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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正当时——社科院考古所2017年高研论坛纪实
发布时间:2017-12-28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2017年12月2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研论坛在社科院考古所八楼报告厅举行。论坛由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共有四位学者作报告,考古所科研人员、考古系学生和部分所外同仁参加了此次论坛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高研论坛

  陶寺文化的周边


高江涛副研究员作汇报

  高江涛副研究员着重以陶寺文化的分布、陶寺文化的周边文化及其互动关系、文化互动之路等方面进行阐述,把陶寺文化放入更宏观的视角中观察陶寺文化的发展。他强调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突破临汾盆地,可以肯定的是已达到运城盆地的东、北部,影响的范围覆盖整个晋南,甚至更广阔。另外,陶寺文化的形成受其周边多种文化的影响,如杏花四期文化、石峁一类遗存、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并且陶寺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明显互动关系。互动中似乎以兼收并蓄为主,而文化输出相较而言并不突出。除此之外,文化互动以向北与向南为力挺方向,且更远方向存在依赖中间媒介的“二传”作用。单就文化通道而言,陶寺文化与其南面的洛阳盆地及豫西的考古学文化沟通最为近便。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考古陶器类型的角度看,洛阳盆地却罕见陶寺文化陶器,可推测陶寺文化对洛阳盆地同期文化及后继二里头文化“传播”的应该是更多“形而上”层次的东西——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


仝涛副研究员作汇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地区考古发现比较丰富的南北朝和吐蕃时期遗存足以证实该地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通过这些丝绸和其他出土器物表明青藏高原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期就已汇入丝绸之路交通网络。通过这些丝绸之路的分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中亚地区的地域文化与青藏高原有了最初的碰撞和交流。分别控制这两个区域的前吐蕃时期王国——吐谷浑和象雄,从中原内地和中亚地区输入了先进文化,促进了各自的繁荣和发展。仝涛副研究员结合近些年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为大家总结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总体特征(包括路网布局和时代特征)以及开拓过程,勾画出青藏高原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状况,并结合文献记载和自然地理条件探讨实现这些交流的具体途径,由此重建青藏高原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

  传入与仿制: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科学分析


刘煜副研究员作汇报
 
  刘煜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分析其形制、分类、时代及其异同。利用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SEM-EDS)等方法对不同地区出土的铜矛成分及金相组织进行分析检测,发现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四件铜矛成分全部为红铜、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出土的铜矛成分为红铜(因样品锈蚀,无法检测微量元素)、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M33出土的铜矛成分为锡青铜。这与之前其他学者已经发表的便携式X荧光数据有较大差距,后者认为淅川下王岗的三件铜矛和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M33出土的铜矛均为砷铜。刘煜指出对便携式X荧光仪的无损分析结果需要慎重,对于检测结果差异较大的需要使用有损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验证。另外,淅川出土的四件铜矛矿料并不常见,需要利用铅同位素、微量元素等方法继续深入研究。最后,刘煜副研究员强调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在中国境内的大量发现无疑显示了冶金术的传播和影响,但其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探究。

  关于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中一些特殊现象的思考


梁宏刚副研究员作汇报
 
  梁宏刚副研究员的汇报主要围绕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特征、是否存在冶铸一体的可能、冶炼或熔铜过程使用的是熔炼炉(坩埚)还是浇包等问题展开论述。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炉壁及其附着渣和炉渣进行检测,并与地质学中黏土矿物组成相比较,初步认为大多数炉壁或渣的基体的化学成分和黏土接近,与已知正规冶炼渣区别明显,且具有化铜炉渣的特点,反映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冶铸遗址应该是以熔铜铸造为主。但是,炉壁附着渣中铜蓝矿物晶体的发现,以及检测到炉渣、炉壁烧结层或附着渣中有微量杂质Ti以及Cr、Bi、Ag等元素,表明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不仅可以熔铜,亦可能有利用氧化铜矿冶炼铜的过程。另外,结合炉壁附着渣或炉渣、坩埚烧结层及耐火材料层、渣中的金属颗粒、渣中SnO2结晶(或锡石颗粒),以及熔炼炉残片或类似于浇包的冶炼工具的分析检测研究结果,认为在冶铜或熔铜过程中应该使用的是小型熔炼炉(坩埚)——一种类似于浇包的熔(炼)炉而非浇包,并且合金配比技术已经较为成熟。熔炉或熔炼炉、铜渣、陶范等的发现,而且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存在冶、熔、铸为一体的冶铸遗址,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已具备生产铜器的能力,可以说已掌握了铜器制作的完整技术工艺。这些研究牵涉冶金技术的独立起源问题,虽不足以阐明中原地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冶金技术是否本地起源,但至少可说明二里头遗址已全面掌握铜器制作技术,具备当地制作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会议现场

  高研论坛进行期间现场气氛热烈,演讲内容广泛而深刻,此次论坛不仅促进了大家对考古学的进一步思考,也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新视角,期待有更多学者参与其中,进一步推动考古所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讲内容经演讲者审阅)

  策划:考古所科研处、中国考古网,执笔: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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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正当时——社科院考古所2017年高研论坛纪实

发布时间: 2017-12-28

  2017年12月28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研论坛在社科院考古所八楼报告厅举行。论坛由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共有四位学者作报告,考古所科研人员、考古系学生和部分所外同仁参加了此次论坛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主持高研论坛

  陶寺文化的周边


高江涛副研究员作汇报

  高江涛副研究员着重以陶寺文化的分布、陶寺文化的周边文化及其互动关系、文化互动之路等方面进行阐述,把陶寺文化放入更宏观的视角中观察陶寺文化的发展。他强调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围已突破临汾盆地,可以肯定的是已达到运城盆地的东、北部,影响的范围覆盖整个晋南,甚至更广阔。另外,陶寺文化的形成受其周边多种文化的影响,如杏花四期文化、石峁一类遗存、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三里桥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等,并且陶寺文化与周边文化存在明显互动关系。互动中似乎以兼收并蓄为主,而文化输出相较而言并不突出。除此之外,文化互动以向北与向南为力挺方向,且更远方向存在依赖中间媒介的“二传”作用。单就文化通道而言,陶寺文化与其南面的洛阳盆地及豫西的考古学文化沟通最为近便。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考古陶器类型的角度看,洛阳盆地却罕见陶寺文化陶器,可推测陶寺文化对洛阳盆地同期文化及后继二里头文化“传播”的应该是更多“形而上”层次的东西——政治制度或统治模式。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


仝涛副研究员作汇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地区考古发现比较丰富的南北朝和吐蕃时期遗存足以证实该地区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近年来在西藏阿里地区出土了一批汉晋时期丝绸,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织品,通过这些丝绸和其他出土器物表明青藏高原西部地区早在汉晋时期就已汇入丝绸之路交通网络。通过这些丝绸之路的分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和中亚地区的地域文化与青藏高原有了最初的碰撞和交流。分别控制这两个区域的前吐蕃时期王国——吐谷浑和象雄,从中原内地和中亚地区输入了先进文化,促进了各自的繁荣和发展。仝涛副研究员结合近些年在青藏高原地区进行考古工作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为大家总结出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总体特征(包括路网布局和时代特征)以及开拓过程,勾画出青藏高原与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状况,并结合文献记载和自然地理条件探讨实现这些交流的具体途径,由此重建青藏高原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

  传入与仿制:中国境内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的科学分析


刘煜副研究员作汇报
 
  刘煜副研究员首先介绍了中国境内不同地区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分析其形制、分类、时代及其异同。利用便携式X荧光能谱仪、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SEM-EDS)等方法对不同地区出土的铜矛成分及金相组织进行分析检测,发现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四件铜矛成分全部为红铜、青海西宁沈那遗址出土的铜矛成分为红铜(因样品锈蚀,无法检测微量元素)、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M33出土的铜矛成分为锡青铜。这与之前其他学者已经发表的便携式X荧光数据有较大差距,后者认为淅川下王岗的三件铜矛和河南安阳刘家庄北地M33出土的铜矛均为砷铜。刘煜指出对便携式X荧光仪的无损分析结果需要慎重,对于检测结果差异较大的需要使用有损的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验证。另外,淅川出土的四件铜矛矿料并不常见,需要利用铅同位素、微量元素等方法继续深入研究。最后,刘煜副研究员强调塞伊玛-图尔宾诺式倒钩铜矛在中国境内的大量发现无疑显示了冶金术的传播和影响,但其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仍需进一步探究。

  关于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中一些特殊现象的思考


梁宏刚副研究员作汇报
 
  梁宏刚副研究员的汇报主要围绕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特征、是否存在冶铸一体的可能、冶炼或熔铜过程使用的是熔炼炉(坩埚)还是浇包等问题展开论述。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炉壁及其附着渣和炉渣进行检测,并与地质学中黏土矿物组成相比较,初步认为大多数炉壁或渣的基体的化学成分和黏土接近,与已知正规冶炼渣区别明显,且具有化铜炉渣的特点,反映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冶铸遗址应该是以熔铜铸造为主。但是,炉壁附着渣中铜蓝矿物晶体的发现,以及检测到炉渣、炉壁烧结层或附着渣中有微量杂质Ti以及Cr、Bi、Ag等元素,表明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不仅可以熔铜,亦可能有利用氧化铜矿冶炼铜的过程。另外,结合炉壁附着渣或炉渣、坩埚烧结层及耐火材料层、渣中的金属颗粒、渣中SnO2结晶(或锡石颗粒),以及熔炼炉残片或类似于浇包的冶炼工具的分析检测研究结果,认为在冶铜或熔铜过程中应该使用的是小型熔炼炉(坩埚)——一种类似于浇包的熔(炼)炉而非浇包,并且合金配比技术已经较为成熟。熔炉或熔炼炉、铜渣、陶范等的发现,而且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存在冶、熔、铸为一体的冶铸遗址,这些都表明二里头遗址已具备生产铜器的能力,可以说已掌握了铜器制作的完整技术工艺。这些研究牵涉冶金技术的独立起源问题,虽不足以阐明中原地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冶金技术是否本地起源,但至少可说明二里头遗址已全面掌握铜器制作技术,具备当地制作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
 
 
会议现场

  高研论坛进行期间现场气氛热烈,演讲内容广泛而深刻,此次论坛不仅促进了大家对考古学的进一步思考,也为今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新视角,期待有更多学者参与其中,进一步推动考古所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讲内容经演讲者审阅)

  策划:考古所科研处、中国考古网,执笔:韩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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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