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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展岳
发布时间:2014-06-05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黄展岳简历
  黄展岳,男,1926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农村。家境清贫,从小参加农业劳动。上小学中学时,读书比较刻苦勤奋。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52年选读考古专业,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攻读汉唐考古。曾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考古工作。1972年从河南“五七干校”调回,负责《考古学报》的复刊编辑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后来又任《考古学报》副主编。曾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学术成果有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等二百多篇。多次荣获考古所、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学术成果
  从1956年开始发表考古论文至2011年底,共出版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和书评、书序、杂文等,约二百多篇。
 
  独著:
  1、《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优秀成果奖。
  2、《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3、《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4、《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获2006年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5、《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
  6、《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合著:
  1、《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73年。2、《西汉南越王墓》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奖,1995年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3、《岭南西汉文物宝库:广州南越王墓(中国考古文物之美•九)》,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联合出版,1994年。
 
  除上述论著外,还参加《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等集体著作的拟目和定稿,并撰写其中部分章节和条目。还应白寿彝先生的邀请,为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撰写秦汉卷(1995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卷(1995年)中的《考古材料》,共十五节(篇)。
 
 
学术自传
学术业绩
  1953年秋季,我们选读考古专业的同学,与第二届全国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一道,在裴文中、夏鼐等老师的教导下,在洛阳烧沟、郑州二里岗进行田野发掘实习。实习结束后,我被安排参加蒋若是先生主持的《洛阳烧沟汉墓》资料整理,负责编写“陶器”部分(科学出版社,1959年),从此开始了我的考古生涯。
 
  在出版的六部独著、三部合著以及单篇论文和考古报告中,比较重要的学术业绩是对西汉南越王墓和南越国、西汉礼制建筑、中国古代人牲人殉、中国早期冶铁和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等。下面对独著、合著的情况及其学术贡献略作介绍。
 
  (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6月。同年8月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组队发掘。本人担任副队长。具体负责现场发掘。发掘后,与队长麦英豪(广州市文管会)共同主持资料整理,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定稿。根据墓葬的结构特点,采用八个墓室各列一章,器物的分型、分式,全墓统一划分。书末附“器物登记表”。这种写法,在同类发掘报告中是一种创新,既保证各墓室的相对完整性,又保证全书资料的统一性。在资料报告的基础上,我撰写《出土文字资料汇考》、《墓主与年代》、《南越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篇带有综合性和总结性的文章,把南越国和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掘报告排印期间和出版以后,我又陆续发表《论南越国的青铜器》、《论南越国的铁器》、《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以及南越国官印和动物纹牌饰等多篇论文。南越王墓资料和我们的研究成果,被广大同行接受,还被大量选入中国通史和大专院校的历史考古学教材中。
 
  《西汉南越王墓》出版后,我们应台北光复书局的要求,在北京文物出版社的配合下,着手编撰《岭南西汉文物宝库:广州南越王墓》巨型彩版图集。图集集中展现了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精粹。本人负责编写书中的南越国简史、赵佗的历史地位、发掘纪实、奇珍异宝等多篇简介。图集出版后,广受海峡两岸和国外读者的欢迎。
 
  (二)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58年-1960年由本人主持发掘。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发掘结束后参加发掘的同志全部调离或分配其他工作,资料长期封存,直到1998年由我整理编写,除绘图、照相请所内其他同志帮助外,其他全部由我完成。
 
  所谓“礼制建筑”,主要是指明堂、辟雍、太学、灵台、宗庙和社稷等一类古代皇家建筑。在这些礼制建筑中,最难说清楚的问题是明堂、辟雍是各自独立还是合在同一建筑中的,对这一问题,古今学者聚讼纷纭。我摒弃前人在“三礼”中找答案的思路,主张西汉礼制建筑的形制和定名,自应以《汉书》中提到兴建明堂、辟雍的创始人刘歆、王莽等人的言论为主要依据,比对出土遗址的形制来定名。经过一番比对研究,最后判定带有四周圜水的大土门遗址为西汉末元始年间修建的辟雍。西边的一组建筑是王莽地皇年间修建的“九庙”。西南边的两座建筑,一座是汉初利用秦社稷改建的汉社稷;另一座是王莽兴建的新社稷,未完工而新亡。我对这批建筑遗址的定名,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三)《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是在《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牲人殉的起源、发展及衰落的过程。探讨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意在揭露这一黑暗的惨无人道的史实,期望引起国人对这一传统文化的反思。该书出版后,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出版。香港《华侨日报》和英国剑桥大学《剑桥考古学评论》连续转载。
 
  (四)《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是我和王世民同志在湖南省博物馆初稿上做了大量的资料审核,修改定稿付印的。经我修改或改写的有墓葬形制、漆器、木俑、竹简及年代和死者等部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大型专著的出版,当时曾轰动国内外,是考古专著中印数最多的一部。译著有日文、英文。
 
  (五)《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是一部科学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的读物。有感于宋人高承据存世古籍辑录的《事物纪原》的流弊,心想如果把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出土文物记录下来,藉以探索事物的起源,一定要比单凭古籍记载扎实可靠。于是在阅读文物考古书刊的时候,便留心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有所得,则抄录另纸,日积月累,竟收集数百条。应王仁湘主编《华夏文明探索丛书》的关照,我把这份材料梳理裁订,选择比较重要的共一百零九条,以类相从,分为十一章结集出版。我的本意重在材料的客观辑录,为探索各种物质文化的起源提供一块“跳板”。此书出版后,广受社会读者欢迎。书早已售罄,目前正在再版中。
 
  (六)1999年、2008年我先后出版两部论文集:《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和《先秦两汉考古论丛》。两书汇集论文一百一十二篇,内容包括秦汉陵寝制度、秦汉简牍、汉代礼制建筑、汉代饮食文化、早期铁器与农耕、两广青铜文化、南越王墓与南越国的考古学问题、闽越、东瓯都城所在地的探索、人牲人殉与俑葬以及读书札记等。这些文章大多是本人亲历考古工作的研究成果。其中收录的《汉代诸侯王墓论述》、《云梦秦律简论》、《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人牲人殉与中国古代社会》、《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等文章,大多篇幅较长,用力较多,尤具独立见解。这两部论集的出版,对先秦两汉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当有所帮助。
 
治学心得
  1954年我到考古所工作,直接与考古结缘。在考古所多位老师中,对我的科研方向、科研作风影响最大的是夏鼐先生。夏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田野调查发掘,研究对象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遗物,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遵循夏先生的教导,我把田野工作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我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工作,参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修改定稿,主持编写《云南土法炼铁》、《西汉南越王墓》和《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等多部考古报告。
 
  我的体会是,发掘本身就是研究,发掘报告的质量之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掘是否认真,所以容不得半点粗心大意。我从事汉唐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古代实物资料与参证文献记载并重,二者互相配合。除了要专注于所研究的实物资料以外,还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实物资料。例如研究汉长安城遗址,也应该熟悉六国都城、秦咸阳城和汉魏洛阳城。对自己所研究的实物资料年代的文献,正史、野史、方志、类书、稗官小说、乐府诗词都要看,有的还要熟读。提倡博览群书,有兴趣的书都看,触类旁通,扩大视野,提高文字写作水平。要及时写发掘报告,写专题论文,也可以写一些知识性通俗性的文章或小册子。执著为文,即兴而作,不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
 
  做学问贵在专心致志,淡化名利,甘心清寂;养成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学风;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解决一二个具体问题入手;切忌好高骛远,自以为是;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争取做到毁誉荣辱均在所不计的人生境界。2002年,我应《中国文物报》“文博百家言”栏目的要求,撰写一短文,曾申明“我年逾七旬,于名于利均已无所追求,只想多留一点有用的文字于人间,为考古学这个领域的构架增加几块砖瓦,备后之识者采择利用,予愿足矣。”现在还是这想法。
 
  时下流行高学位、高职称,与此俱来的是急功近利、浮躁浅薄、抄袭剽窃、官位至上、腐败之风冲击学术界。这种现象,我看不惯,无法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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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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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展岳简历
  黄展岳,男,1926年8月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农村。家境清贫,从小参加农业劳动。上小学中学时,读书比较刻苦勤奋。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1952年选读考古专业,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56年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攻读汉唐考古。曾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考古工作。1972年从河南“五七干校”调回,负责《考古学报》的复刊编辑工作。1985年评为研究员,后来又任《考古学报》副主编。曾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厦门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学术成果有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等二百多篇。多次荣获考古所、社科院、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学术成果
  从1956年开始发表考古论文至2011年底,共出版独著六部、合著三部,单篇论文、考古报告和书评、书序、杂文等,约二百多篇。
 
  独著:
  1、《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研优秀成果奖。
  2、《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3、《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
  4、《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2003年。获2006年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5、《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年。
  6、《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2008年。
 
  合著:
  1、《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73年。2、《西汉南越王墓》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91年。获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优秀成果奖,1995年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199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二等奖。
  3、《岭南西汉文物宝库:广州南越王墓(中国考古文物之美•九)》,文物出版社、光复书局联合出版,1994年。
 
  除上述论著外,还参加《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等集体著作的拟目和定稿,并撰写其中部分章节和条目。还应白寿彝先生的邀请,为他主编的《中国通史》撰写秦汉卷(1995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卷(1995年)中的《考古材料》,共十五节(篇)。
 
 
学术自传
学术业绩
  1953年秋季,我们选读考古专业的同学,与第二届全国考古训练班的学员一道,在裴文中、夏鼐等老师的教导下,在洛阳烧沟、郑州二里岗进行田野发掘实习。实习结束后,我被安排参加蒋若是先生主持的《洛阳烧沟汉墓》资料整理,负责编写“陶器”部分(科学出版社,1959年),从此开始了我的考古生涯。
 
  在出版的六部独著、三部合著以及单篇论文和考古报告中,比较重要的学术业绩是对西汉南越王墓和南越国、西汉礼制建筑、中国古代人牲人殉、中国早期冶铁和汉代诸侯王墓的研究等。下面对独著、合著的情况及其学术贡献略作介绍。
 
  (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发现于1983年6月。同年8月由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联合组队发掘。本人担任副队长。具体负责现场发掘。发掘后,与队长麦英豪(广州市文管会)共同主持资料整理,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定稿。根据墓葬的结构特点,采用八个墓室各列一章,器物的分型、分式,全墓统一划分。书末附“器物登记表”。这种写法,在同类发掘报告中是一种创新,既保证各墓室的相对完整性,又保证全书资料的统一性。在资料报告的基础上,我撰写《出土文字资料汇考》、《墓主与年代》、《南越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三篇带有综合性和总结性的文章,把南越国和当时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发掘报告排印期间和出版以后,我又陆续发表《论南越国的青铜器》、《论南越国的铁器》、《南越王墓出土玉璧》、《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和组玉佩》,以及南越国官印和动物纹牌饰等多篇论文。南越王墓资料和我们的研究成果,被广大同行接受,还被大量选入中国通史和大专院校的历史考古学教材中。
 
  《西汉南越王墓》出版后,我们应台北光复书局的要求,在北京文物出版社的配合下,着手编撰《岭南西汉文物宝库:广州南越王墓》巨型彩版图集。图集集中展现了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精粹。本人负责编写书中的南越国简史、赵佗的历史地位、发掘纪实、奇珍异宝等多篇简介。图集出版后,广受海峡两岸和国外读者的欢迎。
 
  (二)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58年-1960年由本人主持发掘。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发掘结束后参加发掘的同志全部调离或分配其他工作,资料长期封存,直到1998年由我整理编写,除绘图、照相请所内其他同志帮助外,其他全部由我完成。
 
  所谓“礼制建筑”,主要是指明堂、辟雍、太学、灵台、宗庙和社稷等一类古代皇家建筑。在这些礼制建筑中,最难说清楚的问题是明堂、辟雍是各自独立还是合在同一建筑中的,对这一问题,古今学者聚讼纷纭。我摒弃前人在“三礼”中找答案的思路,主张西汉礼制建筑的形制和定名,自应以《汉书》中提到兴建明堂、辟雍的创始人刘歆、王莽等人的言论为主要依据,比对出土遗址的形制来定名。经过一番比对研究,最后判定带有四周圜水的大土门遗址为西汉末元始年间修建的辟雍。西边的一组建筑是王莽地皇年间修建的“九庙”。西南边的两座建筑,一座是汉初利用秦社稷改建的汉社稷;另一座是王莽兴建的新社稷,未完工而新亡。我对这批建筑遗址的定名,受到绝大多数同行的认可。
 
  (三)《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是在《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基础上增补修订而成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牲人殉的起源、发展及衰落的过程。探讨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意在揭露这一黑暗的惨无人道的史实,期望引起国人对这一传统文化的反思。该书出版后,被日本学者翻译成日文出版。香港《华侨日报》和英国剑桥大学《剑桥考古学评论》连续转载。
 
  (四)《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是我和王世民同志在湖南省博物馆初稿上做了大量的资料审核,修改定稿付印的。经我修改或改写的有墓葬形制、漆器、木俑、竹简及年代和死者等部分。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大型专著的出版,当时曾轰动国内外,是考古专著中印数最多的一部。译著有日文、英文。
 
  (五)《考古纪原:万物的来历》是一部科学性、知识性和通俗性的读物。有感于宋人高承据存世古籍辑录的《事物纪原》的流弊,心想如果把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出土文物记录下来,藉以探索事物的起源,一定要比单凭古籍记载扎实可靠。于是在阅读文物考古书刊的时候,便留心收集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有所得,则抄录另纸,日积月累,竟收集数百条。应王仁湘主编《华夏文明探索丛书》的关照,我把这份材料梳理裁订,选择比较重要的共一百零九条,以类相从,分为十一章结集出版。我的本意重在材料的客观辑录,为探索各种物质文化的起源提供一块“跳板”。此书出版后,广受社会读者欢迎。书早已售罄,目前正在再版中。
 
  (六)1999年、2008年我先后出版两部论文集:《先秦两汉考古与文化》和《先秦两汉考古论丛》。两书汇集论文一百一十二篇,内容包括秦汉陵寝制度、秦汉简牍、汉代礼制建筑、汉代饮食文化、早期铁器与农耕、两广青铜文化、南越王墓与南越国的考古学问题、闽越、东瓯都城所在地的探索、人牲人殉与俑葬以及读书札记等。这些文章大多是本人亲历考古工作的研究成果。其中收录的《汉代诸侯王墓论述》、《云梦秦律简论》、《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人牲人殉与中国古代社会》、《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等文章,大多篇幅较长,用力较多,尤具独立见解。这两部论集的出版,对先秦两汉历史考古学的研究当有所帮助。
 
治学心得
  1954年我到考古所工作,直接与考古结缘。在考古所多位老师中,对我的科研方向、科研作风影响最大的是夏鼐先生。夏先生生前曾多次强调,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田野调查发掘,研究对象是古人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遗物,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遵循夏先生的教导,我把田野工作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立足点,“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就研究什么问题”。我多次参加或主持洛阳、黄河水库、西安、昆明、广州等地的田野工作,参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修改定稿,主持编写《云南土法炼铁》、《西汉南越王墓》和《西汉礼制建筑遗址》等多部考古报告。
 
  我的体会是,发掘本身就是研究,发掘报告的质量之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掘是否认真,所以容不得半点粗心大意。我从事汉唐考古,属于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古代实物资料与参证文献记载并重,二者互相配合。除了要专注于所研究的实物资料以外,还应该关注与之相关的实物资料。例如研究汉长安城遗址,也应该熟悉六国都城、秦咸阳城和汉魏洛阳城。对自己所研究的实物资料年代的文献,正史、野史、方志、类书、稗官小说、乐府诗词都要看,有的还要熟读。提倡博览群书,有兴趣的书都看,触类旁通,扩大视野,提高文字写作水平。要及时写发掘报告,写专题论文,也可以写一些知识性通俗性的文章或小册子。执著为文,即兴而作,不要把自己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
 
  做学问贵在专心致志,淡化名利,甘心清寂;养成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学风;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解决一二个具体问题入手;切忌好高骛远,自以为是;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学习他们终生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争取做到毁誉荣辱均在所不计的人生境界。2002年,我应《中国文物报》“文博百家言”栏目的要求,撰写一短文,曾申明“我年逾七旬,于名于利均已无所追求,只想多留一点有用的文字于人间,为考古学这个领域的构架增加几块砖瓦,备后之识者采择利用,予愿足矣。”现在还是这想法。
 
  时下流行高学位、高职称,与此俱来的是急功近利、浮躁浅薄、抄袭剽窃、官位至上、腐败之风冲击学术界。这种现象,我看不惯,无法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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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