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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回忆张忠培先生讲元君庙墓地
发布时间:2017-10-20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陈畅    点击率:
  2012年7月17日,张忠培先生应邀来天津参加张湾沉船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室内发掘和保护现场,他老人家见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问我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还让我跟着他一起察看现场。午饭前,张先生要和我聊聊,当他听到我用“元君庙模式”研究大南沟墓地、岱海墓地后非常高兴,不顾上午开会的劳累,和我讲述了元君庙墓地发掘和研究的一些情况。
 
  1958年11月底,华县农民耕地发现了陶罐,马上告诉了北京大学华县考古队。杨建芳先生领着学生先开了一条探沟,发现了二三座墓葬,后来在元君庙围墙外面又发现了许多墓葬。1959年上半年,张先生领着学生去发掘,他们按照全部揭露的原则布探方,发掘揭露出成排的墓葬,直到周围没有再发现墓葬。当时张先生认为,元君庙墓地和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描述的印第安人图斯罗腊部落墓地一样,一排就是一个氏族。在发掘现场,他请西安医学院的解剖学家鉴定人骨,这在当时考古界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我读了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事先有个知识储备,根据随葬品工具的不同,研究当时男女的劳动分工状态和社会地位,只有通过现场鉴定,我才可以得到更多人骨的男女、性别、年龄等资料。后来我根据一次葬、二次葬以及同一个墓葬里男女性别年龄结构,解释合葬墓是母系为单位的,又根据随葬品的状况和一次葬还是二次葬说明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再根据这里只有女孩进入墓地而且随葬品丰富,说明当时社会看重女孩,这些现象叠加在一起,我就说它是一个母权氏族,而不是一般的母系氏族。我就是简单的引用摩尔根的东西去解释,到底一排一排墓葬是不是一个氏族现在看来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内证。”张先生和我讲,在副博士研究生期间,他读过许多民族学材料,听过苏联专家的民族学课程,调查过广东南岗排瑶的墓葬,有比较扎实的民族学基础,他说:“我为什么首先想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因为墓地就像摩尔根描写的那样,完全是一对一的,一列就是一排。”
 
  到了12月24号工地结束,张先生从工地撤回来,这时发掘报告也写完了,回到北京交给苏秉琦先生,当时苏先生有事不能马上看,过了一两年才看。
 
  1961年2月,张先生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工作。这年暑假他回到北京大学修改元君庙墓地报告,张先生回忆道:“当时苏先生和我说,你应该搞分期。为了这个分期,我搞了两年,没有搞明白,怎么分也没有分出来。”1964年暑假,张先生又到北京大学修改报告,很想弄出个大概分期,但是分来分去怎么也分不出来。张先生说:“这次我要和苏秉琦教授交代清楚,约了一个时间,找到苏秉琦。我们在44斋的一个房间修改报告,他说尖底瓶应该有时间早晚,应该有所分期,但怎么样分期,他并没有说。我说,苏先生,我是按照你的意思来进行分期的,这样、那样分期排来排去排不通,第三个方式也分不通,我说算了吧,分不了期了。苏先生脸色就不好看了。我说,苏先生,您看是不是今天就谈到这里,我再考虑一下。我把他送出44斋,他老是对我说你回去吧,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直到消失。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为什么一定要分期。我想,科学研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回到屋里我继续排队,排来排去我发现,弦纹罐和尖底瓶结合的共生单位,有早晚还有层位根据,组合有一定的规律。以前罐子不按照纹饰,弦纹罐、绳纹罐、素面罐都放在一起排,结果怎么也搞不出分期来。我试图按照纹饰分开排,再按照器物型式变化,一下子就排通了。然后按照器物分期订墓葬的分期,根据墓葬纠正器物期别,那条线应该卡哪里,定了期以后再看平面图,看墓葬放到墓葬平面图是什么现象。我一看,这是一个墓地,分两个墓区,每个墓区都有三期墓葬,分期与墓葬的分布规律恰好吻合。这个墓地分区有他的科学根据,不是套用民族学的。经过三个晚上两个白天工作,到了第三天的白天,我找到苏秉琦,说我分出期了,墓地是怎么一回事,苏先生说,不谈了吃饭去吧!”
 
  “我为什么先搞器物分期,然后定墓葬的期别,再看平面图,我这样的工作程序是为了保证我的工作不带有任何主观性,以客观的工作来求证墓地的客观实际,给自己设置一些门槛来检验自己。通过这个过程受到一个教训,不能搞教条主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类型学。同一个罐子,我们看和古人看它的用途可能不一样,因此谱系就不一样,弦纹罐有它变化的谱系,原来大的后来慢慢变成小的,到西阴文化变为釜了,这个设想还要检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弦纹罐是一种炊具,这是我认定的,当时是不是炊具就不好说了,现在的分类是我们主观的分类,能不能符合当时的古人使用罐子的分类,那是另外一回事。如何追求新的知识,肯定是根据已有的知识追求,这样不可能不带原来知识背景去分析,而这种知识要在求新的过程中受到检验。通过这样分类,得到两个认识:第一,要按照纹饰处理罐子,而不是器形,这是大大的突破;第二,任何器物客观存在着谱系,弦纹罐有谱系,那别的罐子也可能有谱系,只是我没有发现。谱系的概念,尽管苏秉琦在以前写鬲谱的时候谈到了这个概念,但是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认识把我引到了当时类型学的一个高潮,头一次产生出中国解析墓地的模式,这是现在的时髦话,以前没有。以前的研究都是一个个墓葬,没有墓地的概念。我的研究第一次有墓地的概念,然后是怎么解析墓地,怎么搞类型学研究,最后形成一个解析墓地的模式,它的原创性在这里。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要反对教条主义,我有自己的教训,要从材料出发,通过材料发现问题。我把这个过程给你讲清楚了,你就知道原来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我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以及我的研究模式是怎么产生的。”上面这些内容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元君庙仰韶墓地》以田野发掘为基础,通过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从埋葬现象分析入手,深入到社会形态的探讨,是中国史前墓地研究的成功尝试,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经典著作。张先生的元君庙墓地研究,明显分为分析考古材料和解释考古材料两个层次,严谨的墓地分析是方法,合理的解释社会组织是目的,而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方法。
 
  张先生强调,任何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模式的影响,都会根据已有的知识去阐释遗存。研究者应面对考古学事实,让考古遗存与现象处于内证或主证地位,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要根据材料显示的客观情况,把它自在的规律抽出来,变为理论和一种方法。他的这个认识至关重要,没有第一步的分析遗存就没有进一步的阐释遗存。
 
  张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揭示、研究遗存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以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是广义史学中的一个学科,透物见人,研究历史。他认为,这个历史不是狭义的历史,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所作的定义,即:人类社会诸关系及结构;人类在处理自身和自然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及自然的认识。他特别指出,正确的考古学理论,就是反映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性认识。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理论方法的最高层次。
 
  我曾多次研读《元君庙仰韶墓地》,虽然每次都有所收获,但是都比不上这次张先生耳提面命。由此我深切地感悟到,张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的考古材料,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所建立的古代墓地研究模式,对于中国考古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20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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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张忠培先生讲元君庙墓地

发布时间: 2017-10-20

  2012年7月17日,张忠培先生应邀来天津参加张湾沉船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室内发掘和保护现场,他老人家见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问我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还让我跟着他一起察看现场。午饭前,张先生要和我聊聊,当他听到我用“元君庙模式”研究大南沟墓地、岱海墓地后非常高兴,不顾上午开会的劳累,和我讲述了元君庙墓地发掘和研究的一些情况。
 
  1958年11月底,华县农民耕地发现了陶罐,马上告诉了北京大学华县考古队。杨建芳先生领着学生先开了一条探沟,发现了二三座墓葬,后来在元君庙围墙外面又发现了许多墓葬。1959年上半年,张先生领着学生去发掘,他们按照全部揭露的原则布探方,发掘揭露出成排的墓葬,直到周围没有再发现墓葬。当时张先生认为,元君庙墓地和摩尔根《古代社会》所描述的印第安人图斯罗腊部落墓地一样,一排就是一个氏族。在发掘现场,他请西安医学院的解剖学家鉴定人骨,这在当时考古界还是第一次。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我读了吉谢列夫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事先有个知识储备,根据随葬品工具的不同,研究当时男女的劳动分工状态和社会地位,只有通过现场鉴定,我才可以得到更多人骨的男女、性别、年龄等资料。后来我根据一次葬、二次葬以及同一个墓葬里男女性别年龄结构,解释合葬墓是母系为单位的,又根据随葬品的状况和一次葬还是二次葬说明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再根据这里只有女孩进入墓地而且随葬品丰富,说明当时社会看重女孩,这些现象叠加在一起,我就说它是一个母权氏族,而不是一般的母系氏族。我就是简单的引用摩尔根的东西去解释,到底一排一排墓葬是不是一个氏族现在看来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内证。”张先生和我讲,在副博士研究生期间,他读过许多民族学材料,听过苏联专家的民族学课程,调查过广东南岗排瑶的墓葬,有比较扎实的民族学基础,他说:“我为什么首先想到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因为墓地就像摩尔根描写的那样,完全是一对一的,一列就是一排。”
 
  到了12月24号工地结束,张先生从工地撤回来,这时发掘报告也写完了,回到北京交给苏秉琦先生,当时苏先生有事不能马上看,过了一两年才看。
 
  1961年2月,张先生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工作。这年暑假他回到北京大学修改元君庙墓地报告,张先生回忆道:“当时苏先生和我说,你应该搞分期。为了这个分期,我搞了两年,没有搞明白,怎么分也没有分出来。”1964年暑假,张先生又到北京大学修改报告,很想弄出个大概分期,但是分来分去怎么也分不出来。张先生说:“这次我要和苏秉琦教授交代清楚,约了一个时间,找到苏秉琦。我们在44斋的一个房间修改报告,他说尖底瓶应该有时间早晚,应该有所分期,但怎么样分期,他并没有说。我说,苏先生,我是按照你的意思来进行分期的,这样、那样分期排来排去排不通,第三个方式也分不通,我说算了吧,分不了期了。苏先生脸色就不好看了。我说,苏先生,您看是不是今天就谈到这里,我再考虑一下。我把他送出44斋,他老是对我说你回去吧,我看着他的背影在我的视线里慢慢变小,直到消失。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为什么一定要分期。我想,科学研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回到屋里我继续排队,排来排去我发现,弦纹罐和尖底瓶结合的共生单位,有早晚还有层位根据,组合有一定的规律。以前罐子不按照纹饰,弦纹罐、绳纹罐、素面罐都放在一起排,结果怎么也搞不出分期来。我试图按照纹饰分开排,再按照器物型式变化,一下子就排通了。然后按照器物分期订墓葬的分期,根据墓葬纠正器物期别,那条线应该卡哪里,定了期以后再看平面图,看墓葬放到墓葬平面图是什么现象。我一看,这是一个墓地,分两个墓区,每个墓区都有三期墓葬,分期与墓葬的分布规律恰好吻合。这个墓地分区有他的科学根据,不是套用民族学的。经过三个晚上两个白天工作,到了第三天的白天,我找到苏秉琦,说我分出期了,墓地是怎么一回事,苏先生说,不谈了吃饭去吧!”
 
  “我为什么先搞器物分期,然后定墓葬的期别,再看平面图,我这样的工作程序是为了保证我的工作不带有任何主观性,以客观的工作来求证墓地的客观实际,给自己设置一些门槛来检验自己。通过这个过程受到一个教训,不能搞教条主义。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类型学。同一个罐子,我们看和古人看它的用途可能不一样,因此谱系就不一样,弦纹罐有它变化的谱系,原来大的后来慢慢变成小的,到西阴文化变为釜了,这个设想还要检验,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弦纹罐是一种炊具,这是我认定的,当时是不是炊具就不好说了,现在的分类是我们主观的分类,能不能符合当时的古人使用罐子的分类,那是另外一回事。如何追求新的知识,肯定是根据已有的知识追求,这样不可能不带原来知识背景去分析,而这种知识要在求新的过程中受到检验。通过这样分类,得到两个认识:第一,要按照纹饰处理罐子,而不是器形,这是大大的突破;第二,任何器物客观存在着谱系,弦纹罐有谱系,那别的罐子也可能有谱系,只是我没有发现。谱系的概念,尽管苏秉琦在以前写鬲谱的时候谈到了这个概念,但是我当时并不理解。这两个认识把我引到了当时类型学的一个高潮,头一次产生出中国解析墓地的模式,这是现在的时髦话,以前没有。以前的研究都是一个个墓葬,没有墓地的概念。我的研究第一次有墓地的概念,然后是怎么解析墓地,怎么搞类型学研究,最后形成一个解析墓地的模式,它的原创性在这里。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要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要反对教条主义,我有自己的教训,要从材料出发,通过材料发现问题。我把这个过程给你讲清楚了,你就知道原来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我的学术背景是怎样的,以及我的研究模式是怎么产生的。”上面这些内容是根据录音整理的。
 
  《元君庙仰韶墓地》以田野发掘为基础,通过类型学和年代学研究,从埋葬现象分析入手,深入到社会形态的探讨,是中国史前墓地研究的成功尝试,今天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经典著作。张先生的元君庙墓地研究,明显分为分析考古材料和解释考古材料两个层次,严谨的墓地分析是方法,合理的解释社会组织是目的,而研究目的决定了研究方法。
 
  张先生强调,任何人都会受到各种各样模式的影响,都会根据已有的知识去阐释遗存。研究者应面对考古学事实,让考古遗存与现象处于内证或主证地位,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要根据材料显示的客观情况,把它自在的规律抽出来,变为理论和一种方法。他的这个认识至关重要,没有第一步的分析遗存就没有进一步的阐释遗存。
 
  张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揭示、研究遗存呈现的时、空矛盾,并以此探索人类以往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是广义史学中的一个学科,透物见人,研究历史。他认为,这个历史不是狭义的历史,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所作的定义,即:人类社会诸关系及结构;人类在处理自身和自然关系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及自然的认识。他特别指出,正确的考古学理论,就是反映了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性认识。唯物辩证法是人类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理论方法的最高层次。
 
  我曾多次研读《元君庙仰韶墓地》,虽然每次都有所收获,但是都比不上这次张先生耳提面命。由此我深切地感悟到,张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中国的考古材料,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所建立的古代墓地研究模式,对于中国考古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0月20日7版) 

 

作者:陈畅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