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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邦
发布时间:2014-08-22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徐元邦,男,1930年9月生,北京市人,编审。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在校实习期间曾参加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的发掘工作。1956年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7年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职务为编审。曾任考古所工会副主席,编辑室副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6年参加江西清江营盘里汉代遗址发掘工作,同年11月至考古所编辑室工作。任研究实习员,1964年任助理编辑,1977年任编辑,1983年由考古所学术委员会评为副编审,1988年评为编审。1990年9月退休,又被返聘至1994年离所。在所期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学术期刊及专刊的编辑、出版及印制工作。

  《考古》月刊,原名《考古通讯》,创刊于1955年,为双月刊,1958年改为月刊,1959年更名《考古》。是中国考古学核心期刊,1995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1957年由《考古通讯》双月刊至1959年改为月刊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考古》月刊停刊为止,均为责任编辑。1972年《考古》复刊后仍为责任编辑。1980年开始筹办《考古学集刊》(原计划为年刊),由1981年出版第1集,至1990年出版第8集均任责任编辑,后即退休。

  1988年入选中共中央出版局编辑的《编辑家列传》第二卷,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出版。2014年入选王巍总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国考古文博学家》条中。

  在职期间除任《考古》月刊及《考古学集刊》责任编辑外,还主编了《考古200期总目索引1955·1至1984·5》,科学出版社,1984年。

  任责任编辑的考古学专刊有:
  《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5年。
  《洛阳发掘报告—1955至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参加编辑工作的考古学专刊及论文集有:
  《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在职期间及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有:
  《我对“土城规模在,石器陶片多”一文的几点意见》,《考古通讯》,1957年4期。
  《唐俑题名》,《考古通讯》,1958年7期。
  《关于山西稷山县元墓出土的纸衣服》,《考古》,1959年2期。
  《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发掘报告>》,《考古通讯》,1958年1期。
  《关于私有制起源的探讨—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一点体会》,《考古》,1976年3期。
  《我国新石器时代—西周陶窑综述》,《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苏秉琦论著目录》,《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明路晔及路升墓志考略》,《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主要代表作:
  《居延出土的“侯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檄》,《考古》,1979年2期。
  《甘肃新出土的甘露二年“诏所逐验”简考释》,《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简牍资料论著目录》,《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居延汉简中所见的骑士》,《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居延汉简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
  《居延汉简反映的蔬菜及其相关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居延汉简中所记吏卒病伤述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总12期。
 
  自1994年离考古所后,先后为河北、河南、湖北、浙江、山西、陕西、宁夏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编审和主编了考古学发掘报告及学术论文集等专著。大致分列如下:
  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
  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2004年。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2004年。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文物局等:《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上、下),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1996年,科学出版社。
  王振锋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宿白:《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费孝通:《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张忠培等:《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沙因、徐元邦等:《考古文物与现代科技—现代科技考古研讨会论文汇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白荣金等:《甲胄复原·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
  靳宝:《大葆台西汉墓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
  杜在忠:《杜在忠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一)》,东方出版社,1998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五)》,科学出版社,2014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高庄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涿州文物藏品精选》、《涿州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涿州市旅游文物局:《涿州文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王耀宗:《衡水阎庄法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获河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等奖)。
  衡水市文物局:《衡水出土墓志》,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
  衡水市文物管理处:《衡水文物》,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年。
  洛阳市博物馆等:《洛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南阳市博物馆:《学术研究文集—纪念南阳市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科学出版社,2000年。
  洛阳市文物局:《耕耘论丛》(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耕耘论丛》(二),科学出版社,2003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二),科学出版社,1993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三),长征出版社,1997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王学理:《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学苑出版社,2011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日本国政府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东方出版社,1995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38年(包括各项运动、下放劳动和“五七”干校的时间在内),期间跨过了两个时代,“文革”前,中国科学院领导时代,“文革”后,社会科学院领导时代。我做编辑工作打下的基础是在前十年,是夏鼐先生任主编期间,夏先生做主编时,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认真、负责而且严格。从责任编辑推荐的稿件拟目开始,直到付印前的三次校对都要亲自审阅。包括标点符号以及外文目录,发现问题或加编者按,或另写文章加以阐明。我大致统计夏先生在做《考古》和《考古学报》主编期间,为这两个刊物写了约90篇文章。正因为夏先生博览中外书籍,深厚的学识基础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才能为期刊做出如此的贡献。先生的言传身教,使当时初学编辑的我深受教益。

  考古所原编辑室的编辑是辅助研究人员,1958年我从原研究实习员职称补改为见习编辑,工资下调一级,但是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标准并不存在,只是要求研究成果和论文作为评审的标准,从“建设专家库的通知”中仍可看出这种要求的陈陈相因。如果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一个考古分社,承接全国有关考古学方面的书刊编辑出版工作,其水平绝不会次于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这样编辑人员不但可以各得其所,而且还会赢得经济效益,这是个人退休后作了多年考古专业编审工作,结合现在全国考古工作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的一种设想,仅供放眼宏观的领导参考。

  考古所建所后,是在夏鼐先生领导一代专家和刚步入考古所的年轻人打下的工作基础。建立了编辑室、图书室、资料室、技术室(绘图、照相及修复工作),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实验室,成为在中国考古学中首次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年的实验室。顺便说明一下,考古所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概览1950—2000》及《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中,均有“考古编辑室”的名称出现,我的记忆中最初《考古通讯》对外联系用的是“考古研究所编辑室”的名称,《考古通讯》改成月刊《考古》后,对外是用《考古编辑部》的名称,以上均有印记为证,这两个印章“文革”时期均被军宣队收缴,《考古》月刊复刊后,由我去公安局备案,重刻了“考古编辑部”印章,“考古编辑室”的名称不知根据何来。

  编辑工作是为作者服务的平凡工作,编辑也可以是作者、专家,但不可本末倒置。我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工作,退休后继续为考古学作编审工作,成了无任所编辑,这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一生中极大的乐趣。唐人秦韬玉有一首题为《贫女》的诗,编辑也常借此诗作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写照。但是能把衣料设计加工成得体的完美成衣也并非易事。把稿件作为衣料,加工时把自己视为成衣匠,先设计、再画线、剪裁直至试装得体为止,这个过程是要认真和花费精力的。所以我把《贫女》诗中最后两句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改成“乐得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用这种心态来做编审工作,自然就乐在其中了。
我经历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艰苦奋斗的前十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考古所时,我为《考古学集刊》的创办和编辑出版到印刷又做了十年,此时已到了人生的一甲子,又四年后退出了考古所,开始了的无任所编辑生涯,对编辑工作退而未休直到今天。

  昔日的考古研究所院内,建起了地标性的社科大饭店,新建的考古所办公楼,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进出着许多陌生面孔的年轻人,不禁回忆起初到考古所这个大花园工作时的情景。

  只是在政绩突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了三十多年的考古所,至今都未能建成一个图书馆,这未免令人遗憾。

  “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现时除非已不食人间烟火者,或多或少均有些尘埃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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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邦

发布时间: 2014-08-22


  徐元邦,男,1930年9月生,北京市人,编审。

  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在校实习期间曾参加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沣西张家坡西周墓地的发掘工作。1956年毕业,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77年划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职务为编审。曾任考古所工会副主席,编辑室副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56年参加江西清江营盘里汉代遗址发掘工作,同年11月至考古所编辑室工作。任研究实习员,1964年任助理编辑,1977年任编辑,1983年由考古所学术委员会评为副编审,1988年评为编审。1990年9月退休,又被返聘至1994年离所。在所期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学术期刊及专刊的编辑、出版及印制工作。

  《考古》月刊,原名《考古通讯》,创刊于1955年,为双月刊,1958年改为月刊,1959年更名《考古》。是中国考古学核心期刊,1995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奖。1957年由《考古通讯》双月刊至1959年改为月刊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考古》月刊停刊为止,均为责任编辑。1972年《考古》复刊后仍为责任编辑。1980年开始筹办《考古学集刊》(原计划为年刊),由1981年出版第1集,至1990年出版第8集均任责任编辑,后即退休。

  1988年入选中共中央出版局编辑的《编辑家列传》第二卷,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出版。2014年入选王巍总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大辞典·中国考古文博学家》条中。

  在职期间除任《考古》月刊及《考古学集刊》责任编辑外,还主编了《考古200期总目索引1955·1至1984·5》,科学出版社,1984年。

  任责任编辑的考古学专刊有:
  《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
  《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5年。
  《洛阳发掘报告—1955至1960年洛阳涧滨考古发掘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1993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优秀科研成果奖)。

  参加编辑工作的考古学专刊及论文集有:
  《居延汉简甲乙编》,中华书局,1980年。
  《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
  《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辽宁美术出版社,1991年。
  《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在职期间及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有:
  《我对“土城规模在,石器陶片多”一文的几点意见》,《考古通讯》,1957年4期。
  《唐俑题名》,《考古通讯》,1958年7期。
  《关于山西稷山县元墓出土的纸衣服》,《考古》,1959年2期。
  《考古研究所编著<长沙发掘报告>》,《考古通讯》,1958年1期。
  《关于私有制起源的探讨—学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一点体会》,《考古》,1976年3期。
  《我国新石器时代—西周陶窑综述》,《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苏秉琦论著目录》,《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明路晔及路升墓志考略》,《探古求原—考古杂志社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主要代表作:
  《居延出土的“侯史广德坐不循行部”檄》,《考古》,1979年2期。
  《甘肃新出土的甘露二年“诏所逐验”简考释》,《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
  《简牍资料论著目录》,《考古学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青海大通马良墓出土汉简的整理与研究》,《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居延汉简中所见的骑士》,《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居延汉简所见之蔬菜》,《古今农业》,1988年。
  《居延汉简反映的蔬菜及其相关问题》,《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居延汉简中所记吏卒病伤述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总12期。
 
  自1994年离考古所后,先后为河北、河南、湖北、浙江、山西、陕西、宁夏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编审和主编了考古学发掘报告及学术论文集等专著。大致分列如下:
  北京大学考古系《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
  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2004年。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2004年。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文物局等:《北京奥运场馆考古发掘报告》(上、下),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1996年,科学出版社。
  王振锋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
  杨泓:《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宿白:《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费孝通:《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一);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张忠培等:《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
  沙因、徐元邦等:《考古文物与现代科技—现代科技考古研讨会论文汇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白荣金等:《甲胄复原·中国传统工艺全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
  靳宝:《大葆台西汉墓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
  杜在忠:《杜在忠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一)》,东方出版社,1998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五)》,科学出版社,2014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高庄汉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
  涿州市文物保管所:《涿州文物藏品精选》、《涿州贞石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涿州市旅游文物局:《涿州文物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
  王耀宗:《衡水阎庄法帖》,河北美术出版社,2007年(获河北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二等奖)。
  衡水市文物局:《衡水出土墓志》,河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
  衡水市文物管理处:《衡水文物》,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上、下),科学出版社,2001年。
  洛阳市博物馆等:《洛阳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南阳市博物馆:《学术研究文集—纪念南阳市博物馆建馆四十周年》,科学出版社,2000年。
  洛阳市文物局:《耕耘论丛》(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耕耘论丛》(二),科学出版社,2003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年。
  长江水利委员会:《宜昌路家河·长江三峡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二),科学出版社,1993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三),长征出版社,1997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
  王学理:《解读秦俑—考古亲历者的视角》,学苑出版社,2011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东方出版社,1995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中国代表处、日本国政府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东方出版社,1995年。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察吾呼—大型氏族墓地发掘报告》,东方出版社,1999年。
 
  在考古研究所工作了38年(包括各项运动、下放劳动和“五七”干校的时间在内),期间跨过了两个时代,“文革”前,中国科学院领导时代,“文革”后,社会科学院领导时代。我做编辑工作打下的基础是在前十年,是夏鼐先生任主编期间,夏先生做主编时,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是认真、负责而且严格。从责任编辑推荐的稿件拟目开始,直到付印前的三次校对都要亲自审阅。包括标点符号以及外文目录,发现问题或加编者按,或另写文章加以阐明。我大致统计夏先生在做《考古》和《考古学报》主编期间,为这两个刊物写了约90篇文章。正因为夏先生博览中外书籍,深厚的学识基础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才能为期刊做出如此的贡献。先生的言传身教,使当时初学编辑的我深受教益。

  考古所原编辑室的编辑是辅助研究人员,1958年我从原研究实习员职称补改为见习编辑,工资下调一级,但是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标准并不存在,只是要求研究成果和论文作为评审的标准,从“建设专家库的通知”中仍可看出这种要求的陈陈相因。如果能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一个考古分社,承接全国有关考古学方面的书刊编辑出版工作,其水平绝不会次于文物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这样编辑人员不但可以各得其所,而且还会赢得经济效益,这是个人退休后作了多年考古专业编审工作,结合现在全国考古工作蓬勃发展的情况下的一种设想,仅供放眼宏观的领导参考。

  考古所建所后,是在夏鼐先生领导一代专家和刚步入考古所的年轻人打下的工作基础。建立了编辑室、图书室、资料室、技术室(绘图、照相及修复工作),上世纪60年代设立了实验室,成为在中国考古学中首次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年的实验室。顺便说明一下,考古所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概览1950—2000》及《考古研究所编辑出版书刊目录索引及概要》中,均有“考古编辑室”的名称出现,我的记忆中最初《考古通讯》对外联系用的是“考古研究所编辑室”的名称,《考古通讯》改成月刊《考古》后,对外是用《考古编辑部》的名称,以上均有印记为证,这两个印章“文革”时期均被军宣队收缴,《考古》月刊复刊后,由我去公安局备案,重刻了“考古编辑部”印章,“考古编辑室”的名称不知根据何来。

  编辑工作是为作者服务的平凡工作,编辑也可以是作者、专家,但不可本末倒置。我作了半个多世纪的编辑工作,退休后继续为考古学作编审工作,成了无任所编辑,这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一生中极大的乐趣。唐人秦韬玉有一首题为《贫女》的诗,编辑也常借此诗作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工作写照。但是能把衣料设计加工成得体的完美成衣也并非易事。把稿件作为衣料,加工时把自己视为成衣匠,先设计、再画线、剪裁直至试装得体为止,这个过程是要认真和花费精力的。所以我把《贫女》诗中最后两句的“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改成“乐得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用这种心态来做编审工作,自然就乐在其中了。
我经历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艰苦奋斗的前十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考古所时,我为《考古学集刊》的创办和编辑出版到印刷又做了十年,此时已到了人生的一甲子,又四年后退出了考古所,开始了的无任所编辑生涯,对编辑工作退而未休直到今天。

  昔日的考古研究所院内,建起了地标性的社科大饭店,新建的考古所办公楼,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进出着许多陌生面孔的年轻人,不禁回忆起初到考古所这个大花园工作时的情景。

  只是在政绩突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了三十多年的考古所,至今都未能建成一个图书馆,这未免令人遗憾。

  “本来无一物,何必惹尘埃”,现时除非已不食人间烟火者,或多或少均有些尘埃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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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