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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牟永抗的考古人生
发布时间:2017-02-10    文章出处:杭州网-杭州日报    作者:庄小琴    点击率: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诸多重要观点,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名家名片

记者 王毅 摄
 
  牟永抗,浙江黄岩人,1933年生于北平。浙江省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著名考古专家。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于浙江省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
 
  中国史前玉器及其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放在他面前的水,凉了,换热的,再凉,再换热的,他没顾得上喝一口。说到兴奋处,会激动地拍自己的腿,眼睛闪烁出童真的光芒。
 
  他已经80岁了。每次长达几小时长聊,问,要不要休息下。他摆手:“不用不用!我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就像当年在北大给学生讲课一样。”然后,他嘿嘿一笑,说,我是A型血,讲到兴奋时,刹不住车。
 
  他叫牟永抗,有着60年的考古故事。我不得不分四次,共计18小时,跨越了新旧之年的交替,才听完了它们,宛若翻阅了一部浙江考古发展史。
 
  老人的生活单调,但似乎有一个爱好,看电视。每次采访,他家电视机总停在凤凰卫视或央视纪录片频道。问他缘由,他呵呵地笑:因为“及时”和“真实”啊。
 
  这抑或也是他一辈子对考古的认知吧。
 
  他也有严肃和沉默的时候。一回,我按捺不住好奇问,闲暇有没收集些古玩?老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将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标本,用人民币来等值,这是考古界最大的腐败。
 
  他住在金华路,附近有家在杭州小资圈颇有热度的餐馆。某天中午,他拉上老伴,请我去这家餐馆吃饭。
 
  显然,餐馆的服务员颇熟悉这对老夫妇,跟他们打招呼,甚至知道他们经常要一份红烧肉,再加一个蔬菜,就是一顿午餐,没吃完的肯定还会打包。
 
  但我想,年轻的服务员不一定知道,这位真实朴素的老人,是浙江考古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几乎参与了浙江境内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提出的诸多重要观点,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部分重要论文,前些年被整理成册,叫《牟永抗考古论文集》,足足有三百万字,700多页。
 
  “考古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证据不能改。”
 
  考古人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5月,解放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次输入新鲜血液。牟永抗那年20岁,和周中夏、朱伯谦、王士伦三名年轻人,从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调来。
 
  “当时我们是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不知道文管会是个什么部门,以为是个搞古董的养老单位。”没料想,后来就是这几个年轻人,一手开创了浙江的考古事业。
 
  半个月后,牟永抗被派去参加老和山遗址考古发掘(即现在浙大玉泉校区学生宿舍U字楼),这是解放以后,浙江省的第一次考古野外作业,由华东文物工作队主持发掘。
 
  宿舍的基础建设由当时的“劳改队”承包。劳改犯们拖着铁链在地里挖啊挖,然后“报告队长,这是不是文物?”
 
  那是夏天,牟永抗穿着短裤,打着赤膊,跟在王文林老师后面,王文林确认后,他就给文物拍个照,作为记录。
 
  他以为那就是“考古”。
 
  第二年,他去北京大学参加考古训练班。郭沫若亲自教授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教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
 
  第一堂课是裴文中先生的课。课讲完了,认为有过“考古实践”而自我感觉良好的牟永抗举手提问:“裴先生,你讲近年中国考古学,为什么没有讲老和山发掘?”
 
  裴先生看着他,面无表情,一字一句:“这不是考古,这是捡东西!”
 
  他被震到了。
 
  牟永抗的考古生涯,从这里才算正式开始。
 
  当年傅斯年先生做过一副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牟永抗认为,傅先生把考古学概括得很全面、很生动。“所以我们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至1955年,牟永抗跑遍了杭州周边地区,最南温州,最北嘉兴,可以找到史前文明的线索,都去看过了。1958年,他在龙泉县的东区,发现了72个窑址,各个窑址的标本不能放一起,只能分别放在布袋里,背在身上。在汽车站等汽车,两位大嫂看着他笑:“同志,你看看你身上有几个袋子”?她们帮他数了数,一共17个。
 
  “考古本来就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如果资料是不正确的,证据都是假的,怎么还原历史?”
 
  “但是在解读证据时,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被认识的,有时候,我们的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我们的证据不能改。”
 
  他举了个例子。“有人认为,几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左撇子,那是因为出土到的镰刀刀刃口和现代是相反的,似乎这就是证据。但如果古代良渚人和现代海南岛黎族妇女一样,并不连稻秆一起收割,只割稻穗,那就不一定用左手了。”
 
  “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这种经历让我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有一年发掘,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牟永抗刚入文管会时,郑振铎任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要求各地文管会配合经济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浙江的工农业发展,给了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很大的舞台,亦成就了浙江考古事业最初的“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参与并见证了浙江省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湖州钱山漾、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遗址等。1971年,中断了十年的浙江考古事业逐渐恢复,当时只剩下朱伯谦和梅富根两位考古人员,牟永抗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下放劳动,算作编外人员,但仍全身心投入到全省文物人员的培训中,并参与、主持了大名鼎鼎的河姆渡、良渚遗址的发掘。

1973年,河姆渡第一次发掘现场。右四为牟永抗(照片由本人提供)。
 
  浙江的史前文明进程,也由此得以往前一提再提,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
 
  早些年,考古条件艰苦,地点多在偏远野外,无代步工具,仅靠两条腿。有一年发掘苏家村,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我们对工作一腔热情。辛苦算什么,挖到真东西,那才叫真高兴哩。”
 
  1957年底,湖州邱城遗址发掘。收获的陶片,足足装了四百多麻袋,雇了一只20吨的木船运回杭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发掘的三个多月里,牟永抗没有刮过一次胡子,也没有理过一次头发, 24岁的他,被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1971年11月,牟永抗参加河姆渡第一次发掘。“去现场没有车子,我们就向邻近文化馆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像消防队员一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这种经历,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凭着这股紧迫感和责任感,河姆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比邱城年代还早的文化层,提出了河姆渡“一至四期”的概念。在第四层发现了7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成堆成堆的,黄绿黄绿的,还发现了很多木质工具,排列有序的木桩,最长的一排23米。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专程赶到现场,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1986年,良渚反山墓的发掘则考验了坐镇主持的牟永抗的耐心。
 
  当时,良渚文化是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的共同课题,邻省市的同行已经分别发掘到以殉玉为主体的良渚大墓。但作为良渚文化故乡,浙江还没有挖到一个良渚大墓。
 
  那一年的野外经费是11000元,已经用掉3000多元。不少人建议先挖几条探沟试试。
 
  牟永抗很坚决。小打小闹十多年,这次要挖就大面积挖。但两个多月的发掘成果差强人意,只出土11座汉墓。良渚大墓的影子,一丝一毫都没见着。
 
  一般说来,墓葬向下挖到二三十厘米就可以见分晓,但挖了近一米,还无动静。压力相当大。可是,挖出来的都是熟土,说明汉墓之下可能还有墓葬。于是他顶着压力说,继续挖。
 
  连挖11座汉墓、再向下挖到一米深处,发现了后来被编为97号玉琮的12墓。蹲在墓边的发掘领队王明达不顾一切地一跃跳进墓坑,大喊“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
 
  “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且敢于否定自己,这就是一个进步。”
 
  良渚莫角山遗址二次发掘告停,就他个人而言是遗憾;但多年后在此发现超大型营建遗迹得以保存,值得欣慰。
 
  1955年底的宁波火车站董孝子墓的发掘,共挖出135座汉、元朝墓。这是牟永抗的第一次独立主持。
 
  1956年前,长江以南始终没有找到过墓葬的“边界”,“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把老师王文林请到宁波,住在董孝子墓里,解决“找边”问题。最终边找到了,这是长江以南考古历史技能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首战告捷,不免沾沾自喜。“但实际上,对墓内许多复修的关键,都没有加以深入研究。比如,91号墓前面还有一条23米的墓道,下面铺了砖砌的排水沟,这些位置都没有做剖面;91号墓旁边还有25个墓,和91号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做地层学上的剖面的切割……”
 
  当年出土的135座墓,每座墓都留有标本,存放在西湖博物馆附近美院附中的两间教室里。次年,一场大台风吹倒教室,标本被埋在了废墟里,清理出来,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关系。
 
  “这是我考古学上的第一个遗憾,无法偿还的一笔债,现在想想还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坚持、继续探索的精神。”
 
  他一生大部分的考古成果,在三年前被集结成册。这本300万字的《牟永抗考古文集》,对每一次的考古过程都在反思。比如,在12号良渚大墓发现后,“大墓丰富而又精美的遗物带来的喜悦,让我对反山M23东北那一片红色区域的判断失误,不恰当地采用了墓葬发掘的方法,以至破坏了这一遗迹。”
 
  时至高龄,对于学术上的一些遗憾,他有了更达观的心态。
 
  “不要认为自己的都对,而要勇敢地看到自己错的地方。敢于否定自己,就是一个进步。”
 
  当年,104国道改道工程,良渚莫角山遗址准备二次发掘,他曾认为会是自己完美的收官之作,但因种种人为原因,公路绕道,发掘告停,令他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释怀。
 
  然而,在2010年,这个公路旁边,考古所在探沟里面挖了将近十万斤的稻谷堆积,是个超大型的营建遗迹。
 
  “如果我们当时发掘,就不一定能注意到这些现象,修公路时可能就被毁掉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成果而言,这是个遗憾,但作为遗址,它被保护下来,这给以后的考古工作者留下了课题,给了他们用武之地。”
 
  “作为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在国外得到这么高的礼遇,我非常高兴”。
 
  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
 
  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由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邀请一批考古专家做讲座。牟永抗是唯一一位专程被邀请的省外专家。
 
  这是自他1954年参加北大考古培训班后,30年后再一次回到北京。
 
  牟永抗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母均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他于1933年出生于北平,6岁时回到家乡,由祖父单独督导国文。
 
  长大成人,他选择了和父亲不一样的道路——加入了新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学生中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有一年,组织上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让他写信叫在国统区工作的父亲回到家乡。父亲回乡后,不明不白地死于阶级斗争。
 
  因父亲“国民党”身份,他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经历了不胜唏嘘的世态炎凉。史前研究被迫中断,论文没有自己的署名权,还被明令禁止上北京。
 
  多年后,他终于站上北大的讲台。巧合的是,讲课的教室,就是他当年参加培训班时的宿舍。而讲台,正是他当年睡的床铺的位置。
 
  他站在讲台上,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他以为是中山装的搭扣太紧,解开。还是发不出声。再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不行。几秒钟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他终于蹦出了第一句话。
 
  他没有照着讲稿念,却滔滔不绝。底下是几百双年轻的明亮的眼睛:“我是对着他们求知的眼睛在讲课”。
 
  原本两场讲课被增加到六场,他在北京待了一个半月。
 
  每天晚上,他的宿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向他请教各种考古学问题。
 
  在北大的这一个半月,成为他人生中两个愉悦期之一。
 
  另一个愉悦期,是在退休后。美国多家著名学府邀请他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他做了六次演讲,主题围绕玉器时代和东方太阳神崇拜而展开,场场爆满。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外可以得到这么高的礼遇,非常高兴”。
 
  在美国,他结识了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两人相见恨晚。聊了许久,才知道张教授是更早提出“玉器时代”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他把玉器时代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这也提醒我,要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其实,在牟永抗一生的学术生涯里,提出过很多重要观点。比如,他提出太湖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传播论和中原中心论。良渚遗址群发掘后,他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阐述了东方史前时期太阳神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前不久,浙江文物考古所发布2012年度考古重大发现:在浙江永康发现了更早的人工栽培稻谷,距今11000年。此前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是1971年在河姆渡发现的,距今7000年。
 
  对牟永抗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课题研究。“以水为背景的东亚大地的东南部,以湿地为主体的水稻种植反映了什么样的聚落形态和生存状况?以浙江东南为主体的东亚湿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我退休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考古界人士,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这方面的探索。”
 
  “考古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有违考古学的本质。”
 
  1995年,有人提议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不签,后面的人也不敢签。
 
  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0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尽管他们都不是考古学专业,但都希望借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用更科学的资料来研究历史。
 
  牟永抗讲了一个故事:湖州人慎微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之江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是浙江省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操作的第一次发掘,就是慎微之老先生写信呼吁抢救保护的。1952年,他被下放到家乡湖州,在乡下一所中学当英文老师。“星期天,老先生拎个篮子,到吴兴县村头田间找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牟永抗说,“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考古学代表的是整个知识群体的觉醒。”
 
  1995年,牟永抗应邀去新疆参加一个和田玉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主办方递过来一个文件,请专家签字。他坐主席台上第一个位置,文件第一个给了他。原来是一份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的提议,有人想用20年,把新疆和田玉开采完。开会地点的周边已经分片包给农民,挖土机日夜挖掘,一塌糊涂。
 
  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说:和田玉只是个俗称,并不是科学命名,主要用途并不是做工艺品,而是做消防材料的。他没签,后面的人也不签;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签,下面的人自然更不敢签。
 
  “你看某个古代名人墓的发掘,在电视上直播,挖到一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这完全是违反考古最基本的程序啊!他们挖这个墓,并不是为了在王侯墓葬制度上有什么突破,而是为了地方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堕落。”牟永抗痛心疾首。
 
(原文刊于:《杭州日报》2013年2月21日第A12版)
(责编:李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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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永抗的考古人生

发布时间: 2017-02-10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提出的诸多重要观点,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名家名片

记者 王毅 摄
 
  牟永抗,浙江黄岩人,1933年生于北平。浙江省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著名考古专家。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于浙江省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建立、
 
  中国史前玉器及其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以及浙江瓷窑址考古学的探索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放在他面前的水,凉了,换热的,再凉,再换热的,他没顾得上喝一口。说到兴奋处,会激动地拍自己的腿,眼睛闪烁出童真的光芒。
 
  他已经80岁了。每次长达几小时长聊,问,要不要休息下。他摆手:“不用不用!我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就像当年在北大给学生讲课一样。”然后,他嘿嘿一笑,说,我是A型血,讲到兴奋时,刹不住车。
 
  他叫牟永抗,有着60年的考古故事。我不得不分四次,共计18小时,跨越了新旧之年的交替,才听完了它们,宛若翻阅了一部浙江考古发展史。
 
  老人的生活单调,但似乎有一个爱好,看电视。每次采访,他家电视机总停在凤凰卫视或央视纪录片频道。问他缘由,他呵呵地笑:因为“及时”和“真实”啊。
 
  这抑或也是他一辈子对考古的认知吧。
 
  他也有严肃和沉默的时候。一回,我按捺不住好奇问,闲暇有没收集些古玩?老先生一字一顿地说:将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标本,用人民币来等值,这是考古界最大的腐败。
 
  他住在金华路,附近有家在杭州小资圈颇有热度的餐馆。某天中午,他拉上老伴,请我去这家餐馆吃饭。
 
  显然,餐馆的服务员颇熟悉这对老夫妇,跟他们打招呼,甚至知道他们经常要一份红烧肉,再加一个蔬菜,就是一顿午餐,没吃完的肯定还会打包。
 
  但我想,年轻的服务员不一定知道,这位真实朴素的老人,是浙江考古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考古事业的开创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之前,他几乎参与了浙江境内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他提出的诸多重要观点,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部分重要论文,前些年被整理成册,叫《牟永抗考古论文集》,足足有三百万字,700多页。
 
  “考古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证据不能改。”
 
  考古人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5月,解放后新成立的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次输入新鲜血液。牟永抗那年20岁,和周中夏、朱伯谦、王士伦三名年轻人,从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调来。
 
  “当时我们是昂首挺胸、意气风发的革命青年,不知道文管会是个什么部门,以为是个搞古董的养老单位。”没料想,后来就是这几个年轻人,一手开创了浙江的考古事业。
 
  半个月后,牟永抗被派去参加老和山遗址考古发掘(即现在浙大玉泉校区学生宿舍U字楼),这是解放以后,浙江省的第一次考古野外作业,由华东文物工作队主持发掘。
 
  宿舍的基础建设由当时的“劳改队”承包。劳改犯们拖着铁链在地里挖啊挖,然后“报告队长,这是不是文物?”
 
  那是夏天,牟永抗穿着短裤,打着赤膊,跟在王文林老师后面,王文林确认后,他就给文物拍个照,作为记录。
 
  他以为那就是“考古”。
 
  第二年,他去北京大学参加考古训练班。郭沫若亲自教授奴隶社会史,尹达讲原始社会史,翦伯赞教封建社会史,裴文中讲旧石器考古学,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
 
  第一堂课是裴文中先生的课。课讲完了,认为有过“考古实践”而自我感觉良好的牟永抗举手提问:“裴先生,你讲近年中国考古学,为什么没有讲老和山发掘?”
 
  裴先生看着他,面无表情,一字一句:“这不是考古,这是捡东西!”
 
  他被震到了。
 
  牟永抗的考古生涯,从这里才算正式开始。
 
  当年傅斯年先生做过一副对联:“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牟永抗认为,傅先生把考古学概括得很全面、很生动。“所以我们在劳动人民心中的形象也是很奇怪的,被认为是‘抓蛇的’,好一点的话,认为是拉电线杆的。”
 
  1953年至1955年,牟永抗跑遍了杭州周边地区,最南温州,最北嘉兴,可以找到史前文明的线索,都去看过了。1958年,他在龙泉县的东区,发现了72个窑址,各个窑址的标本不能放一起,只能分别放在布袋里,背在身上。在汽车站等汽车,两位大嫂看着他笑:“同志,你看看你身上有几个袋子”?她们帮他数了数,一共17个。
 
  “考古本来就是为了解读真实的历史。如果资料是不正确的,证据都是假的,怎么还原历史?”
 
  “但是在解读证据时,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他说,“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被认识的,有时候,我们的解读可以出错,错了可以再改,但我们的证据不能改。”
 
  他举了个例子。“有人认为,几千年前的良渚人是左撇子,那是因为出土到的镰刀刀刃口和现代是相反的,似乎这就是证据。但如果古代良渚人和现代海南岛黎族妇女一样,并不连稻秆一起收割,只割稻穗,那就不一定用左手了。”
 
  “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这种经历让我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有一年发掘,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牟永抗刚入文管会时,郑振铎任国家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要求各地文管会配合经济建设,进行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浙江的工农业发展,给了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很大的舞台,亦成就了浙江考古事业最初的“黄金时代”。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参与并见证了浙江省内几乎所有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湖州钱山漾、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遗址等。1971年,中断了十年的浙江考古事业逐渐恢复,当时只剩下朱伯谦和梅富根两位考古人员,牟永抗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下放劳动,算作编外人员,但仍全身心投入到全省文物人员的培训中,并参与、主持了大名鼎鼎的河姆渡、良渚遗址的发掘。

1973年,河姆渡第一次发掘现场。右四为牟永抗(照片由本人提供)。
 
  浙江的史前文明进程,也由此得以往前一提再提,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处于领先地位。
 
  早些年,考古条件艰苦,地点多在偏远野外,无代步工具,仅靠两条腿。有一年发掘苏家村,住在余杭安溪乡政府,办公室腾不出来,只好把猪圈里的猪迁走,打扫干净,铺上一层稻草,落脚。
 
  “我们对工作一腔热情。辛苦算什么,挖到真东西,那才叫真高兴哩。”
 
  1957年底,湖州邱城遗址发掘。收获的陶片,足足装了四百多麻袋,雇了一只20吨的木船运回杭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轰动的事件。发掘的三个多月里,牟永抗没有刮过一次胡子,也没有理过一次头发, 24岁的他,被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六七十岁的老头子。
 
  1971年11月,牟永抗参加河姆渡第一次发掘。“去现场没有车子,我们就向邻近文化馆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像消防队员一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这种经历,感觉保护文物真如救火一般。”
 
  凭着这股紧迫感和责任感,河姆渡发掘中,他们发现了比邱城年代还早的文化层,提出了河姆渡“一至四期”的概念。在第四层发现了7000年前人工栽培的稻谷,成堆成堆的,黄绿黄绿的,还发现了很多木质工具,排列有序的木桩,最长的一排23米。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专程赶到现场,目瞪口呆,惊叹不已。
 
  1986年,良渚反山墓的发掘则考验了坐镇主持的牟永抗的耐心。
 
  当时,良渚文化是上海、浙江和江苏三省的共同课题,邻省市的同行已经分别发掘到以殉玉为主体的良渚大墓。但作为良渚文化故乡,浙江还没有挖到一个良渚大墓。
 
  那一年的野外经费是11000元,已经用掉3000多元。不少人建议先挖几条探沟试试。
 
  牟永抗很坚决。小打小闹十多年,这次要挖就大面积挖。但两个多月的发掘成果差强人意,只出土11座汉墓。良渚大墓的影子,一丝一毫都没见着。
 
  一般说来,墓葬向下挖到二三十厘米就可以见分晓,但挖了近一米,还无动静。压力相当大。可是,挖出来的都是熟土,说明汉墓之下可能还有墓葬。于是他顶着压力说,继续挖。
 
  连挖11座汉墓、再向下挖到一米深处,发现了后来被编为97号玉琮的12墓。蹲在墓边的发掘领队王明达不顾一切地一跃跳进墓坑,大喊“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
 
  “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并且敢于否定自己,这就是一个进步。”
 
  良渚莫角山遗址二次发掘告停,就他个人而言是遗憾;但多年后在此发现超大型营建遗迹得以保存,值得欣慰。
 
  1955年底的宁波火车站董孝子墓的发掘,共挖出135座汉、元朝墓。这是牟永抗的第一次独立主持。
 
  1956年前,长江以南始终没有找到过墓葬的“边界”,“墓”,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他把老师王文林请到宁波,住在董孝子墓里,解决“找边”问题。最终边找到了,这是长江以南考古历史技能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首战告捷,不免沾沾自喜。“但实际上,对墓内许多复修的关键,都没有加以深入研究。比如,91号墓前面还有一条23米的墓道,下面铺了砖砌的排水沟,这些位置都没有做剖面;91号墓旁边还有25个墓,和91号是什么关系,都没有做地层学上的剖面的切割……”
 
  当年出土的135座墓,每座墓都留有标本,存放在西湖博物馆附近美院附中的两间教室里。次年,一场大台风吹倒教室,标本被埋在了废墟里,清理出来,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关系。
 
  “这是我考古学上的第一个遗憾,无法偿还的一笔债,现在想想还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坚持、继续探索的精神。”
 
  他一生大部分的考古成果,在三年前被集结成册。这本300万字的《牟永抗考古文集》,对每一次的考古过程都在反思。比如,在12号良渚大墓发现后,“大墓丰富而又精美的遗物带来的喜悦,让我对反山M23东北那一片红色区域的判断失误,不恰当地采用了墓葬发掘的方法,以至破坏了这一遗迹。”
 
  时至高龄,对于学术上的一些遗憾,他有了更达观的心态。
 
  “不要认为自己的都对,而要勇敢地看到自己错的地方。敢于否定自己,就是一个进步。”
 
  当年,104国道改道工程,良渚莫角山遗址准备二次发掘,他曾认为会是自己完美的收官之作,但因种种人为原因,公路绕道,发掘告停,令他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释怀。
 
  然而,在2010年,这个公路旁边,考古所在探沟里面挖了将近十万斤的稻谷堆积,是个超大型的营建遗迹。
 
  “如果我们当时发掘,就不一定能注意到这些现象,修公路时可能就被毁掉了。所以,就我个人的成果而言,这是个遗憾,但作为遗址,它被保护下来,这给以后的考古工作者留下了课题,给了他们用武之地。”
 
  “作为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在国外得到这么高的礼遇,我非常高兴”。
 
  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
 
  198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由考古专业改为考古系,邀请一批考古专家做讲座。牟永抗是唯一一位专程被邀请的省外专家。
 
  这是自他1954年参加北大考古培训班后,30年后再一次回到北京。
 
  牟永抗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秀才,父母均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他于1933年出生于北平,6岁时回到家乡,由祖父单独督导国文。
 
  长大成人,他选择了和父亲不一样的道路——加入了新民主义青年团,成为学生中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有一年,组织上交给他一项政治任务,让他写信叫在国统区工作的父亲回到家乡。父亲回乡后,不明不白地死于阶级斗争。
 
  因父亲“国民党”身份,他受到很多不公正待遇,经历了不胜唏嘘的世态炎凉。史前研究被迫中断,论文没有自己的署名权,还被明令禁止上北京。
 
  多年后,他终于站上北大的讲台。巧合的是,讲课的教室,就是他当年参加培训班时的宿舍。而讲台,正是他当年睡的床铺的位置。
 
  他站在讲台上,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他以为是中山装的搭扣太紧,解开。还是发不出声。再解开一个扣子,还是不行。几秒钟后,两行热泪涌出眼眶,他终于蹦出了第一句话。
 
  他没有照着讲稿念,却滔滔不绝。底下是几百双年轻的明亮的眼睛:“我是对着他们求知的眼睛在讲课”。
 
  原本两场讲课被增加到六场,他在北京待了一个半月。
 
  每天晚上,他的宿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老师,有学生,还有外国留学生,向他请教各种考古学问题。
 
  在北大的这一个半月,成为他人生中两个愉悦期之一。
 
  另一个愉悦期,是在退休后。美国多家著名学府邀请他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他做了六次演讲,主题围绕玉器时代和东方太阳神崇拜而展开,场场爆满。美国首都的弗利尔博物馆专门给他发了个特殊的出入证,无需任何人陪同,可以打开任何仓库的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在国外可以得到这么高的礼遇,非常高兴”。
 
  在美国,他结识了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光直,两人相见恨晚。聊了许久,才知道张教授是更早提出“玉器时代”这一观点的考古学家。“他把玉器时代放在国际视野中来研究,这也提醒我,要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其实,在牟永抗一生的学术生涯里,提出过很多重要观点。比如,他提出太湖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摇篮,打破了传统的一元传播论和中原中心论。良渚遗址群发掘后,他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阐述了东方史前时期太阳神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前不久,浙江文物考古所发布2012年度考古重大发现:在浙江永康发现了更早的人工栽培稻谷,距今11000年。此前发现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是1971年在河姆渡发现的,距今7000年。
 
  对牟永抗来说,这意味着一个新的课题研究。“以水为背景的东亚大地的东南部,以湿地为主体的水稻种植反映了什么样的聚落形态和生存状况?以浙江东南为主体的东亚湿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我退休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希望有更多的考古界人士,以地球村的眼光来做这方面的探索。”
 
  “考古不能和经济利益挂钩,这有违考古学的本质。”
 
  1995年,有人提议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不签,后面的人也不敢签。
 
  中国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是1920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尽管他们都不是考古学专业,但都希望借此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用更科学的资料来研究历史。
 
  牟永抗讲了一个故事:湖州人慎微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之江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是浙江省按照田野考古规程操作的第一次发掘,就是慎微之老先生写信呼吁抢救保护的。1952年,他被下放到家乡湖州,在乡下一所中学当英文老师。“星期天,老先生拎个篮子,到吴兴县村头田间找东西。”
 
  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牟永抗说,“因为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考古学代表的是整个知识群体的觉醒。”
 
  1995年,牟永抗应邀去新疆参加一个和田玉的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主办方递过来一个文件,请专家签字。他坐主席台上第一个位置,文件第一个给了他。原来是一份把和田玉改为中国玉的提议,有人想用20年,把新疆和田玉开采完。开会地点的周边已经分片包给农民,挖土机日夜挖掘,一塌糊涂。
 
  牟永抗当场拒绝了。他说:和田玉只是个俗称,并不是科学命名,主要用途并不是做工艺品,而是做消防材料的。他没签,后面的人也不签;坐在主席台上的人不签,下面的人自然更不敢签。
 
  “你看某个古代名人墓的发掘,在电视上直播,挖到一个东西就可以拿出来展示,这完全是违反考古最基本的程序啊!他们挖这个墓,并不是为了在王侯墓葬制度上有什么突破,而是为了地方经济利益。这是一种堕落。”牟永抗痛心疾首。
 
(原文刊于:《杭州日报》2013年2月21日第A12版)
(责编:李来玉)

作者:庄小琴

文章出处:杭州网-杭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