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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
发布时间:2013-11-09    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    作者:    点击率:

民族:汉族

学历:大学毕业

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考古研究所

【主要代表作】
    主要代表作专著和论文集有:《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1988年)、《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汉长安城未央宫》,2000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学术简历】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和《中国考古学年鉴》主编。1996年被授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博士生论文导师。中国古都学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研究专长】
    秦汉考古

【近期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寝考古研究,汉长安城骨签研究。

【近期学术活动】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博览会展览大纲的审查、各地“大遗址”保护规划论证、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课题和汉长安城骨签考古研究课题。

【获奖情况】
    考古发掘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联系方式】
    单位电话:65249694    电子邮箱:liuqz@cass.org.cn

 

 

学 术 自 传


读书心得


  我出生在天津,上中学时,因为对文史知识的兴趣,使我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北大的学习环境很轻松,读书的时间很多,图书馆的图书很丰富,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通过读书“解疑释惑”。当时除了读文史方面的书籍以外,还读了一些中外著名学者的哲学、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如冯友兰、侯外卢、黑格尔、叔本华等的著作。现在看来,这些对我以后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更是如此。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哲学恰恰使我在科研工作中走近了“方法”、学会了“制造”“方法” !


  北大历史系是入学第二年选专业,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我就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漫漫考古之路!


  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基础,几十年来我参加并主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主要有:秦咸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及西汉十一陵和唐代十八陵等。


  20世纪70年代,我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在学术界首次绘制出秦都咸阳遗址布局形制平面示意图。通过对秦咸阳宫一号、三号宫殿遗址发掘,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及其宫殿建筑壁画,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美术史上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李令福教授在其几年前发表的《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论文中,论及秦都咸阳研究学术史时指出:“刘先生(刘庆柱)的研究成果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历史文献作相对界定的传统史学模式,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首次明确了秦咸阳城的四至范围,并标在图上,基本达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引用刘先生的观点和地图。”


  八十年代初,考古所计划让我负责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都城是国家的缩影,古代都城遗址是考古学中的重大课题,我们俗称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龙头”。古代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如何开展、技术路线如何制定、学术切入点如何选择、当前工作与长期规划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必须全面、深入研究的。虽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实事求是讲,当时中国考古学界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对于像汉长安城遗址这样的考古学上“庞然大物”,如何组织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是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于是我考虑到,战国秦汉时代流行“视死如生”丧葬观与“造陵墓若都邑”的作法,而帝王陵墓相对都城而言,其规模要小的多了!于是我就计划在开始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首先选择一座同时代的帝陵作为都城的“模型”开展考古工作,以期通过帝陵考古,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一些当时的都城规制。


  西汉一代有十一座帝陵,到底选择那座帝陵开展考古工作?有人提议我选择汉武帝茂陵,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在我看来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汉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其陵墓肯定规制宏伟,开展汉武帝茂陵的考古工作,一定会有社会轰动效应。但我认为规制宏伟的汉武帝陵墓,并不是汉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为它超逾“常制”。科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典型性”是遴选田野考古对象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决定选择汉宣帝杜陵作为田野考古及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汉宣帝被称作西汉王朝的“中兴”皇帝,他的陵墓更能反映汉代帝陵的“常制”,从制度层面来说也更具代表性、典型性。


  决定以汉宣帝杜陵为考古对象以后,关于杜陵田野考古的“技术路线”设计实施成为关键问题。按照常规,墓葬考古就是发掘墓中的遗物,而且不少人所关注的也是墓中能够出土什么“宝贝”。汉代厚葬成风,按照西晋人索琳的说法,汉代皇帝即位后第二年便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贡宾客,一贡山陵”。汉代帝陵之中随葬品之多更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不同的遗迹、遗物,在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科学研究课题中的“权重”也是不同的。我选择帝陵开展田野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目的,是要探讨“陵墓”如何“若都邑”,因此探索、解决西汉时代帝陵在那些方面能够集中体现出其“若都邑”的特点,才是这项考古研究工作的关键。只有明确了学术目的,为达到研究目的而准确选择了研究对象,才能使科学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科学研究目标顺利实现。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国家政体从“王国”发展为“帝国”,作为“帝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帝陵,无疑与“王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王陵”有着巨大的不同,“帝陵”与“王陵”二者的不同是不同“政治时代”、不同“政体”所决定的。而这种不同的“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对于“帝陵”而言主要是通过地面陵寝建筑的“外向”发展表现出来的。“陵寝建筑”及其中的活动,是秦汉时代的“陵墓若都邑”之集中体现。基于学术研究提出的这样学术设想,我一改传统的帝王陵墓田野考古理念,把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工作,作为考古发掘、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事实证明,这样的科学“假设”、课题设计,使我们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的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通过帝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对汉长安城的理解。由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多方面的学术突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


  鉴于秦都咸阳遗址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项创新科研成果,1988年这两处文化遗产同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十年代中期,在基本结束了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以后,我开始参加并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它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当这项考古工作的接力棒传到我手中时,我既感到机遇难得,又感到学术重担沉重。


  从 1985年开始,我们以汉长安城皇宫――未央宫遗址为重点,连续多年,先后勘探、发掘了未央宫及其前殿遗址、天禄阁遗址、石渠阁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少府遗址、西南角楼遗址等。通过对皇宫――未央宫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都城、宫城、正殿的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皇权强化问题。随后我主编的考古学专著《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初,未央宫遗址的考古成果,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一版报道,《新华社》、《瞭望》海外版对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考古成果发专稿或进行了深度的长篇报导。


  1997~2001年,经中国国务院特别许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西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进行为期5年的合作发掘。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的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我作为中方领队,与日方领队、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町田章先生共同主持了桂宫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的科研项目,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及国内外诸多新闻媒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主编的考古学专著《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已经出版。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先后发表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中国古代都城宫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等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我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方法与理论,我当时作为研究所领导,又将上述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研究的新理念在考古研究所的古代都城考古科研工作中实施。1994年11月,我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强调了都城考古的目的要明确,方法要准确,理论要正确。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学术发展史上,这是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这次研讨会之后,作为国内主要从事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先秦时代的都城遗址考古课题中,进一步突出了都城遗址的考古目的,提出都城考古构成的课题学术“要素”,以“要素”为田野考古“单元”,分析诸“要素”内在关联,确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切入点及程序。强调在都城考古中要重视研究明都城布局形制及其变化,要研究布局形制形成与变化的原因,这种原因包括技术与社会两个层面,尤其是对后者所涉及的深层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在都城遗址考古中,要更加突出“由物及人”。这次都城遗址考古会议产生了积极效果,会后的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统一规划、指导、要求下,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尤其是先秦时代的早期都城(或都邑)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相继调整了方向、改变了方法、突出了学术重点,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获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进行的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全面揭露,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和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遗址的,世纪之交二里头遗址宫城与路网的发现等工作。


  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更多的还是要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发掘材料的及时整理与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尽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繁多(如汉宣帝杜陵陵园与陵寝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要极端认真负责,这样就必须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类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我主编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这是自己做学问所必须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长期担任研究所领导职务的学者,我一直要求自己既要治好学,更要治好所。多年来,我把建设国际知名研究所,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坚持考古研究所必须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特别是古代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是考古所的立所之本。我深知办好学术期刊《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对确立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我提倡“开门办所”,为了及时介绍、总结中国考古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筹划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创办了英文版《中国考古学》(《Chinese Archaeology》),请进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来所进行交流,同时很多有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被派出国外交流学习,组织了多项中外合作发掘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使考古所成为国内、国际考古学界研究中国考古学学术中心。


  首先,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问”,“问”就是“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假设”的“科学”就是科学的创新、与原始创新。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疑问、提出假设,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或原始创新成果,那么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在个人治学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本人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认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由此得出阿房宫前殿没建成、“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结论。由于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世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针对这一情况,我撰写了《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将观念的历史代替了历史的真实;受杜牧《阿房宫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其二,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阿房宫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我发表相关文章,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不能把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我这方面文章,先后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


  第二,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要把学问作好,作学问就要有兴趣,要热爱自己选择的事业。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作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


  第三,作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从我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50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面对考古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多的出些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要排除外界干扰,安心、静心作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


  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


 

代表作阅读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关于赵王城在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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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

发布时间: 2013-11-09

民族:汉族

学历:大学毕业

职称:研究员

工作单位:考古研究所

【主要代表作】
    主要代表作专著和论文集有:《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长安春秋》(人民出版社,1988年)、《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古代都城与帝陵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汉长安城未央宫》,2000年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学术简历】
    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中国考古学》(英文版)和《中国考古学年鉴》主编。1996年被授予国家级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2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国立京都大学博士生论文导师。中国古都学会顾问、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钱币学会常务理事。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研究专长】
    秦汉考古

【近期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帝王陵寝考古研究,汉长安城骨签研究。

【近期学术活动】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博览会展览大纲的审查、各地“大遗址”保护规划论证、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研究课题和汉长安城骨签考古研究课题。

【获奖情况】
    考古发掘报告《汉长安城未央宫》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联系方式】
    单位电话:65249694    电子邮箱:liuqz@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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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心得


  我出生在天津,上中学时,因为对文史知识的兴趣,使我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北大的学习环境很轻松,读书的时间很多,图书馆的图书很丰富,可以随心所欲地选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通过读书“解疑释惑”。当时除了读文史方面的书籍以外,还读了一些中外著名学者的哲学、思想史等方面的著作,如冯友兰、侯外卢、黑格尔、叔本华等的著作。现在看来,这些对我以后的考古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方法论”方面更是如此。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而哲学恰恰使我在科研工作中走近了“方法”、学会了“制造”“方法” !


  北大历史系是入学第二年选专业,我选择了考古专业,从此我就走上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漫漫考古之路!


  田野考古是现代考古学基础,几十年来我参加并主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主要有:秦咸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及西汉十一陵和唐代十八陵等。


  20世纪70年代,我参加并主持了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在学术界首次绘制出秦都咸阳遗址布局形制平面示意图。通过对秦咸阳宫一号、三号宫殿遗址发掘,揭示出中国历史上时代最早、级别最高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及其宫殿建筑壁画,它们在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美术史上均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李令福教授在其几年前发表的《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论文中,论及秦都咸阳研究学术史时指出:“刘先生(刘庆柱)的研究成果是秦都咸阳研究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重大成果,他突破了只引用历史文献作相对界定的传统史学模式,把考古资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首次明确了秦咸阳城的四至范围,并标在图上,基本达到了定量化。其后的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引用刘先生的观点和地图。”


  八十年代初,考古所计划让我负责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都城是国家的缩影,古代都城遗址是考古学中的重大课题,我们俗称中国古代都城考古是中国考古学的“龙头”。古代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如何开展、技术路线如何制定、学术切入点如何选择、当前工作与长期规划如何协调等等,这些都是必须全面、深入研究的。虽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实事求是讲,当时中国考古学界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对于像汉长安城遗址这样的考古学上“庞然大物”,如何组织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是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于是我考虑到,战国秦汉时代流行“视死如生”丧葬观与“造陵墓若都邑”的作法,而帝王陵墓相对都城而言,其规模要小的多了!于是我就计划在开始进行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之前,首先选择一座同时代的帝陵作为都城的“模型”开展考古工作,以期通过帝陵考古,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一些当时的都城规制。


  西汉一代有十一座帝陵,到底选择那座帝陵开展考古工作?有人提议我选择汉武帝茂陵,我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在我看来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也是汉代最有作为的皇帝,其陵墓肯定规制宏伟,开展汉武帝茂陵的考古工作,一定会有社会轰动效应。但我认为规制宏伟的汉武帝陵墓,并不是汉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为它超逾“常制”。科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典型性”是遴选田野考古对象的主要依据,于是我决定选择汉宣帝杜陵作为田野考古及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为汉宣帝被称作西汉王朝的“中兴”皇帝,他的陵墓更能反映汉代帝陵的“常制”,从制度层面来说也更具代表性、典型性。


  决定以汉宣帝杜陵为考古对象以后,关于杜陵田野考古的“技术路线”设计实施成为关键问题。按照常规,墓葬考古就是发掘墓中的遗物,而且不少人所关注的也是墓中能够出土什么“宝贝”。汉代厚葬成风,按照西晋人索琳的说法,汉代皇帝即位后第二年便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贡宾客,一贡山陵”。汉代帝陵之中随葬品之多更是可想而知的了!然而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不同的遗迹、遗物,在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科学研究课题中的“权重”也是不同的。我选择帝陵开展田野考古研究的重要学术目的,是要探讨“陵墓”如何“若都邑”,因此探索、解决西汉时代帝陵在那些方面能够集中体现出其“若都邑”的特点,才是这项考古研究工作的关键。只有明确了学术目的,为达到研究目的而准确选择了研究对象,才能使科学研究工作顺利进行、科学研究目标顺利实现。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国家政体从“王国”发展为“帝国”,作为“帝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帝陵,无疑与“王国”缩影的都城及都城缩影的“王陵”有着巨大的不同,“帝陵”与“王陵”二者的不同是不同“政治时代”、不同“政体”所决定的。而这种不同的“物化载体”表现形式,对于“帝陵”而言主要是通过地面陵寝建筑的“外向”发展表现出来的。“陵寝建筑”及其中的活动,是秦汉时代的“陵墓若都邑”之集中体现。基于学术研究提出的这样学术设想,我一改传统的帝王陵墓田野考古理念,把汉宣帝杜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工作,作为考古发掘、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事实证明,这样的科学“假设”、课题设计,使我们在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学上第一次详尽、科学的揭示了汉代陵寝制度,解决了西汉时代皇帝、皇后陵墓的陵园(包括门阙)、寝园(包括寝殿、便殿)及其帝陵陵庙在陵区的位置、建筑遗址的布局形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通过帝陵陵寝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加深了对汉长安城的理解。由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的重要学术意义和多方面的学术突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人民日报》1988年10月6日在第一版以《西安杜陵发掘获丰硕学术成果――西汉帝陵及礼制建筑的布局真相大白》为题进行了详细报道。


  鉴于秦都咸阳遗址和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研究所取得的多项创新科研成果,1988年这两处文化遗产同时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十年代中期,在基本结束了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工作以后,我开始参加并主持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它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当这项考古工作的接力棒传到我手中时,我既感到机遇难得,又感到学术重担沉重。


  从 1985年开始,我们以汉长安城皇宫――未央宫遗址为重点,连续多年,先后勘探、发掘了未央宫及其前殿遗址、天禄阁遗址、石渠阁遗址、中央官署遗址、少府遗址、西南角楼遗址等。通过对皇宫――未央宫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提出都城、宫城、正殿的布局形制所反映的皇权强化问题。随后我主编的考古学专著《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20世纪90年代初,未央宫遗址的考古成果,先后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一版报道,《新华社》、《瞭望》海外版对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考古成果发专稿或进行了深度的长篇报导。


  1997~2001年,经中国国务院特别许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西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进行为期5年的合作发掘。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的在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与研究项目,我作为中方领队,与日方领队、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所长町田章先生共同主持了桂宫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工作,我们圆满完成了各项预定的科研项目,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及国内外诸多新闻媒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主编的考古学专著《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已经出版。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先后发表了《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古代宫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思想理念的探索》、《中国古代都城宫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代都城遗址布局形制的考古发现所反映的社会形态变化研究》、《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史述论》等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我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方法与理论,我当时作为研究所领导,又将上述古代都城考古理论、方法研究的新理念在考古研究所的古代都城考古科研工作中实施。1994年11月,我主持召开了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强调了都城考古的目的要明确,方法要准确,理论要正确。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学术发展史上,这是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这次研讨会之后,作为国内主要从事古代都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以往都城遗址考古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先秦时代的都城遗址考古课题中,进一步突出了都城遗址的考古目的,提出都城考古构成的课题学术“要素”,以“要素”为田野考古“单元”,分析诸“要素”内在关联,确定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都城遗址田野考古切入点及程序。强调在都城考古中要重视研究明都城布局形制及其变化,要研究布局形制形成与变化的原因,这种原因包括技术与社会两个层面,尤其是对后者所涉及的深层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在都城遗址考古中,要更加突出“由物及人”。这次都城遗址考古会议产生了积极效果,会后的十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统一规划、指导、要求下,各都城遗址考古工作,尤其是先秦时代的早期都城(或都邑)遗址田野考古工作相继调整了方向、改变了方法、突出了学术重点,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获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这集中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重点进行的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全面揭露,20世纪90年代后期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和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遗址的,世纪之交二里头遗址宫城与路网的发现等工作。


  学术研究是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更是社会的事业,因此,学者不只是享受做学问的乐趣,更多的还是要意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的使命。 “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田野考古发掘材料的及时整理与发表,不仅是严肃的学术任务,也是考古学家必须遵循的职业准则。尽管我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项目繁多(如汉宣帝杜陵陵园与陵寝建筑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等),但我要求自己必须对学术、对社会要极端认真负责,这样就必须及时整理、发表与出版各种类型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已经出版我主编的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汉长安城桂宫》,文物出版社,2007年),我认为这是自己做学问所必须的历史和社会责任。


  作为一名长期担任研究所领导职务的学者,我一直要求自己既要治好学,更要治好所。多年来,我把建设国际知名研究所,作为自己努力奋斗的目标。我坚持考古研究所必须以田野考古工作为基础,特别是古代都城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这是考古所的立所之本。我深知办好学术期刊《考古》、《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对确立考古研究所的学术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我提倡“开门办所”,为了及时介绍、总结中国考古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我们筹划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论坛,创办了英文版《中国考古学》(《Chinese Archaeology》),请进了一批有名望的中外学者来所进行交流,同时很多有前景的学者,特别是年青学者被派出国外交流学习,组织了多项中外合作发掘项目。只有这样,才能使考古所成为国内、国际考古学界研究中国考古学学术中心。


  首先,在学术研究中要处理好古人早已提出的“学”与“思”的问题,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就是“问”,“问”就是“疑问”,对“疑问”的解决就是科学的“假设”,“假设”的“科学”就是科学的创新、与原始创新。真理是相对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研究就是要不断加深对真理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的发展。在学术研究中提出疑问、提出假设,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学者的基本学术素养。如果说我在过去的考古学研究中还取得了一些创新或原始创新成果,那么都与我对科研工作的“思考”、“疑问”、“假设”的重视密切相关。在个人治学的“考古之路”上,我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从我本人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感想:


  2003年至2004年,以多学科结合开展的阿房宫遗址考古工作,通过对遗址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我认为当年阿房宫工程只完成了阿房前殿建筑基址的建设,由此得出阿房宫前殿没建成、“火烧阿房宫”属于子虚乌有的结论。由于火烧阿房宫的说法几乎家喻户晓,我们的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冲击了世人头脑中固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针对这一情况,我撰写了《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阿房宫遗址考古发现的再思考》一文,指出:其一,一些人将观念的历史代替了历史的真实;受杜牧《阿房宫赋》这一文学作品的影响,阿房宫的瑰丽宏伟成为人们心中的美好形象,项羽火烧阿房宫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其二,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被充分认识,历史研究应尊重考古成果,充分利用考古资料。通过对阿房宫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我发表相关文章,强调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我们不能把观念的历史代替历史的真实,学者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而应当根据客观的材料,还历史以真正面目,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我这方面文章,先后两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


  第二,从我个人的经验看,要把学问作好,作学问就要有兴趣,要热爱自己选择的事业。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能够长期支持我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作学问的动力,源于我对科学探索的兴趣、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对科学事业的爱好。


  第三,作学问,尤其是搞考古,要勤奋、能吃苦。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自从我从事考古学研究以来,大部分时间是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度过的。我在田野考古发掘工地的20多年里,每年在农村田野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这期间,除了每天的睡眠与吃饭之外,都是工作时间。田野考古是露天作业,考古调查、钻探是田野考古的基础工作,夏天农民收了小麦,就是在田地里考古调查、钻探的最好时机,而这时田里的太阳直晒气温一般在40~50度左右;冬季天寒地冻,在考古工地清理、绘图冻得手脚麻木。面对考古科学研究事业,我始终信仰古人韩愈所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在考古工地二十多年中,没有“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间”之分,没有什么“加班”概念。我正是利用“八小时之外”、星期天、节假日这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多开展些田野考古工作,多读些书、多动些笔,日积月累,才得以有更多的考古发现,更多的出些研究成果。


  第四,正如老子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要排除外界干扰,安心、静心作学问,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


  还是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 !


 

代表作阅读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关于赵王城在中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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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