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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周原姚家墓地发掘成果
发布时间:2013-03-25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周原博物馆发掘领队:钟建荣   


    姚家墓地位于陕西岐山与扶风交界地带的周原遗址之东部边缘,东距美阳河约400余米,南距著名的旅游胜地——法门寺约2.5公里。墓地是2010年5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已故技师史浩善同志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的。为进一步了解墓地特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周原博物馆组成考古队,于2011年11月至2013月1月,在姚家墓地及其周邻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

  
    工作伊始,考古队在全面总结与思考周原遗址以往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岐山周公庙遗址田野工作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站在墓地的角度挖墓葬,站在聚落角度挖墓地”的工作思路,把厘清墓地所在的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聚落结构为本年度工作总体目标,并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简言之,就是以姚家墓地的钻探、发掘为工作重心;用“抽样式钻探方法”钻探周邻重点区域;用“聚落结构调查方法”大范围调查周原遗址东部区域。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钻探确定了姚家墓地的范围,共钻探发现西周时期墓葬和车马坑132座,其中包括2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该墓地是一处单纯的墓地,可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墓葬均为南北向,墓葬规模较大,南区墓葬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均为小型墓葬。姚家墓地是周原遗址目前唯一一处墓地范围和墓葬数量均清楚的墓地。特别要强调的是,以往在周原遗址仅发现1座带墓道的西周大墓,而此次姚家墓地2座带墓道大墓的发现,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周原遗址各墓地的等级与性质。东西向墓葬与南北向墓葬,分两区共处一个墓地的现象,未见于以往周原地区西周时期墓地中。此特点与丰镐、洛阳、琉璃河及天马——曲村墓地等都邑聚落墓地相类,而有别于周公庙、孔头沟等高级贵族采邑聚落墓地。就平面分布而言,南北两区差异明显,南区成排成列整齐分布,北区则相对松散无序。

 

 

铸铜遗存

  

    在钻探的基础上,考古队发掘了2座带墓道大墓、44座无墓道中小型墓葬及北区1座马坑。发掘中小型墓葬虽均遭严重盗扰,但仍劫余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其中青铜器以车马器与兵器为主,均出自北区墓葬。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中型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与原始瓷器,如M23中的龙凤纹玉牌、M18中的玉鹦鹉与圆雕玉伏兽,堪称玉器中的精品;M30出土的原始瓷簋、觯、尊,尤其是前两器类在周原地区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为探讨北方原始瓷器产地这一长期聚讼不决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数据。另外,在M19中还出土1件阳燧,是迄今周原出土的第二面阳燧。
  

    就墓葬特征而言,本次墓葬基本相同于周原以往发掘墓葬,但个别墓葬随葬陶甗特征系周原地区首见。墓地两区墓葬起始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延续使用至西周晚期。但两区相比,北区墓葬均无腰坑、无殉牲,随葬兵器有毁兵现象,一些墓随葬陶器仅见鬲、罐,均乃浓周系文化墓葬特点;而发掘23座墓中7座有腰坑,个别有殉牲,均无兵器随葬,多随葬多件陶器,且具有偶数同形现象,乃商系墓葬特点。由此两区墓葬族属或有差别,至于二者是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次发掘最关键的是,北区2座带墓道大墓的发掘。两墓均形制特殊,M7墓室四角各有一条窄而短的斜道,与北京琉璃河遗址M1193四角“墓道”形制相类。M8墓道整体呈弧形弯曲,此形制墓道以往仅在殷墟西区与应国墓地发现过两座。如此形制差异甚大的带墓道大墓共属同一墓区的现象,在以往全国西周墓地中尚未见到。两墓均南北向,墓室在北,墓道在南,墓道与墓室等宽,墓底无腰坑,亦未见殉牲;但规模差异较大,M7口长约6.46、宽3.86米,墓室面积近25平方米,墓道口长约25米,而M8墓口长4.8、北宽3.6米,墓室面积仅约18平方米,墓道口部曲线长16.9米。需要强调的是,M7墓深11.2米,斜坡墓道底部直通墓室椁顶,而M8墓深13.6米,墓道底部与墓室交接处距墓口7.5米,位于墓壁中腰。就葬具而言,两墓均具一棺一椁,但M7棺椁北边有一东西横置的头箱。两墓均盗扰严重,多数随葬品已脱离原位出土于盗洞之中,仅有葬车车轮及所附铜构件与少量随葬品保留在原位。所见随葬品有铜车马器、兵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蚌器、骨角器、海贝、卜甲等,另M7还出土有一小片金箔。

 

 

M7墓室

  
    根据出土陶器、车马器及墓葬形制特点判断,M7年代为中期偏晚阶段,M8年代略早,或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两墓均有兵器随葬,M7出土1件石琮,据此根据以往研究判断,墓主均为男性。至于墓主人的等级与族属,由于未出土文字数据,尚难以明断,但两墓均为带墓道大墓,说明墓主人等级不低于诸侯国国君、王室重臣或高等级采邑主。其随葬的车辆数量远少于井叔墓地M157,说明该墓墓主人身份等级或略低于后者。从整个姚家墓地及大墓所属墓区看,两座大墓是此墓地的最高统治者,若按以往西周时期墓葬埋葬制度是聚族而葬,因此其所属北区中小型墓主族属当与大墓族属相同,而有别于南区小墓。北区中型墓葬特点已如前文分析具有更多的周系文化特征,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其族属为周系民族。

  
    为寻找与姚家墓地对应的居址遗存,进而深入认识聚落形态,考古队对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面积约8平方公里。调查结果初步揭示了该区域西周遗存的形成过程,首次确定了周原遗址西周早期的东部边界,进一步明确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聚落的东部边界。本次调查特别重视对“空白断坎”和“空白区域”的调查与记录,另外还注重了调查区域微地貌的记录与形成原因的调查判断,并籍此初步划分了调查区域的功能区。发现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的聚落形态属“居葬分离”模式,不同于周原遗址西周聚落中心区域“居葬一处”的聚落特征。
 
  
    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许家北与姚家西两个地点钻探了约15万平方米。许家北的小范围钻探,发现了两条壕沟和7座墓葬,以及一些灰坑,初步确认了该区域的居址性质。姚家西的大规模钻探,发现了大量居址遗存以及少量墓葬,不仅确认了该居址区的范围,还对居址内涵有了初步了解。两地点之间的“条带式钻探”,了解两地点间的空白区域,确认了两区域居址遗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功能区。
  

    为进一步了解两地点遗存特征,两处共试掘居址遗存约108平方米。在姚西居址区发现了一处制作(鹿)角镞的作坊,不仅基本搞清了角镞制作的工序与工艺,还初步认为以往周原遗址发现的所谓“骨镞”,应多为“角镞”。这是西周文化中首次发现的角镞作坊。该作坊内还发现了制作骨牌饰的相关遗物,表明该作坊还应生产其它骨器。另外,在姚西居址区的个别灰坑中,还发现了3块陶范、少量铜渣,以及2件制铜工具“螺丝钉状陶管”,表明该居址区或其附近还应有铸铜作坊。这些遗存的发现,将有助于周原聚落手工业的深入研究。


    总之,本年度田野工作,不仅深化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文化、聚落与社会的深入研究,还应是探索周原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新模式的一次积极尝试。(种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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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周原姚家墓地发掘成果

发布时间: 2013-03-25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周原博物馆发掘领队:钟建荣   


    姚家墓地位于陕西岐山与扶风交界地带的周原遗址之东部边缘,东距美阳河约400余米,南距著名的旅游胜地——法门寺约2.5公里。墓地是2010年5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已故技师史浩善同志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的。为进一步了解墓地特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周原博物馆组成考古队,于2011年11月至2013月1月,在姚家墓地及其周邻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

  
    工作伊始,考古队在全面总结与思考周原遗址以往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岐山周公庙遗址田野工作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站在墓地的角度挖墓葬,站在聚落角度挖墓地”的工作思路,把厘清墓地所在的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聚落结构为本年度工作总体目标,并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简言之,就是以姚家墓地的钻探、发掘为工作重心;用“抽样式钻探方法”钻探周邻重点区域;用“聚落结构调查方法”大范围调查周原遗址东部区域。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钻探确定了姚家墓地的范围,共钻探发现西周时期墓葬和车马坑132座,其中包括2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该墓地是一处单纯的墓地,可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墓葬均为南北向,墓葬规模较大,南区墓葬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均为小型墓葬。姚家墓地是周原遗址目前唯一一处墓地范围和墓葬数量均清楚的墓地。特别要强调的是,以往在周原遗址仅发现1座带墓道的西周大墓,而此次姚家墓地2座带墓道大墓的发现,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周原遗址各墓地的等级与性质。东西向墓葬与南北向墓葬,分两区共处一个墓地的现象,未见于以往周原地区西周时期墓地中。此特点与丰镐、洛阳、琉璃河及天马——曲村墓地等都邑聚落墓地相类,而有别于周公庙、孔头沟等高级贵族采邑聚落墓地。就平面分布而言,南北两区差异明显,南区成排成列整齐分布,北区则相对松散无序。

 

 

铸铜遗存

  

    在钻探的基础上,考古队发掘了2座带墓道大墓、44座无墓道中小型墓葬及北区1座马坑。发掘中小型墓葬虽均遭严重盗扰,但仍劫余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其中青铜器以车马器与兵器为主,均出自北区墓葬。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中型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与原始瓷器,如M23中的龙凤纹玉牌、M18中的玉鹦鹉与圆雕玉伏兽,堪称玉器中的精品;M30出土的原始瓷簋、觯、尊,尤其是前两器类在周原地区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为探讨北方原始瓷器产地这一长期聚讼不决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数据。另外,在M19中还出土1件阳燧,是迄今周原出土的第二面阳燧。
  

    就墓葬特征而言,本次墓葬基本相同于周原以往发掘墓葬,但个别墓葬随葬陶甗特征系周原地区首见。墓地两区墓葬起始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延续使用至西周晚期。但两区相比,北区墓葬均无腰坑、无殉牲,随葬兵器有毁兵现象,一些墓随葬陶器仅见鬲、罐,均乃浓周系文化墓葬特点;而发掘23座墓中7座有腰坑,个别有殉牲,均无兵器随葬,多随葬多件陶器,且具有偶数同形现象,乃商系墓葬特点。由此两区墓葬族属或有差别,至于二者是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本次发掘最关键的是,北区2座带墓道大墓的发掘。两墓均形制特殊,M7墓室四角各有一条窄而短的斜道,与北京琉璃河遗址M1193四角“墓道”形制相类。M8墓道整体呈弧形弯曲,此形制墓道以往仅在殷墟西区与应国墓地发现过两座。如此形制差异甚大的带墓道大墓共属同一墓区的现象,在以往全国西周墓地中尚未见到。两墓均南北向,墓室在北,墓道在南,墓道与墓室等宽,墓底无腰坑,亦未见殉牲;但规模差异较大,M7口长约6.46、宽3.86米,墓室面积近25平方米,墓道口长约25米,而M8墓口长4.8、北宽3.6米,墓室面积仅约18平方米,墓道口部曲线长16.9米。需要强调的是,M7墓深11.2米,斜坡墓道底部直通墓室椁顶,而M8墓深13.6米,墓道底部与墓室交接处距墓口7.5米,位于墓壁中腰。就葬具而言,两墓均具一棺一椁,但M7棺椁北边有一东西横置的头箱。两墓均盗扰严重,多数随葬品已脱离原位出土于盗洞之中,仅有葬车车轮及所附铜构件与少量随葬品保留在原位。所见随葬品有铜车马器、兵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蚌器、骨角器、海贝、卜甲等,另M7还出土有一小片金箔。

 

 

M7墓室

  
    根据出土陶器、车马器及墓葬形制特点判断,M7年代为中期偏晚阶段,M8年代略早,或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两墓均有兵器随葬,M7出土1件石琮,据此根据以往研究判断,墓主均为男性。至于墓主人的等级与族属,由于未出土文字数据,尚难以明断,但两墓均为带墓道大墓,说明墓主人等级不低于诸侯国国君、王室重臣或高等级采邑主。其随葬的车辆数量远少于井叔墓地M157,说明该墓墓主人身份等级或略低于后者。从整个姚家墓地及大墓所属墓区看,两座大墓是此墓地的最高统治者,若按以往西周时期墓葬埋葬制度是聚族而葬,因此其所属北区中小型墓主族属当与大墓族属相同,而有别于南区小墓。北区中型墓葬特点已如前文分析具有更多的周系文化特征,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其族属为周系民族。

  
    为寻找与姚家墓地对应的居址遗存,进而深入认识聚落形态,考古队对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面积约8平方公里。调查结果初步揭示了该区域西周遗存的形成过程,首次确定了周原遗址西周早期的东部边界,进一步明确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聚落的东部边界。本次调查特别重视对“空白断坎”和“空白区域”的调查与记录,另外还注重了调查区域微地貌的记录与形成原因的调查判断,并籍此初步划分了调查区域的功能区。发现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的聚落形态属“居葬分离”模式,不同于周原遗址西周聚落中心区域“居葬一处”的聚落特征。
 
  
    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许家北与姚家西两个地点钻探了约15万平方米。许家北的小范围钻探,发现了两条壕沟和7座墓葬,以及一些灰坑,初步确认了该区域的居址性质。姚家西的大规模钻探,发现了大量居址遗存以及少量墓葬,不仅确认了该居址区的范围,还对居址内涵有了初步了解。两地点之间的“条带式钻探”,了解两地点间的空白区域,确认了两区域居址遗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功能区。
  

    为进一步了解两地点遗存特征,两处共试掘居址遗存约108平方米。在姚西居址区发现了一处制作(鹿)角镞的作坊,不仅基本搞清了角镞制作的工序与工艺,还初步认为以往周原遗址发现的所谓“骨镞”,应多为“角镞”。这是西周文化中首次发现的角镞作坊。该作坊内还发现了制作骨牌饰的相关遗物,表明该作坊还应生产其它骨器。另外,在姚西居址区的个别灰坑中,还发现了3块陶范、少量铜渣,以及2件制铜工具“螺丝钉状陶管”,表明该居址区或其附近还应有铸铜作坊。这些遗存的发现,将有助于周原聚落手工业的深入研究。


    总之,本年度田野工作,不仅深化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文化、聚落与社会的深入研究,还应是探索周原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新模式的一次积极尝试。(种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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