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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发掘和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发布时间:2007-11-1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许 宏    点击率:
    2004年是二里头遗址勘察发掘45周年。40余年来,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数年(1965~1971年)外,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共进行了60余次(以春夏、秋冬各为一个发掘季度)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作坊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漆器和铸铜陶范等[i]。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时值新世纪之初,对这一重要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进行初步的小结,或有益于今后的田野工作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
 
一、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遗址最初发现于1957年[ii]。1959年夏,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率队调查“夏墟”的过程中踏查该遗址,随即发表了调查报告[iii]。鉴于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都“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进行发掘[iv],其后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发掘与研究的历程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1959年秋至1960年
  了解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面貌,初步建立分期框架。最初3个季度的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文化晚期至“洛达庙类型商文化”(后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v])连续发展的层位关系,划分出早、中、晚三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至四期)。推测遗址范围东西约2~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
  1960年春,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九个工作区,平面略呈“井”字形。当年秋季钻探发现并确认大型夯土基址(1号宫殿基址)。
  (二)1961年秋至1978年
 主要发掘1、2号宫殿基址。1961年秋至1964年春,揭露1号基址东半部,发掘面积约6500平方米;1972年秋至1975年,揭露1号基址其余部分,发掘面积约7100平方米。1977年秋至1978年,全面揭露2号基址,发掘面积4300余平方米。确认在2号基址下存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大面积夯土遗存。
  在此期间,钻探出夯土基址30余处;发掘出与铸铜、制陶有关的遗存和中型墓葬若干;陆续有玉器、铜器等出土;确认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遗存的存在。
从简报和正式报告所发表的遗址平面图看,这一时期所掌握的遗址范围和工作区的划定,尚未涵盖目前所知的遗址西部。田野工作一直限于遗址东、中部的9个工作区以内,仍认为宫殿区所在的第V区位于遗址的中心地带[vi]
遗址在发现之初、试掘之前,即因面积广大而被推定为“一大都会”,很可能是“商汤都城”[vii]。但可以说直到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的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被全面揭露,才从考古学上初步把握了它与都邑相称的遗存性质。
  (三)1980年1997年
 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和墓葬等。1980~1984年,主要发掘宫殿区以南的铸铜作坊遗址。1985年后,以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为主。在此期间又发现多处二里头文化二期夯土遗存;在宫殿区以北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存和墓葬;发掘范围扩展至遗址西部和北部,新划定了3个工作区[viii];积累了丰富的以陶器为主的遗物资料。
夯土基址、铸铜作坊、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各类墓葬的钻探和发掘,以及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的出土,都进一步显现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
  (四)1999年秋至今
 为解决遗址的结构、布局问题,展开全面的钻探与发掘。1999年秋,对遗址外围进行全面钻探,搞清了遗址的现存范围。次年,经钻探发掘,发现了作为遗址东界的沟状堆积。2001年开始,以寻找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络为切入点,在已知宫殿区及其外围的IV、V、VI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初步查明了宫殿区周围的道路分布状况。同时,对宫殿区东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大型夯土基址群,基本上搞清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2003年春季,从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网络系统入手,在夯土基址群的外围发现了宫城城垣,经钻探发掘,搞清了宫城城垣的建筑结构与时代及宫城的范围。数年的发掘面积逾5000平方米。
  综上可知,前三个阶段对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长时间、大面积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遗物资料,以陶器研究为中心建立起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是都城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其二,1号、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遗址、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
发掘者在第一阶段即对遗址进行总体分区,并抓住了大型宫殿基址这一都城发掘的重点,做好了大面积钻探发掘的准备,是颇为难能可贵的。由于后来工作重点集中于前述两个方面,作为都城的遗址的总体结构和布局,一直有待于进一步廓清。第四阶段的工作则使我们对作为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总体面貌以及中心区结构、布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数代学人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遗址相关的综合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面展开。经初步梳理,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粗略地分为以下几大类(时间以发表时间计)。
1.考古学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2.年代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3.都邑建筑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4.墓葬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5.遗物、纹饰与刻符文字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6.宏观态势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文明演化进程、国家形成等为主要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渐盛,开始关注文化互动、中心与边缘间的关系、地域间交流、资源获取等。
7.地理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8.聚落形态研究,始于最近几年。
9.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渐盛。
概而言之,四十余年来以田野工作为先导的上述研究,明确了二里头遗址及由其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在两大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
其一,在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的意义。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它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也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使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近年兴起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又使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及动因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将会极大地推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二,在夏文化与夏商王朝分界探索上的意义。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矢志追求的一项重要学术目标。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ix]。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x],当然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据初步统计,上述九大类中前八类研究成果的总和,尚不到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主要涉及二里头类型)研究论著总数的一半,而最后一类则占了另一大半,约有400余篇。在不足半数的前八类研究课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为了论证第九类即夏文化与夏商分界问题而展开的[xi]。殷玮璋先生在回顾40年间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xii]。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所进行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回顾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探索历程,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研究思路的拓宽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是深化研究的关键之所在;而考古资料的不充分,仍是妨碍研究工作展开的最大问题,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的突破。
这里,我们仅拟就考古学层面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略举数例,以资探讨。
(一)关于二里头文化及其分期──以“一期遗存”为例
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时间范围应当是该文化保持其文化特质的时间上的“度”或“临界点”[xiii]。可以允许文化内时段上的变化,但每期遗存必须包含为该文化所特有的、最基本的文化特质。已有学者基于这一前提指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面貌,与以二、三期遗存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总体特征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前此的“新砦期”遗存甚至王湾三期文化近似,认为“一期遗存”应属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或将其划归“王湾类型”文化或“新砦文化”[xiv]
其实,这种差异乃至文化属性上的不同早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初即为发掘者所指出。1961年发表的二里头遗址首次试掘简报中将所发现的遗存分为三期:早期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期虽保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则为洛达庙类型商文化(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xv]。至1964年,夏鼐先生在总结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时,仍认为该遗址“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xvi]
1965年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首次将遗址的早期遗存归入“二里头类型”,但发掘者并未对此进行明确的解释或展开论证。20世纪70年代,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期方案正式提出[xvii]。就目前的认识,洛达庙遗址一至三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或稍晚[xviii]。原来以该遗址命名的“洛达庙类型文化”本来不包括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二里头遗址不存在“一期遗存”,而同类遗存发现于其他遗址,我们在确认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时,是否还会特意将这种与当地龙山文化及“新砦期”遗存有大体相近的文化面貌和分布地域的遗存纳入二里头文化,作为其初始阶段呢?
类似的已不断深化的认识与“约定俗成”的既有认知框架间的不合谐现象是较为普遍的,这主要应归因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随机性。一种考古学文化及其分期方案一旦提出,其后的研究中新的提案即便具有合理性也难以为学术界所认可和采纳。问题是这已不仅仅是考古学文化命名上简单的名实之辩,它还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深入。这是今后研究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对像二里头文化这样处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和建构其以陶器为主的编年框架时,是否还应考虑到都邑内重要遗迹现象的兴废、都邑总体布局和结构上的显著变化,以及诸如地域扩张和文化幅射等文化态势上的差异等因素。如是,则对既有的考古学文化与分期框架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关于年代问题──以14C测年与考古学编年的关系为例
对二里头文化遗存进行碳素年代测定,始于20世纪60~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已测定了二里头遗址的33个标本。在此基础上,测年专家围绕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学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从统计学的观点总体来看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xix]。由于介于这两个上下限数据之间的其他标本的年代“有不少与层位顺序颠倒”,研究者并未对二里头文化各期的绝对年代幅度作进一步的推断。此后,考古学者在引用该文时为方便起见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般表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900~前1500年,共计为400年。按平均年数计算,二里头四期文化各占约100年”[xx]。这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的基本认识。
近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公布了对二里头遗址新的碳素标本的测定结果。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拟合后的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xxi]。考虑到上述数值仅是可能的年代数据的两极值,则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存在时间应不超过300年或可说仅有200余年[xxii]。如这一测年结论确切,则对二里头文化以陶器为主的遗物递嬗频率与时间跨度,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三)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以气候、环境分析为例
最近有若干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报告、环境信息报告和研究论著问世,提供了一批关于当时人地关系的宝贵材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洛阳皂角树》[xxiii]是又一部尝试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考古报告。报告综合了磁化率测定、化学分析、孢子花粉及硅酸体等各项分析,推定“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是生活在较暖湿的亚热带北缘自然环境下,恰值前期(夏初)降温至后期(商)升温的环境改善阶段中”(第140页),“年均气温16℃左右和年降水约1000毫米,夏季较今长的湿润的自然环境中”(第137页)。这与近年二里头遗址孢粉分析的结果[xxiv]有不小的差异。该研究报告称,“河南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高峰期过后,气候逐步由温暖湿润型朝着干冷型变化,夏代前期的自然气候条件好于后期”。具体说来,约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为温凉湿润气候”,后期“气候温凉较干”。“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气候干旱程度不断加深并形成稀树草原植被。二里头文化四期干旱程度有所减缓,……气候温凉较湿”[xxv]
我们可以用考古发掘结果来旁证上述环境信息研究的结论。
在二里头遗址2001~2002年宫殿区的发掘中,属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多眼水井及井状遗迹的深度均在距地表9~10米以下,大多因在现地下水位以下而难以清理到底。同时,我们对1号宫殿基址西庑外早年发掘的2眼水井进行了补充清理,结果证明两眼水井的建造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者的深度仅有7米多[xxvi]。二、三期与四期间多达2米以上的水位落差,是此期从气候干旱到温凉较湿的环境变化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那么,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注意到,皂角树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标本等距采取自同一个地层(整个遗址文化层统一编号的第④层,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上层)(第14~15页,图一0),这一地层出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该层又下压属于遗址第三、四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更晚阶段[xxvii])的灰坑等遗迹(第144~148页);“遗址文化分期表”更明确地将第④层归入遗址第四期(第18页)。因此,取样所在的第④层的时代只能限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甚至更晚阶段这一狭小的时间范围内。依考古地层学原理,(不含小层、亚层的)文化层是考古遗存的基本单位,具有不可再分(不超出考古学上一个期段的幅度)的性质。因而,在同一文化层内按不同深度等距采样,也就不具有时间划分的意义,更无法获取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环境信息。就气候湿润程度而言,由皂角树遗址采样所得二里头文化时期总体上暖湿的结论,倒基本上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孢粉分析的结果大体相符。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对皂角树遗址取样所在地层单位的年代跨度和其所处二里头文化具体时段的推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参与合作研究的各学科的学者间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人类活动时期古环境信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
 

(原刊于《考古》2004年第11期)

相关链接: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略论二里头时代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考古学检讨  
               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华夏第一都”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走近一群人  留住一段史



[i] 1959~1978年的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980年至1997年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8、1990、1993、1995、1996、1998年历年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61~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99年以来的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ii]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iii]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iv]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v]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vi]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图一,《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图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vii]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viii]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粹》封二(二里头遗址位置及平面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ix]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x]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74~8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xi]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将上述成果一一注出。
[xii] 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第222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
[xiii] 孙华:《商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在纪念殷墟发掘70周年之际的反思》,《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xiv] 方孝廉、李德方、隋裕仁:《试析煤山矬李两遗址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李德方:《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饭岛武次:《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郑杰祥:《二里头二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xv]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xvi]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xvii]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需指出的是,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是两个层面上的概念。早在二里头遗址1959年秋季第一次发掘中即已发现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应属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应分别相当于遗址第三至六期遗存。但此后论述者对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并未作严格区分,往往混用。
[xviii]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xix] 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xx] 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xxi]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xxii] 殷玮璋:《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2期。
[xxiii]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下引报告皆出于此,不另注明,仅标出页码或图号。
[xxiv] 宋豫秦、郑光、韩玉玲、吴玉新:《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xxv] 宋豫秦、郑光、韩玉玲、吴玉新:《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xxvi] 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xxvii] 报告中认为皂角树遗址第四期“处于夏王朝末期”(第81页),同时又相当于“二里头五期”(第139页),对于后者,学术界一般认为已不属二里头文化的范畴,而应属二里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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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是二里头遗址勘察发掘45周年。40余年来,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了数年(1965~1971年)外,二里头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共进行了60余次(以春夏、秋冬各为一个发掘季度)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现了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制绿松石器作坊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铜器、玉器、漆器和铸铜陶范等[i]。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时值新世纪之初,对这一重要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进行初步的小结,或有益于今后的田野工作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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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最初发现于1957年[ii]。1959年夏,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在率队调查“夏墟”的过程中踏查该遗址,随即发表了调查报告[iii]。鉴于遗址出土物丰富、面积广大,且位于史籍记载的商都“西亳”所在地,徐旭生认为该遗址“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年秋季,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和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分别进行发掘[iv],其后发掘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独立承担。发掘与研究的历程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一)1959年秋至1960年
  了解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面貌,初步建立分期框架。最初3个季度的试掘发现了从龙山文化晚期至“洛达庙类型商文化”(后被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和“二里头文化”[v])连续发展的层位关系,划分出早、中、晚三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二、三至四期)。推测遗址范围东西约2~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
  1960年春,根据遗址上的主要道路、水渠和自然村地界,把整个遗址分为九个工作区,平面略呈“井”字形。当年秋季钻探发现并确认大型夯土基址(1号宫殿基址)。
  (二)1961年秋至1978年
 主要发掘1、2号宫殿基址。1961年秋至1964年春,揭露1号基址东半部,发掘面积约6500平方米;1972年秋至1975年,揭露1号基址其余部分,发掘面积约7100平方米。1977年秋至1978年,全面揭露2号基址,发掘面积4300余平方米。确认在2号基址下存在二里头文化二期的大面积夯土遗存。
  在此期间,钻探出夯土基址30余处;发掘出与铸铜、制陶有关的遗存和中型墓葬若干;陆续有玉器、铜器等出土;确认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遗存的存在。
从简报和正式报告所发表的遗址平面图看,这一时期所掌握的遗址范围和工作区的划定,尚未涵盖目前所知的遗址西部。田野工作一直限于遗址东、中部的9个工作区以内,仍认为宫殿区所在的第V区位于遗址的中心地带[vi]
遗址在发现之初、试掘之前,即因面积广大而被推定为“一大都会”,很可能是“商汤都城”[vii]。但可以说直到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的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被全面揭露,才从考古学上初步把握了它与都邑相称的遗存性质。
  (三)1980年1997年
 发掘铸铜作坊遗址、中小型房址、与祭祀、制骨、制陶有关的遗存和墓葬等。1980~1984年,主要发掘宫殿区以南的铸铜作坊遗址。1985年后,以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为主。在此期间又发现多处二里头文化二期夯土遗存;在宫殿区以北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建筑遗存和墓葬;发掘范围扩展至遗址西部和北部,新划定了3个工作区[viii];积累了丰富的以陶器为主的遗物资料。
夯土基址、铸铜作坊、与祭祀相关的建筑、各类墓葬的钻探和发掘,以及青铜礼器、玉器、漆器、白陶器、绿松石器、海贝等奢侈品或远程输入品的出土,都进一步显现了二里头遗址不同于一般聚落的都邑文化的重要内涵。
  (四)1999年秋至今
 为解决遗址的结构、布局问题,展开全面的钻探与发掘。1999年秋,对遗址外围进行全面钻探,搞清了遗址的现存范围。次年,经钻探发掘,发现了作为遗址东界的沟状堆积。2001年开始,以寻找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络为切入点,在已知宫殿区及其外围的IV、V、VI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初步查明了宫殿区周围的道路分布状况。同时,对宫殿区东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发掘,揭露出大型夯土基址群,基本上搞清了这一区域宫室建筑的布局及其演变过程。2003年春季,从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网络系统入手,在夯土基址群的外围发现了宫城城垣,经钻探发掘,搞清了宫城城垣的建筑结构与时代及宫城的范围。数年的发掘面积逾5000平方米。
  综上可知,前三个阶段对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的重点集中于如下两个大的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长时间、大面积的发掘积累了丰富的遗物资料,以陶器研究为中心建立起了可靠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是都城遗址研究的重要基础。其二,1号、2号宫殿基址、铸铜作坊遗址、中型墓葬等重要遗存的发掘,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作为迄今可确认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存的重要学术地位。
发掘者在第一阶段即对遗址进行总体分区,并抓住了大型宫殿基址这一都城发掘的重点,做好了大面积钻探发掘的准备,是颇为难能可贵的。由于后来工作重点集中于前述两个方面,作为都城的遗址的总体结构和布局,一直有待于进一步廓清。第四阶段的工作则使我们对作为都城的二里头遗址的总体面貌以及中心区结构、布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二、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
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数代学人孜孜以求、艰辛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与遗址相关的综合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面展开。经初步梳理,可将已有的研究成果粗略地分为以下几大类(时间以发表时间计)。
1.考古学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2.年代学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3.都邑建筑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4.墓葬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5.遗物、纹饰与刻符文字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6.宏观态势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文明演化进程、国家形成等为主要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渐盛,开始关注文化互动、中心与边缘间的关系、地域间交流、资源获取等。
7.地理环境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8.聚落形态研究,始于最近几年。
9.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的历史复原研究,即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渐盛。
概而言之,四十余年来以田野工作为先导的上述研究,明确了二里头遗址及由其命名的二里头文化在两大方面的重要学术意义。
其一,在文明与国家形成史上的意义。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室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它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也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高度发达的文化内涵和大范围、跨地域的文化吸收与辐射,形成辐辏之势,使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近年兴起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又使我们对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的产生背景、形成过程及动因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这一领域的进一步的探索,将会极大地推进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二,在夏文化与夏商王朝分界探索上的意义。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结合古代文献,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数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界矢志追求的一项重要学术目标。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ix]。目前学术界倾向于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x],当然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据初步统计,上述九大类中前八类研究成果的总和,尚不到有关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主要涉及二里头类型)研究论著总数的一半,而最后一类则占了另一大半,约有400余篇。在不足半数的前八类研究课题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为了论证第九类即夏文化与夏商分界问题而展开的[xi]。殷玮璋先生在回顾40年间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xii]。相对于考古学层面的基础研究,运用有限的考古材料所进行的整合研究更受关注,这是一种时代现象,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学术界的总体学术取向和研究思路。
回顾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的探索历程,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研究思路的拓宽与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加强,是深化研究的关键之所在;而考古资料的不充分,仍是妨碍研究工作展开的最大问题,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的突破。
这里,我们仅拟就考古学层面遗址研究的若干问题略举数例,以资探讨。
(一)关于二里头文化及其分期──以“一期遗存”为例
作为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其时间范围应当是该文化保持其文化特质的时间上的“度”或“临界点”[xiii]。可以允许文化内时段上的变化,但每期遗存必须包含为该文化所特有的、最基本的文化特质。已有学者基于这一前提指出,“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的面貌,与以二、三期遗存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总体特征有较大的差异,而与前此的“新砦期”遗存甚至王湾三期文化近似,认为“一期遗存”应属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或将其划归“王湾类型”文化或“新砦文化”[xiv]
其实,这种差异乃至文化属性上的不同早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之初即为发掘者所指出。1961年发表的二里头遗址首次试掘简报中将所发现的遗存分为三期:早期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期虽保留有若干龙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则为洛达庙类型商文化(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xv]。至1964年,夏鼐先生在总结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时,仍认为该遗址“早期当属‘河南龙山文化’晚期”[xvi]
1965年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首次将遗址的早期遗存归入“二里头类型”,但发掘者并未对此进行明确的解释或展开论证。20世纪70年代,二里头文化的四期分期方案正式提出[xvii]。就目前的认识,洛达庙遗址一至三期遗存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至四期或稍晚[xviii]。原来以该遗址命名的“洛达庙类型文化”本来不包括二里头遗址早期遗存即后来的“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存”。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二里头遗址不存在“一期遗存”,而同类遗存发现于其他遗址,我们在确认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时,是否还会特意将这种与当地龙山文化及“新砦期”遗存有大体相近的文化面貌和分布地域的遗存纳入二里头文化,作为其初始阶段呢?
类似的已不断深化的认识与“约定俗成”的既有认知框架间的不合谐现象是较为普遍的,这主要应归因于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随机性。一种考古学文化及其分期方案一旦提出,其后的研究中新的提案即便具有合理性也难以为学术界所认可和采纳。问题是这已不仅仅是考古学文化命名上简单的名实之辩,它还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深入。这是今后研究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对像二里头文化这样处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分期和建构其以陶器为主的编年框架时,是否还应考虑到都邑内重要遗迹现象的兴废、都邑总体布局和结构上的显著变化,以及诸如地域扩张和文化幅射等文化态势上的差异等因素。如是,则对既有的考古学文化与分期框架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二)关于年代问题──以14C测年与考古学编年的关系为例
对二里头文化遗存进行碳素年代测定,始于20世纪60~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已测定了二里头遗址的33个标本。在此基础上,测年专家围绕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学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认为“从统计学的观点总体来看二里头遗址的时代应不早于公元前1900年,不晚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延续300多年或将近400年”[xix]。由于介于这两个上下限数据之间的其他标本的年代“有不少与层位顺序颠倒”,研究者并未对二里头文化各期的绝对年代幅度作进一步的推断。此后,考古学者在引用该文时为方便起见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一般表述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公元前1900~前1500年,共计为400年。按平均年数计算,二里头四期文化各占约100年”[xx]。这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二里头文化绝对年代的基本认识。
近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中,公布了对二里头遗址新的碳素标本的测定结果。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拟合后的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880~前1521年之间[xxi]。考虑到上述数值仅是可能的年代数据的两极值,则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存在时间应不超过300年或可说仅有200余年[xxii]。如这一测年结论确切,则对二里头文化以陶器为主的遗物递嬗频率与时间跨度,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三)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以气候、环境分析为例
最近有若干与二里头文化相关的考古报告、环境信息报告和研究论著问世,提供了一批关于当时人地关系的宝贵材料和研究成果。其中《洛阳皂角树》[xxiii]是又一部尝试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考古报告。报告综合了磁化率测定、化学分析、孢子花粉及硅酸体等各项分析,推定“二里头时期的人们是生活在较暖湿的亚热带北缘自然环境下,恰值前期(夏初)降温至后期(商)升温的环境改善阶段中”(第140页),“年均气温16℃左右和年降水约1000毫米,夏季较今长的湿润的自然环境中”(第137页)。这与近年二里头遗址孢粉分析的结果[xxiv]有不小的差异。该研究报告称,“河南龙山文化末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高峰期过后,气候逐步由温暖湿润型朝着干冷型变化,夏代前期的自然气候条件好于后期”。具体说来,约在二里头文化一期时,“为温凉湿润气候”,后期“气候温凉较干”。“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到二里头文化三期,气候干旱程度不断加深并形成稀树草原植被。二里头文化四期干旱程度有所减缓,……气候温凉较湿”[xxv]
我们可以用考古发掘结果来旁证上述环境信息研究的结论。
在二里头遗址2001~2002年宫殿区的发掘中,属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的多眼水井及井状遗迹的深度均在距地表9~10米以下,大多因在现地下水位以下而难以清理到底。同时,我们对1号宫殿基址西庑外早年发掘的2眼水井进行了补充清理,结果证明两眼水井的建造年代均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二者的深度仅有7米多[xxvi]。二、三期与四期间多达2米以上的水位落差,是此期从气候干旱到温凉较湿的环境变化的一个极好的例证。
那么,这种结论上的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注意到,皂角树遗址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标本等距采取自同一个地层(整个遗址文化层统一编号的第④层,深褐红色顶层埋藏土上层)(第14~15页,图一0),这一地层出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物;该层又下压属于遗址第三、四期(分别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更晚阶段[xxvii])的灰坑等遗迹(第144~148页);“遗址文化分期表”更明确地将第④层归入遗址第四期(第18页)。因此,取样所在的第④层的时代只能限定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甚至更晚阶段这一狭小的时间范围内。依考古地层学原理,(不含小层、亚层的)文化层是考古遗存的基本单位,具有不可再分(不超出考古学上一个期段的幅度)的性质。因而,在同一文化层内按不同深度等距采样,也就不具有时间划分的意义,更无法获取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环境信息。就气候湿润程度而言,由皂角树遗址采样所得二里头文化时期总体上暖湿的结论,倒基本上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孢粉分析的结果大体相符。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上述对皂角树遗址取样所在地层单位的年代跨度和其所处二里头文化具体时段的推论。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参与合作研究的各学科的学者间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尚存在一定的差异,关于人类活动时期古环境信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
 

(原刊于《考古》2004年第11期)

相关链接:二里头遗址及其周边区域的聚落考古学研究
               略论二里头时代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地关系研究的考古学检讨  
               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
               “华夏第一都”
               二里头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
               走近一群人  留住一段史



[i] 1959~1978年的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980年至1997年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8、1990、1993、1995、1996、1998年历年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61~1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99年以来的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的新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二里头遗址宫殿区考古取得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5期,2003年。
[ii]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iii]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iv]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v]夏鼐:《新中国的考古学》,《考古》1962年第9期。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vi]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图一,《考古》1974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图7,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vii]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viii]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陶器集粹》封二(二里头遗址位置及平面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ix]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x]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74~82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xi] 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将上述成果一一注出。
[xii] 张立东、任飞编著:《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第222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
[xiii] 孙华:《商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在纪念殷墟发掘70周年之际的反思》,《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xiv] 方孝廉、李德方、隋裕仁:《试析煤山矬李两遗址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原文物》1983年特刊。李德方:《二里头类型文化的来源及相关问题》,《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饭岛武次:《关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一期不属于二里头文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中国考古学上的一个里程碑》,《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96年。杜金鹏:《新砦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再探讨随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1年。郑杰祥:《二里头二期文化与后羿代夏问题》,《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xv]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
[xvi] 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
[xvii]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需指出的是,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是两个层面上的概念。早在二里头遗址1959年秋季第一次发掘中即已发现的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第1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应属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其后的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遗存应分别相当于遗址第三至六期遗存。但此后论述者对遗址分期与文化分期并未作严格区分,往往混用。
[xviii]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9年第4期。
[xix] 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第10期。
[xx] 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xxi]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xxii] 殷玮璋:《考古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1年第2期。
[xxiii]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皂角树——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聚落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下引报告皆出于此,不另注明,仅标出页码或图号。
[xxiv] 宋豫秦、郑光、韩玉玲、吴玉新:《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xxv] 宋豫秦、郑光、韩玉玲、吴玉新:《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
[xxvi] 许宏、陈国梁:《偃师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xxvii] 报告中认为皂角树遗址第四期“处于夏王朝末期”(第81页),同时又相当于“二里头五期”(第139页),对于后者,学术界一般认为已不属二里头文化的范畴,而应属二里冈文化。

作者: 许 宏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