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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发布时间:2014-04-1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
 
领队:王占奎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2012年6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发现的。之后,省、市、区三级考古文博单位即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详细调查与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钻探表明,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约300米。根据墓葬聚散程度,整个墓地可划分为北区和西南区,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小型墓墓室面积不足3平方米,两区各有5座;中型墓墓室面积13平米以上,共3座且仅见于北区,大体呈西北——东南一线分布,依次为M3、M4、M9。另外,北区还有形制、规模不明者2座。
 
  墓向分南北向和东西向,多数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层台”,个别为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还有数量不等的壁龛。木质葬具,或一棺、或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葬式可辨者均为仰身直肢,墓主头朝地势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小型墓大多于头端二层台上随葬一、两件陶器,或单鬲、单罐、或1鬲1罐,少见青铜器。随葬陶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而本次发掘备受关注的两座中型墓(M3、M4),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多,尤以铜礼器为最,多出于壁龛内。

M4 壁龛的清理工作场景
 
  其中,M3有6个壁龛,5个内出土青铜礼器14类31件,计有鼎、簋、卣各6件,禁、斗各2件,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壁龛8个,出土青铜礼器11类50件,包括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两墓北壁西端壁龛各出1件高领袋足鬲。另,M3二层台及椁室顶部随葬有兵器、车马器及其它小件遗物。棺内均随葬有少量玉器。此两墓相距不远,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与摆放位置接近。凡此表明,两座墓葬的关系密切。而且,两墓均出土见“臣辰先”铭文铜器,更进一步支持这一判断。

M3 墓室俯视图
 
  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弥足珍贵。如禁、簠、四耳簋、圆腹簋、方座簋、牺尊等都极具特色。其中,簠(M4-K8:8),近长方形,侈口,斜壁,长方形圈足。壁饰竖向瓦楞纹及夔龙纹。两端有耳,一侧系铃。盖身形态近同。是考古发现的此类器中第一件西周早期器。牺尊(M4-K2:214),似鹿,有爪有翼,体饰云雷纹衬底浅浮雕的龙纹母题纹样,形态逼真。更重要的是,青铜器上发现了包括“户”、“亞羌”、“ 父丁”、“史母庚”等26组铭文及符号。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差异。从组合上看,相对于商墓而言,少酒器而食器突出,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

牺尊


双耳簋
   
  根据随葬陶器与铜器特征判断,墓葬年代集中于商末周初。该墓地既有如M3、M4这样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还有较多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两座中型墓,也是高领袋足鬲文化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 
 
  高领袋足鬲伴同大量青铜器集群性出土于墓地,在宝鸡地区还是第一次。同时,发掘的数座同时期灰坑,内涵亦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弥补了以往这类居址遗存甚少的缺憾。这有利于以前根据零散而多见的信息所作的、此类鬲代表的是姜姓族团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同时,改变了以往高领袋足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高领袋足陶鬲
 
  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由此确认这里当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为描绘西周特别是周初政治地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中还采用了诸如便携式X荧光分析仪、显微数字图形采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同时,发挥我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优势,对棺内遗迹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发掘,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石鼓山墓地的科学发掘,在推进商末周初阶段的考古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科技手段与传统发掘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次实战演练,也将裨益于今后同类工作。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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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发布时间: 2014-04-11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
 
领队:王占奎
 
  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市区正南的渭河南岸台地上,是2012年6月石鼓山村民建房时偶然发现的。之后,省、市、区三级考古文博单位即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详细调查与全面钻探的基础上,连续两年进行发掘,共清理墓葬15座,出土了各类文物共计230余件(组)。其中,多达92件的青铜礼器与26组铭文及族徽符号,特别引人瞩目。这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又一次精彩的亮相,也堪称陕西乃至全国商周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
 
  钻探表明,墓地南北长约800米,东西约300米。根据墓葬聚散程度,整个墓地可划分为北区和西南区,呈现“大稀疏、小聚集”的分布态势。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按规模大小,可分为中型和小型两类:小型墓墓室面积不足3平方米,两区各有5座;中型墓墓室面积13平米以上,共3座且仅见于北区,大体呈西北——东南一线分布,依次为M3、M4、M9。另外,北区还有形制、规模不明者2座。
 
  墓向分南北向和东西向,多数墓室口小底大,墓底多有熟土“二层台”,个别为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还有数量不等的壁龛。木质葬具,或一棺、或一椁一棺、或一椁两棺。葬式可辨者均为仰身直肢,墓主头朝地势较高的方位,即朝向台地中脊。小型墓大多于头端二层台上随葬一、两件陶器,或单鬲、单罐、或1鬲1罐,少见青铜器。随葬陶鬲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而本次发掘备受关注的两座中型墓(M3、M4),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多,尤以铜礼器为最,多出于壁龛内。

M4 壁龛的清理工作场景
 
  其中,M3有6个壁龛,5个内出土青铜礼器14类31件,计有鼎、簋、卣各6件,禁、斗各2件,甗、彝、罍、壶、尊、觯、盉、爵、盘各1件;M4壁龛8个,出土青铜礼器11类50件,包括簋16、鼎15、罍、甗各4,壶、簠、盂、牺尊各2,甑、尊、盘各1件。两墓北壁西端壁龛各出1件高领袋足鬲。另,M3二层台及椁室顶部随葬有兵器、车马器及其它小件遗物。棺内均随葬有少量玉器。此两墓相距不远,墓向一致,规模相若,形制相同,出土器物种类与摆放位置接近。凡此表明,两座墓葬的关系密切。而且,两墓均出土见“臣辰先”铭文铜器,更进一步支持这一判断。

M3 墓室俯视图
 
  出土的92件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种类丰富,而且铸工精湛,装饰绮丽,也不乏形制新颖、造型异特之器,或属罕见器或首出,皆弥足珍贵。如禁、簠、四耳簋、圆腹簋、方座簋、牺尊等都极具特色。其中,簠(M4-K8:8),近长方形,侈口,斜壁,长方形圈足。壁饰竖向瓦楞纹及夔龙纹。两端有耳,一侧系铃。盖身形态近同。是考古发现的此类器中第一件西周早期器。牺尊(M4-K2:214),似鹿,有爪有翼,体饰云雷纹衬底浅浮雕的龙纹母题纹样,形态逼真。更重要的是,青铜器上发现了包括“户”、“亞羌”、“ 父丁”、“史母庚”等26组铭文及符号。总体而言,这批铜器具有商器的一些因素,但又有差异。从组合上看,相对于商墓而言,少酒器而食器突出,体现出一种重食轻酒的文化特色。

牺尊


双耳簋
   
  根据随葬陶器与铜器特征判断,墓葬年代集中于商末周初。该墓地既有如M3、M4这样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的中型墓,还有较多规模小、随葬品少的小型墓,显示出一般平民与高级贵族两个层级的人群结构。两座中型墓,也是高领袋足鬲文化迄今为止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墓葬。 
 
  高领袋足鬲伴同大量青铜器集群性出土于墓地,在宝鸡地区还是第一次。同时,发掘的数座同时期灰坑,内涵亦以高领袋足鬲为主,弥补了以往这类居址遗存甚少的缺憾。这有利于以前根据零散而多见的信息所作的、此类鬲代表的是姜姓族团考古学文化的观点。同时,改变了以往高领袋足鬲不可能晚到西周的观点。

高领袋足陶鬲
 
  居址与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由此确认这里当是一处商周时期聚落(封国或采邑),为描绘西周特别是周初政治地理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发掘中还采用了诸如便携式X荧光分析仪、显微数字图形采集系统、三维激光扫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全方位信息采集;同时,发挥我院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优势,对棺内遗迹整体打包,进行实验室发掘,为开展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总之,石鼓山墓地的科学发掘,在推进商末周初阶段的考古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是科技手段与传统发掘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次实战演练,也将裨益于今后同类工作。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办公室供稿
 

作者: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