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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发布时间:2013-04-01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点击率: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遵义市汇川区文广局    发掘领队:李飞 

 
    海龙囤雄踞于今遵义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旧称龙岩囤。这里一蒂孤悬,群山固结,三面环水,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杨氏统领播州时,筑囤其上,环山垒墙,东西设关,遂成“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明史•李化龙传》)。

  
    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杨氏世守其土达700余年。根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而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的土司城堡,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留着明末废弃时的面貌。万历二十八年(1600)被荡平后,海龙囤上凭吊者便络绎不绝。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海龙囤才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并于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启动申遗工作。

  
    1999年秋,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组建联合考察队,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并对各关隘进行测绘。同年,对新发现的“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并对后者予以修复。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考察组初步认定“老王宫”为南宋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

 

 

新王宫主要发掘区域航片(李哲摄)

  

    为进一步厘清海龙囤的格局,挖掘其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西南土司的研究,2012年4月23日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汇川区文体广电局对海龙囤展开以“新王宫”遗址为重点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

  
    发掘之初,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本着先放后收,先全局再局部的原则,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先对全囤展开全面调查,最后选择地表出露遗存较多的“新王宫”遗址作为重点突破口,布10?10m2探方进行揭露,同时采用探沟对“老王宫”、采石场等进行小规模试掘。发掘中,动用了航拍与航测、重要遗迹的三维激光扫描、所有遗迹的全站仪3D测绘等新的记录手段,并开展古建筑的数字复原、厨房等重要遗迹单位土样浮选、海龙囤及其周边的地质调查等工作,尽一切可能提取遗存的信息。经过8个多月的田野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囤遗存的分布情况,初步厘清了“新王宫”的格局、年代、性质以及部分遗存的功能,明确了建筑所用的砖瓦、石材的来源等,发掘取得重大突破。
  

    通过调查与试掘,基本摸清了全囤格局。从选址看,海龙囤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四面群山环绕,囤在中央,宛若莲蕊,其选址符合阳宅“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模式。选址时无疑既考虑了风水的因素,又考虑了城防的需要。宋《地理新书》“军垒地形”篇:军垒之地,欲北据连山,南凭高岗,左右襟带地水东流者,吉。”强调军垒需背靠连山,左右绕水。从风水的角度,海龙囤显然属吉地。在规划和营建过程中,也考虑了风水的因素,譬如现存的各关隘城门均有远山相互呼应,尤以正东而开的朝天关、正北而开的飞龙关最为醒目。论规模与形制,海龙囤完全是一座城的建置。其规模庞大,占地达1.59平方公里,城垣、城门、月城(瓮城)、衙署、军营、校场坝、敌楼等一应俱全。城墙状似“9”字形,山巅一圈,囤前一条“尾巴”随山势逶迤而下,东南接山险,接近于“一字城”的设置。东西两端城墙保存较完整处,高达7、8米。南北充分利用了山险,墙不甚高。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供上下,于此各关隘,与城墙连为一体。囤后设后关、西关、万安关三关(后两关为吊桥关),两两围合为土城、月城,形成两重瓮城的格局。囤后绵延向西的群山,是海龙囤的樵汲之地。囤东上囤道沿城墙蜿蜒,必要处设以关隘,以扼其要,如今尚存者有铁柱、铜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等六关。囤内沿城墙的高地及险要处,遗有“四角亭”、“绣花楼”等遗迹,可能为查看敌情的敌楼。囤内最核心的遗迹,是坐落于中央偏西处的两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居南者民间称“老王宫”,居北者为“新王宫”,彼此相距约200米。均因山取势,从东北向西南逐级抬升,占地各在2万平方米左右。许多石砌台基、踏道及柱础石裸露于地表,砖、瓦、瓦当、瓷器碎片等俯首皆是。两地早年曾进行过试掘,试掘者认为“老王宫”为宋代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发掘表明,“新王宫”确系明代建筑群,其性质是明代土司衙署;“老王宫”明代仍在继续行用,其始建年代与性质尚难断定。“新王宫”西侧高地,设有军营(俗称“金银库”)。“老王宫”西南开阔的平地为校场坝。“老王宫”西北的石山为采石场,东北侧为窑址区。采石场与窑址的发现,表明海龙囤的修筑,均就近取材。这样,全囤的格局就大致清晰了。

  
    “新王宫”是此次工作的重点区域。由于大量遗存裸露于地表,工作中我们采用了调查、勘探、试掘与发掘相结合的办法,基本厘清了它的总体格局。环“新王宫”城墙的发现,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使厘清格局成为可能。城墙土石混筑,长504、宽近2米,保存较好处尚高出地表1米许,多处则未在地表留有痕迹,因此长期未被发现。“宫墙”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其内建筑因山取势,大略分作五级,逐级抬升。其规制:正堂居中(今海潮寺),前有天井,侧有两厢,中为甬道,前为九级踏道,前为大门,两翼有八字石墙,外接“宫墙”,门前复为踏道。正堂后有穿堂,后接建于高台上的后堂(F7),此为正衙,面阔五间,明间设须弥座雕龙石榻,传为杨应龙“宝座”,今座尚存,榻已佚。此一组建筑构成“新王宫”的中轴线,方向为38°,正前有山峦遥遥相对。镇于“新王宫”中央的海潮寺始建于平播后不久的1603年,后历经多次重修,现存者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中轴线两侧由多栋建筑组合而成的数重院落栉比鳞次,不完全对称。后堂之右(背对“宝座”、面向大门之左右,下同),有一方池(C1),中央深陷,今仍为井,与其前一屋(F1)连为一体,池中之水用暗沟经F1底向右引出。F1与后堂间有小道间隔。F1前、正堂之右,为一组两进院落(F10),正房(F10-1)居中,砖墙厚实,设考究石窗,其前两侧有廊,中为天井,前横一屋(F10-2),再前为庭院,有踏道上下;正房内出骨质戥子1件,陶权2件,另有鹿角等;屋内地面经后期扰动较甚,中掘深坑;结合种种,疑其为囤中府库。F8前及其右侧,尚有房屋数组,或破坏较甚,或尚未清理。后堂之左,系一组四合院式建筑(F8),由正房、左右两厢及“前廊”(破坏较甚,结构不明)组成,中央天井深陷,或兼具蓄水防火之功;天井内出石质砚台、青铜象棋子(仕)各1件,结合“严禁碑”中“书房听点题单”句,疑其为书房。以上F1、F7和F8共用一石砌台基,台基高约2米。F8前、正堂左侧,是一栋面阔五间的建筑,仅局部揭露;其开间不足2米,颇显狭小,但做工极为考究,屋内墁砖二层(底层为长方形砖,上层为方砖),间铺5厘米厚细沙;结合“左祖右社”的普遍建置,颇疑此系供奉祖先牌位的“杨氏家庙”。F8左侧系一高台,因山所建的台基高约4米,民间称“三台星”(F17),实为五台,逐级抬升,中央各设踏道;两侧山墙基用石雕枭混线,颇显精致;台之两侧前端设对称踏道,居左者通往“水牢”,实系一石砌券拱通道(L2);《平播全书》记杨应龙自缢于“卧房”,明军攻破后,于“后房”得其尸首,知卧房居于新王宫后端;结合种种,疑F17即是土司寝宫。若推论不谬,则新王宫的整体布局遵循了“前堂后寝”的普遍模式。只是处于地形等因素的考量,寝宫未接后堂,而居于其左后方。“水牢”(L2)西邻F9,仅对其东稍间进行了清理,发现青花瓷片上万片,另有铁锅碎片、灶台、水槽等,表明此系一厨房。F9西端紧邻城墙处,有并列二坑,设进水孔和排水孔(排出城墙外),疑系厕所。“新王宫”及其附近共探明房址20余栋(组),限于篇幅不逐一介绍。

 

 

 

青花龙纹八仙钵(官窑器)

  

    “新王宫”内出土的遗物包括作为建筑构件的砖、瓦、瓦当、脊兽、石构件等,以及瓷器(青花、青瓷和酱油瓷器等)、钱币、铠甲片、礌石、铅弹等共计上万件。其中相当部分青花瓷器带有年号款,均不晚于万历,恰是文献所记海龙囤毁弃的年代。其中有较多嘉靖和少量万历官窑存在,如嘉靖青花五爪龙盘等,反映了杨氏与明朝廷间密切的联系。对F10铺地砖下堆积的解剖所获少量青花瓷片则表明,“新王宫”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明代。而从各组建筑台基的相互叠压、排水系统的严整、道路系统的相互贯通等情况看,“新王宫”很可能是一次规划、一次建成的。这组建筑在《平播全书》及“严禁碑”中被称为“衙”、“衙院”、“衙宇”等,而其结构亦符合衙署的普遍模式,毫无疑问,它是一处土司衙署,是海龙囤后期的中心所在。


    海龙囤:未消解的意义

  
    通过历时数年的调查、试掘和8个多月的集中发掘,海龙囤的格局与性质已逐渐清晰。这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它是为巩固中国西南边陲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联合修建的防御性工事,它的修建因此融合了播州杨氏长期山城防御实践的经验积累以及当时中原普遍流行的筑城理念,以之为代表的山城与处在穆家川的平原城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的城邑体系,其内中轴线对称、正堂居中等做法,反映了土司对中央朝廷的精神认同。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清凉的海龙囤可能还是播州杨氏的离宫别馆。地方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繁荣。杨氏的防务智慧甚至影响到钓鱼城的出现,以及明清时代该地区数以百计的堡寨的修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而地方势力过于强劲,无疑也是对中央朝廷的潜在威胁。以“改土归流”为目的,万历二十八(1600)以海龙囤为主战场的“平播之役”震惊朝野,加速了明王朝覆灭的步伐,也在事实上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明代国家化的历史进程。偏处西南一隅的海龙囤,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相互转换的重要场域,是中国唐宋羁縻之制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也见证了杨氏家族统领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


    正因此故,海龙囤的发掘,对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西南土司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就现实而言,结合申遗所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极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多方在文化遗产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对遗产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发掘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慈善扶贫及公众考古活动,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从而强化了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海龙囤的意义,从未消解,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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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

发布时间: 2013-04-01

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遵义市汇川区文广局    发掘领队:李飞 

 
    海龙囤雄踞于今遵义城西北约30里的龙岩山东麓,旧称龙岩囤。这里一蒂孤悬,群山固结,三面环水,一面衔山,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上下。杨氏统领播州时,筑囤其上,环山垒墙,东西设关,遂成“飞鸟腾猿不能逾者”(《明史•李化龙传》)。

  
    遵义旧属播州,公元9—17世纪,杨氏世守其土达700余年。根据现有文献,海龙囤始建于宋宝祐五年(1257),而毁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的土司城堡,它至今完整而真实地保留着明末废弃时的面貌。万历二十八年(1600)被荡平后,海龙囤上凭吊者便络绎不绝。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海龙囤才进入文物工作者的视野,并于1982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晋级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启动申遗工作。

  
    1999年秋,贵州省文化厅文物处组建联合考察队,对“新王宫”和“老王宫”遗址进行小规模试掘,并对各关隘进行测绘。同年,对新发现的“龙虎大道”和“三十六步”进行清理,并对后者予以修复。这是海龙囤历史上的第一次考古试掘活动。考察组初步认定“老王宫”为南宋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

 

 

新王宫主要发掘区域航片(李哲摄)

  

    为进一步厘清海龙囤的格局,挖掘其历史底蕴与文化价值,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西南土司的研究,2012年4月23日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汇川区文体广电局对海龙囤展开以“新王宫”遗址为重点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

  
    发掘之初,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本着先放后收,先全局再局部的原则,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先对全囤展开全面调查,最后选择地表出露遗存较多的“新王宫”遗址作为重点突破口,布10?10m2探方进行揭露,同时采用探沟对“老王宫”、采石场等进行小规模试掘。发掘中,动用了航拍与航测、重要遗迹的三维激光扫描、所有遗迹的全站仪3D测绘等新的记录手段,并开展古建筑的数字复原、厨房等重要遗迹单位土样浮选、海龙囤及其周边的地质调查等工作,尽一切可能提取遗存的信息。经过8个多月的田野工作,基本摸清了全囤遗存的分布情况,初步厘清了“新王宫”的格局、年代、性质以及部分遗存的功能,明确了建筑所用的砖瓦、石材的来源等,发掘取得重大突破。
  

    通过调查与试掘,基本摸清了全囤格局。从选址看,海龙囤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四面群山环绕,囤在中央,宛若莲蕊,其选址符合阳宅“枕山、环水、面屏”的理想模式。选址时无疑既考虑了风水的因素,又考虑了城防的需要。宋《地理新书》“军垒地形”篇:军垒之地,欲北据连山,南凭高岗,左右襟带地水东流者,吉。”强调军垒需背靠连山,左右绕水。从风水的角度,海龙囤显然属吉地。在规划和营建过程中,也考虑了风水的因素,譬如现存的各关隘城门均有远山相互呼应,尤以正东而开的朝天关、正北而开的飞龙关最为醒目。论规模与形制,海龙囤完全是一座城的建置。其规模庞大,占地达1.59平方公里,城垣、城门、月城(瓮城)、衙署、军营、校场坝、敌楼等一应俱全。城墙状似“9”字形,山巅一圈,囤前一条“尾巴”随山势逶迤而下,东南接山险,接近于“一字城”的设置。东西两端城墙保存较完整处,高达7、8米。南北充分利用了山险,墙不甚高。仅东、西各有仄径可供上下,于此各关隘,与城墙连为一体。囤后设后关、西关、万安关三关(后两关为吊桥关),两两围合为土城、月城,形成两重瓮城的格局。囤后绵延向西的群山,是海龙囤的樵汲之地。囤东上囤道沿城墙蜿蜒,必要处设以关隘,以扼其要,如今尚存者有铁柱、铜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等六关。囤内沿城墙的高地及险要处,遗有“四角亭”、“绣花楼”等遗迹,可能为查看敌情的敌楼。囤内最核心的遗迹,是坐落于中央偏西处的两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居南者民间称“老王宫”,居北者为“新王宫”,彼此相距约200米。均因山取势,从东北向西南逐级抬升,占地各在2万平方米左右。许多石砌台基、踏道及柱础石裸露于地表,砖、瓦、瓦当、瓷器碎片等俯首皆是。两地早年曾进行过试掘,试掘者认为“老王宫”为宋代建筑群,“新王宫”为明代建筑群。发掘表明,“新王宫”确系明代建筑群,其性质是明代土司衙署;“老王宫”明代仍在继续行用,其始建年代与性质尚难断定。“新王宫”西侧高地,设有军营(俗称“金银库”)。“老王宫”西南开阔的平地为校场坝。“老王宫”西北的石山为采石场,东北侧为窑址区。采石场与窑址的发现,表明海龙囤的修筑,均就近取材。这样,全囤的格局就大致清晰了。

  
    “新王宫”是此次工作的重点区域。由于大量遗存裸露于地表,工作中我们采用了调查、勘探、试掘与发掘相结合的办法,基本厘清了它的总体格局。环“新王宫”城墙的发现,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使厘清格局成为可能。城墙土石混筑,长504、宽近2米,保存较好处尚高出地表1米许,多处则未在地表留有痕迹,因此长期未被发现。“宫墙”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其内建筑因山取势,大略分作五级,逐级抬升。其规制:正堂居中(今海潮寺),前有天井,侧有两厢,中为甬道,前为九级踏道,前为大门,两翼有八字石墙,外接“宫墙”,门前复为踏道。正堂后有穿堂,后接建于高台上的后堂(F7),此为正衙,面阔五间,明间设须弥座雕龙石榻,传为杨应龙“宝座”,今座尚存,榻已佚。此一组建筑构成“新王宫”的中轴线,方向为38°,正前有山峦遥遥相对。镇于“新王宫”中央的海潮寺始建于平播后不久的1603年,后历经多次重修,现存者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中轴线两侧由多栋建筑组合而成的数重院落栉比鳞次,不完全对称。后堂之右(背对“宝座”、面向大门之左右,下同),有一方池(C1),中央深陷,今仍为井,与其前一屋(F1)连为一体,池中之水用暗沟经F1底向右引出。F1与后堂间有小道间隔。F1前、正堂之右,为一组两进院落(F10),正房(F10-1)居中,砖墙厚实,设考究石窗,其前两侧有廊,中为天井,前横一屋(F10-2),再前为庭院,有踏道上下;正房内出骨质戥子1件,陶权2件,另有鹿角等;屋内地面经后期扰动较甚,中掘深坑;结合种种,疑其为囤中府库。F8前及其右侧,尚有房屋数组,或破坏较甚,或尚未清理。后堂之左,系一组四合院式建筑(F8),由正房、左右两厢及“前廊”(破坏较甚,结构不明)组成,中央天井深陷,或兼具蓄水防火之功;天井内出石质砚台、青铜象棋子(仕)各1件,结合“严禁碑”中“书房听点题单”句,疑其为书房。以上F1、F7和F8共用一石砌台基,台基高约2米。F8前、正堂左侧,是一栋面阔五间的建筑,仅局部揭露;其开间不足2米,颇显狭小,但做工极为考究,屋内墁砖二层(底层为长方形砖,上层为方砖),间铺5厘米厚细沙;结合“左祖右社”的普遍建置,颇疑此系供奉祖先牌位的“杨氏家庙”。F8左侧系一高台,因山所建的台基高约4米,民间称“三台星”(F17),实为五台,逐级抬升,中央各设踏道;两侧山墙基用石雕枭混线,颇显精致;台之两侧前端设对称踏道,居左者通往“水牢”,实系一石砌券拱通道(L2);《平播全书》记杨应龙自缢于“卧房”,明军攻破后,于“后房”得其尸首,知卧房居于新王宫后端;结合种种,疑F17即是土司寝宫。若推论不谬,则新王宫的整体布局遵循了“前堂后寝”的普遍模式。只是处于地形等因素的考量,寝宫未接后堂,而居于其左后方。“水牢”(L2)西邻F9,仅对其东稍间进行了清理,发现青花瓷片上万片,另有铁锅碎片、灶台、水槽等,表明此系一厨房。F9西端紧邻城墙处,有并列二坑,设进水孔和排水孔(排出城墙外),疑系厕所。“新王宫”及其附近共探明房址20余栋(组),限于篇幅不逐一介绍。

 

 

 

青花龙纹八仙钵(官窑器)

  

    “新王宫”内出土的遗物包括作为建筑构件的砖、瓦、瓦当、脊兽、石构件等,以及瓷器(青花、青瓷和酱油瓷器等)、钱币、铠甲片、礌石、铅弹等共计上万件。其中相当部分青花瓷器带有年号款,均不晚于万历,恰是文献所记海龙囤毁弃的年代。其中有较多嘉靖和少量万历官窑存在,如嘉靖青花五爪龙盘等,反映了杨氏与明朝廷间密切的联系。对F10铺地砖下堆积的解剖所获少量青花瓷片则表明,“新王宫”的始建年代应不早于明代。而从各组建筑台基的相互叠压、排水系统的严整、道路系统的相互贯通等情况看,“新王宫”很可能是一次规划、一次建成的。这组建筑在《平播全书》及“严禁碑”中被称为“衙”、“衙院”、“衙宇”等,而其结构亦符合衙署的普遍模式,毫无疑问,它是一处土司衙署,是海龙囤后期的中心所在。


    海龙囤:未消解的意义

  
    通过历时数年的调查、试掘和8个多月的集中发掘,海龙囤的格局与性质已逐渐清晰。这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它是为巩固中国西南边陲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联合修建的防御性工事,它的修建因此融合了播州杨氏长期山城防御实践的经验积累以及当时中原普遍流行的筑城理念,以之为代表的山城与处在穆家川的平原城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的城邑体系,其内中轴线对称、正堂居中等做法,反映了土司对中央朝廷的精神认同。和平年代,风景秀丽、气候清凉的海龙囤可能还是播州杨氏的离宫别馆。地方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繁荣。杨氏的防务智慧甚至影响到钓鱼城的出现,以及明清时代该地区数以百计的堡寨的修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而地方势力过于强劲,无疑也是对中央朝廷的潜在威胁。以“改土归流”为目的,万历二十八(1600)以海龙囤为主战场的“平播之役”震惊朝野,加速了明王朝覆灭的步伐,也在事实上对中国西南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明代国家化的历史进程。偏处西南一隅的海龙囤,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相互转换的重要场域,是中国唐宋羁縻之制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也见证了杨氏家族统领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


    正因此故,海龙囤的发掘,对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西南土司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就现实而言,结合申遗所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极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多方在文化遗产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对遗产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发掘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慈善扶贫及公众考古活动,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从而强化了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海龙囤的意义,从未消解,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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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