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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随笔
石峁遗址: 2015年考古纪事
发布时间:2015-10-10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孙周勇 邵晶等    点击率:
  又是一个深秋, 小米和糜子都弯下头去细数今年的收成, 只有向日葵还高高仰着头, 她说要迎接更美的寒阳。 疲惫的汽车满载着辛劳了一天的考古队员, 后面还跟着 “摩托大队” , 浩浩荡荡向驻地奔去。 一群满身尘土的年轻后生, 卸下一天的辛劳疲惫, 围坐在庭院中间, 欢快地谈论着当日的收获。 再过些时日, 2015年考古工作野外部分就要结束了, 大家好像都有些依依不舍。
    
  2015年,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转型期。 在完成了外城东门址和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的发掘工作之后,考虑到遗址保护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现实情况, 我们积极调整工作思路, 有意控制工作进度, 发掘地点仅选择了樊庄子祭坛, 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遗址内部功能区划的重点复查和前期资料的整理。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收获是令人欣慰的。
 
  菱形眼纹
 
  “皇城台” 为石峁遗址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 台顶分布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 北侧有池苑遗址, 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 2015 年调查发现其北部尚有多达 9级的护坡石墙, 垂直高差约 70 米。 通向皇城台的门道位于台体东北部, 面向内外城墙。 上世纪七十年代仍可见自台底通往台顶的石砌踏步, 今尚辨其两侧对称分布的 “墩台” 等石构建筑。
 
  复查皇城台北侧墙体时, 考古队意外发现了墙体表面的菱形眼纹装饰图案。 共两组三只, 均位于皇城台北侧堑山石墙自上而下排列的第 5 阶西段。 三只眼纹嵌入石墙, 与石墙表面平齐, 都是制作规整的横放菱形砂岩石块, 剪地中央, 眼眶凸出。 第一组较大, 东西两只, 西只因所在石墙塌陷, 位置稍下偏, 原应与东只处在同一水平对称分布, 两眼大小相当, 宽约 30、 高约 18 厘米, 东西间距 28 厘米。 第二组较小, 仅存一只, 位于第一组东眼斜上方约 60 厘米处, 眼纹石块宽约 33、 高约 15 厘米, 该眼东部墙体保存完好, 未见其它菱形石块, 而西部与第一组眼纹交界处的墙体塌毁严重,推测此处应还有一菱形石块与第二组对称分布共同构成一双石眼。 两组菱形石雕眼纹都是在修砌皇城台北墙时嵌入,远望外城东门, 虽历数千年风雨剥蚀, 依旧炯炯有神, 在巍峨坚固的石墙上, 营造出石峁先民的精神屏障。 皇城台坚固雄厚、 巍峨壮丽, 大型宫室云集、 建筑考究、 装饰华丽, 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 也是宫庙基址、 祭祀等礼仪性建筑所在。 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及使用者的大量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 保持其威仪感和震慑力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入秋以来, 我们还在外城东门附近二号角台墙体上发现数只形状规整的菱形石块, 但均无边框, 是否为皇城台眼纹的简化形式, 当不排除此种可能。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饭岛武次来访, 提到石峁壁画纹样与商周云雷纹非常相似, 而本次发现的菱形眼纹或多或少与三星堆眼纹及商周饕餮眼纹有相似之处, 确实值得进一步考虑。
 
  又见人头和玉器
 
  石峁城墙内的玉器和城墙下的少女头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议话题。以往发现的温度正在慢慢褪去,但石峁仿佛在自发地告诉我们,她并不愿意淡出人们的视野。2015 年夏,针对石峁城址内部的详细调查工作启动,我们根据自然沟壑将石峁城址分为 16 个相对独立的地点展开调查,其中外城东门所在的山峁依乡人俗称“石墙阴洼” ,调查至外城东门北侧城墙近北端时,乌云密布,大有“压顶城摧”之势,调查队员远远看见石砌城墙底部有“白色似骨遗物” ,但因天气骤变,加之隔以大深沟,只 得 压 抑 住 心 内 的 激 动 和 好 奇 , 打 道 回府 。 翌日晨起 ,大家仿佛比往日起得都早,匆匆赶往“重要位置” ,抬来梯子上至高处,果然,一具头颅,同早先的发现一样,深埋于城墙下的“基础土”内。在未对该头骨做任何化学加固处理的情况下,交给赶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博士检测分析。
     
  2012 年初冬,第一片玉铲出土于外城东门外瓮城北墙内时,我们的担忧要远远大于激动,因为早先就听说,有人要在考古队撤离后,将发掘出来的石墙夷平,寻找玉器。2015 年 8 月 10 日,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在陪同主管文化的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女士考察石峁发掘工作的时候,恰逢北墩台外侧护墙墙体内发现玉钺一件。这件玉钺平置于错缝砌筑的石墙缝隙之间 , 上下之间以草拌泥敷护 , 长近 20 厘米。是日,略有微风,空气中仿佛在奏着一曲“葬玉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石峁遗址石砌城墙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墙体被肢解、损毁,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发现石头墙里埋藏着玉器。近年来的踏查过程中,笔者也多次聆听了当地百姓绘 声 绘色的描述 , 如何在石墙中发现玉器、器类及埋藏规律等。这件玉钺的出土再次证实了修建石峁外城东门址时石墙本体中使用了玉器。我们以为,石峁城址的建设者将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埋置于石墙 墙 体 的 做 法 , 或许与中国古代的“玉门”“瑶台”等观念有关,是信仰层面上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收工的路上我不停在想,准确的说不是我们发现了她们 (人头和玉钺),而是她们自己选择在合适的日子再次“面世” ,她们是要赶来为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大漠山沉雪,长城早发花” ,隆冬后的石峁山上人迹罕至,这墙里出了玉器的消息一传出 ,怎不让人堪忧?今非昔比,在陕西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神木县政府加大安全技防设施投入,为遗址构建了全天候的安全保障。
    
  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 、 威严高大 、 庄严肃穆。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然而 ,面对极端气候 ,大家都在担忧这4000 多年的城墙,是否能够经受住暴雨冻融的考验。每每念想至此,考古队员总是寝食难安,忧心忡忡。除了简单的本体加固外,目前陕西师范大学李玉虎教授带领的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减少暴雨冻融对遗迹本体的破坏。
 
  石雕人面
 
  在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前, 石峁遗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现象已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 。数年前, 有学者就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 进而公布了一批特征明显、 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 数量 20 余件, 均为砂岩质地, 大部分是人面像, 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 多系征集所获, 传说出土于皇城台一带。 2015 年 7 月, 考古队在对外城东门址一带马面进行调查时, 在外城东门南侧五号和六号马面之间的表层坍塌乱石中, 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石雕人面。 石料大致呈长方体, 后部有残损, 长 24、 宽 13、 高 20 厘米, 周身打琢痕迹明显。 人面位于石料一面上, 轮廓为竖向椭圆形, 长径 13、 短径 9 厘米,浅浮雕, 剪地边缘, 凸出于中央, 内刻眼、鼻、 嘴, 特别是对于鼻子的雕刻尤为精细, 将鼻翼两侧斜向下剪以凸出鼻梁。 整个人面轮廓清晰、 表情沉静、 栩栩如生,从其出土位置和石料加工形状来看, 极有可能同石雕眼纹一样, 原应嵌于外城东门南侧一处马面墙体表面。 同已公布的同类遗物比较, 面貌上没有与本次发现者重复的, 本次发现的石雕人面像个性化特征更为明显, 应当有具体的雕刻对象。 结合石墙内嵌玉、 墙基下埋葬人头、 墙面上嵌刻眼纹等现象推测, 石峁先民当极度在意自身精神屏障的营建, 留给我们一系列 “石破天惊” 的文化遗产。
 
  祭坛还是哨楼?
 
  樊庄子祭坛发现三年来, 一直为学界关注, 也是我们 2015 年度选择的考古发掘地点。 目前, 发掘工作已近尾声。 该地点位于整个石峁城外东南方向约 300 米, 与外城南侧一处城门隔沟相望, 四周开阔唯祭坛耸立。 从揭露情况来看, 祭坛系在自然土峁顶部垫土找平后再修构石砌建筑。
 
  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重 “石围” , 内围位于山峁顶部正中, 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 长约 14、 宽约 11 米, 墙体用砂岩石块或石片平砌而成, 部分石块表面加工平整, 石块间系草拌泥粘接。 除西墙外, 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 高 0.7 至 1.5、宽 1.3 至 1.5 米。 内围里外均未发现明显的踩踏层面或用火迹象, 但在石墙内侧, 有均匀分布的 “凹槽” , 应是在墙体内侧立柱所用的 “壁柱槽” , 三面墙体上共发现 12处。 外围为一道弧形石墙, 分布于内围东侧山坡上, 长 15.6、 宽 3.7 米, 系用较为散乱的砂岩石块平铺而成, 较内围石墙相比, 难称规整。 地层关系显示, 内外围石墙均修建在用于找平的垫土之上。
 
  从目前发现来看, 除 2013 年调查采集的一件玉铲之外, 基本不见与 “祭祀” 相关的其它遗物或现象, 但 “内方外圆” 的两重石围结构颇值深思。 此外, 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 祭坛所在山峁顶部或应为一座用柱子架撑的 “哨楼(Watch Tower) ” , 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观敌瞭哨有关。 所以也不排除其与其它四座同类遗迹共同构筑城外 “预警系统” 的可能。
 
  完整的院落
 
  2015 年, 为了结合东门址的资料整理工作, 我们对外城东门南墩台进行了再次清理发掘, 发现了两座石墙地面式房址和两座窑洞及护坡石墙、 院内隔墙构成的一座大型院落。 该院落利用南墩台内侧的高阜台地修建, 现今地势高出西侧城内地面数米, 沿院落西缘包砌的护坡石墙可分为上下两道。 可见, 院落设计之初, 即选址高处、 俯视城内。
 
  从发掘情况来看, 该院落的主体建筑为一座具有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F7, 平面近方形, 四角外圆内方, 屋墙保存较好, 用石块平砌而成, 灶址圆形位于室内正中。 F7 东依南墩台台体, 北临内瓮城南墙, 门道西望, 门口位置用较薄石板铺设出一片地坪, 正对门道的地坪处还特意用绿色弧边砂岩石板拼成近圆形图案, 精致考究。 地坪再西即为院落正门, 院门南侧门枢石尚存。 就其布局而言, 院落正门、 绿石板图案、 F7 完全在东西直线上排布。 另外, F7 背后南墩台台体上还修建了另一座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 F11, 位置高、 视野广, 不排除为 F7 所在院落哨所的可能。 由此看来, 石砌房址 F7 地位显得较为突出。
   
  两座窑洞掏挖于南墩台台体内, 均具长方形前室, 位于主体建筑 F7 东部偏南, 自北向南分别编号 F9、 F10, 并列排布, 前室间还砌有院内隔墙, 以一座小门连通两窑洞前室。
    
  F9 窑洞平面略呈南北向椭圆形, 长径 4、 短径 3.6 米。 南侧墙壁保存较好, 自下而上在高约 1.5 米处出现穹窿状窑顶, 室内地面系在红泥土上涂抹一层草拌泥, 平整光滑, 草拌泥上踩踏痕迹明显, 地面中央有灶址, 平面略呈椭圆形,灶址西侧与门道之间有两道平行凹槽,北槽内还残存 3 块竖向插入地面的石板, 推测应为灶址附近防止火势蔓延的设施。 F9 前室经石砌 “门洞” 与窑洞相连, 门洞下还有包石台阶, 高于室内地面 22 厘米。 F9 前室有平行分布的南北两道石墙, 东接石砌门洞, 西向院落, 并向外延伸与院落地面相连, 由内向外呈缓坡状, 落差约 22 厘米。 F10 与 F9 结构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 相较于 F9, F10 石砌门洞保存更好。 另外, F10 窑洞灶面下还有一座小型竖穴土坑墓。
    
  南墩台内侧大型院落的发现, 为了解东门址建造过程、 修葺再次利用及最终废弃提供了重要信息。 据目前调查勘探资料分析, 该院落朝向城内一侧的坡地上, 还有一些 “整齐” 分布的白灰面房址, 似乎可以说明, 外城东门不仅是石峁城内一处重要的居住区, 更为重要的是, 该居住区可能与城门的防御密切相关。
 
  时光荏苒,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了五个年头。 从2011年的区域系统调查到2012、 2013年度对外城东门的规模性发掘, 再到2014年度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的揭露和认识, 及至2015年的上述工作, 为逐步了解石峁城址内部聚落结构、 功能区划、 城内人口、 道路设施等关键性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也为探讨秃尾河流域聚落分布状况、 地区社会形态等问题带来契机。 然而, 遗址本身地貌支离破碎、 沟壑纵横及石砌建筑遍布, 传统的考古勘探已经不能获取有用的布局信息, 只有依赖于面积有限的考古发掘和不断的调查, 用 “瞎子摸象” 来形容目前考古工作的状态是比较客观的, 而恰恰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 “摸象” 式方法, 才是开启揭示石峁之谜的最佳有效途径。 令人欣慰的是, 石峁考古还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 相关地区的史前考古再一次被聚焦, 逐渐有重要发现填补以往空白。 黄河东岸晋北兴县璧村石城聚落的发现和发掘即是一例。 我们认为, 新时期考古工作理应有更高的要求, 而这种 “以点带面”的模式应该成为新时代考古工作的基本趋势。(孙周勇 邵晶 康宁武 李建军 屈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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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 2015年考古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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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深秋, 小米和糜子都弯下头去细数今年的收成, 只有向日葵还高高仰着头, 她说要迎接更美的寒阳。 疲惫的汽车满载着辛劳了一天的考古队员, 后面还跟着 “摩托大队” , 浩浩荡荡向驻地奔去。 一群满身尘土的年轻后生, 卸下一天的辛劳疲惫, 围坐在庭院中间, 欢快地谈论着当日的收获。 再过些时日, 2015年考古工作野外部分就要结束了, 大家好像都有些依依不舍。
    
  2015年,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进入转型期。 在完成了外城东门址和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的发掘工作之后,考虑到遗址保护与学术研究之间的现实情况, 我们积极调整工作思路, 有意控制工作进度, 发掘地点仅选择了樊庄子祭坛, 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遗址内部功能区划的重点复查和前期资料的整理。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收获是令人欣慰的。
 
  菱形眼纹
 
  “皇城台” 为石峁遗址高等级建筑的核心分布区, 台顶分布有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 北侧有池苑遗址, 周边以堑山砌筑的护坡石墙包裹。 2015 年调查发现其北部尚有多达 9级的护坡石墙, 垂直高差约 70 米。 通向皇城台的门道位于台体东北部, 面向内外城墙。 上世纪七十年代仍可见自台底通往台顶的石砌踏步, 今尚辨其两侧对称分布的 “墩台” 等石构建筑。
 
  复查皇城台北侧墙体时, 考古队意外发现了墙体表面的菱形眼纹装饰图案。 共两组三只, 均位于皇城台北侧堑山石墙自上而下排列的第 5 阶西段。 三只眼纹嵌入石墙, 与石墙表面平齐, 都是制作规整的横放菱形砂岩石块, 剪地中央, 眼眶凸出。 第一组较大, 东西两只, 西只因所在石墙塌陷, 位置稍下偏, 原应与东只处在同一水平对称分布, 两眼大小相当, 宽约 30、 高约 18 厘米, 东西间距 28 厘米。 第二组较小, 仅存一只, 位于第一组东眼斜上方约 60 厘米处, 眼纹石块宽约 33、 高约 15 厘米, 该眼东部墙体保存完好, 未见其它菱形石块, 而西部与第一组眼纹交界处的墙体塌毁严重,推测此处应还有一菱形石块与第二组对称分布共同构成一双石眼。 两组菱形石雕眼纹都是在修砌皇城台北墙时嵌入,远望外城东门, 虽历数千年风雨剥蚀, 依旧炯炯有神, 在巍峨坚固的石墙上, 营造出石峁先民的精神屏障。 皇城台坚固雄厚、 巍峨壮丽, 大型宫室云集、 建筑考究、 装饰华丽, 是整个城址的中心和贵族居住区, 也是宫庙基址、 祭祀等礼仪性建筑所在。 皇城台的修建倾注了建设及使用者的大量精力,在追求本体固若金汤的同时, 保持其威仪感和震慑力似乎显得更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 入秋以来, 我们还在外城东门附近二号角台墙体上发现数只形状规整的菱形石块, 但均无边框, 是否为皇城台眼纹的简化形式, 当不排除此种可能。 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饭岛武次来访, 提到石峁壁画纹样与商周云雷纹非常相似, 而本次发现的菱形眼纹或多或少与三星堆眼纹及商周饕餮眼纹有相似之处, 确实值得进一步考虑。
 
  又见人头和玉器
 
  石峁城墙内的玉器和城墙下的少女头颅,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热议话题。以往发现的温度正在慢慢褪去,但石峁仿佛在自发地告诉我们,她并不愿意淡出人们的视野。2015 年夏,针对石峁城址内部的详细调查工作启动,我们根据自然沟壑将石峁城址分为 16 个相对独立的地点展开调查,其中外城东门所在的山峁依乡人俗称“石墙阴洼” ,调查至外城东门北侧城墙近北端时,乌云密布,大有“压顶城摧”之势,调查队员远远看见石砌城墙底部有“白色似骨遗物” ,但因天气骤变,加之隔以大深沟,只 得 压 抑 住 心 内 的 激 动 和 好 奇 , 打 道 回府 。 翌日晨起 ,大家仿佛比往日起得都早,匆匆赶往“重要位置” ,抬来梯子上至高处,果然,一具头颅,同早先的发现一样,深埋于城墙下的“基础土”内。在未对该头骨做任何化学加固处理的情况下,交给赶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博士检测分析。
     
  2012 年初冬,第一片玉铲出土于外城东门外瓮城北墙内时,我们的担忧要远远大于激动,因为早先就听说,有人要在考古队撤离后,将发掘出来的石墙夷平,寻找玉器。2015 年 8 月 10 日,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在陪同主管文化的陕西省副省长王莉霞女士考察石峁发掘工作的时候,恰逢北墩台外侧护墙墙体内发现玉钺一件。这件玉钺平置于错缝砌筑的石墙缝隙之间 , 上下之间以草拌泥敷护 , 长近 20 厘米。是日,略有微风,空气中仿佛在奏着一曲“葬玉吟”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石峁遗址石砌城墙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墙体被肢解、损毁,其主要原因就是当地老百姓发现石头墙里埋藏着玉器。近年来的踏查过程中,笔者也多次聆听了当地百姓绘 声 绘色的描述 , 如何在石墙中发现玉器、器类及埋藏规律等。这件玉钺的出土再次证实了修建石峁外城东门址时石墙本体中使用了玉器。我们以为,石峁城址的建设者将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埋置于石墙 墙 体 的 做 法 , 或许与中国古代的“玉门”“瑶台”等观念有关,是信仰层面上驱鬼辟邪观念催生的精神武器。收工的路上我不停在想,准确的说不是我们发现了她们 (人头和玉钺),而是她们自己选择在合适的日子再次“面世” ,她们是要赶来为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大漠山沉雪,长城早发花” ,隆冬后的石峁山上人迹罕至,这墙里出了玉器的消息一传出 ,怎不让人堪忧?今非昔比,在陕西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神木县政府加大安全技防设施投入,为遗址构建了全天候的安全保障。
    
  外城东门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结构清晰、设计精巧、保存完好、装饰华丽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 。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 、 威严高大 、 庄严肃穆。作为石峁城址的制高点,坚固雄厚的外城东门既是控制交通、外防内守的实体屏障,也是石峁统治者构建的精神屏障。然而 ,面对极端气候 ,大家都在担忧这4000 多年的城墙,是否能够经受住暴雨冻融的考验。每每念想至此,考古队员总是寝食难安,忧心忡忡。除了简单的本体加固外,目前陕西师范大学李玉虎教授带领的团队已经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减少暴雨冻融对遗迹本体的破坏。
 
  石雕人面
 
  在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前, 石峁遗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现象已引起考古学家的高度关注 。数年前, 有学者就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 进而公布了一批特征明显、 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 数量 20 余件, 均为砂岩质地, 大部分是人面像, 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 多系征集所获, 传说出土于皇城台一带。 2015 年 7 月, 考古队在对外城东门址一带马面进行调查时, 在外城东门南侧五号和六号马面之间的表层坍塌乱石中, 发现了一件保存完好的石雕人面。 石料大致呈长方体, 后部有残损, 长 24、 宽 13、 高 20 厘米, 周身打琢痕迹明显。 人面位于石料一面上, 轮廓为竖向椭圆形, 长径 13、 短径 9 厘米,浅浮雕, 剪地边缘, 凸出于中央, 内刻眼、鼻、 嘴, 特别是对于鼻子的雕刻尤为精细, 将鼻翼两侧斜向下剪以凸出鼻梁。 整个人面轮廓清晰、 表情沉静、 栩栩如生,从其出土位置和石料加工形状来看, 极有可能同石雕眼纹一样, 原应嵌于外城东门南侧一处马面墙体表面。 同已公布的同类遗物比较, 面貌上没有与本次发现者重复的, 本次发现的石雕人面像个性化特征更为明显, 应当有具体的雕刻对象。 结合石墙内嵌玉、 墙基下埋葬人头、 墙面上嵌刻眼纹等现象推测, 石峁先民当极度在意自身精神屏障的营建, 留给我们一系列 “石破天惊” 的文化遗产。
 
  祭坛还是哨楼?
 
  樊庄子祭坛发现三年来, 一直为学界关注, 也是我们 2015 年度选择的考古发掘地点。 目前, 发掘工作已近尾声。 该地点位于整个石峁城外东南方向约 300 米, 与外城南侧一处城门隔沟相望, 四周开阔唯祭坛耸立。 从揭露情况来看, 祭坛系在自然土峁顶部垫土找平后再修构石砌建筑。
 
  石砌建筑可分为内外两重 “石围” , 内围位于山峁顶部正中, 平面大致呈东西向长方形, 长约 14、 宽约 11 米, 墙体用砂岩石块或石片平砌而成, 部分石块表面加工平整, 石块间系草拌泥粘接。 除西墙外, 其余三面墙体保存比较完整, 高 0.7 至 1.5、宽 1.3 至 1.5 米。 内围里外均未发现明显的踩踏层面或用火迹象, 但在石墙内侧, 有均匀分布的 “凹槽” , 应是在墙体内侧立柱所用的 “壁柱槽” , 三面墙体上共发现 12处。 外围为一道弧形石墙, 分布于内围东侧山坡上, 长 15.6、 宽 3.7 米, 系用较为散乱的砂岩石块平铺而成, 较内围石墙相比, 难称规整。 地层关系显示, 内外围石墙均修建在用于找平的垫土之上。
 
  从目前发现来看, 除 2013 年调查采集的一件玉铲之外, 基本不见与 “祭祀” 相关的其它遗物或现象, 但 “内方外圆” 的两重石围结构颇值深思。 此外, 根据方形石围内侧均匀分布的壁柱槽分析, 祭坛所在山峁顶部或应为一座用柱子架撑的 “哨楼(Watch Tower) ” , 其功能或与登高望远、观敌瞭哨有关。 所以也不排除其与其它四座同类遗迹共同构筑城外 “预警系统” 的可能。
 
  完整的院落
 
  2015 年, 为了结合东门址的资料整理工作, 我们对外城东门南墩台进行了再次清理发掘, 发现了两座石墙地面式房址和两座窑洞及护坡石墙、 院内隔墙构成的一座大型院落。 该院落利用南墩台内侧的高阜台地修建, 现今地势高出西侧城内地面数米, 沿院落西缘包砌的护坡石墙可分为上下两道。 可见, 院落设计之初, 即选址高处、 俯视城内。
 
  从发掘情况来看, 该院落的主体建筑为一座具有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F7, 平面近方形, 四角外圆内方, 屋墙保存较好, 用石块平砌而成, 灶址圆形位于室内正中。 F7 东依南墩台台体, 北临内瓮城南墙, 门道西望, 门口位置用较薄石板铺设出一片地坪, 正对门道的地坪处还特意用绿色弧边砂岩石板拼成近圆形图案, 精致考究。 地坪再西即为院落正门, 院门南侧门枢石尚存。 就其布局而言, 院落正门、 绿石板图案、 F7 完全在东西直线上排布。 另外, F7 背后南墩台台体上还修建了另一座石砌墙体的地面式房址 F11, 位置高、 视野广, 不排除为 F7 所在院落哨所的可能。 由此看来, 石砌房址 F7 地位显得较为突出。
   
  两座窑洞掏挖于南墩台台体内, 均具长方形前室, 位于主体建筑 F7 东部偏南, 自北向南分别编号 F9、 F10, 并列排布, 前室间还砌有院内隔墙, 以一座小门连通两窑洞前室。
    
  F9 窑洞平面略呈南北向椭圆形, 长径 4、 短径 3.6 米。 南侧墙壁保存较好, 自下而上在高约 1.5 米处出现穹窿状窑顶, 室内地面系在红泥土上涂抹一层草拌泥, 平整光滑, 草拌泥上踩踏痕迹明显, 地面中央有灶址, 平面略呈椭圆形,灶址西侧与门道之间有两道平行凹槽,北槽内还残存 3 块竖向插入地面的石板, 推测应为灶址附近防止火势蔓延的设施。 F9 前室经石砌 “门洞” 与窑洞相连, 门洞下还有包石台阶, 高于室内地面 22 厘米。 F9 前室有平行分布的南北两道石墙, 东接石砌门洞, 西向院落, 并向外延伸与院落地面相连, 由内向外呈缓坡状, 落差约 22 厘米。 F10 与 F9 结构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 相较于 F9, F10 石砌门洞保存更好。 另外, F10 窑洞灶面下还有一座小型竖穴土坑墓。
    
  南墩台内侧大型院落的发现, 为了解东门址建造过程、 修葺再次利用及最终废弃提供了重要信息。 据目前调查勘探资料分析, 该院落朝向城内一侧的坡地上, 还有一些 “整齐” 分布的白灰面房址, 似乎可以说明, 外城东门不仅是石峁城内一处重要的居住区, 更为重要的是, 该居住区可能与城门的防御密切相关。
 
  时光荏苒, 石峁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连续开展了五个年头。 从2011年的区域系统调查到2012、 2013年度对外城东门的规模性发掘, 再到2014年度内城韩家圪旦贵族墓葬区的揭露和认识, 及至2015年的上述工作, 为逐步了解石峁城址内部聚落结构、 功能区划、 城内人口、 道路设施等关键性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也为探讨秃尾河流域聚落分布状况、 地区社会形态等问题带来契机。 然而, 遗址本身地貌支离破碎、 沟壑纵横及石砌建筑遍布, 传统的考古勘探已经不能获取有用的布局信息, 只有依赖于面积有限的考古发掘和不断的调查, 用 “瞎子摸象” 来形容目前考古工作的状态是比较客观的, 而恰恰正是这种日积月累的 “摸象” 式方法, 才是开启揭示石峁之谜的最佳有效途径。 令人欣慰的是, 石峁考古还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 相关地区的史前考古再一次被聚焦, 逐渐有重要发现填补以往空白。 黄河东岸晋北兴县璧村石城聚落的发现和发掘即是一例。 我们认为, 新时期考古工作理应有更高的要求, 而这种 “以点带面”的模式应该成为新时代考古工作的基本趋势。(孙周勇 邵晶 康宁武 李建军 屈凤鸣)
 
 

作者:孙周勇 邵晶等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