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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谦盈
发布时间:2014-06-03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一、研究经历和著作
 
  胡谦盈,男,研究员,1930年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市下绵湖村。1953年夏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由国家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师从陈梦家先生。1958年起承担考古研究项目,先后任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安阳队、丰镐队和泾渭队队长。1990年退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至2003年义务完成徐家碾和碾子坡两地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
 
  在所供职的37年中有12年随风参加所谓文化大革命,下乡搞“四清”和劳动锻炼(务农),做考古研究的时间只有25年,其中22年是在调查发掘中渡过的,足迹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学术兴趣广泛,上自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下迄汉、唐遗存,皆有所涉猎。但工作重点是探讨和研究仰韶文化各个类型的特异性和地域之间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古代洞穴居室文化,勘察丰、镐都址位置、范围、宫室区及其文化遗存分期与年代,姬周文化及历史的起源与发展等。具体工作项目和地点:1954年至1957年先后参加洛阳中州路两周墓葬、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和周都丰镐地区三个重点项目的大规模发掘;其中受队长之托,主持宝鸡李家崖战国、汉代墓葬,镐京斗门镇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和1957年秋丰邑张家坡西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另一项工作是指导1955年、1956年两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来队实习的部分毕业生以及本所见习员和研究实习员做发掘工作。1958年起先后主持晋南、豫东商丘和泾渭三个地区的考古调查,以及丰、镐周墟、安阳殷墟、晋南东庄村仰韶遗址、陇东常山文化遗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和陕西碾子坡先周遗址等项目的大规模发掘研究。此外,1958年12月-1959年1月在安徽六安地区办考古训练班以及在寿县做考古调查。1977年参加本所河南一队在豫东开封、周口等地区的调查;并受队长之托,主持拓城孟庄早商遗址的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70岁开始发表专著,计五部共270多万字(内有20万字是他人写的人骨、兽骨和铜器鉴定报告等):    
 
  1、《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主编兼主要作者),科学出版社,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2008年)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3、《南邠州•碾子坡(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2010年)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2年著作一等奖。
     4、《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2012年)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5、《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治学一生“甘坐冷板凳”。田野调查发掘力求做到准确无误和实事求是,著书立说遵循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在学术上既注意宏观,又十分重视微观,即严格遵循宏观理论分析和微观实证相结合说明问题。毕生恪守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及其规律做学问,在研究中善于发现和抓住学术难题并勇于创新,并通过田野考古实践提炼出解决重要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在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内有多项是属于开拓考古新领域的原创性成果。
    
  (一)仰韶文化研究的两项创新
    
  1、1958年在晋南东庄村发现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之间的过渡期——东庄村类型早期遗存。22年后,在陕西碾子坡发现东庄村类型晚期遗存。这样,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东庄村类型→庙底沟类型的演化轨迹就十分清晰。其立论很快为学人接受。
    
  2、1979年在陇东镇原县常山遗址发现常山下层文化,它是仰韶文化在该地区发展的晚期阶段,后来演化为齐家文化。这一发现纠正了过去把齐家文化视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继续说法,为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系列提供了新的看法和证据。
    
  (二)丰、镐都址及周文化遗存研究的三项突破
    
  丰、镐都址略约从北宋初就不能确指其位了。明、清以来人们为弄清都址位置做过很多的努力。我从1954年到1963年大部分时间参加勘探丰、镐故址位置等工作,1959年任队长后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和工作方法,到1963年取得重大突破:
    
  1、利用地层探查方法,弄清了与丰、镐两京有关的古代水道——丰水、滈水、镐池、彪池和汉、唐时期昆明池的具体流向、位置和范围等水文地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踏查、钻探和发掘收获,考证出丰邑故址在今沣河中游西岸旁客省庄一带,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宫室区在马王村和客省庄之间。镐京故址在沣河中游东岸洛水村和斗门镇一带,被昆明池破坏,残存面积约四平方公里。宫室区在洛水村地区。上述成果已经过50年的检验,是完全切合实际的。
    
  2、运用地层学分期理论和方法,根据白家庄和洛水村两地的西周文化层堆积与内涵,提出周文化三期说,为丰、镐地区西周文化的研究揭开了序幕。这项成果,后来成为西周文化遗存分期断代的标尺。
    
  3、1959年在客省庄村南发现西周初期灰坑H10打破先周房址H11的现象。这一成果既纠正了以往关于丰镐都址地层分期的错误,即把先周和西周初期两种不同遗存混淆在一起称为西周早期居住遗存,更为重要的是为探索和研究先周文化提出了依据和线索,这在考古学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后来我从事先周文化研究,特别是迁岐以前周人遗留及其历史的研究,是客省庄先周遗址发掘研究的继续和延伸。
    
  (三)迁岐以前周人遗存及其历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迁岐以前的周人历史属于传说,其信史有待考古资料来复原,所以我立项和组织泾渭考古队开展迁岐以前周文化及其历史的探索与研究。1978年至1979年在泾渭地区开展深入调查,行程数千里,踏查研究古文化遗址数百处,对先周文化分布及其规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重要发现有:(1)分布在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与周王居岐、丰时期的年代相当;(2)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其中以“公刘居邠(俗称南邠)”地区的先周遗址分布最为稠密,而且堆积厚(度),包含物丰富。因此我们选择陕西碾子坡遗址进行了11个季度的发掘,获得了十分丰富的周人居邠时期的文化遗存,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都是重大突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摸清了先周文化分布范围在泾、渭地区。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即文献记载周人初期居住和活动的北邠和南邠地区。也就是说,属于戎狄族(也称姜戎或羌戎)的周人系兴起和发祥于泾河上游地区,而不是关中平原地区的武功县一带或者钱穆、邹衡先生主张的晋南地区。
    
  2、在碾子坡发掘获得了一批典型的先周文化类型品,内有墓葬等遗迹,出土有铜、石、陶、骨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碳化高粱谷粒、文字和卜骨宗教遗物等,使我们对居邠周人的文化面貌特征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和认识,确立了它在夏商周考古学中的地位,从而为今后深入探索和彻底解决周文化起源这一难题创造了前提。
    
  3、根据碾子坡发掘收获和层位关系,并参照岐邑和丰、镐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年代先后确凿地论证了先周文化三期说,为先周文化发展序列的研究揭开了序幕。
    
  4、根据发掘收获并结合文献记载,得以复原居邠周人社会史概貌:(1)此时周人已进入农牧经济的奴隶制,能制造青铜器,有文字,占卜风尚流行。(2)从埋葬制度方面的考察,社会处于血缘同性葬(兄弟、姐妹)向姻亲异性葬(夫妇)的过渡阶段。大概到了西周初期,由血缘同性墓组合制度演化为姻亲异性墓组合制度的过程才基本完成。(3)姬周具有戎狄族特性,擅长畜牧业。周人比较可信的始祖是“奔走于戎狄之间的不窋”,到公刘时期在泾河上游才有较稳定的根据地,农业才较快地发展起来。(4)殷墟卜辞上之“周”指的是居邠之周人,“周侯”说的是与商王武丁同龄人之周先公。也就是说,周人居邠时已沦为商王朝的附庸“小邦”,国号称“周”。
    
  (四)开拓中国远古时期建筑学——土洞穴居室文化的研究
    
  已故梁思成、林徽因等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但先辈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内涵限于地面上的砖木建筑,并未涉及对地下土内构造的窑洞居室文化内涵的研究。我在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正是开拓黄土地区窑洞居室文化领域的研究。
    
  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队在陕西客省庄发现西周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洞穴居室房址,这是我们初次确认中国远古时期存在土洞穴居室和生活习俗。我从那时至1985年历时31年完成古代洞穴房址及相关遗迹发掘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86年和张孝光先生合写了《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一文。这是至今唯一讨论中国古代窑洞住房的专论和综合研究,对它在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的应有地位,乃至流传至今的现实问题,做了历史的考察和评论。
    
  1、窑洞居室是根据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依照天然岩洞的形式建造和发展的。现知它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它起源年代应更早)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2、分布范围在中国北方黄土地区,与古代文献记载我国穴居地区相吻合。
    
  3、探讨和阐明了西周以前窑洞居室形制、种类、时代特点及所在地貌的分布规律和窑洞聚落形态等问题。
    
  4、今日黄土地区居民采用的从崖面开大口挖窑洞及纵长使用面积的形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此外我不仅对寺洼文化的研究比前人的认识深入了一步,阐明它起源于洮河流域,广泛分布于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和陕西省西部边陲,属于中国古代戎狄族的文化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晚期遗存是青铜文化,社会已进入农牧经济的奴隶制。寺洼文化和先周文化存在密切交流和融合现象,所以寺洼文化应是研究中国上古史以及华夏民族形成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遗存资料。还根据商、周和其他考古文化中殉人墓葬的发掘资料,阐明了郭沫若先生关于我国商、周时期奴隶制人殉观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三、学术思想和理论成就
    
  对考古学方法论及其应用,我在研究中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从严格的论证和实证材料出发,修正已有理论的不适用性和学术局限,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形成创新型的概念。其中反映我学术思想的主要立说有:
    
  (一)科学阐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功能和范围界定,以及二者在遗存分期断代中的作用和价值。指出地层学断代是准确的,并运用此原理建立先周文化三期说和西周文化三期说,为姬周文化发展序列的研究揭开了序幕。至于类型学即根据标本形制比较判断其年代是逻辑推理即属可能性,而不是绝对准确无误的定论(在考古中用类型学方法进行遗存分期断代十分常见,而且说者往往还认为其立论是准确无误的,这是偌大的误会)。原因是事物往往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演化过程,各类器物的情况也不会例外。也就是说,分别处于产生、发展和衰亡不同阶段制作的同类同式器物在年代上是不同的,所以器物形制相似和相同是一码事,具体标本的年代是否相同又是另一码事,二者是不同含义和科学概念的两个问题。至于各式器物的沿用年代以及在不同阶段制作的同类同式标本的差年是否达到考古分期年数,则需要通过地层学原理来解决,使用类型学方法是无法解决的。
    
  (二)田野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编写报告是考古研究中三个不同工作环节,研究者必须参加工作的全过程。另外考古新发现和成果是通过调查发掘取得的,所谓“立说”不过是用文字来表达成果而已。若田野调查发掘无收获,即没有取得解决问题的证据,著作者虽有“李白、杜甫之文采”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说,考古学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调查发掘是考古学的生长点和学术生命力,而不只是辅助性和技术性工作。由是说明,编写考古报告者不做田野工作应属“闭门造车”和剽窃行为。
   
  (三)针对把田野考古视为纯属收集遗存资料行为的错误观点及其工作方法,大力提倡调查发掘务必要从史学高度做工作,也就是把田野考古纳入专题研究的范畴,以及严格把握遗存资料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才有可能解决史学和考古学上不清楚的问题。如发掘居址不仅要弄清楚各类遗存的面貌特征、相互关系、层位及年代,它的学术目的是复原其聚落形态或都城形制。发掘墓葬并非“探宝”或猎取“古董”;或者限于对墓葬形制资料进行分类研究和分期断代(迄今发表的墓葬报告多属此类低水平作品),它的学术目的是通过发掘获取墓地形制和墓葬形制两类不同资料来还原当时人们的埋葬习俗、制度及其思想信仰内涵。此点我曾以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和碾子坡周文化三个墓地(两个先周文化墓地和一个西周文化墓地)的发掘为例,来加以具体详细说明。
    
  (四)1959年4期《考古》上刊载的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十分精辟地论证了不知名的遗存应以初次出土地点的名字来命名。文化命名必需具备两个条件:(1)遗存分布有一定的范围地区。(2)遗存有自具特征的一组陶器群。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考古文化命名定义和准则,终结了以往在考古文化命名问题上的混乱现象。然而,后来我发现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居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二者有时一致的,有时则不尽相同,以后种情况为多见。由于存在上述情况,在考古中出现将一种考古文化的居住遗存和墓葬遗存分别加以命名的错误。如陕西郑家坡居址和刘家村墓葬都是先周文化,发掘者却根据两地出土的陶鬲形制不同而分别加以文化命名,称前者为先周文化,后者为“刘家文化”。我针对上述新情况,科学阐明考古文化系由居址和墓葬两类遗存构成的原理,作为前述夏鼐先生文化命名第二个条件的补充,也就是夏鼐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定义学说的完善。
                                             
  2012年11月完稿  北京潘家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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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谦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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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经历和著作
 
  胡谦盈,男,研究员,1930年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市下绵湖村。1953年夏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由国家分配至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师从陈梦家先生。1958年起承担考古研究项目,先后任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安阳队、丰镐队和泾渭队队长。1990年退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至2003年义务完成徐家碾和碾子坡两地发掘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
 
  在所供职的37年中有12年随风参加所谓文化大革命,下乡搞“四清”和劳动锻炼(务农),做考古研究的时间只有25年,其中22年是在调查发掘中渡过的,足迹遍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学术兴趣广泛,上自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周文化,下迄汉、唐遗存,皆有所涉猎。但工作重点是探讨和研究仰韶文化各个类型的特异性和地域之间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古代洞穴居室文化,勘察丰、镐都址位置、范围、宫室区及其文化遗存分期与年代,姬周文化及历史的起源与发展等。具体工作项目和地点:1954年至1957年先后参加洛阳中州路两周墓葬、西安半坡仰韶遗址和周都丰镐地区三个重点项目的大规模发掘;其中受队长之托,主持宝鸡李家崖战国、汉代墓葬,镐京斗门镇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和1957年秋丰邑张家坡西周文化遗址的发掘。另一项工作是指导1955年、1956年两届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来队实习的部分毕业生以及本所见习员和研究实习员做发掘工作。1958年起先后主持晋南、豫东商丘和泾渭三个地区的考古调查,以及丰、镐周墟、安阳殷墟、晋南东庄村仰韶遗址、陇东常山文化遗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和陕西碾子坡先周遗址等项目的大规模发掘研究。此外,1958年12月-1959年1月在安徽六安地区办考古训练班以及在寿县做考古调查。1977年参加本所河南一队在豫东开封、周口等地区的调查;并受队长之托,主持拓城孟庄早商遗址的发掘和报告编写工作。70岁开始发表专著,计五部共270多万字(内有20万字是他人写的人骨、兽骨和铜器鉴定报告等):    
 
  1、《胡谦盈周文化考古研究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主编兼主要作者),科学出版社,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2008年)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3、《南邠州•碾子坡(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2010年)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12年著作一等奖。
     4、《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2012年)离退休人员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5、《周文化及相关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治学一生“甘坐冷板凳”。田野调查发掘力求做到准确无误和实事求是,著书立说遵循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原则;在学术上既注意宏观,又十分重视微观,即严格遵循宏观理论分析和微观实证相结合说明问题。毕生恪守考古学研究的特点及其规律做学问,在研究中善于发现和抓住学术难题并勇于创新,并通过田野考古实践提炼出解决重要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在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内有多项是属于开拓考古新领域的原创性成果。
    
  (一)仰韶文化研究的两项创新
    
  1、1958年在晋南东庄村发现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之间的过渡期——东庄村类型早期遗存。22年后,在陕西碾子坡发现东庄村类型晚期遗存。这样,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东庄村类型→庙底沟类型的演化轨迹就十分清晰。其立论很快为学人接受。
    
  2、1979年在陇东镇原县常山遗址发现常山下层文化,它是仰韶文化在该地区发展的晚期阶段,后来演化为齐家文化。这一发现纠正了过去把齐家文化视为马家窑文化马厂期继续说法,为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系列提供了新的看法和证据。
    
  (二)丰、镐都址及周文化遗存研究的三项突破
    
  丰、镐都址略约从北宋初就不能确指其位了。明、清以来人们为弄清都址位置做过很多的努力。我从1954年到1963年大部分时间参加勘探丰、镐故址位置等工作,1959年任队长后采用新的研究思路和工作方法,到1963年取得重大突破:
    
  1、利用地层探查方法,弄清了与丰、镐两京有关的古代水道——丰水、滈水、镐池、彪池和汉、唐时期昆明池的具体流向、位置和范围等水文地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根据文献记载并结合实地踏查、钻探和发掘收获,考证出丰邑故址在今沣河中游西岸旁客省庄一带,面积约六平方公里。宫室区在马王村和客省庄之间。镐京故址在沣河中游东岸洛水村和斗门镇一带,被昆明池破坏,残存面积约四平方公里。宫室区在洛水村地区。上述成果已经过50年的检验,是完全切合实际的。
    
  2、运用地层学分期理论和方法,根据白家庄和洛水村两地的西周文化层堆积与内涵,提出周文化三期说,为丰、镐地区西周文化的研究揭开了序幕。这项成果,后来成为西周文化遗存分期断代的标尺。
    
  3、1959年在客省庄村南发现西周初期灰坑H10打破先周房址H11的现象。这一成果既纠正了以往关于丰镐都址地层分期的错误,即把先周和西周初期两种不同遗存混淆在一起称为西周早期居住遗存,更为重要的是为探索和研究先周文化提出了依据和线索,这在考古学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后来我从事先周文化研究,特别是迁岐以前周人遗留及其历史的研究,是客省庄先周遗址发掘研究的继续和延伸。
    
  (三)迁岐以前周人遗存及其历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迁岐以前的周人历史属于传说,其信史有待考古资料来复原,所以我立项和组织泾渭考古队开展迁岐以前周文化及其历史的探索与研究。1978年至1979年在泾渭地区开展深入调查,行程数千里,踏查研究古文化遗址数百处,对先周文化分布及其规律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重要发现有:(1)分布在关中地区的先周文化与周王居岐、丰时期的年代相当;(2)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其中以“公刘居邠(俗称南邠)”地区的先周遗址分布最为稠密,而且堆积厚(度),包含物丰富。因此我们选择陕西碾子坡遗址进行了11个季度的发掘,获得了十分丰富的周人居邠时期的文化遗存,这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都是重大突破,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1、摸清了先周文化分布范围在泾、渭地区。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泾河上游,即文献记载周人初期居住和活动的北邠和南邠地区。也就是说,属于戎狄族(也称姜戎或羌戎)的周人系兴起和发祥于泾河上游地区,而不是关中平原地区的武功县一带或者钱穆、邹衡先生主张的晋南地区。
    
  2、在碾子坡发掘获得了一批典型的先周文化类型品,内有墓葬等遗迹,出土有铜、石、陶、骨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碳化高粱谷粒、文字和卜骨宗教遗物等,使我们对居邠周人的文化面貌特征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和认识,确立了它在夏商周考古学中的地位,从而为今后深入探索和彻底解决周文化起源这一难题创造了前提。
    
  3、根据碾子坡发掘收获和层位关系,并参照岐邑和丰、镐文化遗存的内涵和年代先后确凿地论证了先周文化三期说,为先周文化发展序列的研究揭开了序幕。
    
  4、根据发掘收获并结合文献记载,得以复原居邠周人社会史概貌:(1)此时周人已进入农牧经济的奴隶制,能制造青铜器,有文字,占卜风尚流行。(2)从埋葬制度方面的考察,社会处于血缘同性葬(兄弟、姐妹)向姻亲异性葬(夫妇)的过渡阶段。大概到了西周初期,由血缘同性墓组合制度演化为姻亲异性墓组合制度的过程才基本完成。(3)姬周具有戎狄族特性,擅长畜牧业。周人比较可信的始祖是“奔走于戎狄之间的不窋”,到公刘时期在泾河上游才有较稳定的根据地,农业才较快地发展起来。(4)殷墟卜辞上之“周”指的是居邠之周人,“周侯”说的是与商王武丁同龄人之周先公。也就是说,周人居邠时已沦为商王朝的附庸“小邦”,国号称“周”。
    
  (四)开拓中国远古时期建筑学——土洞穴居室文化的研究
    
  已故梁思成、林徽因等先生是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奠基人,但先辈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内涵限于地面上的砖木建筑,并未涉及对地下土内构造的窑洞居室文化内涵的研究。我在中国古代建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正是开拓黄土地区窑洞居室文化领域的研究。
    
  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工作队在陕西客省庄发现西周文化和客省庄二期文化的洞穴居室房址,这是我们初次确认中国远古时期存在土洞穴居室和生活习俗。我从那时至1985年历时31年完成古代洞穴房址及相关遗迹发掘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工作,1986年和张孝光先生合写了《论窑洞——考古中所见西周及以前土洞穴房基址研究》一文。这是至今唯一讨论中国古代窑洞住房的专论和综合研究,对它在中国民居建筑史上的应有地位,乃至流传至今的现实问题,做了历史的考察和评论。
    
  1、窑洞居室是根据黄土地区的自然条件,依照天然岩洞的形式建造和发展的。现知它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它起源年代应更早)一直延续至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2、分布范围在中国北方黄土地区,与古代文献记载我国穴居地区相吻合。
    
  3、探讨和阐明了西周以前窑洞居室形制、种类、时代特点及所在地貌的分布规律和窑洞聚落形态等问题。
    
  4、今日黄土地区居民采用的从崖面开大口挖窑洞及纵长使用面积的形制,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迄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
 
  此外我不仅对寺洼文化的研究比前人的认识深入了一步,阐明它起源于洮河流域,广泛分布于兰州以东的甘肃省境内和陕西省西部边陲,属于中国古代戎狄族的文化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晚期遗存是青铜文化,社会已进入农牧经济的奴隶制。寺洼文化和先周文化存在密切交流和融合现象,所以寺洼文化应是研究中国上古史以及华夏民族形成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种遗存资料。还根据商、周和其他考古文化中殉人墓葬的发掘资料,阐明了郭沫若先生关于我国商、周时期奴隶制人殉观点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三、学术思想和理论成就
    
  对考古学方法论及其应用,我在研究中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展开分析论证,从严格的论证和实证材料出发,修正已有理论的不适用性和学术局限,提出新的分析方法,形成创新型的概念。其中反映我学术思想的主要立说有:
    
  (一)科学阐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应用功能和范围界定,以及二者在遗存分期断代中的作用和价值。指出地层学断代是准确的,并运用此原理建立先周文化三期说和西周文化三期说,为姬周文化发展序列的研究揭开了序幕。至于类型学即根据标本形制比较判断其年代是逻辑推理即属可能性,而不是绝对准确无误的定论(在考古中用类型学方法进行遗存分期断代十分常见,而且说者往往还认为其立论是准确无误的,这是偌大的误会)。原因是事物往往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演化过程,各类器物的情况也不会例外。也就是说,分别处于产生、发展和衰亡不同阶段制作的同类同式器物在年代上是不同的,所以器物形制相似和相同是一码事,具体标本的年代是否相同又是另一码事,二者是不同含义和科学概念的两个问题。至于各式器物的沿用年代以及在不同阶段制作的同类同式标本的差年是否达到考古分期年数,则需要通过地层学原理来解决,使用类型学方法是无法解决的。
    
  (二)田野调查发掘、资料整理和编写报告是考古研究中三个不同工作环节,研究者必须参加工作的全过程。另外考古新发现和成果是通过调查发掘取得的,所谓“立说”不过是用文字来表达成果而已。若田野调查发掘无收获,即没有取得解决问题的证据,著作者虽有“李白、杜甫之文采”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说,考古学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调查发掘是考古学的生长点和学术生命力,而不只是辅助性和技术性工作。由是说明,编写考古报告者不做田野工作应属“闭门造车”和剽窃行为。
   
  (三)针对把田野考古视为纯属收集遗存资料行为的错误观点及其工作方法,大力提倡调查发掘务必要从史学高度做工作,也就是把田野考古纳入专题研究的范畴,以及严格把握遗存资料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才有可能解决史学和考古学上不清楚的问题。如发掘居址不仅要弄清楚各类遗存的面貌特征、相互关系、层位及年代,它的学术目的是复原其聚落形态或都城形制。发掘墓葬并非“探宝”或猎取“古董”;或者限于对墓葬形制资料进行分类研究和分期断代(迄今发表的墓葬报告多属此类低水平作品),它的学术目的是通过发掘获取墓地形制和墓葬形制两类不同资料来还原当时人们的埋葬习俗、制度及其思想信仰内涵。此点我曾以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和碾子坡周文化三个墓地(两个先周文化墓地和一个西周文化墓地)的发掘为例,来加以具体详细说明。
    
  (四)1959年4期《考古》上刊载的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十分精辟地论证了不知名的遗存应以初次出土地点的名字来命名。文化命名必需具备两个条件:(1)遗存分布有一定的范围地区。(2)遗存有自具特征的一组陶器群。从此,我们有了一个比较科学的考古文化命名定义和准则,终结了以往在考古文化命名问题上的混乱现象。然而,后来我发现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居址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二者有时一致的,有时则不尽相同,以后种情况为多见。由于存在上述情况,在考古中出现将一种考古文化的居住遗存和墓葬遗存分别加以命名的错误。如陕西郑家坡居址和刘家村墓葬都是先周文化,发掘者却根据两地出土的陶鬲形制不同而分别加以文化命名,称前者为先周文化,后者为“刘家文化”。我针对上述新情况,科学阐明考古文化系由居址和墓葬两类遗存构成的原理,作为前述夏鼐先生文化命名第二个条件的补充,也就是夏鼐先生考古学文化命名定义学说的完善。
                                             
  2012年11月完稿  北京潘家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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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