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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2017-09-18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陈徐玮    点击率:
  2017年8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日本山口大学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三方联合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举办了“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共有15名,其中8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5名来自日本的三重大学、中央大学、滋贺县立大学、龙谷大学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名来自韩国的忠南大学和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另有4名翻译参加会议。会前收到代表提交的学术论文15篇,其中4篇日文和2篇韩文均译成中文,原文与译文共计21篇合编为研讨会论文集。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振东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致欢迎辞,日本三重大学名誉教授山中章代表因病未能到会的山口大学教授桥本义则致开幕辞。山中章指出,都城与都城制是受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的,由于各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成熟度等方面的制约,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都城制是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又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形态,因此,在研究中需将构成都城的要素细分化,如复都制、宫城与皇城、都城与市场、监狱、宗教设施、禁苑、离宫等,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异同。这次,我们以“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为主题展开学术研讨,希望从一个侧面揭示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
 
孙周勇致辞
     
山中章致辞

与会代表合影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共作了15场报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一、日本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7日上午的会议由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主持,主题为日本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山中章代替桥本义则作了题为“日本古代宫都葬地的成立与发展”的报告。日本古代的宫都始于7世纪末的藤原京,以天皇居住的藤原宫为核心向四周扩展,供天皇、贵族、官吏及京师百姓居住。京师周围散布葬地,虽然有一定阶级性,但是很难看出埋葬者与埋葬地之间的必然关联。另外,由于葬地空间有限,在埋葬方法上采用了火葬。平城京与藤原京一样,在京师周围设有葬地,但因为平城京作为宫都长达70年,所以在奈良时代后半,将葬地扩展至大倭之邻国河内等地。藤原京至平城京时期,上层贵族的埋葬特征是夫妇双方埋葬在不同的郡,也有分离更远的情况。但是,由于其后平安迁都,使得迁移到山背的原籍大倭的贵族、官吏们与大倭分开,从乡村贵族转变为都市贵族,以藤原百川墓的迁移为标志,贵族夫妇之墓在同郡同乡(共域墓、同穴墓等)、同郡邻乡、异郡邻乡修建,究其原因,当与断然实行平安迁都的桓武天皇接受中国儒家礼制思想有关。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小田裕树以“日本古代都城的建立与墓地及墓葬”为题作了报告。他首先从文献史和考古学两个角度介绍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都城和墓葬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都城的建立与墓地、墓葬的若干问题做了探讨,包括“墓地”的认定方法、大王、天皇陵的变迁与都城、上层官僚阶层的墓葬与都城、当地氏族墓地的事例分析、火葬的引进及其社会背景等。
 
小田裕树作报告  陈洪翻译
 
国下多美树作报告  张鸿翻译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国下多美树报告的题目是“都城的发展与葬地、墓群”,主要探讨了长冈京与平安京的研究现状与课题。公元784年,日本都城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继承平城京的传统,都城葬地划定在长冈京北郊的“长冈•大枝”。其后恒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平安京的葬地增加了东南郊的“深草山•桃山”、西北郊的“葛野•水尾”以及东北郊的“神乐冈”;氏族、贵族的葬地则设立在距离平安京4~5公里的东面或东南面。可以看出,奈良时代以来都城与葬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二、朝鲜半岛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7日下午的会议由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朴淳发主持,主题为朝鲜半岛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朴淳发报告了“百济的都城与墓域”,他通过对百济汉城、熊津、泗沘三个时期都城墓葬区的梳理,认为墓葬群分布在邻近生活区域或京城区域,而朝鲜半岛王陵墓葬群则可以分为都城附近密集分布型和在距离都城10~20公里分散排列的郊外分散型两种类型,百济王陵属于前者。
 
朴淳发作报告 王飞峰翻译
       
黄仁镐作报告  王飞峰翻译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黄仁镐以“新罗都城的都市规划和陵域的变迁”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新罗王陵的分布与都市规划的范围一致,具体而言,新罗中古期的都市化是以月城为基础,以西北部的陵墓区及其对称的东北部的仁旺洞、九黄洞一带为中心展开的。以善德女王为主的统一期以前七世纪的王陵分布呈现出向王京中心部的四周分散建造的特征。至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后,王陵限定于月城的东北部,都市规划的空间向外郭扩张,即向王京东侧、东南侧外郭的明活山平地一带集中。八世纪从神德王陵开始,随着王京卫星城市的变化,通过王京北侧外郭据点的开发和控制浦项方面的交通干道附近地区来修建王陵。
 
田中俊明作报告 汪勃翻译
 
    日本滋贺县立大学教授田中俊明以“围绕高句丽王陵比定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报告。首先,关于国内时代的王陵,主要争议集中于广开土王之陵墓主身份的判定上,有学者根据铭文砖上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认为其是太王陵,有学者则根据碑和陵的朝向认为其是将军冢,他根据出土遗物的年代,认为414年所筑的广开土王陵为将军冢的可能性更高。其次,关于东明王陵,王陵之前筑有陵寺,但在高句丽其他王陵并未发现陵寺遗迹,也没有拜谒陵寺的记录,因此该王陵为东明王陵还是迁都的长寿王陵依然不能确定。最后,关于安岳3号坟的被葬者,高句丽王说与冬寿说相对立,他认为虽然冬寿说的可能性更高,但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三、中国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8日的会议分别由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主持,主题为中国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张卫星作报告
 
刘振东作报告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张卫星以“秦始皇陵与秦都咸阳表达的‘秦制’探讨”为题作了报告,讨论陵墓与都城的二元一体问题。他认为陵墓与都城关系是多方面的,二者可以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一就是象征关系的成立。秦制的对象应该是首善之区的都城,所以秦制的主要内容应该指的是都城规划,其内容有:1、法天象,包括渭水南北设宫、渭水贯都以像天汉、阁道绝汉抵营室;2、增广苑囿、设都于苑,如在上林苑营建朝宫阿房宫;3、建构威权中心,以咸阳为帝国中心,“建极庙,象天极”,将宇宙中心、极庙与帝陵联为一体。秦始皇陵也实践了这些规划理念的原则,其遗存布局与大咸阳的规划可以对应,表现在:鱼池与天汉的营造、陵园鱼池建筑与南北设宫、陵园北侧道路与渭桥南渡三方面的一致;秦始皇陵墙垣之外设堧地与咸阳设宫于苑囿、大都无城总体思路一致;秦始皇陵通过四方中心、多层环绕的建构威权中心的模式与咸阳宫、都、国的模式一致。二者实际上是一种模式下的构造行为,共同体现了都城陵墓二元象征结构下的思想理念。
    
  刘振东以“汉长安城与墓葬”为题,着眼汉长安城与墓葬的互动研究。汉长安城的中部、南部分布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市场,东北部为闾里。长安城之郊应指城墙以外、京兆尹长安县辖境以内的区域,其四至为北濒渭河,东临霸陵县、东南临南陵县,南临杜陵县,西与鄠县、盩厔县相邻。郊内设有乡、亭,建有宫苑、手工业作坊、市、仓,既是礼制的空间,也驻有军队。与汉长安城相关的墓葬可分为郊内墓葬、郊外大型墓葬和皇帝陵区三个层次。汉长安城的居民,其埋葬大多遵循就近的原则,从而形成较为集中的城郊墓地;也有一些人生前荣归故里或死后归葬故里;皇帝、诸侯王、列侯等皇族一般在都城附近或各自封国内规划墓地,连同陪葬墓形成范围广大的陵墓区。都城与墓葬关系密切,通过对二者的互动研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比如通过综合梳理长安城郊汉墓的时空分布态势,可对长安城郊内乡、亭的分布以及上林苑的范围、奉明县的所在等加以推论;通过皇帝陵寝布局与长安城结构布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从“若都邑”的陵园布局来研究当时社会的丧葬观念和强化现实政治统治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可从陵园布局来反观都城布局,为都城考古学研究带来新的线索和启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武站报告的题目是“论西汉陵邑的功能与变化”。西汉陵邑共计12座。陵邑在帝陵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帝陵营建阶段陵邑主要发挥着保障营建的功能,皇帝、皇后入葬后,则发挥侍奉与服务陵园的功能。西汉早期陵邑直接侍奉陵园,陵园与陵邑分工明确后,陵邑主要服务于陵园,为陵园提供物资保障,是陵园工作人员的生活基地,不再直接侍奉陵园。陵邑具有移民功能,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陵园。管理功能既是陵邑的基本职能,也是发挥其它功能的保证。陵邑的行政级别、机构设置、管理体系与县相同,隶属于太常,元帝永光四年“诸陵分属三辅”后,陵邑不再承担与陵园有关的其它功能了,从此陵邑与县完全相同,这既是陵邑地位下降的表现,更是帝陵地位下降的直接表现。 
 
杨武站作报告
 
钱国祥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以“东汉洛阳城与帝陵的布局研究”为题作了报告。他通过梳理史籍资料,对王仲殊先生绘制的东汉洛阳南、北宫城位置复原图进行了修正。东汉14位皇帝中的11座帝陵位于洛阳,分为洛阳西北的北兆域和洛阳东南的南兆域两大陵区。经过近年对北兆域东汉陵区的考古勘察,结合文献记载,基本可以判定大汉冢和二汉冢分别为光武帝原陵和安帝恭陵,朱仓大冢和朱仓升子冢分别为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通过近年对南兆域帝陵核心区的调查勘探,参考文献记载帝陵与洛阳城的距离,推测白草坡M1030最有可能为桓帝宣陵,M1108或M1129应与静陵有关,南兆域位置排序上呈一条直线的M1038、M1052、M1054、M1079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
    
  张学锋作了题为“东晋建康的都城空间与葬地”的报告。从文献记载和勘探发掘的情况看,东晋建康城摆脱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形式,采用了曹魏邺城的模式,即宫掖集中在宫城之内,宫城正门之南的御道两侧集中政府官署,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设置广阔的苑囿,在都城周边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建康城周边葬地主要集中于城南的石子冈及其南延线、城北的幕府山及其东延线,城内和城东也有零星分布。帝陵分布于鸡笼山、钟山、幕府山三个陵区。帝室以外的家族聚族而葬,南渡北人的墓葬延续西晋风俗随葬墓志。 
 
张学锋作报告
 
沈丽华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丽华作了题为“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布局研究”的报告。根据文献记载,东魏北齐邺城经历了东魏初年营建、北齐初年崇修、北齐中后期增益三大阶段,总体格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组成,通过各个城门的干道所形成的路网结构在整个王朝时期未有大的变动,但宫城格局、分布于各个里坊的官署、宅邸等在不同时段多有变动。邺城西郊陵墓区已发现墓葬约300座,根据墓葬规模可分为特大型墓葬、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四大类,以公元56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东魏至北齐初年墓葬主要分布在邺城西北和西南的滏阳河与洹河之间,元魏皇族以孝静帝西陵为中心,呈现明显的支系集中性。北齐中后期,皇陵大致顺滏阳河流向自东南向西北、依长幼尊卑顺序依次排列。大族和平民墓葬多作为皇宗陵的附庸存在。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的选址、分布规律和平面格局受到礼制传统、地理环境和政权决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变化的转折点集中在北齐天保年间,这与新政权急于通过改制巩固政权有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报告的题目是“南京淳化新见南朝罗氏地券考释”,对2011年江宁淳化刘宋罗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三件砖刻地券进行了考释、研究。罗氏家族墓地M1:26为买地券,M1:32和M5:1为卖地券。根据劵文内容,M1墓主为罗健及其妻旳氏,M5墓主为其子罗道训,但券文中关于罗氏父子的署籍却不相同,这与东晋及南朝前期因整顿户籍而频繁进行的土断有关。另外,对比两种地券,买地券要求卖地的诸地祇不得侵犯埋葬主的墓域,卖地券除此内容外,还要求买地的人遵守地下科法。联系已发现的其他南朝地券材料,当时的地券已形成包括地下地祇、冢地面积、券约效力、见证者、埋券位置等格式化内容文本。
 
王志高作报告
 
妹尾达彦作报告
 
  妹尾达彦以“生前的空间、死后的世界——隋唐长安的官人居住地与埋葬地”为题,探讨了隋唐长安城官人居住地与郊外墓地的变迁。他将隋唐长安城的营建过程分为六期,进而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将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与墓地演变情况绘制成示意图。一方面,自开元、天宝年间之后,伴随着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区的形成,开始对东郊和南郊的墓葬地进行开发;9世纪长安城居住地与城外墓地在同一生活圈形成一体化,进而构成了长安都市圈。另一方面,墓葬地也与官品等级有关,具体而言,大明宫前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邸宅的住民在长安至洛阳道路沿线的一等地建造墓地,而街东中部的新兴官僚阶层则在地价相对低廉的东郊至南郊地区建造墓地,街西北部的官人们则于开远门外道路沿线建造墓地,居住在街西中南部的庶民的墓地则集中于西南郊地区。另外,随着以个人救济为目的的佛教思想的渗透,8世纪以后隋唐长安居民的生死观向世俗化发展,体现在描绘邸宅娱乐生活的墓葬壁画和线刻画普遍流行,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长安正变成各种人群聚集的巨大世俗都市。
   
  张建林作了题为“唐代帝陵藩酋像略说”的报告。迄今为止,唐陵共发现番酋像个体近140个,但学界对这类石人没有统一的称呼,应依据唐人使用的名称统称为“番酋像”。唐陵蕃酋石像的服饰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分别表现北方游牧民族、西南民族、西域或中亚民族、南亚民族、朝鲜半岛民族。唐陵设立番酋像源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将蕃酋像列置陵园南门两侧,无疑是模仿皇帝生前之威仪。作为唐陵石刻组合中必不可少的一类,番酋像不仅对后世帝陵有直接影响,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
 
张建林作报告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学术研讨会经过两天紧张的发言和讨论,圆满完成了预定日程。钱国祥作了会议总结,对这次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现实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
 
  都城与陵墓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以前的研究往往各自为政,本次研讨会的最大特色就是将都城与墓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即研究都城时关注城内居民的墓地问题,研究墓葬时同样思考墓主生前在城内的居住问题。研讨会的另一特色是视野开阔,国内研究贯穿自秦到唐的长时段,中日韩三国间的比较研究跨越了东亚的大地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推动东亚都城与墓葬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陈徐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审稿:刘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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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发布时间: 2017-09-18

  2017年8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日本山口大学东亚比较都城史研究会三方联合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举办了“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代表共有15名,其中8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5名来自日本的三重大学、中央大学、滋贺县立大学、龙谷大学和奈良文化财研究所,2名来自韩国的忠南大学和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另有4名翻译参加会议。会前收到代表提交的学术论文15篇,其中4篇日文和2篇韩文均译成中文,原文与译文共计21篇合编为研讨会论文集。
    
  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振东主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致欢迎辞,日本三重大学名誉教授山中章代表因病未能到会的山口大学教授桥本义则致开幕辞。山中章指出,都城与都城制是受中国的影响,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发展起来的,由于各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以及政治成熟度等方面的制约,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都城制是东亚各国共同拥有的一种政治制度,但又表现出各具特色的形态,因此,在研究中需将构成都城的要素细分化,如复都制、宫城与皇城、都城与市场、监狱、宗教设施、禁苑、离宫等,从不同角度探讨其异同。这次,我们以“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为主题展开学术研讨,希望从一个侧面揭示古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传播与交流。
 
孙周勇致辞
     
山中章致辞

与会代表合影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代表共作了15场报告,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紧紧围绕古代东亚的都城与墓葬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一、日本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7日上午的会议由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主持,主题为日本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山中章代替桥本义则作了题为“日本古代宫都葬地的成立与发展”的报告。日本古代的宫都始于7世纪末的藤原京,以天皇居住的藤原宫为核心向四周扩展,供天皇、贵族、官吏及京师百姓居住。京师周围散布葬地,虽然有一定阶级性,但是很难看出埋葬者与埋葬地之间的必然关联。另外,由于葬地空间有限,在埋葬方法上采用了火葬。平城京与藤原京一样,在京师周围设有葬地,但因为平城京作为宫都长达70年,所以在奈良时代后半,将葬地扩展至大倭之邻国河内等地。藤原京至平城京时期,上层贵族的埋葬特征是夫妇双方埋葬在不同的郡,也有分离更远的情况。但是,由于其后平安迁都,使得迁移到山背的原籍大倭的贵族、官吏们与大倭分开,从乡村贵族转变为都市贵族,以藤原百川墓的迁移为标志,贵族夫妇之墓在同郡同乡(共域墓、同穴墓等)、同郡邻乡、异郡邻乡修建,究其原因,当与断然实行平安迁都的桓武天皇接受中国儒家礼制思想有关。
    
  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的小田裕树以“日本古代都城的建立与墓地及墓葬”为题作了报告。他首先从文献史和考古学两个角度介绍了日本飞鸟、奈良时代都城和墓葬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对都城的建立与墓地、墓葬的若干问题做了探讨,包括“墓地”的认定方法、大王、天皇陵的变迁与都城、上层官僚阶层的墓葬与都城、当地氏族墓地的事例分析、火葬的引进及其社会背景等。
 
小田裕树作报告  陈洪翻译
 
国下多美树作报告  张鸿翻译
 
    日本龙谷大学教授国下多美树报告的题目是“都城的发展与葬地、墓群”,主要探讨了长冈京与平安京的研究现状与课题。公元784年,日本都城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继承平城京的传统,都城葬地划定在长冈京北郊的“长冈•大枝”。其后恒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平安京的葬地增加了东南郊的“深草山•桃山”、西北郊的“葛野•水尾”以及东北郊的“神乐冈”;氏族、贵族的葬地则设立在距离平安京4~5公里的东面或东南面。可以看出,奈良时代以来都城与葬地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二、朝鲜半岛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7日下午的会议由韩国忠南大学教授朴淳发主持,主题为朝鲜半岛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朴淳发报告了“百济的都城与墓域”,他通过对百济汉城、熊津、泗沘三个时期都城墓葬区的梳理,认为墓葬群分布在邻近生活区域或京城区域,而朝鲜半岛王陵墓葬群则可以分为都城附近密集分布型和在距离都城10~20公里分散排列的郊外分散型两种类型,百济王陵属于前者。
 
朴淳发作报告 王飞峰翻译
       
黄仁镐作报告  王飞峰翻译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黄仁镐以“新罗都城的都市规划和陵域的变迁”为题做了报告。他认为新罗王陵的分布与都市规划的范围一致,具体而言,新罗中古期的都市化是以月城为基础,以西北部的陵墓区及其对称的东北部的仁旺洞、九黄洞一带为中心展开的。以善德女王为主的统一期以前七世纪的王陵分布呈现出向王京中心部的四周分散建造的特征。至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南部后,王陵限定于月城的东北部,都市规划的空间向外郭扩张,即向王京东侧、东南侧外郭的明活山平地一带集中。八世纪从神德王陵开始,随着王京卫星城市的变化,通过王京北侧外郭据点的开发和控制浦项方面的交通干道附近地区来修建王陵。
 
田中俊明作报告 汪勃翻译
 
    日本滋贺县立大学教授田中俊明以“围绕高句丽王陵比定的几个问题”为题作了报告。首先,关于国内时代的王陵,主要争议集中于广开土王之陵墓主身份的判定上,有学者根据铭文砖上的“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认为其是太王陵,有学者则根据碑和陵的朝向认为其是将军冢,他根据出土遗物的年代,认为414年所筑的广开土王陵为将军冢的可能性更高。其次,关于东明王陵,王陵之前筑有陵寺,但在高句丽其他王陵并未发现陵寺遗迹,也没有拜谒陵寺的记录,因此该王陵为东明王陵还是迁都的长寿王陵依然不能确定。最后,关于安岳3号坟的被葬者,高句丽王说与冬寿说相对立,他认为虽然冬寿说的可能性更高,但还有待于今后的深入研究。
 
  三、中国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28日的会议分别由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主持,主题为中国古代都城与墓葬研究。
 
 
张卫星作报告
 
刘振东作报告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员张卫星以“秦始皇陵与秦都咸阳表达的‘秦制’探讨”为题作了报告,讨论陵墓与都城的二元一体问题。他认为陵墓与都城关系是多方面的,二者可以对比研究的基础之一就是象征关系的成立。秦制的对象应该是首善之区的都城,所以秦制的主要内容应该指的是都城规划,其内容有:1、法天象,包括渭水南北设宫、渭水贯都以像天汉、阁道绝汉抵营室;2、增广苑囿、设都于苑,如在上林苑营建朝宫阿房宫;3、建构威权中心,以咸阳为帝国中心,“建极庙,象天极”,将宇宙中心、极庙与帝陵联为一体。秦始皇陵也实践了这些规划理念的原则,其遗存布局与大咸阳的规划可以对应,表现在:鱼池与天汉的营造、陵园鱼池建筑与南北设宫、陵园北侧道路与渭桥南渡三方面的一致;秦始皇陵墙垣之外设堧地与咸阳设宫于苑囿、大都无城总体思路一致;秦始皇陵通过四方中心、多层环绕的建构威权中心的模式与咸阳宫、都、国的模式一致。二者实际上是一种模式下的构造行为,共同体现了都城陵墓二元象征结构下的思想理念。
    
  刘振东以“汉长安城与墓葬”为题,着眼汉长安城与墓葬的互动研究。汉长安城的中部、南部分布有未央宫、长乐宫、桂宫、北宫和明光宫,西北部为手工业作坊和市场,东北部为闾里。长安城之郊应指城墙以外、京兆尹长安县辖境以内的区域,其四至为北濒渭河,东临霸陵县、东南临南陵县,南临杜陵县,西与鄠县、盩厔县相邻。郊内设有乡、亭,建有宫苑、手工业作坊、市、仓,既是礼制的空间,也驻有军队。与汉长安城相关的墓葬可分为郊内墓葬、郊外大型墓葬和皇帝陵区三个层次。汉长安城的居民,其埋葬大多遵循就近的原则,从而形成较为集中的城郊墓地;也有一些人生前荣归故里或死后归葬故里;皇帝、诸侯王、列侯等皇族一般在都城附近或各自封国内规划墓地,连同陪葬墓形成范围广大的陵墓区。都城与墓葬关系密切,通过对二者的互动研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启示,比如通过综合梳理长安城郊汉墓的时空分布态势,可对长安城郊内乡、亭的分布以及上林苑的范围、奉明县的所在等加以推论;通过皇帝陵寝布局与长安城结构布局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从“若都邑”的陵园布局来研究当时社会的丧葬观念和强化现实政治统治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可从陵园布局来反观都城布局,为都城考古学研究带来新的线索和启示。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武站报告的题目是“论西汉陵邑的功能与变化”。西汉陵邑共计12座。陵邑在帝陵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帝陵营建阶段陵邑主要发挥着保障营建的功能,皇帝、皇后入葬后,则发挥侍奉与服务陵园的功能。西汉早期陵邑直接侍奉陵园,陵园与陵邑分工明确后,陵邑主要服务于陵园,为陵园提供物资保障,是陵园工作人员的生活基地,不再直接侍奉陵园。陵邑具有移民功能,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陵园。管理功能既是陵邑的基本职能,也是发挥其它功能的保证。陵邑的行政级别、机构设置、管理体系与县相同,隶属于太常,元帝永光四年“诸陵分属三辅”后,陵邑不再承担与陵园有关的其它功能了,从此陵邑与县完全相同,这既是陵邑地位下降的表现,更是帝陵地位下降的直接表现。 
 
杨武站作报告
 
钱国祥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钱国祥以“东汉洛阳城与帝陵的布局研究”为题作了报告。他通过梳理史籍资料,对王仲殊先生绘制的东汉洛阳南、北宫城位置复原图进行了修正。东汉14位皇帝中的11座帝陵位于洛阳,分为洛阳西北的北兆域和洛阳东南的南兆域两大陵区。经过近年对北兆域东汉陵区的考古勘察,结合文献记载,基本可以判定大汉冢和二汉冢分别为光武帝原陵和安帝恭陵,朱仓大冢和朱仓升子冢分别为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通过近年对南兆域帝陵核心区的调查勘探,参考文献记载帝陵与洛阳城的距离,推测白草坡M1030最有可能为桓帝宣陵,M1108或M1129应与静陵有关,南兆域位置排序上呈一条直线的M1038、M1052、M1054、M1079可能分别是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
    
  张学锋作了题为“东晋建康的都城空间与葬地”的报告。从文献记载和勘探发掘的情况看,东晋建康城摆脱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多宫制形式,采用了曹魏邺城的模式,即宫掖集中在宫城之内,宫城正门之南的御道两侧集中政府官署,宫城与都城北墙之间设置广阔的苑囿,在都城周边用56个篱门围成观念上的外郭城。东晋建康城周边葬地主要集中于城南的石子冈及其南延线、城北的幕府山及其东延线,城内和城东也有零星分布。帝陵分布于鸡笼山、钟山、幕府山三个陵区。帝室以外的家族聚族而葬,南渡北人的墓葬延续西晋风俗随葬墓志。 
 
张学锋作报告
 
沈丽华作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丽华作了题为“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布局研究”的报告。根据文献记载,东魏北齐邺城经历了东魏初年营建、北齐初年崇修、北齐中后期增益三大阶段,总体格局由宫城、内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组成,通过各个城门的干道所形成的路网结构在整个王朝时期未有大的变动,但宫城格局、分布于各个里坊的官署、宅邸等在不同时段多有变动。邺城西郊陵墓区已发现墓葬约300座,根据墓葬规模可分为特大型墓葬、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四大类,以公元560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东魏至北齐初年墓葬主要分布在邺城西北和西南的滏阳河与洹河之间,元魏皇族以孝静帝西陵为中心,呈现明显的支系集中性。北齐中后期,皇陵大致顺滏阳河流向自东南向西北、依长幼尊卑顺序依次排列。大族和平民墓葬多作为皇宗陵的附庸存在。东魏北齐邺城和西郊陵墓的选址、分布规律和平面格局受到礼制传统、地理环境和政权决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变化的转折点集中在北齐天保年间,这与新政权急于通过改制巩固政权有关。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志高报告的题目是“南京淳化新见南朝罗氏地券考释”,对2011年江宁淳化刘宋罗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三件砖刻地券进行了考释、研究。罗氏家族墓地M1:26为买地券,M1:32和M5:1为卖地券。根据劵文内容,M1墓主为罗健及其妻旳氏,M5墓主为其子罗道训,但券文中关于罗氏父子的署籍却不相同,这与东晋及南朝前期因整顿户籍而频繁进行的土断有关。另外,对比两种地券,买地券要求卖地的诸地祇不得侵犯埋葬主的墓域,卖地券除此内容外,还要求买地的人遵守地下科法。联系已发现的其他南朝地券材料,当时的地券已形成包括地下地祇、冢地面积、券约效力、见证者、埋券位置等格式化内容文本。
 
王志高作报告
 
妹尾达彦作报告
 
  妹尾达彦以“生前的空间、死后的世界——隋唐长安的官人居住地与埋葬地”为题,探讨了隋唐长安城官人居住地与郊外墓地的变迁。他将隋唐长安城的营建过程分为六期,进而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将长安城的官人居住地与墓地演变情况绘制成示意图。一方面,自开元、天宝年间之后,伴随着城内街东的官人居住区的形成,开始对东郊和南郊的墓葬地进行开发;9世纪长安城居住地与城外墓地在同一生活圈形成一体化,进而构成了长安都市圈。另一方面,墓葬地也与官品等级有关,具体而言,大明宫前城内街东北部的最高级邸宅的住民在长安至洛阳道路沿线的一等地建造墓地,而街东中部的新兴官僚阶层则在地价相对低廉的东郊至南郊地区建造墓地,街西北部的官人们则于开远门外道路沿线建造墓地,居住在街西中南部的庶民的墓地则集中于西南郊地区。另外,随着以个人救济为目的的佛教思想的渗透,8世纪以后隋唐长安居民的生死观向世俗化发展,体现在描绘邸宅娱乐生活的墓葬壁画和线刻画普遍流行,这从一个侧面显现出长安正变成各种人群聚集的巨大世俗都市。
   
  张建林作了题为“唐代帝陵藩酋像略说”的报告。迄今为止,唐陵共发现番酋像个体近140个,但学界对这类石人没有统一的称呼,应依据唐人使用的名称统称为“番酋像”。唐陵蕃酋石像的服饰大体可以分为五类,分别表现北方游牧民族、西南民族、西域或中亚民族、南亚民族、朝鲜半岛民族。唐陵设立番酋像源于“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将蕃酋像列置陵园南门两侧,无疑是模仿皇帝生前之威仪。作为唐陵石刻组合中必不可少的一类,番酋像不仅对后世帝陵有直接影响,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强烈影响。
 
张建林作报告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学术研讨会经过两天紧张的发言和讨论,圆满完成了预定日程。钱国祥作了会议总结,对这次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现实意义给予充分的肯定。
 
  都城与陵墓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以前的研究往往各自为政,本次研讨会的最大特色就是将都城与墓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即研究都城时关注城内居民的墓地问题,研究墓葬时同样思考墓主生前在城内的居住问题。研讨会的另一特色是视野开阔,国内研究贯穿自秦到唐的长时段,中日韩三国间的比较研究跨越了东亚的大地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推动东亚都城与墓葬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陈徐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
 
审稿:刘振东
 
 

作者:陈徐玮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