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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
“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主题演讲纪要(三)
发布时间:2013-12-24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本站记者    点击率:
  第三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震中和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敏主持,十余位专家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观点。
 
  安徽省文化厅李修松先生以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的视角解读“涂山会”考,认为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淮下游;此处地理位置优越,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文化交汇中心。认为诸侯会盟于此是有据可依的。
 
  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首先阐述了禹会遗址发现的意义:通过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说明史实的可信;论证了此地在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再次证明了夏王朝兴起于东方。随后详细汇报了“禹治洪水问题辨析”,他认为:古文献有关禹治洪水故事的记叙基本上是可信的,尽管这些记叙或多或少地带得有后人添加的誇张乃至神化禹的成份,但只要去除这些虚誇的成份,仍可以看出其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素地。禹(包括他的父亲鲧)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期率领自己的部族治理或抗御过所居地区屡屡发生的洪水,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相当的事实做根据的。本文选择了部分铭文进行考释,并选择其中涉及禹治洪水的关键字词做一些必要的考察,以厘清禹时先民与水患作斗争的真相。
 
  安徽蚌埠大禹文化研究会的王绍义先生首先呼吁要重视遗址的保护,然后强调了“禹会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禹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了多彩的“禹会文化”。



会场
 
  上海大学谢维扬教授阐述了禹会涂山的意义,他认为禹会遗址的重要价值是帮助我们看到远古这一时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情形,从而对禹会涂山传说作为夏史一部分的意义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认为大禹传说可能要早于文献记载,有很多不同的独立的来源,而不是单线来源。他注意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点:地方性小政治组织的普遍存在是形成真正国家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超强政治实体的出现及其对小政治实体的控制和组合对于国家的组织出现具有关键作用;大地域控制模式是中国早期国家化进程的平衡点。
 
  安徽省文物局的杨立新先生充分肯定了禹会村遗址发掘的重要性,他认为禹会村遗址成果丰富,文化面貌有山东的特点也有王油坊类型的特点,是龙山文化的重要文化类型。发现的陶鬶和山东的相似,又具有本地特色。遗址的发掘对考证“禹会涂山”、“大禹治水”等传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许宏发言的题目是:“大禹治水”传说及其考古学探索的学术史梳理。他认为:距今约4200~4000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所为;中原地区已经发现了很多“夏代”早期城邑集中于丘陵台地为主的中原腹地,多数学者认为大洪水的发生和大禹治水也在这一带,“夏是否是单一的考古学文化”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有关“大禹治水”传说的研究和探索历程的梳理和进一步思考,会有益于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会场
 
  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多方面、多视角分析了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从发掘资料可知,祭祀遗址虽然规模较大,但祭坛不够精致,像是临时搭建而成;遗址缺乏整体规划,居址简陋,却有高档的器物;遗迹现象缺乏连续性;祭坛是多次使用,和工程建筑活动有关。对陶器的测试表明原料多来自本地,少数来自周边,但辐射范围不大;淀粉粒分析以小米为主。种种迹象值得重视。遗址性质应该是一个为配合大型工程而临时搭建的祭祀遗迹,无论是否和大禹有关,此遗址在淮河文明进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李新伟解读了《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他认为《禹贡》实质是一个政治神话,是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禹迹覆盖的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成为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一个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纳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考古资料表明,这中政治思想,或“中国梦”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



会场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论述了良渚先民的治水实践与上古治水传说问题,他认为良渚的治水系统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治水系统,对研究中国治水历史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新近考古发现表明在良渚时期就有了大型水利工程,为后来龙山时期的水利工程开创了先河,龙山时期水利工程的存在证明“大禹治水” 并不是空穴来风。
 
  皖西学院张广胜先生从环境考古学角度对禹会村遗址做考证研究。他通过对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地层考古学年代测定、遗址沉积地层多环境代用指标的分析,全面提取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境演变信息,探讨环境变迁对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同时通过对该地区遥感影像记录的河道变迁、遗址大型夯土台的发掘以及遗址地理位置的文献考证等综合研究,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禹会村遗址与“大禹治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即禹会村遗址所在的禹会村及其淮河流域段是龙山文化晚期“大禹治水”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遗址所在淮河下游的“涂山”是颇具争论的“大禹娶涂山氏女,建立涂山氏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历史记载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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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

“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主题演讲纪要(三)

发布时间: 2013-12-24

  第三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震中和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敏主持,十余位专家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观点。
 
  安徽省文化厅李修松先生以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的视角解读“涂山会”考,认为大禹治水主要在黄淮下游;此处地理位置优越,在新石器时代就是文化交汇中心。认为诸侯会盟于此是有据可依的。
 
  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首先阐述了禹会遗址发现的意义:通过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说明史实的可信;论证了此地在中国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再次证明了夏王朝兴起于东方。随后详细汇报了“禹治洪水问题辨析”,他认为:古文献有关禹治洪水故事的记叙基本上是可信的,尽管这些记叙或多或少地带得有后人添加的誇张乃至神化禹的成份,但只要去除这些虚誇的成份,仍可以看出其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素地。禹(包括他的父亲鲧)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期率领自己的部族治理或抗御过所居地区屡屡发生的洪水,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相当的事实做根据的。本文选择了部分铭文进行考释,并选择其中涉及禹治洪水的关键字词做一些必要的考察,以厘清禹时先民与水患作斗争的真相。
 
  安徽蚌埠大禹文化研究会的王绍义先生首先呼吁要重视遗址的保护,然后强调了“禹会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禹会”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从而形成了多彩的“禹会文化”。



会场
 
  上海大学谢维扬教授阐述了禹会涂山的意义,他认为禹会遗址的重要价值是帮助我们看到远古这一时期人群活动的重要内容和情形,从而对禹会涂山传说作为夏史一部分的意义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认为大禹传说可能要早于文献记载,有很多不同的独立的来源,而不是单线来源。他注意到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特点:地方性小政治组织的普遍存在是形成真正国家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条件;超强政治实体的出现及其对小政治实体的控制和组合对于国家的组织出现具有关键作用;大地域控制模式是中国早期国家化进程的平衡点。
 
  安徽省文物局的杨立新先生充分肯定了禹会村遗址发掘的重要性,他认为禹会村遗址成果丰富,文化面貌有山东的特点也有王油坊类型的特点,是龙山文化的重要文化类型。发现的陶鬶和山东的相似,又具有本地特色。遗址的发掘对考证“禹会涂山”、“大禹治水”等传说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许宏发言的题目是:“大禹治水”传说及其考古学探索的学术史梳理。他认为:距今约4200~4000年,北半球普遍发生了一次气候突变事件。大禹之所以能够治水成功,可能主要得益于距今4000年以后的气候好转而并非人力之所为;中原地区已经发现了很多“夏代”早期城邑集中于丘陵台地为主的中原腹地,多数学者认为大洪水的发生和大禹治水也在这一带,“夏是否是单一的考古学文化”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对有关“大禹治水”传说的研究和探索历程的梳理和进一步思考,会有益于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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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大学张居中教授多方面、多视角分析了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从发掘资料可知,祭祀遗址虽然规模较大,但祭坛不够精致,像是临时搭建而成;遗址缺乏整体规划,居址简陋,却有高档的器物;遗迹现象缺乏连续性;祭坛是多次使用,和工程建筑活动有关。对陶器的测试表明原料多来自本地,少数来自周边,但辐射范围不大;淀粉粒分析以小米为主。种种迹象值得重视。遗址性质应该是一个为配合大型工程而临时搭建的祭祀遗迹,无论是否和大禹有关,此遗址在淮河文明进程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李新伟解读了《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他认为《禹贡》实质是一个政治神话,是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禹迹覆盖的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成为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一个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纳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考古资料表明,这中政治思想,或“中国梦”可能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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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论述了良渚先民的治水实践与上古治水传说问题,他认为良渚的治水系统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治水系统,对研究中国治水历史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新近考古发现表明在良渚时期就有了大型水利工程,为后来龙山时期的水利工程开创了先河,龙山时期水利工程的存在证明“大禹治水” 并不是空穴来风。
 
  皖西学院张广胜先生从环境考古学角度对禹会村遗址做考证研究。他通过对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时期地层考古学年代测定、遗址沉积地层多环境代用指标的分析,全面提取龙山文化时期的环境演变信息,探讨环境变迁对禹会村遗址龙山文化发展的影响机制。同时通过对该地区遥感影像记录的河道变迁、遗址大型夯土台的发掘以及遗址地理位置的文献考证等综合研究,从环境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禹会村遗址与“大禹治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即禹会村遗址所在的禹会村及其淮河流域段是龙山文化晚期“大禹治水”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遗址所在淮河下游的“涂山”是颇具争论的“大禹娶涂山氏女,建立涂山氏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等历史记载的发生地。
 

作者:本站记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