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考古园地考古随笔
考古随笔
司母戊鼎研究历程初览(中)1949年-1979年
发布时间:2015-07-06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李维明    点击率:
  这一时段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等特殊的历史事件。大鼎先后为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陈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与探讨大鼎有关的考古发现有:在武官村北探出了相传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发现熔铜炉,自身设有出铜口,有的还有流道;大方鼎铸范,浇铸大型青铜器的房址,五号墓(又称妇好墓)的发掘等。这些都为探究大鼎出土地点、时代、铭文释读和铸造工艺提供了新的参考材料。
  
  出  土
  
  这一时段,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平庐《司母戊大鼎(封面说明)》(《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曾昭燏《司母戊鼎前言》(《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不同程度地介绍大鼎出土情况。
  
  “大鼎出自吴家柏树坟园,村民吴玉瑶田中(或吴姓地主),俗称‘马槽鼎’。出土时一耳破碎,当时发掘者没有把碎片拾出。出土后曾拟锯断运出,试之一足,未能锯下。”
  
  “1946年,被安阳专员赵质臣侦悉,收归公有。因国府主席蒋公诞辰运南京,交由中央博物院保存。”
  
  “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官大墓WKGM1,知悉大鼎出土地点在其西南隅约八十公尺处。1959年春对传出大鼎的墓葬进行钻探,确定了大致范围。”
  
  研  究
  
  大陆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将夏商周社会属性定性为奴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一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社会各种运动改造之后,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以往治学方法与传统,从而影响了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部分青年学者。有学者以殷墟考古材料为基础推出早商文化的新成果(邹衡)。台湾学者多沿续前辈学者的学术方法与传统,就大鼎研究而言,更多的是古文字学者对铭文释读讨论。
  
  参与大鼎介绍与研究的学者来自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冶金等不同学术领域,以平庐《司母戊大鼎(封面说明)》、曾昭燏《司母戊鼎前言》、于省吾《司母戊鼎的铸造和年代问题》(《文物精华》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64年)、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金祥恒《释后》(《中国文字》第三卷,1962年12月)等学术文章为代表,较以往成果有新的补充认识。
  
  制造技术  铸造大鼎需要几百甚至上千的奴隶组成数百个小组,使用“将军盔”那样的炼锅,把炽热合金液倾注范中铸成。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曾昭燏)。
  
  有学者(杨根、丁家盈)推测大鼎的铸造工艺过程采用组芯(泥芯,又称内胎或内范)的造型方法。参照《天工开物》的记载,推断工艺程序为陶土制模(描绘雕刻花纹,焙烧增加坚固程度);制范(据铸痕推测,鼎身八块,每条足三块,底及内各用四块,焙烧坚固);在地坑中拼合内模、外范,在范四周填以泥土,焙烧坚固;使用四十个大坩埚溶铜浇入连接鼎足浇口(两个浇口,用一足作为排气冒口,或者鼎底的两道痕迹也可能是排气冒口)的土槽筑成。据鼎耳下部取样进行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测定合金成分铜84.77%,锡11.64%,铅2.79%,另外还有微量的铁、铬、锌、砷、硅、钙等元素,应是铜锡矿石中的杂质。这一合金成分与六齐中钟鼎之齐比例接近,较商代早期铜器锡的含量(7.1%)明显提高。
  
  大鼎铸造工作场面大,参与人员多(坩埚一百五十人,加上制范、运输和管理,将近二三百人),需要精密的计算和配合;推测耳、鼎可能是两次铸造;空心足(最后约一二十厘米)与鼎壁厚度接近,使冷却收缩时产生的应力一致,以免连接处开裂,也减轻了重量,节约金属。
  
  随后有学者(于省吾)通过观察,认为鼎腹四面用八块范,底四块范,每足两块范,共计二十块范;鼎耳、足约三分之一的最下部分,是单铸后加上去的,不知用范若干块;耳是空心,内有范土;曾被报道的鼎身一侧面右上角有一不规则三角形的铜壁,当为补铸痕迹。
  
  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是对司母戊鼎进行修复,用化学方法处理铜疾(绿色粉锈),仿制装配缺失1耳。
  
  铭文考释  多数学者沿用“司母戊”称名。有主“司”学者认为司作祭祀意(平庐)。
  
  台湾学者专文对将卜辞中“  ”释为司,作“祠”意的认识提出反驳,认为当释“后”,意为受祭对象;列举卜辞中“龚后”“后母”“母后”“后癸”“后辛”等辞例作为“   ”释为后的论据;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   ”形,是正反书之证,实为一字;认为后字源于石,借石为后,据传世文献《尚书》《左传》《礼记》记载,认为借“后”为皇王帝后之称,遂借为皇妃之后;在有些卜辞中假借为祀,或叚作祠。因此,大鼎铭文当释“后母戊”(金祥恒)。另有台湾学者认为母后,叚司为后,作祀之用,为尊崇意(丁骕《说后》《中国文字》第七卷,第31册,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系编印,1969年)。
  
  有学者将安阳殷墟五号墓(又称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并引春秋时叔夷镈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古文字没有左右向的区别为据。认为后字专属于王后,或为武丁之后。据此主张将“后母(女)”合为一字,写作“  ”,作王后意。铭文释为“后戊”(《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唐兰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
  
  按,金祥恒,1918—1989年,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研究。是年44岁。《释后》一文,以较为充实的材料为邵慎之首提“后”说做进一步的论证,对“后”说渐起具有较大影响。
  
  母戊,有学者考之盘庚迁殷后有武丁、祖甲、武乙配名戊者,从字形特征认为是武乙配,文武丁兄弟行为母做器(平庐);或认为也有可能为帝乙配(陈梦家)。有学者提出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做器者可能为武丁子祖庚、祖甲,或祖甲子廪辛、康(庚)丁(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或认为是武丁的配偶妣戊,怀疑是卜辞常见的妇妌(唐兰)。
  
  编年定位  有考古学者依据当时能够见到的殷墟考古材料,首次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据青铜器主要纹饰饕餮纹尾部下卷、铭文笔道波磔等特征判断大鼎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1964年第4、5期)。或因“司母戊”与殷墟五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司母辛”书法风格、字体特征、铭文顺序雷同,认为其年代可提到殷墟前期。或认为五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群并非同时,依时代早晚可以分为三组,在殷墟文化编年中分属二期3组、三期4组、5组(分别见《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杜廼松、邹衡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
  
  度量数据  尺寸改为公制单位。重一千四百多斤(或875公斤稍低、1750斤稍低),连耳高137厘米(或132.8厘米、133厘米),长110厘米(或116厘米、106厘米),宽77厘米(或71厘米、75厘米、75.5厘米、76厘米、78厘米、79厘米),足高46厘米(或47.3厘米、51厘米),足径15厘米(或14.3厘米),足外周径40厘米(下)、61.4厘米(上),壁厚6厘米(或说厚度各部分不同)。为大鼎中最大最重者。
  
  图案内涵  将以往通称夔龙纹部分改称饕餮纹(平卢)、兽面纹(于省吾),部分纹饰具体识为虎(平卢、曾昭燏、于省吾)、牛首(平卢)、蚕纹(平卢),带羊角的兽面纹(曾昭燏)、鱼纹(于省吾、曾昭燏)、蝉纹(平卢)。以往所称龙脊改称稜(平卢)、直棱(曾昭燏)、翅(俗称腓子,于省吾)。
  
  综上,这一时段有关大鼎的度量、图案和铭文的认识较以往具体深入,首次依据殷墟文化分期排定大鼎的编年位置,通过观察和科技手段探讨铸造工艺,开拓了大鼎研究路径。参与研讨大鼎的作者群来自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冶金等学术领域,多学科联合研讨大鼎的学术问题,为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7月3日第6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考古网
分享到: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备案号:京ICP备05027606

您是第
AmazingCounters.com
位访问者

 
考古随笔

司母戊鼎研究历程初览(中)1949年-1979年

发布时间: 2015-07-06

  这一时段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等特殊的历史事件。大鼎先后为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和展览陈列。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展开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与探讨大鼎有关的考古发现有:在武官村北探出了相传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发现熔铜炉,自身设有出铜口,有的还有流道;大方鼎铸范,浇铸大型青铜器的房址,五号墓(又称妇好墓)的发掘等。这些都为探究大鼎出土地点、时代、铭文释读和铸造工艺提供了新的参考材料。
  
  出  土
  
  这一时段,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平庐《司母戊大鼎(封面说明)》(《大陆杂志》第二卷第五期,1951年)、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曾昭燏《司母戊鼎前言》(《曾昭燏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年)不同程度地介绍大鼎出土情况。
  
  “大鼎出自吴家柏树坟园,村民吴玉瑶田中(或吴姓地主),俗称‘马槽鼎’。出土时一耳破碎,当时发掘者没有把碎片拾出。出土后曾拟锯断运出,试之一足,未能锯下。”
  
  “1946年,被安阳专员赵质臣侦悉,收归公有。因国府主席蒋公诞辰运南京,交由中央博物院保存。”
  
  “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武官大墓WKGM1,知悉大鼎出土地点在其西南隅约八十公尺处。1959年春对传出大鼎的墓葬进行钻探,确定了大致范围。”
  
  研  究
  
  大陆学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运用马克思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将夏商周社会属性定性为奴隶社会,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一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经历社会各种运动改造之后,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以往治学方法与传统,从而影响了5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部分青年学者。有学者以殷墟考古材料为基础推出早商文化的新成果(邹衡)。台湾学者多沿续前辈学者的学术方法与传统,就大鼎研究而言,更多的是古文字学者对铭文释读讨论。
  
  参与大鼎介绍与研究的学者来自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冶金等不同学术领域,以平庐《司母戊大鼎(封面说明)》、曾昭燏《司母戊鼎前言》、于省吾《司母戊鼎的铸造和年代问题》(《文物精华》第三集,文物出版社1964年)、杨根、丁家盈《司母戊大鼎的合金及其铸造技术的初步研究》(《文物》1959年第12期)、金祥恒《释后》(《中国文字》第三卷,1962年12月)等学术文章为代表,较以往成果有新的补充认识。
  
  制造技术  铸造大鼎需要几百甚至上千的奴隶组成数百个小组,使用“将军盔”那样的炼锅,把炽热合金液倾注范中铸成。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曾昭燏)。
  
  有学者(杨根、丁家盈)推测大鼎的铸造工艺过程采用组芯(泥芯,又称内胎或内范)的造型方法。参照《天工开物》的记载,推断工艺程序为陶土制模(描绘雕刻花纹,焙烧增加坚固程度);制范(据铸痕推测,鼎身八块,每条足三块,底及内各用四块,焙烧坚固);在地坑中拼合内模、外范,在范四周填以泥土,焙烧坚固;使用四十个大坩埚溶铜浇入连接鼎足浇口(两个浇口,用一足作为排气冒口,或者鼎底的两道痕迹也可能是排气冒口)的土槽筑成。据鼎耳下部取样进行光谱定性分析和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测定合金成分铜84.77%,锡11.64%,铅2.79%,另外还有微量的铁、铬、锌、砷、硅、钙等元素,应是铜锡矿石中的杂质。这一合金成分与六齐中钟鼎之齐比例接近,较商代早期铜器锡的含量(7.1%)明显提高。
  
  大鼎铸造工作场面大,参与人员多(坩埚一百五十人,加上制范、运输和管理,将近二三百人),需要精密的计算和配合;推测耳、鼎可能是两次铸造;空心足(最后约一二十厘米)与鼎壁厚度接近,使冷却收缩时产生的应力一致,以免连接处开裂,也减轻了重量,节约金属。
  
  随后有学者(于省吾)通过观察,认为鼎腹四面用八块范,底四块范,每足两块范,共计二十块范;鼎耳、足约三分之一的最下部分,是单铸后加上去的,不知用范若干块;耳是空心,内有范土;曾被报道的鼎身一侧面右上角有一不规则三角形的铜壁,当为补铸痕迹。
  
  文物保护工作主要是对司母戊鼎进行修复,用化学方法处理铜疾(绿色粉锈),仿制装配缺失1耳。
  
  铭文考释  多数学者沿用“司母戊”称名。有主“司”学者认为司作祭祀意(平庐)。
  
  台湾学者专文对将卜辞中“  ”释为司,作“祠”意的认识提出反驳,认为当释“后”,意为受祭对象;列举卜辞中“龚后”“后母”“母后”“后癸”“后辛”等辞例作为“   ”释为后的论据;卜辞、殷周金文或有写作“   ”形,是正反书之证,实为一字;认为后字源于石,借石为后,据传世文献《尚书》《左传》《礼记》记载,认为借“后”为皇王帝后之称,遂借为皇妃之后;在有些卜辞中假借为祀,或叚作祠。因此,大鼎铭文当释“后母戊”(金祥恒)。另有台湾学者认为母后,叚司为后,作祀之用,为尊崇意(丁骕《说后》《中国文字》第七卷,第31册,国立台湾大学文学系编印,1969年)。
  
  有学者将安阳殷墟五号墓(又称妇好墓)出土部分铜器铭文、石文释“后母辛”“后辛”,并引春秋时叔夷镈讲成汤伐夏后,后字也写成司,古文字没有左右向的区别为据。认为后字专属于王后,或为武丁之后。据此主张将“后母(女)”合为一字,写作“  ”,作王后意。铭文释为“后戊”(《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唐兰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
  
  按,金祥恒,1918—1989年,浙江海宁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甲骨文研究。是年44岁。《释后》一文,以较为充实的材料为邵慎之首提“后”说做进一步的论证,对“后”说渐起具有较大影响。
  
  母戊,有学者考之盘庚迁殷后有武丁、祖甲、武乙配名戊者,从字形特征认为是武乙配,文武丁兄弟行为母做器(平庐);或认为也有可能为帝乙配(陈梦家)。有学者提出可能是指武丁的法定配偶,或祖甲的法定配偶,做器者可能为武丁子祖庚、祖甲,或祖甲子廪辛、康(庚)丁(杨锡璋、杨宝成《从商代祭祀坑看商代奴隶社会的人牲》《考古》1977年第1期)。或认为是武丁的配偶妣戊,怀疑是卜辞常见的妇妌(唐兰)。
  
  编年定位  有考古学者依据当时能够见到的殷墟考古材料,首次对殷墟文化进行分期,据青铜器主要纹饰饕餮纹尾部下卷、铭文笔道波磔等特征判断大鼎属于殷墟文化第三期(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1964年第4、5期)。或因“司母戊”与殷墟五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司母辛”书法风格、字体特征、铭文顺序雷同,认为其年代可提到殷墟前期。或认为五号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群并非同时,依时代早晚可以分为三组,在殷墟文化编年中分属二期3组、三期4组、5组(分别见《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杜廼松、邹衡发言,《考古》1977年第5期)。
  
  度量数据  尺寸改为公制单位。重一千四百多斤(或875公斤稍低、1750斤稍低),连耳高137厘米(或132.8厘米、133厘米),长110厘米(或116厘米、106厘米),宽77厘米(或71厘米、75厘米、75.5厘米、76厘米、78厘米、79厘米),足高46厘米(或47.3厘米、51厘米),足径15厘米(或14.3厘米),足外周径40厘米(下)、61.4厘米(上),壁厚6厘米(或说厚度各部分不同)。为大鼎中最大最重者。
  
  图案内涵  将以往通称夔龙纹部分改称饕餮纹(平卢)、兽面纹(于省吾),部分纹饰具体识为虎(平卢、曾昭燏、于省吾)、牛首(平卢)、蚕纹(平卢),带羊角的兽面纹(曾昭燏)、鱼纹(于省吾、曾昭燏)、蝉纹(平卢)。以往所称龙脊改称稜(平卢)、直棱(曾昭燏)、翅(俗称腓子,于省吾)。
  
  综上,这一时段有关大鼎的度量、图案和铭文的认识较以往具体深入,首次依据殷墟文化分期排定大鼎的编年位置,通过观察和科技手段探讨铸造工艺,开拓了大鼎研究路径。参与研讨大鼎的作者群来自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冶金等学术领域,多学科联合研讨大鼎的学术问题,为相关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全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7月3日第6版)
 
 

作者:李维明

文章出处:中国文物信息网