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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民
发布时间:2014-08-21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一、本人简介
  李健民,男,1945年出生,籍贯,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职于辽宁省锦州博物馆。1978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5年退休。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队长、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曾参加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矿冶遗址、山西襄汾大柴二里头文化遗址、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山西垣曲小赵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以及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考古调查。

  研究方向为史前及夏商周考古、青铜器、玉器等。退休后从事中国考古学通论及青铜器鉴赏等学术领域的教学工作。
 
二、学术成果
  发表专著及论文数十篇,是《陶寺遗址发掘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主要代表作为:
  1、《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2、《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3、《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4、《东下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考古》,1984年第9期。
  5、《中国古代青铜器戈》,《考古学集刊》第7期,科学出版社,1991年。
  6、《中国全史》第一卷《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战国青铜矛》,《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
  8、《云南青铜矛》,《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9、《四川青铜矛》,《考古》,1996年第2期。
  10、《西周青铜矛》,《考古》,1997年第3期。
  11、《商代青铜矛》,《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春秋青铜矛》《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论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戈、矛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1年第5期。14、《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15、《论夏商周玉戈及相关问题》,《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Ⅱ)》,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年。
  16、《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与国宝回归热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年3月9日、11日连载。
  17、《红山文化与陶寺文化埋葬习俗及历史源流的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亚洲文明第四集——何炳棣院士九十华诞祝寿纪念专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
  19、《坚决反对“回购”圆明园兽首铜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28日。
  20、《奚仲造车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7日。
  21、《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及相关问题》,《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此外,主持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文物基础信息数据库》工作。该课题于2008年圆满结项,并被评定为优秀。
 
三、学术自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自此开始跨入中国考古学的神圣殿堂。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锦州博物馆任职期间,对地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发表于《考古》1978年第6期。在当时文革才结束不久,文博工作刚初步恢复的情况下,我的文章不仅幸运的得到了夏鼐先生的认可,而且成为本人同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敲门砖”。
  
  在考古研究所,我被分配至夏商周研究室山西工作队,参加对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我参加发掘的1978年至1984年期间,亲身经历了大型墓出土随葬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等礼乐器,以及发现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铸金属制品铜铃、毛笔朱书文字扁壶的欢乐情景。陶寺遗址延续的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地层堆积深厚,遗迹打破关系繁复,这不仅要求我必须掌握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认知水平。1984年初冬发现的毛笔朱书“文”和“尧”字陶扁壶,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意义深远。然而限于当时某些客观原因,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未能及时公布于世。直至2001年1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之约,我为创刊号撰写专稿,才得以将其正式发表,并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陶盘上的蟠龙纹图案与陶扁壶上的“文”字,经我提议,组合为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标识物。

  1981年秋季,我被临时抽调参加在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矿冶遗址的发掘。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揭示的采矿、冶炼水平,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开拓了我田野考古的学术视野,也为我日后参与《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编著,撰写其中第十章《东周时期的生产技术》提前做出坚实的铺垫。

  作为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参加田野发掘,而且要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否则会被讥讽为掘土匠。我关注的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已公开发表大量的发掘资料,可寻觅的焦点课题也数不胜数。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我从小题目入手,结合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诠释考古发掘揭示的古代宗教文化遗存的深刻内涵,撰写了《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等文章。进而又撰写了《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和《东下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等具有新的学术观点的文章,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前者被列为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辅助教材,后者则在《考古》上很快发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学术成果,并开始摸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学术研究途径和规律。

  “戎”是古代国家政治中与祭祀同等重要的大事。兵器是戎的表象物。商周时期主战兵器首推青铜戈,其次是青铜矛,出土资料繁复,但是相关研究尚欠深入。由此我萌生了将青铜兵器作为大课题,以青铜戈、矛为突破的切入点,进行系统研究的构想,撰写了《中国古代青铜戈》,以及论述青铜器的系列文章。因为对青铜器兵器的深入研究,学术观点也确有创新见解,在考古界已具一定的知名度,我多次被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聘为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玉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朵奇葩。我对玉文化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情有独钟。2001年为在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提交了《论夏商周玉戈及相关问题》,指出青铜戈出于实战需要演进较快且杀伤力渐大,玉戈作为仪仗主要用于祭祀,演进缓慢滞后。玉戈与青铜戈的对比研究,实际上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深邃含义的诠释。

  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考古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认识并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我应改版后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于2009年8月27日发表《奚仲造车考》,指出夏代奚仲造车,不仅文献记载明确,而且有考古资料佐证,因而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2年是农历壬辰龙年,中央电视台网络台约我作了题为《龙年谈龙》的访谈节目,并在春节期间播出。我依据大量考古资料结合古代文献,对丰富的龙文化内涵以及浓厚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了全面阐述。

  我十分关注并积极投入文物保护工作。2000年4月,保利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公司以4893万元巨款分别购买了香港索斯比和佳士德拍卖行拍卖的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的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猴首、牛首和虎首,以及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燊先生又斥资700万元购入圆明园猪首和马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国内众多媒体对此大加赞赏。我认为高价回购被帝国主义劫掠的圆明园文物是二次被劫掠,其做法是错误的。国内媒体盲目吹捧,实属误导群众。为辨明这场“国宝回归”事件的大是大非,我于2004年3月9日和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与国宝回归热的反思》上下篇长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2009年2月25日,佳士德拍卖行在法国巴黎又一次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历史大有重演之势。我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上发表《坚决反对“回购”圆明园兽首铜像》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也转载了该文,并引起北京电视台的关注,对我进行专访,在《晚间新闻》播出,尖锐揭露佳士德拍卖行的卑鄙行径。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佳士德拍卖行,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也异口同声地反对回购兽首铜像。佳士德拍卖行拍卖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的闹剧最后以流拍而告终。我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为捍卫祖国的尊严竭尽微薄之力,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深感欣慰。

  退休后,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平生所学反馈给社会,遂应多家教育部门的邀请,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和“青铜器鉴赏”两门课程,同时将自己学术研究心得作详细讲解,使学员对古代文物知识的学习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我视考古为生命的灵魂,但自认为不是迂腐的书呆子。学以致用,有益社会,是我人生的准则。我愿在充满艰辛与欢乐的道路上持续前行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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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民

发布时间: 2014-08-21



一、本人简介
  李健民,男,1945年出生,籍贯,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就职于辽宁省锦州博物馆。1978年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5年退休。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队长、资料信息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

  曾参加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遗址、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矿冶遗址、山西襄汾大柴二里头文化遗址、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区山西垣曲小赵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以及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的考古调查。

  研究方向为史前及夏商周考古、青铜器、玉器等。退休后从事中国考古学通论及青铜器鉴赏等学术领域的教学工作。
 
二、学术成果
  发表专著及论文数十篇,是《陶寺遗址发掘报告》的撰写者之一,主要代表作为:
  1、《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2、《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6期。
  3、《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4、《东下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考古》,1984年第9期。
  5、《中国古代青铜器戈》,《考古学集刊》第7期,科学出版社,1991年。
  6、《中国全史》第一卷《远古暨三代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
  7、《战国青铜矛》,《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5年。
  8、《云南青铜矛》,《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
  9、《四川青铜矛》,《考古》,1996年第2期。
  10、《西周青铜矛》,《考古》,1997年第3期。
  11、《商代青铜矛》,《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12、《春秋青铜矛》《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论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戈、矛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1年第5期。14、《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
  15、《论夏商周玉戈及相关问题》,《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Ⅱ)》,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年。
  16、《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与国宝回归热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4年3月9日、11日连载。
  17、《红山文化与陶寺文化埋葬习俗及历史源流的比较研究》,《红山文化研究——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18、《殷商时期玉石仪仗用具所反映的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亚洲文明第四集——何炳棣院士九十华诞祝寿纪念专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
  19、《坚决反对“回购”圆明园兽首铜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28日。
  20、《奚仲造车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8月27日。
  21、《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石钺及相关问题》,《有实其积——纪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六十华诞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此外,主持考古研究所资料信息中心承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文物基础信息数据库》工作。该课题于2008年圆满结项,并被评定为优秀。
 
三、学术自传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自此开始跨入中国考古学的神圣殿堂。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锦州博物馆任职期间,对地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的第一篇学术文章《辽宁兴城县杨河发现青铜器》,发表于《考古》1978年第6期。在当时文革才结束不久,文博工作刚初步恢复的情况下,我的文章不仅幸运的得到了夏鼐先生的认可,而且成为本人同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敲门砖”。
  
  在考古研究所,我被分配至夏商周研究室山西工作队,参加对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考古发掘。在我参加发掘的1978年至1984年期间,亲身经历了大型墓出土随葬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等礼乐器,以及发现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铸金属制品铜铃、毛笔朱书文字扁壶的欢乐情景。陶寺遗址延续的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地层堆积深厚,遗迹打破关系繁复,这不仅要求我必须掌握高水平的田野发掘技术,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认知水平。1984年初冬发现的毛笔朱书“文”和“尧”字陶扁壶,对中国文明起源探索意义深远。然而限于当时某些客观原因,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未能及时公布于世。直至2001年1月,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之约,我为创刊号撰写专稿,才得以将其正式发表,并立即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陶寺遗址出土彩绘陶盘上的蟠龙纹图案与陶扁壶上的“文”字,经我提议,组合为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标识物。

  1981年秋季,我被临时抽调参加在湖北大冶铜绿山东周矿冶遗址的发掘。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揭示的采矿、冶炼水平,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进一步开拓了我田野考古的学术视野,也为我日后参与《中国考古学•两周卷》编著,撰写其中第十章《东周时期的生产技术》提前做出坚实的铺垫。

  作为考古工作者,不仅要参加田野发掘,而且要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否则会被讥讽为掘土匠。我关注的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已公开发表大量的发掘资料,可寻觅的焦点课题也数不胜数。本着从易到难的原则,我从小题目入手,结合民族学和民俗学资料,诠释考古发掘揭示的古代宗教文化遗存的深刻内涵,撰写了《略谈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人祭遗存》、《我国新石器时代断指习俗试探》等文章。进而又撰写了《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酒器》和《东下冯“龙山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等具有新的学术观点的文章,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前者被列为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辅助教材,后者则在《考古》上很快发表。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取得了初步的学术成果,并开始摸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学术研究途径和规律。

  “戎”是古代国家政治中与祭祀同等重要的大事。兵器是戎的表象物。商周时期主战兵器首推青铜戈,其次是青铜矛,出土资料繁复,但是相关研究尚欠深入。由此我萌生了将青铜兵器作为大课题,以青铜戈、矛为突破的切入点,进行系统研究的构想,撰写了《中国古代青铜戈》,以及论述青铜器的系列文章。因为对青铜器兵器的深入研究,学术观点也确有创新见解,在考古界已具一定的知名度,我多次被北京大学文博学院聘为博士生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玉石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朵奇葩。我对玉文化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内涵情有独钟。2001年为在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提交了《论夏商周玉戈及相关问题》,指出青铜戈出于实战需要演进较快且杀伤力渐大,玉戈作为仪仗主要用于祭祀,演进缓慢滞后。玉戈与青铜戈的对比研究,实际上是从一个重要侧面对“国之大事,惟祀与戎”深邃含义的诠释。

  考古学是人文社会科学,考古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认识并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我应改版后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之约,于2009年8月27日发表《奚仲造车考》,指出夏代奚仲造车,不仅文献记载明确,而且有考古资料佐证,因而在我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2年是农历壬辰龙年,中央电视台网络台约我作了题为《龙年谈龙》的访谈节目,并在春节期间播出。我依据大量考古资料结合古代文献,对丰富的龙文化内涵以及浓厚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作了全面阐述。

  我十分关注并积极投入文物保护工作。2000年4月,保利艺术博物馆和北京市文物公司以4893万元巨款分别购买了香港索斯比和佳士德拍卖行拍卖的1860年被英法联军劫掠的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猴首、牛首和虎首,以及乾隆款酱地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燊先生又斥资700万元购入圆明园猪首和马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国内众多媒体对此大加赞赏。我认为高价回购被帝国主义劫掠的圆明园文物是二次被劫掠,其做法是错误的。国内媒体盲目吹捧,实属误导群众。为辨明这场“国宝回归”事件的大是大非,我于2004年3月9日和1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发表《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与国宝回归热的反思》上下篇长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2009年2月25日,佳士德拍卖行在法国巴黎又一次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历史大有重演之势。我立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网站上发表《坚决反对“回购”圆明园兽首铜像》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也转载了该文,并引起北京电视台的关注,对我进行专访,在《晚间新闻》播出,尖锐揭露佳士德拍卖行的卑鄙行径。国家文物局发表声明严厉谴责佳士德拍卖行,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也异口同声地反对回购兽首铜像。佳士德拍卖行拍卖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的闹剧最后以流拍而告终。我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为捍卫祖国的尊严竭尽微薄之力,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深感欣慰。

  退休后,我认为应该将自己平生所学反馈给社会,遂应多家教育部门的邀请,讲授“中国考古学通论”和“青铜器鉴赏”两门课程,同时将自己学术研究心得作详细讲解,使学员对古代文物知识的学习具有严谨的科学性。我视考古为生命的灵魂,但自认为不是迂腐的书呆子。学以致用,有益社会,是我人生的准则。我愿在充满艰辛与欢乐的道路上持续前行直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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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