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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沈岳明:秘色探秘
发布时间:2017-05-09    文章出处:“故宫博物院院刊”微信    作者:沈岳明    点击率:
  编者按
 
  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绘了越窑秘色瓷青莹滋润之美,“秘色”之名也由此滥觞。但对于何为秘色瓷、“秘色”的含义以及秘色瓷的生产状况,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青釉瓷与同出《衣物帐》“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之记载相对应,使得秘色瓷的面貌逐渐显现。近年来随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逐步发掘,秘色瓷的生产地点得以确定,生产状况逐渐清晰,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故宫博物院拟于近期举办相关展览及研讨会。为服务学术并启迪新知,《院刊》微信公众号回溯既往经典研究,拟渐次推出三篇文章,分别为沈岳明《秘色探秘》、耿宝昌《越窑“秘色瓷”琐谈》、吕成龙《从秘色瓷的涵义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越窑秘色瓷》,以飨读者和观众。
后司岙窑址远眺
 
  从1990开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先后对上林湖越窑窑址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先后对古银锭湖低岭头窑址、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白洋湖石马弄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2014—2015年,我们又对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补充发掘,2015年10月至今发掘了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本文拟在这些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得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和自身的一些思考,对秘色瓷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第一次以实物资料向世人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地宫中出土的一件唐咸通十五年(874)衣物帐上明确写道“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地宫中正好发现7件青釉瓷碗并6件青釉瓷盘、碟,与衣物帐上的记载完全吻合。而且这十三件秘色瓷器装在一个漆木盒里(图一)。此外,还有一件青釉瓷八棱净瓶,在衣物帐的没有记载,其釉色及制法与其他十三件秘色瓷器风格一致,表明其应属于秘色瓷。
图一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情形
 
  秘色瓷出土于唐长安的法门寺,距离越窑所在地有三千里之遥。陕西当地就有鼎州窑,鼎州窑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确有记载,且列为第二,说明其青瓷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那这些秘色瓷有可能是唐代鼎州窑生产的吗?答案当然是“不”。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一定为越窑产品。理由如下:
 
  首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内库。内库中所放皇室所属作坊制品外,其余就是各地贡物。《新唐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唐代为宫廷进贡瓷器的窑场仅有两个,其一为邢州钜鹿郡邢窑,另一便为越州会稽郡越窑:“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且是唯一进贡青瓷的窑场。这条文献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越瓷上贡中央王朝的记载。
 
  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曾出土过一件青瓷墓志罐(图二),其上有“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上林湖地区存在贡窑。
图二 “光启三年”墓志罐
 
  第二,文献直接点明秘色瓷就是越窑生产的。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宋·叶寘《坦斋笔衡》云:……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这条文献显示,宋代叶寘就认为“秘色瓷器”是“越州烧进”;唐代诗人陆龟蒙这首诗的题目就叫《秘色越器》,更是直接把秘色瓷和越器联在一起,这也是最早提出越窑和秘色瓷关系的一首诗。
 
  法门寺地宫秘色瓷,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秘色瓷的考古发现,使仅见诸文献见于文字的秘色瓷具象化了,等于给晚唐的秘色瓷器立了一个标样。
 
  二  秘色瓷的烧造地点
 
  明嘉靖《余姚县志》早就指出:“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
 
  从对整个上林湖以及周边地区的越窑窑址进行的详细调查和勘探情况来看,唐宋时期上林湖窑址群是越窑窑场的核心,是最中心的窑场,不仅窑址数量众多,生产规模最大,而且产品质量最高。当然上林湖窑址群内部各窑址点的生产水平参差不齐,但从我们历年调查掌握的情况看,后司岙窑址一带产品质量最高,应属于上林湖窑址群核心中的核心。在调查后司岙窑址时曾采集到八棱净瓶,器形与法门寺地宫出土品形制一致,因此推测后司岙窑址很可能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场。
 
  2015年10月份至今,我们对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表明,后司岙的秘色瓷产品以碗、盘(图三)、钵、盏、盒(图四)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图五)、扁壶、八棱净瓶(图六)、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等,盘有花口平底盘、花口高圈足盘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基本上都可以在该窑址中找出相同的器物,而且不止是器形,甚至尺寸都大致相当。后司岙窑址的产品,胎色灰、胎质细密,釉色多是青灰或青绿,釉较薄,釉面莹润匀净,通体施釉,泥点支烧,一钵一器单件装烧……这些胎釉特征和装烧方式,都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别无二致。那这些瓷器应当也是秘色瓷器,准确说是秘色瓷器的废品。据此我们推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后司岙窑址当大致不误。
图三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盘
 
图四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盒
 
图五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枕
 
图六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八棱瓶
 
  《嘉靖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北宋赵仁济曾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等说明,朝廷应该在上林湖设有烧窑的管理机构,或许就在后司岙一带。后司岙一带出土产品非常精致,调查及发掘中都曾发现有“官”字款及“官样”字款等标本。窑址附近还有一个寺院叫普济寺,《嘉泰会稽志》卷八中有记载:“普济院,在县东北六十里,唐大中元年建,号上林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在上林湖山西麓,俗谓之西寺。……陈康肃公为漕,案行窑所,尝来游。有诗云: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凭栏对僧语,如在画图中。今刻石寺中。”宋代寺院经济发达,上林湖还曾有“佰僧”款的瓷质匣钵出土,时代为唐五代时期,与窑址中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基本一致。寺院或许也曾参与了秘色瓷的烧制。
 
  除了后司岙窑址,我们曾于1993-1995年发掘了荷花芯窑址、2014-2015年我们又对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补充发掘。发掘中也发现了质量比较高的产品,除釉色稍微偏黄一点以外,总的来说产品制作比较规整,基本上都是满釉,多见茶具和文房用具。如出土的一种勺,其实就是陆羽《茶经》中的则(图七)。本次补充发掘中出土了四件内心模印“盈“字款的宽圈足大碗(图八),这个是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未见的。“盈”字款在邢窑考古中有不少发现,对“盈”字的解释也有不同意见,但多数是指向“大盈库”。当然,荷花芯窑址的“盈”字款笔法、书写位置均与邢窑常见的“盈”字款不同,且器物内外底均留有叠烧时做器物间隔具用的泥点痕,显得较粗,其具体涵义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探讨。除了上述普通越器,荷花芯窑址还出土了不少秘色瓷器,器形有执壶(图九、图十)、穿带扁壶、盒(图十一)等,造型与后司岙窑址的不同,也是和瓷质匣钵伴出。但总体来说,荷花芯窑址以普通瓷器为主,秘色瓷器的占比大大低于后司岙窑址。
图七   荷花芯窑址出土青瓷则
 
图八   荷花芯窑址出土“盈”字款碗
 
图九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执壶

图十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执壶
 
图十一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盒
 
  后司岙、荷花芯窑址以外,在上林湖库区的黄鳝山窑址、茭白湾等也发现过秘色瓷。
 
  另外,在白洋湖的石马弄窑址也采集到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相同的盘子(图十二),在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也发现过五代时期烧造秘色瓷的专用匣钵和秘色瓷器(图十三)。
图十二 石马弄窑址出土秘色瓷盘
 
图十三 寺龙口窑址出土秘色瓷碗

  三   秘色瓷的特征
 
  有了法门寺和后司岙窑址给出的秘色瓷的实物样本,那到底秘色瓷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呢?
 
  法门寺见于《衣物帐》的十三件秘色瓷器,有十一件釉色青绿,只有两件碗釉色青黄,这两件釉色青黄的碗被当作胎体做成了“鎏金银棱瓶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可见青绿色才是秘色瓷的主流色调。
 
  多年来在上林湖窑址调查和发掘时,尤其是在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中,与秘色瓷器同出的是大量的瓷质匣钵。这些瓷质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我们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作为秘色瓷,它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就显得与众不同——胎特别细腻,应该比制作普通的越器淘冼得更精细一些;器物制作非常规整;基本都是满釉,单件装烧,如果是为了装烧而刮釉,也仅在器物底部的周边略微刮釉;基本为素面,不见装饰,以造型和釉色取胜。
 
  从胎料的选择加工、制作的精心规整、施釉的满布纯净,到烧成的特殊工艺,都显得与众不同。尽管出土的秘色瓷的釉色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风格比较接近,就是青绿、纯净。
 
  说到秘色瓷器,除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以外,大家比较认可的孰是晚唐五代时期钱氏家族墓里边出土的一些青釉瓷器,尽管没有像法门寺一样明确地写着“秘色瓷”,但似乎大家都理所当然地将之归为秘色瓷。如水丘氏墓(901年)出土的碗,康陵(939年)出土的一批产品,尤其是五代时期康陵出土的产品,虽然釉色不是真正的青绿而是有点青中泛灰,釉面不那么洁净而是有小黑点,从出土器物上还残留有装烧时留下的泥点看,这批产品似乎是匆匆烧成后直接随葬的,但总体上说制作还称得上精致——满釉、单件装烧、素面、以釉色取胜,应该属于秘色瓷。青绿色是秘色瓷的目标,真正完全实现是很难的,烧成时的不可控因素比较多。
 
  至于水丘氏墓出土的青釉褐彩瓷器(图十四、图十五),在窑址调查中也发现过,学界一般将之归为秘色瓷。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件器物除了那件五足熏炉的盖釉色与青绿色瓷稍接近以外,总体釉色偏黄,很难说一定就是秘色瓷。
图十四   水丘氏墓出土褐彩熏炉
 
图十五   水丘氏墓出土褐彩油灯
 
  四  秘色瓷的性质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有:“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来自于皇室“内库”。
 
  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有秘色瓷,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吴越国的王陵。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光启三年”青瓷墓志罐,其上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以此件墓志罐的出土地点为地标,贡窑的地理位置恰与后司岙窑址位置相一致。
 
  所以说,秘色瓷为皇室专用,“不得臣下用”,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后司岙窑址秘色瓷的烧成工艺看,秘色瓷器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其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
 
  烧成秘色瓷器使用的是瓷质匣钵,这种匣钵除了有利于烧成青绿的釉色外,还有利于保持相对稳定,避免瓷器与匣钵的粘连,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成本奇高。尤其是唐代晚期,所用之瓷质匣钵又厚又大,胎泥非常细腻,除了费料以外,淘冼也会很费工。另外相较于耐火土的普通匣钵,瓷质匣钵硬度低,不耐高温,很容易在高温下软塌。所以到五代时期,这种匣钵有所改进,尽管还是瓷质匣钵,但胎料中已掺和有部分细沙粒,胎壁也比晚唐时期要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瓷质匣钵还用釉封接,烧成以后器物的取出也是很有难度的。冷却以后釉就烧结了,要把匣钵打开取出器物,很容易将匣钵里边的器物震破。这也是导致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匣钵本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我们在窑址调查和发掘中经常看到许多匣钵破损后经修补继续使用的,直到不能用了才废弃。但这种用釉封接的瓷质匣钵只能用一次。因为被釉封上以后,经常要把匣钵打破才能把里边的器物取出来。另外要保持同步收缩,已经经过高温和冷却、已然收缩过的匣钵是不能再用了的。所以本来可以多次使用的匣钵,现在只能一次性使用,这也是成本高的一个原因。
 
  另外,古代瓷器的烧成率是很低的。北宋时越窑所在地的余姚县令谢景初曾经到上林湖去考察瓷业生产,并用一首诗记录了当时越窑生产的情况:“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贾,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冈念。几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令予乃亲觇。”通俗一点讲,就是他看到的情况是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就一两件,当然这一两件不会是一般的产品,应该是上档次的、质量比较高的。一百件器物中仅一两件是好的,这个烧成率当然是很低的。一直到民国时期,龙泉宝溪乡的乡长陈佐汉,为了发展当地的瓷业生产,在给浙江省实业厅要求对窑炉进行改进的报告中还讲到“百器之中而获美满完璧者,不过区区数件耳”,也就是说一直到民国时期,烧成瓷器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也就区区数件。推测唐代瓷器的烧戚章肯定也不会高,更遑论是烧秘色瓷呢。
 
  在古代文献中讲到秘色瓷的时候,往往数量都是很少的,特别足记载秘色瓷较多的文献,如《十国春秋》、《吴越备史》等,凡是提到钱氏进贡秘色瓷的时候,都是有限的五十事、二百事等,但讲到越器,或者是金釦越器,银釦越器,或者是釦饰越器的时候,数量相对就很多,一万、五万都有。就是说越器和秘色瓷尽管都是给宫廷烧的,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秘色属于越器,但越器不一定都是秘色瓷。因为给宫廷烧的越器可能会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是很少的。
 
  五  秘色瓷的生产时代
 
  叶寘《坦斋笔衡》:“……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已经说明唐代已经开始烧造秘色瓷。
 
  法门寺地宫《衣物帐》记载是“咸通十五年(874年)”,秘色瓷的出现年代当在此之前。
 
  从窑址的资料看,后司岙出土的纪年资料中,最早的是唐“大中(847—860年)”的年号,其时,地层中秘色瓷和瓷质匣钵的占比不高,秘色瓷应该是出现不久。荷花芯的资料还要早些,能够到唐“会昌(841-846年)”年间。由此推测,秘色瓷出现于晚唐,至迟不晚于会昌年间。那长庆贡中的越窑贡瓷,可能并不属于秘色瓷器。
 
  后司岙窑址秘色瓷在中和年间(881-884年)生产兴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钱氏家族墓中,康陵(939年)随葬秘色瓷的差强人意的质量,或许正是其生产开始由盛而衰的真实反映。
 
  除了晚唐五代的越窑烧造秘色瓷以外,到南宋时期,越窑还在继续烧造秘色瓷器。
 
  越窑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北宋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宋室南渡,由于特殊需要,越窑一度复兴。对南宋时期越窑烧造的情况,文献有不少的记载,特别是经常被大家引用的《中兴礼书》,“(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器祭样制烧造”。“(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令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台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明确提到南宋初宫廷在越窑烧造瓷器。在《宋会要辑稿》中更是明确写明在绍兴元年烧造一次之后又于绍兴四年继续烧造的原因——绍兴府大火,起火、救火,许多瓷器被打碎,必须及时补充,尤其是祭器。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边讲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也就是说,耀州的瓷器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是差不多的。但陆游所讲的余姚秘色瓷是不是指南宋时期烧造的呢?《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孝宗淳熙末年到光宗绍熙初年。其卷一说:“予去国(指临安)二十七年复来。”又卷六亦说:“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绍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陆游因周必大推荐,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岁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离开临安.正好二十六七年。以陆游的年龄,南宋以前的秘色瓷似乎是不应该看到的,他看到的应该是离开临安以前余姚烧的秘色瓷,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感慨。
 
  另外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讲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令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这就讲的非常明确了,而且这个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窑目之”,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当做官窑瓷看待。通过这个文献,我们也知道这些秘色瓷产品风格特征跟官窑非常接近,“不能别白”。所以如果要找南宋时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就要找跟官窑风格非常接近的产品。
 
  还有一个文献就是熊彦诗的《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臣尚有得于耳目之间者:永嘉养兵置局,织造锦袍;余姚呼集陶工,坯冶秘色;钱塘村落,辇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挎不假,则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铡致膳,则秘色何求?”熊彦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谀臣,他最有名的就是写了“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就是说,南宋中兴,全靠秦桧。《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倒是做了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他上这个书的时候是在绍兴二、三年间。绍兴二年(1132年)其任温州瑞安知县,其实他这个上皇帝陈厉害书主要是说,皇帝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呼集陶工坯冶秘色?故上书以玩好之弊论之。
 
  当然皇帝是不会听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暂时消停,就要祭祀。要祭祀,就需要烧祭器。因为原来的祭器,在渡江的时候都损失掉了。熊彦诗绍兴二、三年提的意见,估计他讲的“呼集陶工,坯冶秘色”的事情,就是《中兴礼书》讲的绍兴元年高宗烧祭器这个事情,这个里边就有烧秘色瓷。
 
  另外在史浩的《祭窑神祝文》里边讲到“比者宪台有命,埏埴是营。鸠工弥月,巧历必呈。惟是火齐,造化杳冥,端圆缥碧,乃气之精。兹匪人力,实繁神明。是用奔走,来输其诚。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灵。山川辑瑞,日月降晶。俾无苦窳,以迄有成。”叫史浩,绍兴十五年( 1145)登进士笫,调余姚县尉。“宪台有命”,表明此次烧窑是官府所命,“端圆缥碧”,所烧之物为青瓷。“鸠工弥月”,显然是临时性的烧造任务,仅一个月就完成制坯,即将入窑烧变。当然,弥月是一个常用的词,不一定实指一月,关键是他的产品,叫“端圆缥碧”,应该就是指的是秘色,在烧秘色瓷的时候,要祭窑神,所以他专门写了一个祭窑文。
 
  从文献来看,南宋时余姚烧秘色瓷是有一定信息的。那么这个南宋烧秘色瓷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哪里,根据多年的调查,主要分布在慈溪古银锭湖一带,有低岭头、寺龙口、张家地、开刀山等几个窑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窑址烧造呢?我们认为,鉴于瓷器烧成率低下,接到任务如“宪台有命”以后,时间又紧如“鸠工弥月”,一个窑场是肯定来不及烧造的,必须要几个窑同时烧造,才能完成任务。当然这个“宪台有命”不是真的是给宪台烧的,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不时看到古代宫廷用瓷交由地方政府,如转运使、州军、府县负责烧造的情况。我们曾经对低岭头窑址进行试掘,对寺龙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实也发现了一批南宋早期产品。在南宋早期的产品中,主要分为传统越窑青釉产品和官窑型产品两大类。传统越窑风格的青釉瓷器质量悬殊,可分为粗细两种。粗者,以碗、盘等饮食器为主,其釉色以青泛灰为大宗。精细者,为青绿色,釉面光润,胎质细腻,胎壁较薄,造型端庄古朴。也有在器物底上刻有“御厨”款的,那就很明确了,这些器物就是给皇帝烧的,给皇帝用的。另一类官窑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浊、半失透状,釉面滋润而含蓄,同上述传统风格截然不同,而与北宋汝窑风格却颇为相近,同其后的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釉层略厚,色调浅淡,一般无花纹装饰,有许多瓷器从断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多次上釉的迹象。从李日华“今人率以官窑目之”看,他指的秘色瓷肯定不是传统越窑的那种产品,而应该是指官窑型产品。
 
  官窑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类的有碗、盘、罐、冼、炉、瓶、花盆、唾盂、鸟食罐等。内底一般均无叠烧痕迹,碗、盘、冼、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钉痕迹,支钉数以5个居多,少数足缘刮釉,底足露胎。多为拉坯轮制而成,极个别系捏塑制成。胎质细腻,胎色多呈香灰色,与汝窑非常相似。当然这个支钉支烧工艺尽管与汝窑相似,但精细程度无法跟汝窑媲美,汝窑用的是很细的芝麻钉,而越窑的支钉很粗,这与胎料有关。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较低,一般在16%-17%,最高的也到百分之20%多一点。北方就不一样,含铝量比较高。一般AL2O3含量在25%以上,基至到35%。含铝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钉做得很细的话,就承受不了支撑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钉能够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够,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须用这么粗的钉。而这些官窑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并不被大家所认识,部分器物也确实如李日华所说,被“率以官窑目之”,如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修内司官窑弦纹瓶,釉中透着密密麻麻的气泡,与南宋越窑官窑型产品风格一致,其实就是南宋越窑烧的,当然也应该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时候烧不烧秘色瓷?还有一些产品非常精致,包括龙纹、对蝶纹,还有越窑刻单字款产品,如北宋元德李后陵( 1000年)“千”字款云鹤纹套盒,辽韩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乐纹执壶,还有最近在辽萧贵妃墓发现的一件注壶,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这类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却并不一致。从古代文献对秘色瓷的定义来看,其关注的焦点是形与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着重于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为秘色瓷的标准器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还是与秘色瓷相关的五代耀州窑、汝窑、高丽青瓷、官窑、龙泉窑,都是以釉取胜、不重装饰,而这些器物尽管很精致,釉色也漂亮,但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却是它们的装饰,与秘色瓷的追求不同。
 
  六  余论
 
  关于秘色瓷,有学者认为唐五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变了,其实我们从文献所记载的与秘色瓷相关联的几个窑场生产的产品来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终如一,它追求的目标一直末变,我们把从古代文献中认为烧秘色瓷的窑场生产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从晚唐水丘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窑五代时期生产的刻“官”乳浊釉产品、北宋时期的汝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龙泉窑黑胎青瓷产品等,尽管其不同时期,各窑有不同的特点,各地胎料的不同,导致产品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产品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窑场,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没有装饰纹样。古人也是把他们归为一类即秘色瓷的,他们都属于一个秘色瓷的系统。
 
  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赵秉文《汝瓷酒尊》 :“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瞳缄扃。”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令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庄季裕《鸡肋篇》:“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蒋祈《陶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当然,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高丽时期的部分青瓷,也归为秘色瓷系统,不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讲到“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把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相提并论。在徐兢看来,汝州新窑器和高丽青瓷都是与越窑秘色瓷风格是一样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锦》中则直接将其称为高丽秘色:“……高丽秘色一……,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当然对此书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
 
  另外一个似乎可以归为秘色瓷系统的是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产品,关于张公巷窑址,学界对其生产年代意见不一,根据发掘者的判定,其年代为北宋末到元代,显然这个年代判定由于种种原因是比较宽泛的,对其性质,当年曾开过一个专家论证会,认为其为北宋官窑,现在学界更多的倾向于为金代官窑,如果从器物的风格看,张公巷窑址出土产品与汝窑相近,具有较多的宋代特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周纲尝知粱县,烧造假秘色瓷器以事蔡攸”的记载,而蔡攸得宠于徽宗,历任龙图阁学士、淮康军节度使、宣和殿大学士等要职,宣和五年(1123年)领枢密院事,随即又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职务,后改任太保,封英国公,靖康元年(1126年),钦宗即位,蔡攸被接在贬往永州、浔州、雷州、万安军居住,不久钦宗又遣使者在贬所将其诛杀。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烧的是秘色瓷还是假秘色瓷,总都属于秘色一类。自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置伊州,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粱县城,即粱县与汝州的冶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周刚“烧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叶寘《坦斋笔衡》关于陶器的记载:“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其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川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日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秘色窑器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再到江南龙泉县窑,包括官窑,其实是叶寘对秘色瓷发展系统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窑业史。看来宋人早就讲的很清楚,这些窑场都是秘色瓷系统。现在对秘色瓷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义所造成的。
 
  前述因为秘色瓷的产量很低,数量很少,任太保、封英国公的蔡攸也只能用假秘色瓷,所以到清代的时候,乾隆皇帝才会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的感慨,什么意思?就是说官窑还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见了,人间无了,当然此处的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话,还是会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应该是有机会看得到的,所以从乾隆皇帝发出的感叹来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会像今日稍微好一点的越窑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实都不靠谱。(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载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秘色瓷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页1-17,文物出版社,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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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沈岳明:秘色探秘

发布时间: 2017-05-09

  编者按
 
  唐人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绘了越窑秘色瓷青莹滋润之美,“秘色”之名也由此滥觞。但对于何为秘色瓷、“秘色”的含义以及秘色瓷的生产状况,长期以来一直众说纷纭。1987年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中青釉瓷与同出《衣物帐》“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之记载相对应,使得秘色瓷的面貌逐渐显现。近年来随着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的逐步发掘,秘色瓷的生产地点得以确定,生产状况逐渐清晰,被评为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故宫博物院拟于近期举办相关展览及研讨会。为服务学术并启迪新知,《院刊》微信公众号回溯既往经典研究,拟渐次推出三篇文章,分别为沈岳明《秘色探秘》、耿宝昌《越窑“秘色瓷”琐谈》、吕成龙《从秘色瓷的涵义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越窑秘色瓷》,以飨读者和观众。
后司岙窑址远眺
 
  从1990开始,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合作,先后对上林湖越窑窑址群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先后对古银锭湖低岭头窑址、上林湖荷花芯窑址、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白洋湖石马弄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2014—2015年,我们又对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补充发掘,2015年10月至今发掘了上林湖后司岙窑址。本文拟在这些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得的新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和自身的一些思考,对秘色瓷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
 
  一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现第一次以实物资料向世人揭开了秘色瓷的神秘面纱。地宫中出土的一件唐咸通十五年(874)衣物帐上明确写道“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碟子共六枚”,地宫中正好发现7件青釉瓷碗并6件青釉瓷盘、碟,与衣物帐上的记载完全吻合。而且这十三件秘色瓷器装在一个漆木盒里(图一)。此外,还有一件青釉瓷八棱净瓶,在衣物帐的没有记载,其釉色及制法与其他十三件秘色瓷器风格一致,表明其应属于秘色瓷。
图一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情形
 
  秘色瓷出土于唐长安的法门寺,距离越窑所在地有三千里之遥。陕西当地就有鼎州窑,鼎州窑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中确有记载,且列为第二,说明其青瓷生产水平是相当高的。那这些秘色瓷有可能是唐代鼎州窑生产的吗?答案当然是“不”。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一定为越窑产品。理由如下:
 
  首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内库。内库中所放皇室所属作坊制品外,其余就是各地贡物。《新唐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唐代为宫廷进贡瓷器的窑场仅有两个,其一为邢州钜鹿郡邢窑,另一便为越州会稽郡越窑:“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土贡:宝花、花纹等罗,白编、交梭、十样花纹等绫,轻容、生縠、花纱、吴绢,丹沙,石蜜,橘,葛粉,瓷器,纸,笔。”且是唯一进贡青瓷的窑场。这条文献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越瓷上贡中央王朝的记载。
 
  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曾出土过一件青瓷墓志罐(图二),其上有“光启三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说明上林湖地区存在贡窑。
图二 “光启三年”墓志罐
 
  第二,文献直接点明秘色瓷就是越窑生产的。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九《窑器》条:“宋·叶寘《坦斋笔衡》云:……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这条文献显示,宋代叶寘就认为“秘色瓷器”是“越州烧进”;唐代诗人陆龟蒙这首诗的题目就叫《秘色越器》,更是直接把秘色瓷和越器联在一起,这也是最早提出越窑和秘色瓷关系的一首诗。
 
  法门寺地宫秘色瓷,是第一次非常明确的秘色瓷的考古发现,使仅见诸文献见于文字的秘色瓷具象化了,等于给晚唐的秘色瓷器立了一个标样。
 
  二  秘色瓷的烧造地点
 
  明嘉靖《余姚县志》早就指出:“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
 
  从对整个上林湖以及周边地区的越窑窑址进行的详细调查和勘探情况来看,唐宋时期上林湖窑址群是越窑窑场的核心,是最中心的窑场,不仅窑址数量众多,生产规模最大,而且产品质量最高。当然上林湖窑址群内部各窑址点的生产水平参差不齐,但从我们历年调查掌握的情况看,后司岙窑址一带产品质量最高,应属于上林湖窑址群核心中的核心。在调查后司岙窑址时曾采集到八棱净瓶,器形与法门寺地宫出土品形制一致,因此推测后司岙窑址很可能就是烧造秘色瓷的重要窑场。
 
  2015年10月份至今,我们对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表明,后司岙的秘色瓷产品以碗、盘(图三)、钵、盏、盒(图四)等为主,亦有执壶、瓶、罐、碟、炉、盂、枕(图五)、扁壶、八棱净瓶(图六)、圆腹净瓶、盏托等,每一种器物又有多种不同的造型,如碗有花口高圈足碗、玉璧底碗、玉环底碗等,盘有花口平底盘、花口高圈足盘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器基本上都可以在该窑址中找出相同的器物,而且不止是器形,甚至尺寸都大致相当。后司岙窑址的产品,胎色灰、胎质细密,釉色多是青灰或青绿,釉较薄,釉面莹润匀净,通体施釉,泥点支烧,一钵一器单件装烧……这些胎釉特征和装烧方式,都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器别无二致。那这些瓷器应当也是秘色瓷器,准确说是秘色瓷器的废品。据此我们推断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出自后司岙窑址当大致不误。
图三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盘
 
图四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盒
 
图五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枕
 
图六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八棱瓶
 
  《嘉靖余姚县志》:“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设官监窑,寻废。”北宋赵仁济曾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窑务”等说明,朝廷应该在上林湖设有烧窑的管理机构,或许就在后司岙一带。后司岙一带出土产品非常精致,调查及发掘中都曾发现有“官”字款及“官样”字款等标本。窑址附近还有一个寺院叫普济寺,《嘉泰会稽志》卷八中有记载:“普济院,在县东北六十里,唐大中元年建,号上林院。大中祥符元年,改赐今额。在上林湖山西麓,俗谓之西寺。……陈康肃公为漕,案行窑所,尝来游。有诗云: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凭栏对僧语,如在画图中。今刻石寺中。”宋代寺院经济发达,上林湖还曾有“佰僧”款的瓷质匣钵出土,时代为唐五代时期,与窑址中烧造秘色瓷的匣钵基本一致。寺院或许也曾参与了秘色瓷的烧制。
 
  除了后司岙窑址,我们曾于1993-1995年发掘了荷花芯窑址、2014-2015年我们又对荷花芯窑址进行了补充发掘。发掘中也发现了质量比较高的产品,除釉色稍微偏黄一点以外,总的来说产品制作比较规整,基本上都是满釉,多见茶具和文房用具。如出土的一种勺,其实就是陆羽《茶经》中的则(图七)。本次补充发掘中出土了四件内心模印“盈“字款的宽圈足大碗(图八),这个是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未见的。“盈”字款在邢窑考古中有不少发现,对“盈”字的解释也有不同意见,但多数是指向“大盈库”。当然,荷花芯窑址的“盈”字款笔法、书写位置均与邢窑常见的“盈”字款不同,且器物内外底均留有叠烧时做器物间隔具用的泥点痕,显得较粗,其具体涵义还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探讨。除了上述普通越器,荷花芯窑址还出土了不少秘色瓷器,器形有执壶(图九、图十)、穿带扁壶、盒(图十一)等,造型与后司岙窑址的不同,也是和瓷质匣钵伴出。但总体来说,荷花芯窑址以普通瓷器为主,秘色瓷器的占比大大低于后司岙窑址。
图七   荷花芯窑址出土青瓷则
 
图八   荷花芯窑址出土“盈”字款碗
 
图九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执壶

图十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执壶
 
图十一   荷花芯窑址出土秘色瓷盒
 
  后司岙、荷花芯窑址以外,在上林湖库区的黄鳝山窑址、茭白湾等也发现过秘色瓷。
 
  另外,在白洋湖的石马弄窑址也采集到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相同的盘子(图十二),在古银锭湖寺龙口窑址也发现过五代时期烧造秘色瓷的专用匣钵和秘色瓷器(图十三)。
图十二 石马弄窑址出土秘色瓷盘
 
图十三 寺龙口窑址出土秘色瓷碗

  三   秘色瓷的特征
 
  有了法门寺和后司岙窑址给出的秘色瓷的实物样本,那到底秘色瓷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呢?
 
  法门寺见于《衣物帐》的十三件秘色瓷器,有十一件釉色青绿,只有两件碗釉色青黄,这两件釉色青黄的碗被当作胎体做成了“鎏金银棱瓶脱雀鸟团花纹秘色瓷碗”,可见青绿色才是秘色瓷的主流色调。
 
  多年来在上林湖窑址调查和发掘时,尤其是在后司岙窑址的发掘中,与秘色瓷器同出的是大量的瓷质匣钵。这些瓷质匣钵与瓷器的胎体基本一致,烧成时匣钵之间用釉封口,且在地层中瓷质匣钵与秘色瓷器的数量同步消长。因此我们推断秘色瓷器的烧成与瓷质匣钵的使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釉封瓷质匣钵的使用才烧出了秘色瓷器。使用瓷质匣钵并用釉密封,使瓷器在强还原气氛中烧成,并在冷却时阻止了匣钵外氧气的进入,避免了瓷器的二次氧化,釉色还原得好,所以颜色特别青绿。这反过来说明,“青绿色”正是秘色瓷器追求的目标,用这种特殊工艺烧造出来的产品才是真正的秘色瓷。
 
  作为秘色瓷,它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就显得与众不同——胎特别细腻,应该比制作普通的越器淘冼得更精细一些;器物制作非常规整;基本都是满釉,单件装烧,如果是为了装烧而刮釉,也仅在器物底部的周边略微刮釉;基本为素面,不见装饰,以造型和釉色取胜。
 
  从胎料的选择加工、制作的精心规整、施釉的满布纯净,到烧成的特殊工艺,都显得与众不同。尽管出土的秘色瓷的釉色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风格比较接近,就是青绿、纯净。
 
  说到秘色瓷器,除了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以外,大家比较认可的孰是晚唐五代时期钱氏家族墓里边出土的一些青釉瓷器,尽管没有像法门寺一样明确地写着“秘色瓷”,但似乎大家都理所当然地将之归为秘色瓷。如水丘氏墓(901年)出土的碗,康陵(939年)出土的一批产品,尤其是五代时期康陵出土的产品,虽然釉色不是真正的青绿而是有点青中泛灰,釉面不那么洁净而是有小黑点,从出土器物上还残留有装烧时留下的泥点看,这批产品似乎是匆匆烧成后直接随葬的,但总体上说制作还称得上精致——满釉、单件装烧、素面、以釉色取胜,应该属于秘色瓷。青绿色是秘色瓷的目标,真正完全实现是很难的,烧成时的不可控因素比较多。
 
  至于水丘氏墓出土的青釉褐彩瓷器(图十四、图十五),在窑址调查中也发现过,学界一般将之归为秘色瓷。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件器物除了那件五足熏炉的盖釉色与青绿色瓷稍接近以外,总体釉色偏黄,很难说一定就是秘色瓷。
图十四   水丘氏墓出土褐彩熏炉
 
图十五   水丘氏墓出土褐彩油灯
 
  四  秘色瓷的性质
 
  宋代周辉《清波杂志》有:“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日秘色。”
 
  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来自于皇室“内库”。
 
  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有秘色瓷,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吴越国的王陵。
 
  后司岙窑址出土秘色瓷。1977年在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光启三年”青瓷墓志罐,其上有“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以此件墓志罐的出土地点为地标,贡窑的地理位置恰与后司岙窑址位置相一致。
 
  所以说,秘色瓷为皇室专用,“不得臣下用”,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后司岙窑址秘色瓷的烧成工艺看,秘色瓷器也绝不是普通人能够用得起的——其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
 
  烧成秘色瓷器使用的是瓷质匣钵,这种匣钵除了有利于烧成青绿的釉色外,还有利于保持相对稳定,避免瓷器与匣钵的粘连,但其弊病也显而易见——成本奇高。尤其是唐代晚期,所用之瓷质匣钵又厚又大,胎泥非常细腻,除了费料以外,淘冼也会很费工。另外相较于耐火土的普通匣钵,瓷质匣钵硬度低,不耐高温,很容易在高温下软塌。所以到五代时期,这种匣钵有所改进,尽管还是瓷质匣钵,但胎料中已掺和有部分细沙粒,胎壁也比晚唐时期要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瓷质匣钵还用釉封接,烧成以后器物的取出也是很有难度的。冷却以后釉就烧结了,要把匣钵打开取出器物,很容易将匣钵里边的器物震破。这也是导致成本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匣钵本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我们在窑址调查和发掘中经常看到许多匣钵破损后经修补继续使用的,直到不能用了才废弃。但这种用釉封接的瓷质匣钵只能用一次。因为被釉封上以后,经常要把匣钵打破才能把里边的器物取出来。另外要保持同步收缩,已经经过高温和冷却、已然收缩过的匣钵是不能再用了的。所以本来可以多次使用的匣钵,现在只能一次性使用,这也是成本高的一个原因。
 
  另外,古代瓷器的烧成率是很低的。北宋时越窑所在地的余姚县令谢景初曾经到上林湖去考察瓷业生产,并用一首诗记录了当时越窑生产的情况:“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贾,门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冈念。几用或弃朴,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令予乃亲觇。”通俗一点讲,就是他看到的情况是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就一两件,当然这一两件不会是一般的产品,应该是上档次的、质量比较高的。一百件器物中仅一两件是好的,这个烧成率当然是很低的。一直到民国时期,龙泉宝溪乡的乡长陈佐汉,为了发展当地的瓷业生产,在给浙江省实业厅要求对窑炉进行改进的报告中还讲到“百器之中而获美满完璧者,不过区区数件耳”,也就是说一直到民国时期,烧成瓷器一百件里边比较好的也就区区数件。推测唐代瓷器的烧戚章肯定也不会高,更遑论是烧秘色瓷呢。
 
  在古代文献中讲到秘色瓷的时候,往往数量都是很少的,特别足记载秘色瓷较多的文献,如《十国春秋》、《吴越备史》等,凡是提到钱氏进贡秘色瓷的时候,都是有限的五十事、二百事等,但讲到越器,或者是金釦越器,银釦越器,或者是釦饰越器的时候,数量相对就很多,一万、五万都有。就是说越器和秘色瓷尽管都是给宫廷烧的,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秘色属于越器,但越器不一定都是秘色瓷。因为给宫廷烧的越器可能会很多,但是真正的秘色瓷是很少的。
 
  五  秘色瓷的生产时代
 
  叶寘《坦斋笔衡》:“……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已经说明唐代已经开始烧造秘色瓷。
 
  法门寺地宫《衣物帐》记载是“咸通十五年(874年)”,秘色瓷的出现年代当在此之前。
 
  从窑址的资料看,后司岙出土的纪年资料中,最早的是唐“大中(847—860年)”的年号,其时,地层中秘色瓷和瓷质匣钵的占比不高,秘色瓷应该是出现不久。荷花芯的资料还要早些,能够到唐“会昌(841-846年)”年间。由此推测,秘色瓷出现于晚唐,至迟不晚于会昌年间。那长庆贡中的越窑贡瓷,可能并不属于秘色瓷器。
 
  后司岙窑址秘色瓷在中和年间(881-884年)生产兴盛,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五代中期左右,五代中期以后质量有所下降,钱氏家族墓中,康陵(939年)随葬秘色瓷的差强人意的质量,或许正是其生产开始由盛而衰的真实反映。
 
  除了晚唐五代的越窑烧造秘色瓷以外,到南宋时期,越窑还在继续烧造秘色瓷器。
 
  越窑经过唐五代的发展,到北宋中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宋室南渡,由于特殊需要,越窑一度复兴。对南宋时期越窑烧造的情况,文献有不少的记载,特别是经常被大家引用的《中兴礼书》,“(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器祭样制烧造”。“(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令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台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明确提到南宋初宫廷在越窑烧造瓷器。在《宋会要辑稿》中更是明确写明在绍兴元年烧造一次之后又于绍兴四年继续烧造的原因——绍兴府大火,起火、救火,许多瓷器被打碎,必须及时补充,尤其是祭器。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里边讲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也就是说,耀州的瓷器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是差不多的。但陆游所讲的余姚秘色瓷是不是指南宋时期烧造的呢?《老学庵笔记》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孝宗淳熙末年到光宗绍熙初年。其卷一说:“予去国(指临安)二十七年复来。”又卷六亦说:“今上初登极,周丞相草仪注,称‘新皇帝’,盖创为文也。”按周丞相指周必大,淳熙末、绍熙初任左丞相,“今上”、“新皇帝”俱指光宗。陆游因周必大推荐,淳熙末年回到朝廷,距他三十九岁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离开临安.正好二十六七年。以陆游的年龄,南宋以前的秘色瓷似乎是不应该看到的,他看到的应该是离开临安以前余姚烧的秘色瓷,所以他才会有这种感慨。
 
  另外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也讲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令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这就讲的非常明确了,而且这个秘色瓷,“今人率以官窑目之”,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当做官窑瓷看待。通过这个文献,我们也知道这些秘色瓷产品风格特征跟官窑非常接近,“不能别白”。所以如果要找南宋时期余姚烧造的秘色瓷,就要找跟官窑风格非常接近的产品。
 
  还有一个文献就是熊彦诗的《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臣尚有得于耳目之间者:永嘉养兵置局,织造锦袍;余姚呼集陶工,坯冶秘色;钱塘村落,辇致花窠。方陛下衣裳在笥,敝挎不假,则锦袍何用?日昃不食,土铡致膳,则秘色何求?”熊彦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谀臣,他最有名的就是写了“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就是说,南宋中兴,全靠秦桧。《应诏上皇帝陈厉害书》倒是做了一个臣子该做的事,他上这个书的时候是在绍兴二、三年间。绍兴二年(1132年)其任温州瑞安知县,其实他这个上皇帝陈厉害书主要是说,皇帝在这个动荡的年代,为什么还要呼集陶工坯冶秘色?故上书以玩好之弊论之。
 
  当然皇帝是不会听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打仗暂时消停,就要祭祀。要祭祀,就需要烧祭器。因为原来的祭器,在渡江的时候都损失掉了。熊彦诗绍兴二、三年提的意见,估计他讲的“呼集陶工,坯冶秘色”的事情,就是《中兴礼书》讲的绍兴元年高宗烧祭器这个事情,这个里边就有烧秘色瓷。
 
  另外在史浩的《祭窑神祝文》里边讲到“比者宪台有命,埏埴是营。鸠工弥月,巧历必呈。惟是火齐,造化杳冥,端圆缥碧,乃气之精。兹匪人力,实繁神明。是用奔走,来输其诚。有酒既旨,有肴既馨。惟神克享,大侈厥灵。山川辑瑞,日月降晶。俾无苦窳,以迄有成。”叫史浩,绍兴十五年( 1145)登进士笫,调余姚县尉。“宪台有命”,表明此次烧窑是官府所命,“端圆缥碧”,所烧之物为青瓷。“鸠工弥月”,显然是临时性的烧造任务,仅一个月就完成制坯,即将入窑烧变。当然,弥月是一个常用的词,不一定实指一月,关键是他的产品,叫“端圆缥碧”,应该就是指的是秘色,在烧秘色瓷的时候,要祭窑神,所以他专门写了一个祭窑文。
 
  从文献来看,南宋时余姚烧秘色瓷是有一定信息的。那么这个南宋烧秘色瓷的窑址主要分布在哪里,根据多年的调查,主要分布在慈溪古银锭湖一带,有低岭头、寺龙口、张家地、开刀山等几个窑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窑址烧造呢?我们认为,鉴于瓷器烧成率低下,接到任务如“宪台有命”以后,时间又紧如“鸠工弥月”,一个窑场是肯定来不及烧造的,必须要几个窑同时烧造,才能完成任务。当然这个“宪台有命”不是真的是给宪台烧的,我们可以从文献中不时看到古代宫廷用瓷交由地方政府,如转运使、州军、府县负责烧造的情况。我们曾经对低岭头窑址进行试掘,对寺龙口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实也发现了一批南宋早期产品。在南宋早期的产品中,主要分为传统越窑青釉产品和官窑型产品两大类。传统越窑风格的青釉瓷器质量悬殊,可分为粗细两种。粗者,以碗、盘等饮食器为主,其釉色以青泛灰为大宗。精细者,为青绿色,釉面光润,胎质细腻,胎壁较薄,造型端庄古朴。也有在器物底上刻有“御厨”款的,那就很明确了,这些器物就是给皇帝烧的,给皇帝用的。另一类官窑型器物的釉色呈天青、月白,乳浊、半失透状,釉面滋润而含蓄,同上述传统风格截然不同,而与北宋汝窑风格却颇为相近,同其后的南宋郊坛下官窑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釉层略厚,色调浅淡,一般无花纹装饰,有许多瓷器从断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有多次上釉的迹象。从李日华“今人率以官窑目之”看,他指的秘色瓷肯定不是传统越窑的那种产品,而应该是指官窑型产品。
 
  官窑型的天青釉瓷器可看出器类的有碗、盘、罐、冼、炉、瓶、花盆、唾盂、鸟食罐等。内底一般均无叠烧痕迹,碗、盘、冼、罐等器物外底多有支钉痕迹,支钉数以5个居多,少数足缘刮釉,底足露胎。多为拉坯轮制而成,极个别系捏塑制成。胎质细腻,胎色多呈香灰色,与汝窑非常相似。当然这个支钉支烧工艺尽管与汝窑相似,但精细程度无法跟汝窑媲美,汝窑用的是很细的芝麻钉,而越窑的支钉很粗,这与胎料有关。南方的胎料AL2O3含量比较低,一般在16%-17%,最高的也到百分之20%多一点。北方就不一样,含铝量比较高。一般AL2O3含量在25%以上,基至到35%。含铝量高,硬度就大,反之硬度就低。硬度低,如果支钉做得很细的话,就承受不了支撑器物的重量,即使支钉能够承受,器物的胎硬度不够,也是承受不了,所以它必须用这么粗的钉。而这些官窑型天青釉秘色瓷,以前并不被大家所认识,部分器物也确实如李日华所说,被“率以官窑目之”,如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修内司官窑弦纹瓶,釉中透着密密麻麻的气泡,与南宋越窑官窑型产品风格一致,其实就是南宋越窑烧的,当然也应该叫秘色瓷。
 
  唐代秘色瓷,五代秘色瓷,南宋秘色瓷,那北宋时候烧不烧秘色瓷?还有一些产品非常精致,包括龙纹、对蝶纹,还有越窑刻单字款产品,如北宋元德李后陵( 1000年)“千”字款云鹤纹套盒,辽韩佚墓(995年)“永”字人物宴乐纹执壶,还有最近在辽萧贵妃墓发现的一件注壶,世人都以秘色瓷相待。但这类器物是否是秘色瓷,答案却并不一致。从古代文献对秘色瓷的定义来看,其关注的焦点是形与色,尤其是色,本身秘色就是着重于色,看重的是釉色,不管是作为秘色瓷的标准器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还是与秘色瓷相关的五代耀州窑、汝窑、高丽青瓷、官窑、龙泉窑,都是以釉取胜、不重装饰,而这些器物尽管很精致,釉色也漂亮,但给人以印象深刻的却是它们的装饰,与秘色瓷的追求不同。
 
  六  余论
 
  关于秘色瓷,有学者认为唐五代以后,特别是宋代,秘色瓷的概念变了,其实我们从文献所记载的与秘色瓷相关联的几个窑场生产的产品来看,秘色瓷的概念始终如一,它追求的目标一直末变,我们把从古代文献中认为烧秘色瓷的窑场生产的产品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从晚唐水丘氏墓出土的秘色瓷,到五代康陵出土的秘色瓷,再到耀州窑五代时期生产的刻“官”乳浊釉产品、北宋时期的汝窑、南宋早期越窑低岭头类型产品、南宋郊坛下官窑、龙泉窑黑胎青瓷产品等,尽管其不同时期,各窑有不同的特点,各地胎料的不同,导致产品的风格也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这些产品属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窑场,但釉色非常接近,也基本上没有装饰纹样。古人也是把他们归为一类即秘色瓷的,他们都属于一个秘色瓷的系统。
 
  陆游《老学庵笔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赵秉文《汝瓷酒尊》 :“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瞳缄扃。”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瓷,粗朴而耐久,令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
 
  庄季裕《鸡肋篇》:“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蒋祈《陶记》:“其视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
 
  当然,如果再把眼光放远一点,其实高丽时期的部分青瓷,也归为秘色瓷系统,不仅在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讲到“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把高丽青瓷与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相提并论。在徐兢看来,汝州新窑器和高丽青瓷都是与越窑秘色瓷风格是一样的。在太平老人《袖中锦》中则直接将其称为高丽秘色:“……高丽秘色一……,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当然对此书成书年代是有争议的。
 
  另外一个似乎可以归为秘色瓷系统的是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的产品,关于张公巷窑址,学界对其生产年代意见不一,根据发掘者的判定,其年代为北宋末到元代,显然这个年代判定由于种种原因是比较宽泛的,对其性质,当年曾开过一个专家论证会,认为其为北宋官窑,现在学界更多的倾向于为金代官窑,如果从器物的风格看,张公巷窑址出土产品与汝窑相近,具有较多的宋代特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有“周纲尝知粱县,烧造假秘色瓷器以事蔡攸”的记载,而蔡攸得宠于徽宗,历任龙图阁学士、淮康军节度使、宣和殿大学士等要职,宣和五年(1123年)领枢密院事,随即又任开府仪同三司、少保等重要职务,后改任太保,封英国公,靖康元年(1126年),钦宗即位,蔡攸被接在贬往永州、浔州、雷州、万安军居住,不久钦宗又遣使者在贬所将其诛杀。既然“以事蔡攸”,那就是北宋晚期的事,不管他烧的是秘色瓷还是假秘色瓷,总都属于秘色一类。自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置伊州,隋炀帝大业初改伊州为汝州,治粱县城,即粱县与汝州的冶所同在一地,故汝州张公巷极有可能就是周刚“烧造假秘色瓷器”之所。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去看叶寘《坦斋笔衡》关于陶器的记载:“陶器自舜时便有,三代迄于秦汉,所谓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瓷,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其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川造青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日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日官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
 
  从秘色窑器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再到江南龙泉县窑,包括官窑,其实是叶寘对秘色瓷发展系统的一次梳理,是一篇秘色窑业史。看来宋人早就讲的很清楚,这些窑场都是秘色瓷系统。现在对秘色瓷概念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其实都是没有真正理解秘色瓷的含义所造成的。
 
  前述因为秘色瓷的产量很低,数量很少,任太保、封英国公的蔡攸也只能用假秘色瓷,所以到清代的时候,乾隆皇帝才会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稀”的感慨,什么意思?就是说官窑还能看到,李唐的越器看不见了,人间无了,当然此处的李唐越器肯定是指秘色瓷,如果光是越器的话,还是会有不少,尤其是乾隆皇帝,应该是有机会看得到的,所以从乾隆皇帝发出的感叹来看,秘色瓷不可能有很多,不会像今日稍微好一点的越窑瓷器都叫秘色瓷了,其实都不靠谱。(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载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秘色瓷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页1-17,文物出版社,2017年。)

 
 

作者:沈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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