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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性别考古任重道远
发布时间:2017-10-31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毕经纬 刘雪婷    点击率: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旨在采用批判性视角,从民族志、物质文化、墓葬与骨骼、历史文献、艺术史及生理学角度,重新评估男女两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作用,以深入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
 
  关注墓葬性别差异
 
  性别考古学肇始于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西方的性别考古学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内容涉及性别与考古学的关系、性别与劳动分工、性别意识形态、女性形象与角色地位、性别代码、性别模糊化等,基本涵盖了性别考古学的各个方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就已注意到墓葬的性别差异现象,而且一直予以关注,但多局限于对社会形态(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婚姻制度、家庭关系、社会分工的诠释以及男女社会地位的探讨,未能将其作为一个考古学课题或领域进行系统研究。90年代,随着西方性别考古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加上大批晋侯及其夫人墓葬的发现,国内学者才开始运用性别考古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墓葬中的性别差异现象进行探讨,取得不菲成绩,如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一文,通过对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的全面对比,发现两者在鼎、簋、玉器的数量以及编钟、甗、兵器、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意味着男女随葬器用制度的不同。
 
  性别考古方兴未艾
 
  2002年,汪涛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中,引入“性属考古”即“性别考古”这一概念,并主张利用考古发现中的女性用品来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此次研讨会上,陈芳妹《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雍颖《晋侯夫妇墓之比较及晋国高级贵族妇女社会地位试析》也分别讨论了晋侯墓地的性别差异问题。2004年,王苏琦节译了英国考古学家马太·约翰逊的著作《考古学理论导言》(Matthew Johnson, 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Durham University,1999)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江汉考古》2004年1期),正式介绍了性别考古学。同年,陈淳、孔德贞《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9日第7版)也介绍了“性别考古”这一概念,并结合中国考古资料,进行了关于玉璜性别考古的个案研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由此展开。
 
  国内对性别考古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关注是在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与孙岩主编的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Walnut Creek:Alta Mira Press,2004)出版之后。该论文集收录12位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学者的论文,主要从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探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性别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是目前最早的一本关于中国性别考古学的专题论文集。之后,国内有关性别考古的论著不断涌现,如赵东玉《从性角色的渲染到性别角色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男女之别》(《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5期)、方辉《试论周代的铜匮》(《收藏家》2009年6期)、李零《出土文物有性别》(《东方早报》2012年6月18日第13版)、杨建华《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女性墓葬的社会地位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1期)、曹芳芳《性别考古学研究综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南方文物》2013年2期)、乔玉《兴隆洼文化房屋内遗存所反映的性别问题》(《北方文物》2014年4期)等。此外,2007年7月,在吉林大学召开了“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学术会议。2010年8月,南京大学举办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女性、女神信仰。
 
  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中国的性别考古学研究可以2002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分工与随葬品性别特征的探讨,之后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内的性别考古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对于随葬品的性别特征以及男女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的探讨尤为可喜。同时,由于中国的性别考古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商周及其以前,商周之后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尤其是随葬品反映的性别角色问题,而对居址出土资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国内的性别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对考古资料的统计分析,很少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性别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果。此外,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常常有以偏概全的现象。事实上,遗物或遗存所代表的性别信息通常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时间或地域改变,其性别信息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另外,每个社会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未必都是泾渭分明的,即存在性别模糊化问题,比如中原地区商与西周的女性墓普遍不随葬兵器,但同时期海岱地区的女性墓却经常随葬兵器。史前时期的性别模糊化现象更为突出。
 
  最后,与欧美国家相比,目前国内对性别考古方面的关注还较少,既缺少有影响力的论著,也缺少理论创新,相关研究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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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考古任重道远

发布时间: 2017-10-31

  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领域,性别考古学(Gender Archaeology)旨在采用批判性视角,从民族志、物质文化、墓葬与骨骼、历史文献、艺术史及生理学角度,重新评估男女两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作用,以深入探讨古代社会结构的演变。
 
  关注墓葬性别差异
 
  性别考古学肇始于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西方的性别考古学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对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性别考古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内容涉及性别与考古学的关系、性别与劳动分工、性别意识形态、女性形象与角色地位、性别代码、性别模糊化等,基本涵盖了性别考古学的各个方面。
 
  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内学者就已注意到墓葬的性别差异现象,而且一直予以关注,但多局限于对社会形态(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婚姻制度、家庭关系、社会分工的诠释以及男女社会地位的探讨,未能将其作为一个考古学课题或领域进行系统研究。90年代,随着西方性别考古学影响的不断扩大,加上大批晋侯及其夫人墓葬的发现,国内学者才开始运用性别考古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墓葬中的性别差异现象进行探讨,取得不菲成绩,如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卷,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一文,通过对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的全面对比,发现两者在鼎、簋、玉器的数量以及编钟、甗、兵器、工具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并认为这些差异意味着男女随葬器用制度的不同。
 
  性别考古方兴未艾
 
  2002年,汪涛在“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中,引入“性属考古”即“性别考古”这一概念,并主张利用考古发现中的女性用品来研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此次研讨会上,陈芳妹《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雍颖《晋侯夫妇墓之比较及晋国高级贵族妇女社会地位试析》也分别讨论了晋侯墓地的性别差异问题。2004年,王苏琦节译了英国考古学家马太·约翰逊的著作《考古学理论导言》(Matthew Johnson, Archaeological Theory:An introduction, Durham University,1999)第八章《考古学与性别》(《江汉考古》2004年1期),正式介绍了性别考古学。同年,陈淳、孔德贞《玉璜与性别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4年7月9日第7版)也介绍了“性别考古”这一概念,并结合中国考古资料,进行了关于玉璜性别考古的个案研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由此展开。
 
  国内对性别考古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关注是在林嘉琳(Katheryn M. Linduff)与孙岩主编的Gender and Chinese Archaeology(Walnut Creek:Alta Mira Press,2004)出版之后。该论文集收录12位曾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工作和学习的学者的论文,主要从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史等学科,探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性别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是目前最早的一本关于中国性别考古学的专题论文集。之后,国内有关性别考古的论著不断涌现,如赵东玉《从性角色的渲染到性别角色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男女之别》(《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5期)、方辉《试论周代的铜匮》(《收藏家》2009年6期)、李零《出土文物有性别》(《东方早报》2012年6月18日第13版)、杨建华《内蒙古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女性墓葬的社会地位试析》(《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1期)、曹芳芳《性别考古学研究综述——以中国考古学为中心》(《南方文物》2013年2期)、乔玉《兴隆洼文化房屋内遗存所反映的性别问题》(《北方文物》2014年4期)等。此外,2007年7月,在吉林大学召开了“女考古学家的思考与实践”国际学术会议,是国内举办的首次专门面向女考古学家的学术会议。2010年8月,南京大学举办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学术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专门以性别考古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女性考古与女性遗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主要包括女性考古、女性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女性、女神信仰。
 
  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中国的性别考古学研究可以2002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对社会性质、社会分工与随葬品性别特征的探讨,之后是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国内的性别考古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特别是对于随葬品的性别特征以及男女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的探讨尤为可喜。同时,由于中国的性别考古尚处于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商周及其以前,商周之后的性别考古学研究相对较少。研究材料较为单一,主要集中于墓葬,尤其是随葬品反映的性别角色问题,而对居址出土资料所反映的性别信息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国内的性别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对考古资料的统计分析,很少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性别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果。此外,对考古资料的解读常常有以偏概全的现象。事实上,遗物或遗存所代表的性别信息通常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如果时间或地域改变,其性别信息都可能会发生变化。另外,每个社会的性别分工和性别关系未必都是泾渭分明的,即存在性别模糊化问题,比如中原地区商与西周的女性墓普遍不随葬兵器,但同时期海岱地区的女性墓却经常随葬兵器。史前时期的性别模糊化现象更为突出。
 
  最后,与欧美国家相比,目前国内对性别考古方面的关注还较少,既缺少有影响力的论著,也缺少理论创新,相关研究任重而道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毕经纬 刘雪婷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