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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及中外交流研究
西北、北方草原与中原 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新见多圈短斜线纹铜镜谈起
发布时间:2016-03-25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高西省    点击率:
  多圈短斜线纹铜镜是一类极富特色且非常罕见的早期铜镜(指春秋以前), 从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第一件开始就引起学界的关注, 由于这类铜镜发现数量很少, 仅十余件, 分布在中原、 西北、 北方草原等不同的地区, 但形制、 纹样极其相似, 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耐人寻味, 以下将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新见的一件谈起。
 

 
  2015 年 11 月笔者有幸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进行短暂的学术交流,在该馆大量的中国文物收藏中发现了一件极为罕见的多圈短斜纹铜镜,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由于仅三天的交流时间,只好回国后请该馆馆长李东先生帮助查阅这件铜镜的具体情况,很快李东馆长发来了照片及相关资料。这件铜镜编号为 K.11281:1,1930 年 4月 Joel Eriksson购于内蒙古,具体出土地不详,直径 6.9厘米。该铜镜圆版不很规整,体轻薄,小桥钮,面平直,背以钮为中心饰五圈阳弦纹,中间饰纤细繁密的短斜线纹 (图一)。这类铜镜在内蒙古地区过去就有发现, 据《鄂尔多斯青铜器》一书介绍,在鄂尔多斯地区收集到的 5件早期铜镜中, 其中两件纹样相同, 镜面平整, 镜背以拱桥钮为中心饰两周阳弦纹, 弦纹之间饰密集的短斜线, 直径分别为 6.3 厘米、 5厘米;(另一件同样为圆形, 镜面平直,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两周窄网带纹,直径 6.1 厘米)这几件铜镜的时代可能相当于商周时期(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 1997 年第 2期)。
 
  20世纪 20年代安特生曾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北县征集 1件, 一说内蒙古出土(J.G.Andersson,Hunting Magie inthe Animal Stgle.MFEAB. NO.4.1932。又见刘一曼、 孔祥星:《中国早期铜镜的区系及源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镜为圆形, 镜面较平, 镜背以拱桥钮为中心饰五周阳弦纹, 弦纹间填短斜线纹, 直径 6.9 厘米。这几件铜镜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属同类形式, 表明在内蒙古地区这类铜镜较其他地区比较多见, 再次引发我们对其年代、 流源问题的深思。
 
  与这件铜镜极为接近的一件为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镜。 这座墓共出土铜镜4件, 其他三件纹样与之完全不同。 该镜为较规整的圆形, 镜面近平, 镜体轻薄,锈蚀严重, 镜背同样以拱桥钮为中心饰阳线纹为特色(图二), 只是这件镜背为七圈阳弦中间饰细密规整的短线纹。 直径较大为 11.8厘米, 重 200克。 该墓的年代是非常清楚的, 属殷墟文化晚期偏早。 这是目前安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唯一的一件商代多圈短斜线纹早期铜镜。西周时期中原地区虽出土了近二十件早期铜镜, 但几乎均为圆版素面镜, 商代早期及更早的铜镜均未发现(高西省:《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早期铜镜》,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除内蒙古及中原地区外,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 青海及新疆发现多件。据报道 1988 年 7 月青海湟中县共和乡前营村发现 1件(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及铜镜》,《文物》1992 年第 2 期)。 其中一件形体显得厚重, 铸作粗糙, 镜面微微鼓起, 镜背中央有小桥钮, 钮外饰锯齿纹, 主区饰两周双阳线弦纹, 中间饰粗疏密的短斜线纹, 直径 5.5、 厚 0.12 厘米。 简报及宋新潮先生均认为这件铜镜为“卡约文化遗物”。
 
  1983 年甘肃平凉县征集 1件(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 1991年 5期)。 这件铜镜与青海湟中出土多圈短斜线铜镜极似。 铜镜为圆形, 比较规整, 形体显得厚重, 镜背中央有小桥钮, 镜面微微突起, 并有淡淡的水银光泽,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四周阳弦纹, 中间饰两圈短斜线纹。 直径 6.8、 厚0.1~0.2厘米、 钮高 0.54厘米。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殷墟妇好墓多圈短斜线铜镜极为接近的另外一件是新疆天山北路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 这件铜镜形体显得厚重, 纹样稍显粗疏, 镜面平直, 镜背有较宽大的桥钮, 正视钮呈正方形。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四圈阳弦纹, 弦纹间饰短斜线纹,直径 8.8 厘米(图三)。 该墓地出土的另一件铜镜属同一类型, 但纹样有所区别,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三圈中间填饰的短斜阳弦纹, 纹样粗疏不规整显得粗糙, 锈蚀严重, 直径 7.8 厘米。 在天山北路墓地已出土一定数量的早期铜镜。 据新出版的 《哈密文物精华》 报道, 这一墓地出土的早期铜镜图像资料已有 7件,年代均笼统定为青铜时代(哈密博物馆编:《哈密文物精粹》,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遗憾的是这两件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并没有报道相关的出土情况, 但该墓地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据刘学堂先生介绍, 1988年到 199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哈密市天山北路先后发掘墓葬 700 余座, 出土有数百件圆方形铜牌饰, 直径大小不一, 小者在 5厘米左右,大者 6~10 厘米左右, 背有钮或边缘有孔, 称为铜镜或镜形饰。 这一墓地的早期铜镜常常是一座墓中、 一骨架上履盖数件、 数十件圆形牌饰。 在天山北路墓地, 除少见的铜刀、 偶见的锥、 镰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外, 绝大多数为铜装饰品, 特别是以各种圆形和方形铜牌饰为大宗, 反映出天山北路墓地独特的文化特征, 铜镜就包括在各种圆形铜牌饰中。 并认为天山北路墓地是目前国内早期铜镜资料最集中、 最早的一处墓地,出土的铜镜不晚于齐家文化铜镜(刘学堂:《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 7月)。
 
  据该墓地发掘主持者吕恩国、 常喜恩等的整理研究, 墓葬分为四期, 第三期开始出现素面铜镜, 第四期有多圈短斜线纹铜镜。 该墓地年代锁定在公元前19世纪到 13世纪之间(吕恩国、 常喜恩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2001 年)。 刘学堂先生则认为天山北路墓地的上限早于齐家文化晚期。 李水城先生认为, 甘肃河西走廊的文化对新疆东部产生了影响, “约距今 3800年, 有部分四坝文化居民西迁到哈密绿洲, 在新疆东部的文化角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水城:《从新的考古发现看公元前 2千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北京大学“汉学研究国际会议”, 1998年 5月), 并认为: “天山北路墓地年代与四坝文化基本同时, 四坝文化绝对年代划在距今3950—3550 年”(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 2005年第 3期)。 水涛先生也有近似的认识(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 313页, 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综合以上研究, 笔者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早期铜镜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 早于殷墟出土商代晚期铜镜。
 
  由此可以看出, 多圈短斜线纹铜镜主要是两类, 一类仅有四件, 即妇好墓1、 天山北路 2(一件线条明显粗疏)、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1, 镜背均为三到七圈单阳线, 中间饰规整细密的短斜线(图一、 图二、 图三)。 另一类大约 6件, 即青海 1、 甘肃 1、 内蒙 3, 河北张北 1, 均以双阳线组成两到五圈, 中间饰粗疏的短斜线(图四)。 就妇好墓、 天山北路及远东古物博物馆这类铜镜看,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镜同妇好墓铜镜更为接近,明显体轻薄, 线条纤细流畅, 在镜外沿均有一圈阳线。 天山北路镜则显得体较厚, 线条较为粗, 镜外沿无阳线。 所以远东古物博物馆新见的这件铜镜年代与妇好墓铜镜相当在商代晚期, 而天山北路铜镜的年代前已论述, 早于这两件铜镜, 在商代早期或更早。 实际上妇好墓出土铜镜是外来文化因素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所以, 北方及中原地区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很可能是从西域传入或明显受其影响的作品。 这为我们研究早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资料。
 
  其实就整个中国早期铜镜发现情况看, 集中出土在西北地区, 中原及北方数量极少, 可以说中国西部地区较广泛的使用了早期铜镜, 且有鲜明的发展、 延续过程, 应该是这一地区的文化传统。 梅建军先生曾指出, 使用早期铜镜很难说是中原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西北和欧亚草原东部地带, 出土的早期铜镜不仅数量更多, 而且在造型和纹饰上更为丰富多彩, 是游牧人的文化传统,而非中国中原地区所固有的传统(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 10月), 所论极是。 笔者认为形体、 纹样几乎相同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在新疆(年代在夏代晚期—商代早期)、 青海、 甘肃、 内蒙古(这些铜镜纹样线条较粗糙、 镜体较厚的特点完全一致)均有发现, 是游牧民族广泛流布的最好见证(高西省:《天山北路出土早期铜镜与中国铜镜的起源》 待刊稿)。 它与兽首刀、 短剑、 有銎镞、 管銎斧等铜器在新疆、 内蒙、 陕北、 河北及陕西榆林地区的不断出土情形完全是一致的。
 
  北方广漠的大草原与西北地区接壤, 这里气候及地理环境比较接近, 这里历来都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场, 恰恰由于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 逐水草而迁徙的动能, 将距离遥远、 有大漠荒原、 戈壁险滩、 崇山峻岭阻挡的西亚、 中亚、 东亚连了起来, 形成了早期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中转站。 为人类不同部族、不同族姓、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 交融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也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为人类早期交流快速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多圈短斜线纹铜镜的发现与研究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好诠释。
 
  实际上, 从更广阔的范围看, 西亚、中亚地区的早期铜镜更值得我们注意。林梅村先生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一文曰: “80 年代美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考古工作者对马尔吉那青铜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据碳十四测定, 马尔吉那青铜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前1800 年左右,管銎青铜斧、柳叶剑和素面的圆铜镜等是这个文化的典型器物”(刊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文物出版社, 1998)。 又据梅建军先生在 《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谈到, 在中亚西部地区圆板带钮铜镜已有一些零星的发现,而且要比中国新疆和甘青地区更早一些。 在中亚和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广为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圆板具钮镜。 但这些地区早期铜镜的具体情况我们目前并不十分清楚, 特别是它们的出土情况、 年代及造型特征有待进一步考察。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6版 作者单位:高西省 洛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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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北方草原与中原 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新见多圈短斜线纹铜镜谈起

发布时间: 2016-03-25

  多圈短斜线纹铜镜是一类极富特色且非常罕见的早期铜镜(指春秋以前), 从安阳殷墟妇好墓发现第一件开始就引起学界的关注, 由于这类铜镜发现数量很少, 仅十余件, 分布在中原、 西北、 北方草原等不同的地区, 但形制、 纹样极其相似, 究竟蕴含了什么样的文化内涵, 耐人寻味, 以下将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新见的一件谈起。
 

 
  2015 年 11 月笔者有幸在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进行短暂的学术交流,在该馆大量的中国文物收藏中发现了一件极为罕见的多圈短斜纹铜镜,引起了笔者的关注。由于仅三天的交流时间,只好回国后请该馆馆长李东先生帮助查阅这件铜镜的具体情况,很快李东馆长发来了照片及相关资料。这件铜镜编号为 K.11281:1,1930 年 4月 Joel Eriksson购于内蒙古,具体出土地不详,直径 6.9厘米。该铜镜圆版不很规整,体轻薄,小桥钮,面平直,背以钮为中心饰五圈阳弦纹,中间饰纤细繁密的短斜线纹 (图一)。这类铜镜在内蒙古地区过去就有发现, 据《鄂尔多斯青铜器》一书介绍,在鄂尔多斯地区收集到的 5件早期铜镜中, 其中两件纹样相同, 镜面平整, 镜背以拱桥钮为中心饰两周阳弦纹, 弦纹之间饰密集的短斜线, 直径分别为 6.3 厘米、 5厘米;(另一件同样为圆形, 镜面平直,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两周窄网带纹,直径 6.1 厘米)这几件铜镜的时代可能相当于商周时期(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 1997 年第 2期)。
 
  20世纪 20年代安特生曾在河北省北部的张北县征集 1件, 一说内蒙古出土(J.G.Andersson,Hunting Magie inthe Animal Stgle.MFEAB. NO.4.1932。又见刘一曼、 孔祥星:《中国早期铜镜的区系及源流》,《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 镜为圆形, 镜面较平, 镜背以拱桥钮为中心饰五周阳弦纹, 弦纹间填短斜线纹, 直径 6.9 厘米。这几件铜镜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属同类形式, 表明在内蒙古地区这类铜镜较其他地区比较多见, 再次引发我们对其年代、 流源问题的深思。
 
  与这件铜镜极为接近的一件为1976 年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妇好墓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镜。 这座墓共出土铜镜4件, 其他三件纹样与之完全不同。 该镜为较规整的圆形, 镜面近平, 镜体轻薄,锈蚀严重, 镜背同样以拱桥钮为中心饰阳线纹为特色(图二), 只是这件镜背为七圈阳弦中间饰细密规整的短线纹。 直径较大为 11.8厘米, 重 200克。 该墓的年代是非常清楚的, 属殷墟文化晚期偏早。 这是目前安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唯一的一件商代多圈短斜线纹早期铜镜。西周时期中原地区虽出土了近二十件早期铜镜, 但几乎均为圆版素面镜, 商代早期及更早的铜镜均未发现(高西省:《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早期铜镜》,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除内蒙古及中原地区外, 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 青海及新疆发现多件。据报道 1988 年 7 月青海湟中县共和乡前营村发现 1件(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及铜镜》,《文物》1992 年第 2 期)。 其中一件形体显得厚重, 铸作粗糙, 镜面微微鼓起, 镜背中央有小桥钮, 钮外饰锯齿纹, 主区饰两周双阳线弦纹, 中间饰粗疏密的短斜线纹, 直径 5.5、 厚 0.12 厘米。 简报及宋新潮先生均认为这件铜镜为“卡约文化遗物”。
 
  1983 年甘肃平凉县征集 1件(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 1991年 5期)。 这件铜镜与青海湟中出土多圈短斜线铜镜极似。 铜镜为圆形, 比较规整, 形体显得厚重, 镜背中央有小桥钮, 镜面微微突起, 并有淡淡的水银光泽,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四周阳弦纹, 中间饰两圈短斜线纹。 直径 6.8、 厚0.1~0.2厘米、 钮高 0.54厘米。与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殷墟妇好墓多圈短斜线铜镜极为接近的另外一件是新疆天山北路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 这件铜镜形体显得厚重, 纹样稍显粗疏, 镜面平直, 镜背有较宽大的桥钮, 正视钮呈正方形。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四圈阳弦纹, 弦纹间饰短斜线纹,直径 8.8 厘米(图三)。 该墓地出土的另一件铜镜属同一类型, 但纹样有所区别, 镜背以钮为中心饰三圈中间填饰的短斜阳弦纹, 纹样粗疏不规整显得粗糙, 锈蚀严重, 直径 7.8 厘米。 在天山北路墓地已出土一定数量的早期铜镜。 据新出版的 《哈密文物精华》 报道, 这一墓地出土的早期铜镜图像资料已有 7件,年代均笼统定为青铜时代(哈密博物馆编:《哈密文物精粹》, 科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遗憾的是这两件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并没有报道相关的出土情况, 但该墓地的整体情况是比较清楚的。 据刘学堂先生介绍, 1988年到 1997年新疆考古研究所在哈密市天山北路先后发掘墓葬 700 余座, 出土有数百件圆方形铜牌饰, 直径大小不一, 小者在 5厘米左右,大者 6~10 厘米左右, 背有钮或边缘有孔, 称为铜镜或镜形饰。 这一墓地的早期铜镜常常是一座墓中、 一骨架上履盖数件、 数十件圆形牌饰。 在天山北路墓地, 除少见的铜刀、 偶见的锥、 镰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外, 绝大多数为铜装饰品, 特别是以各种圆形和方形铜牌饰为大宗, 反映出天山北路墓地独特的文化特征, 铜镜就包括在各种圆形铜牌饰中。 并认为天山北路墓地是目前国内早期铜镜资料最集中、 最早的一处墓地,出土的铜镜不晚于齐家文化铜镜(刘学堂:《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 7月)。
 
  据该墓地发掘主持者吕恩国、 常喜恩等的整理研究, 墓葬分为四期, 第三期开始出现素面铜镜, 第四期有多圈短斜线纹铜镜。 该墓地年代锁定在公元前19世纪到 13世纪之间(吕恩国、 常喜恩等:《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 科学出版社,2001 年)。 刘学堂先生则认为天山北路墓地的上限早于齐家文化晚期。 李水城先生认为, 甘肃河西走廊的文化对新疆东部产生了影响, “约距今 3800年, 有部分四坝文化居民西迁到哈密绿洲, 在新疆东部的文化角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李水城:《从新的考古发现看公元前 2千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北京大学“汉学研究国际会议”, 1998年 5月), 并认为: “天山北路墓地年代与四坝文化基本同时, 四坝文化绝对年代划在距今3950—3550 年”(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 2005年第 3期)。 水涛先生也有近似的认识(水涛:《甘青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 313页, 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综合以上研究, 笔者认为天山北路墓地出土早期铜镜的年代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 早于殷墟出土商代晚期铜镜。
 
  由此可以看出, 多圈短斜线纹铜镜主要是两类, 一类仅有四件, 即妇好墓1、 天山北路 2(一件线条明显粗疏)、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 1, 镜背均为三到七圈单阳线, 中间饰规整细密的短斜线(图一、 图二、 图三)。 另一类大约 6件, 即青海 1、 甘肃 1、 内蒙 3, 河北张北 1, 均以双阳线组成两到五圈, 中间饰粗疏的短斜线(图四)。 就妇好墓、 天山北路及远东古物博物馆这类铜镜看, 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藏镜同妇好墓铜镜更为接近,明显体轻薄, 线条纤细流畅, 在镜外沿均有一圈阳线。 天山北路镜则显得体较厚, 线条较为粗, 镜外沿无阳线。 所以远东古物博物馆新见的这件铜镜年代与妇好墓铜镜相当在商代晚期, 而天山北路铜镜的年代前已论述, 早于这两件铜镜, 在商代早期或更早。 实际上妇好墓出土铜镜是外来文化因素已是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所以, 北方及中原地区出土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很可能是从西域传入或明显受其影响的作品。 这为我们研究早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资料。
 
  其实就整个中国早期铜镜发现情况看, 集中出土在西北地区, 中原及北方数量极少, 可以说中国西部地区较广泛的使用了早期铜镜, 且有鲜明的发展、 延续过程, 应该是这一地区的文化传统。 梅建军先生曾指出, 使用早期铜镜很难说是中原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西北和欧亚草原东部地带, 出土的早期铜镜不仅数量更多, 而且在造型和纹饰上更为丰富多彩, 是游牧人的文化传统,而非中国中原地区所固有的传统(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收入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年 10月), 所论极是。 笔者认为形体、 纹样几乎相同的多圈短斜线纹铜镜在新疆(年代在夏代晚期—商代早期)、 青海、 甘肃、 内蒙古(这些铜镜纹样线条较粗糙、 镜体较厚的特点完全一致)均有发现, 是游牧民族广泛流布的最好见证(高西省:《天山北路出土早期铜镜与中国铜镜的起源》 待刊稿)。 它与兽首刀、 短剑、 有銎镞、 管銎斧等铜器在新疆、 内蒙、 陕北、 河北及陕西榆林地区的不断出土情形完全是一致的。
 
  北方广漠的大草原与西北地区接壤, 这里气候及地理环境比较接近, 这里历来都是游牧民族驰骋的疆场, 恰恰由于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习俗, 逐水草而迁徙的动能, 将距离遥远、 有大漠荒原、 戈壁险滩、 崇山峻岭阻挡的西亚、 中亚、 东亚连了起来, 形成了早期中原与西域交流的中转站。 为人类不同部族、不同族姓、 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 交融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 也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为人类早期交流快速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 多圈短斜线纹铜镜的发现与研究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最好诠释。
 
  实际上, 从更广阔的范围看, 西亚、中亚地区的早期铜镜更值得我们注意。林梅村先生在《商周青铜剑渊源考》一文曰: “80 年代美国与土库曼斯坦的考古工作者对马尔吉那青铜文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据碳十四测定, 马尔吉那青铜文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100—前1800 年左右,管銎青铜斧、柳叶剑和素面的圆铜镜等是这个文化的典型器物”(刊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 文物出版社, 1998)。 又据梅建军先生在 《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谈到, 在中亚西部地区圆板带钮铜镜已有一些零星的发现,而且要比中国新疆和甘青地区更早一些。 在中亚和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广为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圆板具钮镜。 但这些地区早期铜镜的具体情况我们目前并不十分清楚, 特别是它们的出土情况、 年代及造型特征有待进一步考察。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6年3月25日第6版 作者单位:高西省 洛阳博物馆)
 
 

作者:高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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