铜制品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如多位学者已分析指出的那样,东亚大陆用铜遗存的出现,应与接受外来影响关系密切。至于东亚大陆部分区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依据最新的年代学研究,要晚到公元前1700年前后了。
 
    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容器的中原地区,也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的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二者相互作用刺激,导致中原地区自公元前二千纪上半叶,进入了史上空前的大提速时代。早期中国,由此起步。那么,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
 
    随着二里头文化在中原的崛起,这支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成为跃入中国青铜时代的一匹黑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上层的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处于塔尖的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标志。这些最新问世的祭祀与宫廷礼仪用青铜酒器、乐器,仪仗用青铜武器,以及传统的玉礼器,构成独具中国特色的青铜礼乐文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保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从早期王朝流传下来的祭天崇祖的传统,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主要内容。二里头都城规划中祭祀区的存在,以及以青铜为主的祭祀用礼仪用器,都与大型礼制建筑一样,是用来昭示早期王朝礼制传统的重要标志物。由于军事力量在立国上的重要性,青铜与玉石兵器也成为祭祀礼器和表现身份地位的仪仗用器的有机组成部分。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产品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二里头都邑的贵族。也就是说,二里头都邑不仅垄断了青铜礼器的生产,也独占了青铜礼器的“消费”即使用权。
 
    其中,酒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作为统治阶层身份地位的象征,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器群,成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巨变(在等级秩序下人际关系的大调整)而非人与自然关系巨变的基础上的。而铸造铜爵等造型复杂的酒器,至少需要精确地组合起内模和3件以上的外范,即当时已采用了先进的复合范工艺。克服其中的种种困难,最终铸造出青铜礼器的内在动力,应当就是这一时期新兴王权对宫廷礼仪的整饬。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钺作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大辟之刑”的刑具。甲骨文金文中“王”字的字形,像横置的钺,在最初应指代秉持斧钺之人即有军事统帅权的首领,随着早期国家的出现,逐渐成为握有最高权力的统治者的称号。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就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又一个重要象征。换言之,钺的礼仪化是中国王朝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早期王朝的礼器群中,爵、钺等器种持续兴盛于三代逾千年,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个中原因,颇具深意。
 
  另一个可资观察的角度是都邑的城郭形态。这一问题上的权威观点是,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不存在没有城墙的都城。通过对以先秦至秦汉时期为中心的都城发展历程的初步考察,笔者认为整个中国古代都城史可以依城郭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防御性城郭阶段和礼仪性城郭阶段。在自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都邑二里头至曹魏邺城前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庞大的都邑不设防,有宫城而无外郭城,是都城空间构造的主流,这一现象可以概括为“大都无城”。在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洛邑、秦咸阳、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等一系列都邑中有清晰的显现。这与广域王权国家强盛的国势及军事、外交优势,作为“移民城市”的居民成分复杂化,对都城所处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等,都有一定的关联。处于都城发展史早期阶段的防御性城郭的实用性,导致城郭的有无取决于政治、军事、地理等诸多因素,“大都无城”的聚落形态应即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而后起的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实施里坊制的礼仪性城郭,因同时具有权力层级的象征意义,才开启了汉代以后城、郭兼备的都城发展的新纪元。

   在这一早期中国都邑布局的演变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二里头时代的到来,这是“大都无城”传统的肇始。如上所述,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其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但在逾半世纪的田野工作中,却一直没有发现圈围起整个二里头都邑聚落的防御设施,仅知在边缘地带分布着不相连属的沟状遗迹,应具有区划的作用。
 
  如果将二里头时代的聚落形态与更早的龙山时代作比较,可知前者最大的变化,一是中心聚落面积的大幅度提升,由龙山时代的10余至数十余万平方米,扩大至300万平方米;二是基本上摒弃了龙山时代普遍筑城的传统,代之而起的环壕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防御设施。
 
  由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可知,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而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究其原因,不能不考虑到都邑内的居民。二里头可能是最早集聚了周边人口的中心城市,其人口由众多小规模的、彼此不相关连的血亲集团所组成,这种特征又与其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的都邑颇为相近。而广域王权国家则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社会结构上的共性。以“大都无城”为主要特征的都邑聚落形态与早期王朝阶段社会结构上的关联性,值得进一步探究。显然,“大都无城”,是前中国时代终结、最早的“中国”初兴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要之,以二里头时代为界,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非连续性和多歧性。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众多区域性邦国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这就使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的态势。这是我们把东亚大陆国家起源进程划分为两大阶段的重要依据。
 
  通观东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们也的确都是区域性文明;这与“大都无城”的二里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们所拥有的“前铜礼器群”还看不到像以二里头为先导的中原王朝礼器群那样严格的礼仪规制尤其是重酒的礼器组合。而以软实力见长的二里头,显然通过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具有了“普世”的魅力,在众多族群的膜拜与模仿中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中原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文明底蕴通过二里岗时代、殷墟时代乃至西周时代王朝间的传承扬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当然,对这一曲折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之细节的把握,还有待于今后的田野考古工作和相关的整合研究。(文章来源:新浪博客@考古人许宏 原文刊于《读书》2016年第4期)

 
 

作者:许宏

文章出处:新浪博客 考古人许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